——军国主义与立宪政治之衰亡
自甲午、庚子以还,国人感于内治之不修而外祸之日亟也,思有以药之,于是有军国主义,对外者也,其结果为北洋练兵;于是有立宪运动,对内者也,其结果为预备立宪。
练兵矣!自六镇而三十六镇,而四十师,而五十师;自禁卫军而模范团,而边防军。尽天下之财以供其用,而其结果则何如?
立宪矣!自十年预备而元年国会,而旧国会,而新国会;自谘政院而南北两京之参议院。群天下之才以期其成,而其结果又何如?
呜呼!我国民经此沉痛之经验,亦尝研究其所以然之故欤?夫知其所失者在彼,乃知其所得者在此,此“经验”二字之所以可贵也。
练兵也,立宪也,此非中国所独创,彼世界之人,行之而大强其国者也!以蕞尔三岛之英,而国旗辉乎大地,问其政体,则曰立宪!以地瘠民贫之日耳曼,而一跃称霸于欧洲,问其内容,则曰军国主义!然犹可曰彼自有其历时环境之原因,非他人所得而强学者。乃若区区东邻,亦仅三十年之功,露头角于东亚。地相邻也,种相类也,乃一服此速效之兴奋剂,而其势骤张,若是乎,则内忧外患之对症药,舍是曾莫与易也。一服不洽,至于再至于三。夫世界为之而日兴,而吾人为之而日败者,则何以故?何以故?
则有为之进一解者,曰:苟人之不臧,虽有良法美意,适以咨其扰乱之媒耳。是说也。是说也,则犹之医者以人之必死为先提而自矜夸其药之功效良也。其然乎?其不然乎?夫制度无绝对之善恶,所贵者适而已。军国,立宪,果必效之良剂,可以治百病者乎?
方欧战之未起,而固未有敢对此二巨灵而加以讥评者。幸也,自种其因,自收其果。而欧洲之大战起,自是战结局,而欧洲之新局面开,而中国之新生命起。
自个性之自由发其源,其流入于阶级制度之民族,于是对内而有立宪政治,对外而有军国主义,而其间承上起下之机关,全在一种特别阶级之贵族。其自身既有坚固之组织,而在政治上又立于垄断之地位。于是利用国民势力,对于君主而确定其条件,则谓之曰宪法,英是也。奉承君主之威灵,对于国民而扩充其教育,则谓之曰征兵令,德是也。俄则贵族之势强于平民,故为片断的军国主义。法则平民之势强于贵族,故成綦端之共和政治。
日本之变也,适当其封建之初衰。其士族制度之组织地位尚在,故长萨用之于军国主义而成功,而立宪运动则让诸自余诸藩士。
(附注:日本今日攻军阀者,政党也。然军阀若亡,则今日之政党亦必随之而倒。)
我中国非阶级制度之国家,故立宪政治、军国主义,于
历史上不能得其据,于事实上无以立基础。盖承上起下之机关不备,虽有良法,无术以运用之。此三十年扰扰纷纷,所以徒为东施之效颦,而一无实效也。
反之,国家元首,无一定之同姓相续之必要,则无论尧舜之禅让,无论汤武之革命,历史上之事实,入于国民之思想者,至深且厚。此各种革新运动,所以惟共和一事独告成功也。
是故中国失败于十九世纪之原因,盖同时即为成功于二十世纪之证据,贵族消灭,农民自由,盖三千年之历史性,乃适然吻合于今日大战以后之新潮流。大战者,军国主义之尾声,而立宪政治动摇之初步也。
中国无贵族,故国民团结之方式,只有二种:曰专制,曰共和。虽然专制之条件,在特出之英雄,而英雄者,可希望不可以强求者也。反之共和之条件,在各人之个性,而此区区之“我”盖无论何时何地,不敢违背我之命令而最靠得住者也,此则共和国家之根本特长也。
是故共和之国家,人人可以出力,时时可以用功,处处可以着力,此中国之新生命所以强固不拔,而非彼借厌世之名以自诿自欺者,所得而亡之者也。
满清之立宪,袁氏之帝制,张勋之复辟,表面上皆有可能性,而卒不成者,固新潮之影响,抑亦历史性之成功也。呜呼!三者皆歧路之可导入于绝地者,而卒籍我民族全体之直觉灵光以免,故民国前途,正是堂堂一条大道,有永久之未来,而彼利用军国主义、立宪政治以暴发一时者,则如墨之幽灵方日日踞其灵魂之上以笑。呜呼!我国民何为而自馁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