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遗失信仰继续文恬武嬉 中国人将注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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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旭：若遗失信仰继续文恬武嬉 中国人将注定被淘汰

来源：[url=]海疆在线[/url]
作者：戴旭
时间：2015-01-21 14:50:55

近代中国历史从逻辑上看，是一个长达百余年的因果链：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出国家技术落后和精神懦弱，致使日本生出夺华野心;中日甲午战争晚清政府战败，允许日本驻军中国，又为此后日本大举侵华埋下导火索，而中华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远超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民国政府抵抗不力，美国介入、苏联出兵，导致抗战胜利后中国没有在东三省和朝鲜半岛的受降权力，因此，又埋下了此后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继续付出牺牲的伏笔。

中国就如同参加一场生死拳击赛，连续三次更换选手上场：先是晚清，后是民国，最后是新中国。

最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彼时新中国的军人们，在六十年前中国曾经遭受屈辱的地方，狂飙横扫，一雪前耻，“东亚病夫”的称谓被彻底埋葬，“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至今日，中国人还“沐浴”在新中国用巨大牺牲打出来的自信和自豪中。

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从甲午“心败”、抗战“心胜”、当代“心防”看过来，就是中华民族“凤凰涅槃”走向新生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全面演示了中华民族这一世界最古老民族得以存续的原因。

这百余年来的历史故事，是每一个中国人必读必知的教科书。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明了，倘若一个国家没有理想，一个民族没有精神，一群国民没有信仰，纵使拥有再大的体量也不过是一具“僵尸”;倘若一支军队没有灵魂，军人不知道为何而战、为何而死，即便拥有再好的武器装备也是废铁一堆、再多的数量也是奴隶一群。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功勋，就在于以艰苦卓绝的牺牲，唤醒了中华民族勇猛无畏、永不屈服的精神，从而焕发出压倒一切敌人的强大战力与民族信心。

今天，我们没必要费尽心思地创造，更没必要左顾右盼地去寻找。曾经孕育了新中国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其实就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曾依靠它们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成就，今天和未来，它们仍然是“中国奇迹”的源泉。

可以说，从民族灵魂的重塑、精神的再造，到新型军事、政治、经济体系的创建，我们用这些精神法宝实现了近代中国最大的创举。而从列强铁蹄、虎口下的挣扎，到在“冷战”的夹缝中崛起为世界大国，新中国的战略思维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毫无疑问，新中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相对于中华文明中的汉唐盛世和今天中国担负的大国责任，中国还应有更高的目标与追求。今天的中国人，只需要注意不要在追逐财富的狂奔中遗失信仰，更不要被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下丢弃这些无比宝贵的精神法宝，中国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2014年，是甲午战争失败12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中国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年内，几乎同时去纪念一场败仗和一场胜仗，这或许被一些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看作是一个奇观，但只有中国人才明白这两场战争之间的关联与差别。

这是中国在战争的“舞台”上，与同一个对手、在不同时空进行的两场生死决战。第一个回合，日本胜了，代表中国的晚清政府被打倒在地，日本肆意凌辱、劫夺中国，并步步紧逼;第二个回合，看上去已濒临绝境的中国，却骤然如火山爆发一般奋起反击，最终灭掉了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中华民族、霸占整个中国的狂妄野心。日本放下武器，彻底投降。

第一个回合，中国军队拥有军事装备和军队数量的全面优势，却一败涂地;第二个回合，中国处于绝对的军事劣势，却赢得了胜利。这是为什么?

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问号里包含着的历史秘密，不仅是解开今日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钥匙”，也是我们能否真正树立习近平主席倡导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进而坚定实现中国梦信心的关键。

“心败”是甲午战败之根;“心胜”是抗战精神之核;而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收复精神失地”的第二次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为什么败?反思这场战争的文章汗牛充栋、林林总总。我认为，晚清政府实际上是败于“心”，而不是败在陆上和海上的军事对抗中。

甲午战争的直接起因不过是一个外交事件，一次海上冲突，几场边界战斗，其目的原是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但最终结果却是，清朝不仅丢掉了朝鲜，还丢掉了琉球、台湾，付出了巨额赔款，外加允许日本在本土驻军。翻遍世界战争史，找不到同样的案例。

甲午战争，日本倾举国之力一赌国运，而清朝为何在没有动用全部国家力量的情况下就吞下了战败的苦果呢?我认为，晚清政府不是被日本打败的，而是被吓败的。一个大国被小国吓败，这才是真正令中国蒙羞的奇耻大辱!

从甲午战争的军事对抗阶段看，发生在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边界的五场小战役，无论哪场战役，从国力和军力等硬指标上分析，清朝都具备战胜日本的优势条件。

先说起因。1871年，日本挑起“琉球事件”，看大清国对此没太大反应，继而于1875年出兵琉球，琉球随即派遣使臣赴大清国求救。此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国力孱弱，就如同“一只刚满月的小狼对着一头大牛呲牙咧嘴”。而大清国的“国务卿”李鸿章怎么做的呢?他去请当时来访的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调停。自己的属国被入侵，宗主国不出手相救，反而去求别人主持什么公道?这一幕后来又发生在东三省被日本入侵时，国民党政府却向国联控诉日本，请求主持公道，几十年都没有长进。

身经百战的格兰特在象征性地作出调停姿态后，随即宣布“调停失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我甚盼中国自强”。其助手杨格说，“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清朝的外强中干被日本看破，于是得寸进尺。此后，日本持续70多年都采用这种做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凡是日本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时，中国就需要反思自己了。1877年，日本强行要求琉球从法理上切断与清朝的藩属关系。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力主先发制人、征讨日本。

何如璋认为，“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之争衡，尚有胜算;如果“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必后悔莫及。他指出，“日本国力远逊中国，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债台高筑，若开战，则须以现金向西洋各国购买军械，日本无力作此无米之炊”。

何如璋还认为，日本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而且，琉球靠近台湾，日本如果将琉球改设郡县，就可以成为侵略台湾的基地;而琉球人因得不到中国的支援，也可能“甘心从敌”，琉球人本就“习劳苦、耐风波”，“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因此，他主张，争夺琉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台湾，“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

何如璋当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可李鸿章及清廷中枢机构经过反复权衡后，竟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谈判!

可是，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在中日之间进行《北京条约》谈判时，李鸿章就曾试图对日本使臣森有礼“晓之以理”：“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而森有礼却回答说：“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征服日本的唯一一次战略机遇被轻轻放掉。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琉球公使在李鸿章的衙门口痛哭三天，拔剑自刎!其他属国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大清国威扫地，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于此崩塌。作为宗主国，竟懦弱、无能到此种地步，谁愿意跟着你!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一直处于败退态势，直到五次战役全部输掉，只能割地赔款以求和。但由于日本所提《马关条约》条款内容过于苛刻，当时清廷朝野多主张拒和、迁都、再战，学子们为此还“公车上书”。那为什么清政府不敢继续和日本打下去?

一是清朝统治者的辽东祖陵已落敌手，怕遭羞辱，内心恐慌。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之所以将大批陆军调往辽东而不是守卫日军主攻的北洋水师总部，难以启齿的原因正在于此;二是清朝经营北京已两百多年，搜刮珍宝无数。古玩字画等小物件方便带走，可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如何携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眼看着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以慈禧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已遭心理重创。此时，绝难再承受“割肉”之痛;三是经历过太平天国“誓杀清妖”的内患，清廷对深入汉地心有余悸。

说到底，还是心病!迁都再战，清朝统治者不仅将损失大量财富和珍宝，甚至有可能动摇其统治根本。所以，清廷权衡再三，选择接受强盗的勒索，赔款割地，以此将战争失败的代价转嫁到全国百姓头上。

此时的李鸿章，已在大办洋务中发了大财，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银子当时就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所以，李鸿章害怕继续与日本开战会致使自己劣迹败露、身败名裂，于是，便不顾当时的纷纷朝议和千秋骂名，上下联手，力排众议签下合约。

事后，李鸿章说自己是清朝的“裱糊匠”，把亡国的责任推给体制，后世的有些学者还为李鸿章翻案，说他不过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办，是“替罪羊”。李鸿章的自我辩解和某些学者无知的同情其实苍白无力，因为，李鸿章就是晚清统治阶层的缩影，他身上折射出的就是历代封建王朝颓废的“死光”。

在众多反思甲午战争的文章中，不乏关于装备落后的论述，多是说北洋水师多年未添一舰、没有速射炮，等等。这个理由即便成立，也只能为甲午战争中黄海海战不分胜负的结果作解释，可是，另外四场陆地、陆海战役如何解释?

牙山之战中，日本随军记者山本忠辅这样写道：“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

《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说的是清朝陆军主将叶志超。

再看陆地决战的一个例子。同一部书中这样记载：“大连湾陷则旅顺无援，旅顺落于我手，即可长驱直攻直隶。”日本看到这一点，清朝也看到了这一点。旅顺口炮台防御工事从1881年开建，沿周边山势修筑海陆炮台数十座，配备的全是从德国购买的最新克虏伯后膛大炮，口径从80毫米到240毫米，一应俱全。

1887年，“地险水深，山势回环”的大连湾炮台也开始修建。由60余座炮台要塞群构成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险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如果单从军事防御角度看，即使清军在其他方向的战役都失败了，也应该在这里赢得一场战役。

但是，结果呢?清军总共只打出2发炮弹!500名日军敢死队队员冲上去后发现阵地内空无一人。日军缴获崭新的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大连湾不仅没有成为清军的屏障，反而成了日军攻打旅顺的物资保障基地。原来，早在金州战斗时，守将赵怀业就把军粮、军服等军用物资偷偷运到烟台，换成了白银，随后带着家眷弃阵逃跑了。

晚清在军事阶段失利之后，只求战事早日结束，但《马关条约》却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战事——可以称之为甲午战争的第二阶段：引来了八国联军。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也最终使甲午战役被最终定格为甲午战争，日本也由此生发灭华之心。

甲午战争成了美国的反面教材。四年之后的1898年，将要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在《赞奋斗不息》一文中这样说：“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20世纪许多国家的命运将处于危难之中，这种危险也威胁着我们。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如果我们仅仅追求昏庸懒散的悠闲生活和安逸，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

封建统治阶层的颓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精神上不思进取，生活上骄奢淫逸、贪贿无度，外交上奴颜媚骨，军事上懦弱退让。由此带来民风败坏，社会整体堕落。放眼中国的历史，凡是当这种情形出现时，彼时的王朝就已经在亡国的“周期律”中逐渐走向衰亡，其内部火并(民变、农民起义)和外部入侵也必将接踵而至。

1901年，光绪在诏书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这个“私”字的含义就是腐败。在甲午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两朝帝师翁同龢就有挟私报复李鸿章的嫌疑。翁一边极力鼓动开战，一边却又处处掣肘，准备看李的笑话。他最后说：“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可算是人之将死，良心发现。

海上战事起，朝中盛宣怀等主张海军战略出击，先突袭长崎后回击仁川。但北洋主将丁汝昌不执行，李鸿章也不坚持。丁汝昌在想什么?

至日本在辽东登陆，丁汝昌建议出动北洋海军主力断日后路，这本是釜底抽薪之举，而李鸿章又严令不许。李鸿章在想什么?

北洋战事急，李鸿章想请南洋水师帮忙，而南洋水师趁机“开价”：要求提拔自己的将领。

清朝政府的私心前边已经提到，但这种政府官员和前线指挥者的私心其实危害更大，会导致一线官兵产生私心，于是，上下离心、军心瓦解，直至一败涂地。

晚清至“死”，官场风气无改。辛亥革命前，《申报》社论评述晚清官场时说：“今日之执政者，其心思惟欲保全现在之禄位，或者欲超越现在之禄位而已，其外，固一无用心者也。”

作为国家机器“核心部件”和“坚硬外壳”的军队，在这种汹涌的腐败狂潮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曾经不可一世的八旗兵，最后堕落为追逐声色犬马的行尸走肉，在平息太平天国的内战中就已不堪一用，内战中骁勇精锐的湘军和淮军改编为国家正规军之后，首先学会的就是八旗、绿营的腐败作风。

晚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利令智昏，只关注经济指标，致使各级官员都忙于追名逐利，却对迫在眉睫的国家威胁不惕厉警醒，对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军事变革竟视为儿戏。日本明治时期的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说：“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这是旧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其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的颓废”，在中国古老肌体上引起的综合并发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混沌、失衡、无措、衰朽——我称之为“政治植物人综合症”：视野短浅，思维陈旧，苟且偷安;缺乏信仰，萎靡不振，畏敌如虎;自私自利，腐败无度;文弱无耻，惜死顾身;社会意识形态混乱;全民腐败蔓延;等等。最后，必然导致国体崩溃。

力由心生。心已败，力从何来?

甲午大战前，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结果，北洋舰队固守不出，日军于是放手大打。宗方小太郎于是也有了与副岛种臣同样的观感：“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对清军的表现十分看不起，对清国百姓更是蔑视。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康有为则叹息：“夫以中国二万里土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剐羊缚豚，坐受侵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其实，从日本间谍对“大清全民都腐败”的总结中，中国政府官员、军队和民众的真实状况已可想见。晚清之中国，从里到外都烂透了。举国风气糜烂如此，到了生死角斗场怎能不洋相百出?

有此国家和人民，晚清的让步不可能让日本收敛，只会激起其更大的宰杀和并吞欲望。后来的抗日战争，在某些层面上其实还是甲午战争的继续。

http://www.haijiangzx.com/wshaijiangzx/dxwj/20150121/738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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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开出版的书籍上，曾经刊登了美国人的预测。 美国人认为，中国动乱必解体，全中国将分成三大部分：

1广大边疆民族地区将独立成若干国家，获得西方承认，并有美军驻扎；

2中国沿海地区会回到蒋介石的模式，成为美国的盟国（即半殖民地附属国），沿海城市有美军驻扎。

3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将成为游击区，到处是毛主义的井冈山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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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作为”的前提-------如何正确理解“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1在国际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一般服从于两个更高的基本原则，即主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

当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联合起来，这是基于主义原则。 如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联合出兵武装干涉苏联。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联合封锁包围制裁新中国。

当具体面对某个国家时，是否干涉，则取决于国家利益原则。如果需要干涉，则会寻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保障人 权，保护侨民”等各种理由；如果不干涉，则可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理由不予干涉。 不干涉或保持中立常常是一种外交选择，如果该国的局势发展符合我方利益，则不干涉或保持中立就是一种变相的支持。

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奉行两个原则：

A分而治之，以大英帝国的离岸平衡（即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和殖民地内部的分而治之最典型。 美国阻挠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就是分而治之并居中谋利的典型；

B全方位渗透，以美国中情局为典型。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非常重视全方位渗透：通过给予国籍/绿卡或基金会赞助等方式，扶持亲美的精英力量；注重亲美舆论培养，扶植一批专家和记者，强化网络渠道的掌控和渗透，培育一批网络大V；使用贸易制裁等方式施加压力；秘密援助该国反政府武装力量，给政府施加压力；必要时，通过中情局直接策动军方政变或推动街头颜色革命，以变更政权。

3 按照马列原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的，资本主义国家会用软硬两手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武装干涉和封锁包围的硬手段，如果无效，则采用和平演变和接触遏制的软手段。总之，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

在这个原则下，社会主义国家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支持别国的革命斗争，争取更多国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称为国际主义，实际上就是主义原则。

4．毛泽东始终坚持主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的统一。

在改革开放前的时代，中国支援很多国家的革命斗争。支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既有利于拖住西方的后腿，也减轻对我国的压力，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支援朝鲜和越南，既支援了社会主义阵营，也保卫了中国的战略空间，避免美军进逼国境线。中国出境去朝鲜进行抗美援朝而使新中国真正站稳脚跟，抗美援朝成为立国之战。中国派工兵部队和高炮部队出境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战争，最终迫使尼克松访华，承认新中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意从台湾撤出美军。

如果忽略了主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而刻板地理解“不干涉别国内政”，那么中国就不应该出境去参加上述两场战争，其后果至少是美军进驻鸭绿江对岸和友谊关外，在东北和西南使中国腹背受敌。

因此，毛泽东时代，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服从主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

5．西方国家是通过资本联系和团结在一起的，内部会有矛盾，但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一致的。没有国际主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很难孤立生存的。 支援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别国的共产党，也就减轻了自己国家的压力，也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这就是主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的统一。

毛泽东始终保持战略攻势，以攻对攻，但注意方式，不会硬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新中国尽管弱小，能够成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一角，决不是靠消极防守取得的，更不是靠韬光养晦取得的。

6．改革开放后，中国没有明确的外交战略，以经济交往为最高目标和基本手段，政府沦为商人，一味地刻板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在全球交往中陷入了全局性的被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了主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首先放弃了东南亚共产党，导致东南亚很多共产党武装力量被消灭，中国彻底失去了制约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手段，使南海问题成为今日中国之痛。 在外交战略上一味地刻板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一味地韬光养晦，导致无所作为，花钱消灾。一味地退让妥协，搁置争议，把问题留给将来，逐步陷入全局性的被动。

在重大战争决策上，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 美国对外作战可以获得地缘政治利益，获得军事据点，石油和美元利益等。 中国打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付出巨大伤亡，获得了什么收益？对于这场战争，今天的官方媒体提都不提，为什么？不值得深思吗？改革开放后的对越战略导致的结果是------今天的越南亲俄亲美反华。

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妄图以放弃社会主义来换取西方国家的接纳（即所谓的融入国际社会），前苏联的解体和去工业化证明了这种想法的天真。有些人缺乏做大国的勇气和自信，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一切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毛主席说，“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一味地刻板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使中国完全失去了有效保护海外投资并制约当地政府的任何手段，导致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利益不断受到侵犯。中国的投资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动乱，就充分证明这个事实。

这不但使中国的外交承受了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也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境内外敌对势力看准中国的这一弱点，利用掌握的舆论阵地来挑动民意，削弱中国政府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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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战略攻势，不仅需要战略思维，更需要国内社会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基辛格曾经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评美国，美国害怕中国输出革命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评中国，中国害怕美国输出普世价值。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信仰坚定，富有理想，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甚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和劳动模范。所以中国能够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评美国。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信仰动摇，思想混乱，官员腐败，环境污染，血汗工厂，拖欠工资，有毒食品，卖淫嫖娼，豆腐渣工程，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涌现出一大批的贪官和吸毒明星。所以，美国能够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评中国。

“一小部分人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决定了民心向背。放弃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信仰，追求“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必然陷入两极分化、对外妥协、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被动局面。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因此，习总书记说，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hegieer

所以说，对于战争，现在绝对不会打、不能打、不敢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