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推力：全球化的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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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推力：全球化的四波
     从全球史的角度回顾“来时的路”，我们发现中华文明在她的特定空间内完成了与历时空的世界各文明的对话，而成为历经时空变迁而“生生不息”的民族-文明自组织全球化主体系统。就历史的延续性、地域空间的辐射性，民族、文化的融合度而言，是人类进化史的复合样板，保存了最为久远、深广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的信息集成。
商周时期的中国对应于现今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王权的“兄终弟及”，利比亚政权的部落联姻等），秦汉时期的中国对应于凯撒时的罗马、大流士时的波斯、阿育王时的印度，唐宋时的中国对应于阿拉伯人的地中海、突厥人的中亚草原，明清时的中国对应于意、西、法、英共同作用的欧美工业体。
中华民族的形成得益于蒙古草原、青藏高原、西太平洋所围成的中央大平原，首先是长江、黄河水系连接的众多部落在商周之际形成一个日益密切的网络（如《史记》里把历代的君王都编入以黄帝为始祖的谱系，所谓历史信仰当始于此）。也正如地理环境所暗示的，中原大地的外来冲击主要来自西北的草原和东南的海盗，但是也正因为这种“若即若离”的世界史摇篮，在保持中原文化的主体性之下得以同化异文化而成为一个集成体系。
与之相对应的，或者像日、朝、东南亚、印度、希腊、英国等成为一种岛屿文化，或者像俄罗斯、阿拉伯、波斯、日耳曼等成为一种绿洲文化。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一种无根的流民（匈奴、突厥、蒙古）或封闭的原住民（非洲黑人、澳洲棕人、美洲黄人），它们似乎更接近于迁徙的动物和扎根的植物。而中华文明得以集合以上的各文化生态而又不被外来侵略所毁灭，正如凤凰涅槃常来常往而历久弥新。

              第一波：“上帝之鞭”：匈奴冲积期的亚欧大陆

《历史的地理枢纽》：

“在阿提拉领导下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
     秦汉时期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中原本位制”的民族主体性建构，春秋战国本身是商（部落制）周（谱系化）演化的集成，开始出现以郡县制为主轴、分封制为辐辏的民族共生的“涟漪”——多元一体。也正是这样一个起源于大禹治水（华夏）的社会网络（水系）才得以抗衡来自于西伯利亚寒流（游牧袭扰）和太平洋暖流（海盗掠夺）的双重夹击而均衡之，早期称谓为北胡、南越。
当上古草原的代言人匈奴在寒流的催逼下“南下牧马”之时，一个中央集权秦汉帝国已经出现在东南方、而在西南则是一个以地中海为内湖的部落联盟罗马帝国。在自然灾害和中华文明体的夹攻之下，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和南越为南北朝出现提供了新的基因，而北匈奴的西部分支则最终横越欧亚大草原到罗马帝国去过冬了（东、西罗马）。
萨义德《想像的地域及其表述：东方化的东方》：亚赛@柏林：“理解事物也就是感受事物的模式……”欧洲与东方——特别是伊斯兰——的接触加强了这一表述东方的体系，并且，正如亨利@彼列纳所暗示的，在此过程中将伊斯兰转变成了局外人的典型代表，中世纪以来的整个欧洲文明乃建立在与这一局外人相接触的基础之上。由“野蛮人”的入侵所导致的罗马帝国的衰退产生了一个悖论式的结果：野蛮人的生活方式被融入罗马和地中海文化之中；彼列纳认为……欧洲文化的中心从地中海——当时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移到了北方。“日耳曼精神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此之前，是罗马传统一统天下。现在，一种新的罗马-日耳曼文明正在兴起。”

第二波：“地狱之火”：突厥冲积期的亚欧大陆

《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在雷海宗先生看来，中华文明的“第二期”的出现使得她成为（第一期）文明古国里幸存下来的跨世代“物种”（如大熊猫）。西罗马帝国在西匈奴的催逼下亡于日耳曼人，东罗马帝国则在是蒙古的催逼下亡于西突厥人。而此间，因为草原民族在东方得以部分收编（鲜卑汉化），使得欧亚大陆中部出现了一条的“丝绸之路”，佛教向东、伊斯兰居中、基督教向西得以广泛传播。
隋唐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发动机，首先是南北朝时期佛教（众生平等）对儒、道“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改造，然后是科举制度在南北门阀之间建立起来的“新陈代谢”。而与此同时，唐王室中鲜卑-汉的混血基因在草原游牧民族与东南农业民族之间提供了催化剂，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商周模式的某种复归（藩镇类似于汉早期的分封制）。
从突厥到契丹以致女真，实际上形成了欧亚大陆的“春秋战国”时代：宋、辽（金）、吐蕃、南昭、突厥、波斯、阿拉伯、东罗马。而所谓唐宋之变也在此时发端，从“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唐宋八大家到宋明理学实际上又是文化上的汉（朝）族复兴。在西方则表现为以“耶路撒冷”为标志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相互确认（十字军东征与阿拉伯西征），正如佛家与儒家的合流而为道学。

《致安年科夫》

    “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第三波：“历史的地理枢纽”：蒙古冲积期的亚欧大陆

    元、明、清又似乎是秦、汉、唐的集约化版本，这也反映在元曲对唐诗、宋词的连缀（西厢记），以及戏曲、小说对历史事件的自我觉知（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甚至宗教、个体生命的探索（阳明心学与西游记、牡丹亭、金瓶梅的“雅俗共赏”）。或者可以说，在佛学于心灵上冲击儒学之后，蒙古人的铁骑在身体上也造成同样的震撼。（缓刑的淝水之战：辽-金—元）
于是明朝的复归就不仅仅是汉、宋的重演，而是在绿洲和岛屿之间同时出现了新的长城和互市，可以说是欧亚大陆一体化版本。此时，蒙古汗国、东南亚、东非国家似乎成为新形势下的明朝藩镇，而汉唐时期的疆域已是郡县制的扩大版。所以清朝的出现就不再是唐、元时期的旧制了，从康熙时期三藩、台、蒙、藏的“分封”到鸦片战争后粤、湘、徽的“中兴”已是“五族共和”的时代了。
而此时出现的草原代言人已逐渐的为沙俄、伊斯兰部落所取代，在海上则是葡萄牙的澳门、荷兰的台湾、西班牙的东南亚乃至日本的朝鲜……法国的非洲，西班牙的拉美，英国的北美、澳洲、印度，以及八国联军的中国，世界大战的欧亚大陆，核恐怖危机的地球……

《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第四波：“从民族到文明”：海陆冲击期的全球文明

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是《资本论》在世界史上的经典运用，而当此之时（1860年代），德、意的资产阶级革命，日、美的南北战争，中、俄的城乡地主资产化运动，以民族国家资本的形式颠覆了英镑殖民体系。此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是各民族资本在一个全球产业分工内的同质化竞争，或者说主要是殖民体系的内斗的结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竞合关系。
也就是说不是分工协作式的竞争，而是在原材料基地的掠夺、过剩同质产品的倾销、关税-汇率的无序定价上的海盗式兼并。而且也正是在这种国际贸易的无政府状态之下，才产生了像IMF、世界银行、WTO、联合国等一系列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组织和定价机制，这也为人类从纯粹的狩猎经济（掠夺战争）向生态经济（多元共生）过渡创造了条件。
而这些全球一体化的协商机制，并非由所谓“自由经济”的海盗式殖民经济内部所产生，而根本上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负生产和共同毁灭的（核）威慑下的妥协。这种妥协对于二战后出现的欧盟一类组织来说似乎是破天荒的一个新鲜事物（千百年的军阀混战），然而对于像中华文明这样有着数千年“久合必分、久分必合”基因的共同体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区域历史经验的国际化过程。
这实际上也可以从凯恩斯把苏联的列宁式新经济模式移植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中可以看到，美国已不只是英国岛屿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综合了欧亚大陆集体经济的历史经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洲人的美洲”这一口号本身就是对“自由主义”经济的直接否定，所谓的“门户开放”只是针对英国的垄断式殖民体系而言的，华尔街-五角大楼（wall-war）联体模式又是怎样的自由主义呢？
    他（杉原熏）还认为——从长远看，正是一个西欧与东亚发展类型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西方成就的传播，对世界GDP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前者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得以在更巨大人口的社会中应用。 “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 -Orienting），中国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无论从人口规模（世界民主）民族结构（种族平等）还是人均资源消耗产出比（生态效益）来看，中-和模式(mid-mix)都比美元-导弹(mon-mis)模式更具有普世价值。

    “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或主导价值确认：纵向分层与财富和特权的分配有关，
     属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应该缩小和消除。但横向分类却是社会开放和政
     治文明的标志，应该给予承认、保护和尊重。总之，纵向分层和谐的管理目
     标是控制和缩小差别。横向分类的管理目标则是保持多样性的活力。必要时，
     各国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濒危文化，包括其生态环境和无形遗产。”（张海洋）

多元一体：从（汉）民族到（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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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陆地与海洋》：“人有一种空间意识，这又受制于巨大的历史变动，对应于不同的生活方式......每当新的国家和海洋（大陆的拼盘）由于某种新能量的释放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形成了政治--历史行动中的新维度，以及再生民族的新秩序。”


贾雷德@戴蒙德《人类社会的命运》：
    台湾海峡可能被用作航海训练场，中国大陆人在这里培养他们的航海技术，以便他们能够在太平洋上进行扩张。…这种包括陶器、石器和驯化动植物的“整体”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在菲律宾，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在公元前1600年出现在新几内亚地区。我们看到，以快艇般的速度，人们携带着整个文化向东前进，在公元后的一千年中，导致了对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的每一个能住人的岛屿的拓殖。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扩张还迅速西进，渡过太平洋到达非洲东海岸，导致了对马达加斯加岛的拓殖。

    由农牧的周期性战乱所造成的移民也推动整个东海文明的巨变, 蔡丰明《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
　　以日本为例，应神天皇十四年（214）弓月君率领来自120县的中国居民前往日本；220年，又有阿知使主率来自17县的中国人移居日本。…… 日本古籍称“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这大批中国移民带去了先进的南北朝文化，对于开发与建设日本列岛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如今的广岛吴、大分“吴崎町”、土左“六礼町”就是这些人的后代⑻，而奠定明治维新基础的“西南战争”双方主力也在于此。

南宋皇室赵汝适《诸藩志》所记之海上贸易范围：
东自日本，南止印尼，西及意大利，北至中亚诸国；所载物产也有四十七种之多。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
“下西洋”有其外交目的，同时也牵涉到经济利益。万国来朝时，同时带来中国所没有的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的胡椒和苏木，则能满足中国社会对外的需求。
本来宋代的国际贸易以进口熏香料为主。蒙古人统治时，胡椒被大量用于肉类防腐剂及调料，促成胡椒消费的普及。苏木用作红色染料，早在唐朝。南宋至元初，中国开始发展木棉业。明太祖亦曾以政策推广植棉。

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
    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并非仅仅是宋朝蓬勃发展的合法和不合法贸易的结果，也不是元朝海上野心的结果。甚至也不是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它的根源在于更深的领域，既有地理的，也有文化的。海上扩张是气候变化及西北部入侵者的压力导致的社会剧变的结果。
直到南宋时期，中国才考虑让海军作为一种具有自主能力的永久性军事力量，而非仅是陆军的简单补充。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密集河道网络构成了一个防御带，保护着新朝廷。在宋朝与蒙古的对抗中，海战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蒙古人很快将他们的海军转入了进攻1281年，他动用了15万人和4400艘船只对付日本，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拯救了日军。（“神风”的由来）
自由贸易时代
早在16世纪，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盆地就发现了经济和社会融合的迹象：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市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基本上等于通过大西洋运往大西洋运往欧洲的数量。经陆路运输的数量更大，其中大量流入中国，以换取丝绸、漆器和瓷器。一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条鞭法）加速了这种进程。
   （据《白银资本》（Re-Orient）的统计，在1660—1720年间，贵金属(美洲白银的转口贸易)占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亚洲输出总值的87%，即使代表制造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产品的指标也只占到该公司出口总值的10%。“哥伦布和达伽马……是发现通往‘东方’（朝贡）的新路线，而不是开始建立东西方之间的联系”，直到他们以鸦片贸易及鸦片战争来扭转贸易逆差。阿瑞吉则在《漫长的20世纪》中比较布罗代尔和韦伯的观点时提到，即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古代文明地区（对应东印度公司）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及人烟稀少的地区（对应西印度公司）对于资本主义商业扩张的基础性作用的区别。）
反殖民贸易时代
在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手中的后一个半世纪，也是在琉球的影响衰落后不到一个世纪，亚洲海洋舞台上出现了最后的独立领土，这就是明朝抵抗者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王国。郑成功经常与东海和南海的欧洲商人打交道，他的海上帝国的建立，是依托对海上走廊而非领土的控制。1662年，38岁的郑成功去世之际，他正准备进攻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地。
（雷海宗在其《中国文化的两周》中提到：“后来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所遇到的最大抵抗力，往往是出于华侨与中国酋长。汉人本为大陆民族，至此才开始转换方向，一部分成了海上民族。甚至可说是尤其宝贵难得的水陆两栖民族！”）

    殖民贸易时代
（香港！为什么不是新加坡、孟买、好望角、旧金山？）
香港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就在于它的地理优势（深水港，与中国内地接壤，位于亚洲通向欧美洲路线的交叉口），……还在于它在历史上建立起来的物质和人力基础设施，以及它控制本地、地区和全球的能力。
在香港成为中转港之前，英国商人在这里的人数不多，他们的商业活动也并不多样化。1845-1849年，运往中国内地的鸦片中，3／４是经香港中转。另一个主要的商业收入来源，是将劳工转送往淘金热如火如荼的新世界加利福尼亚以及澳大利亚。国际贸易并不总是在两个国家的实体之间进行。当遇到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壁垒时，或进行直接贸易的条件不具备时，就要借助转口贸易。中转港通常都邻近广大的内陆地区，这样它就可以成为必需的出口地（如香港）。它也可能连接一个半岛和群岛（如新加坡）。这些需求首先是国内出口，其次是转口，最后是服务出口。
    全球化时代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也同样面临着来自中国内地城市的竞争。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处理国际商业交易的平台，取决于它的软性基础设施的质量。城市如何才能成为贸易平台和服务一体化中心？这根本上取决于该城市协调分包活动和全球采购的大型网络的能力。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亚洲金融中心的重心移向香港。新加坡重要地位的消失，不仅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且也因为泰国和马来西亚都不喜欢这个市场。相对于新加坡，中国的各个邻国对香港没有敌意。
在当代中国，上海、广州、天津和大连不再是过去的条约口岸，不再有治外法权，它们的关税不再由外国人控制。今天的港口不可否认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甚至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外国人再度在这里发挥着作用。当然，这不是因为准入＼条约和特权在起作用，而是因为他们的投资和技术转让。１９７９年以来的开放进程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中国在国际商贸活动中的新角色。这个国家不再仅仅是为少数几个市场生产商品，它现在已经成为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合作伙伴，它自身也在进行着全面重组。



“比较优势”的矩阵：德@美@俄@中

白钢：美国世纪的尾声与中国道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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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崩溃》中文版序：什么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江晓原）
首先考察了历史上几个社会的崩溃，包括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和汉德森岛、阿纳萨兹人、玛雅人、维京人。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这些社会之所以会崩溃，主要原因就是环境恶化了，当地可利用的资源耗竭了。当时那些社会中自然没有今天的科学技术（否则可以开发利用更多的资源），也没有全球化（否则可以从别处夺取资源），和今天的发达国家相比，维持其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太弱，所以早早崩溃了。
贾雷德•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们能够认识到，即使你们现在还可以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但终究会有无法继续转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然而，依照目前情况，继续冲击环境，更是不可能。”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这实际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极限也很快就要到了。
　　虽然贾雷德•戴蒙德给他自己定位为“谨慎的乐观派”，但是他下面这段话还是充满了悲观的气氛：
　　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

大卫@阿诺德《对自然的殖民》：
“英国人为了推进他们的生态前线，鼓励印度农民扩张，大量扩展到从未曾被开垦过的，或者极少有人居住的地方去，比如缅甸地区。这样来增加政府 财政税收，减轻稠密人口地区的土地压力，进而防止饥荒的发生。印度的森林，很久以来一直是所谓”原始人”的家，特别是那些部落或者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在19世纪的英国人眼里，是落后的，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而已。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英国的宏观的殖民经济来说，没有任何益处。所以，在所谓的“进步”“改良”过程中，很多的印度森林居民被干了出来，或者被指定为“罪犯部落”的成员，或者被要求加入农业生产队伍中去。森林，被视作对未来的政府稳定和农业生产最大的障碍，它包庇盗匪和暴徒，印度“1857——1858后叛乱”的事件，就发生在北印度和中印度的森林地区，这再一次证明了，森林是叛乱分子和背叛者的天然庇护所。因此，砍伐森林，就能加强殖民政府对边境的控制，镇压犯罪和反抗分子。“一个开阔的地带，就不会为反抗者、逃亡者，或者为暴徒提供避难所。就像殖民政府清除了1857年兵变遗留在农村的火器一样，经济发展清除了当地小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抵御。”

马立博《虎、米、丝、泥》：
环境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背景，欧洲人与美洲、澳洲和大洋洲土著民族的遭遇可以和汉族进入岭南以后与少数民族居民的遭遇进行比较。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欧洲人与“新欧洲”（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地区人口之间的生物交换都是单方面的，欧洲的疾病、杂草和动物压倒性地占据了殖民地，而不是相反的情况。但是在岭南，并不是土著的傣族人惧怕汉族带来的疾病，而是相反。当然，汉人最后取代了对疟疾有免疫能力的傣族人，但这一进程用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与汉人对疟疾的适应和通过水利设施改造了当地的环境有关。克劳斯比指出欧洲人曾试图在欧亚大陆和非洲进行扩张，如十字军东征时占领的“圣地”和黎凡特，以及非洲的热带地区，也都遭遇了疟疾和其他“微小的敌人”。汉人和欧洲人在热带遭遇的区别在于，汉族人保持了原本有害的环境并最终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而欧洲人则必须等到奎宁的研制成功才最终征服了热带地区。……而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历史和其他物种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且意识到物种是可能会被灭绝的，如果其他物种在我们的手中灭绝，那么这不仅会贬低我们的人性，而且会枯竭我们的历史。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太空及人
被发射到外太空的宇航员，深陷嵌满仪器的太空舱中，因为他和他周围环境的任何真正物理接触都会立刻导致他丧生。这个宇航员也许可以作为海森堡式的人象征性化身，他越是热切地想从他和他周围非人世界的交往中消除一切人类中心主义的考虑，他越可能陷入他自己和人造物当中。
“人类有意识地扩大他的物质力量的结果，毋宁说它是一个大型的生物过程。” 我们释放核能的过程（这通常只在太阳里发生），我们企图在一个试管里发动宇宙演化的过程，想要建造在地球自然的家园里根本不存在的能量生产和控制机器。虽然还没有实际地占领阿基米德曾经想要站上去的点，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式，能对地球如此行动。

有机土壤是可持续的矿藏
　　　游修龄说：“生物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约的食物链联系，形成了分级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效率的系统。现代把这种自然生态中高经济效能的结构原理应用于农业生产，称之为生态工程。生态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就是能量的分级使用。”

马克公社与生态族谱
《最后的能源危机@简约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基本生活必需品应该在我们的居住地附近生产，日益减少的能源供应会降低现有的产品包装水平和商品运输能力，从而使经济去中心化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我们需要将社区、郊区和城镇改造成充满活力的小型地域经济体，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资源为人们提供大部分必需的产品和服务。
每个郊区都拥有许多小型生产企业，如农产、奶牛场、社区面包房和陶瓷厂。许多现有的经济体可以存在，但它们的布局应尽可能去中心化，工人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大多数人可以骑自行车或步行去上班。农场大多属于庭院经济和休闲产业，大部分蜂蜜、鸡蛋、陶器、蔬菜、家具、水果、衣服、水产和畜禽可以从很多当地小型家庭企业和合作社得到供应。尽管我们仍然需要保留一些大型生产设备，但许多一般必需品，如家具和陶器等，主要通过手工生产得到满足，手工生产的东西远比工厂制造的商品更令人感到满意。
商业性菜园可以设置在郊区甚至城市——例如，在废弃的厂址上和铁路线附近。在人们居住场所附近安排粮食生产，有助于养分通过废物（生物气体）处理装置返回土壤进行循环利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这样做，当前我们的农业生产最具破坏性的两个方面是严重依赖能源投入以及榨取土壤养分，却不能对它进行补偿。
在每一个街区，我们应该把其中的一所房子改建成社区工作间，这里有循环利用中心、会议室、休闲场所、手工作坊、交易所和图书馆。由于我们减少了生产活动以及实现了生产布局“去中心化”，使用汽车的机会大大减少，我们可以挖掉很多道路——这样或许能够把现有城市面积的三分之一变成公用财产。我们可以建造社区果园和树林，在社区为鸭子和水族建立池塘，大多数家庭的房前屋后改造成永久“文化林”，这里中满生长周期长而且自我生存能力强的丰产植物，如水果和坚果树，从而成为一道“可食用风景”。
我们在郊区也可以饲养很多动物，可以建立水产-农业一体化产业模式，社区林地、果树、竹林、池塘和草地可以为社区提供许多物产，当地黏土供应可以满足所有陶瓷制作需要。同样可在废弃的汽车修理厂安放一个供四邻使用的小型锯台，这样人们就可以很方便地从当地森林取用木料，打制橱柜。
各个城市里拥有数量惊人的土地资源可以用来生产粮食以及其他生活资料。首先，要有家庭园艺，这是获取食物最有效、最丰产的方式。许多房屋的平顶可以用来种菜，让大多数人从城市迁到乡镇，可为城市留出更多的空间开辟为菜园地。
在我们的生活空间里还有一些植物以及其他资源可以利用，人们可以从这些储量丰富但尚未开发的宝藏中获取许多生活资料，如用树皮代替制革、从植物中提取染料、用蒸馏法从烟道废气中提取焦油，从羊毛、蜡、皮革、羽毛中萃取胶脂，此外，葵花籽等油质种子还能加工成天然化妆品，许多草本植物可以入药等等。在城市社区饲养小型动物可以给居民带来许多好处，如皮革及粪肥，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厨房的剩饭和菜园的残余果蔬喂养这些动物，人们还可以从林地获取木材，从本地取土制陶。上述许多生活资料可以从我们住地附近的一些公共产品平台获取，包括果园、池塘、森林、耕田、采石场、竹林和药草地等等，这些平台由社区共享、运作和维护。
我们可以自己建造大多数新房，与当前建房的能源成本以及现实成本相比，所使用的泥土以及现金成本相比，所使用的泥土和循环型建筑材料只占很小一小部分。
我们也将对银行系统进行“去中心化”，由民选的董事会管理小镇银行，银行储蓄只借贷给小镇或郊区的社会公益项目使用。只要项目合适，当地“创业园”协助小型公司取得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启动创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由许多小公司组成的网络，失业人员能够在这里生产商品以满足当前不被重视的各种需求。由于当地小型企业都归本地区居民所有，利润不受外地股东虹吸而流失，而是归当地支配或者重新在当地投入生产。
休闲生活丰富多彩，现在许多郊区几乎成了没有休闲环境的沙漠地带。这种新的地区到处都存在有意义的事情可做，有公益项目、畜牧业、小公司经营活动、园艺、城市林业和社区作坊。如此以来，人们在周末和节假日就没有了出远门的兴趣，国家能源消耗也相应减少。
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可在居住地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生产，事实上许多需求可以通过社区生产得以满足。
诸如收音机和火炉等商品可在10至20公里范围内的工厂生产，一个小城市可能需要一个冰箱制造厂和维修中心。只有个别特殊商品需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大厂运来，极少数商品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例如，高科技医疗器械。各地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选址需要通过理性的社会决策，这样所有城镇和郊区都可以获得少量但够用的出口收入，用于支付为数不多的进口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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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
  这种体系看来同时在“向前”和“向后”运动。这种双向运动一直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特征。……当轮到那个曾经取代旧体制的霸权自己被一个新霸权所替代时，“旧体制”立即不断重新起用。因此，英国霸权通过以新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恢复曾经在荷兰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帝国统治的一些方面，在扩大了的空间及社会基础上重建了现代统治体系。同样，美国霸权又恢复曾经在英国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与以前霸权过渡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已经大得没有多少进一步增加的余地了。因此这种双向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动荡可能产生的，不是现代统治体系在扩大的基础上新的重建，而是它彻底蜕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恢复早期现代或前现代统治模式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体系。
贾雷德@戴蒙德《GGS:人类社会的未来》：
“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这让我想到‘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过往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
       
    “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显现。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了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由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一个多层次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在项羽封建复辟和秦始皇现代专政之间，汉高祖的政权采取折中路线。周贵族和汉贵族的区别，类似17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的区别。汉隋之间三百年混乱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何崩溃，而是中国为何再次统一。罗马帝国后，尽管查理大帝和神圣罗马皇帝的努力，仍得不到重组。汉朝之后的多国制度凝固成欧洲一样的半永久制度，也不是不可想象。
……
很多农业社会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使粗放增长，马尔萨斯式的零和。（但是中国仍然通过）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

（特别是以中央平原为轴心的长城和运河体系，可以说是城邦联盟对游牧民族自然经济的平衡和融合，成为原始工业化的欧亚一体化原动力（匈奴（奥匈）——突厥（土耳其）——蒙古（俄罗斯）。）

生态文明：社会与经济之链式反应     
现在的根本问题是生态总遗产实际上已处于赤字状态，人口的过度膨胀已经跟生态物种的加速灭绝呈正相关关系。仅仅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及落后国家的人口正增长本身，就导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危机。而这种人口（量）与财产（质）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正是私有产权与生态危机的集中体现。
《大转型》：劳动分工，作为一种与社会本身同样古老的现象，源自性别、地理位置以及个人天赋等等事实中固有的差异；……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
水：
《国富论》由于水运的利益这么大，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必然出现在这些便于向全世界开放成为各种劳动产品市场的地方。……在地中海沿岸的诸多国家中，埃及好像是最早在农业和制造业两方面都明显开发和改进的国家。埃及北部的繁盛地域都在尼罗河两岸数英里内……在中国东部也有几条大河，通过各个支流形成众多的河道，彼此交叉，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或恒河甚至比两者相加更为广阔的河运网。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古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但是他们似乎都从这种内陆航运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地理与世界势力》“之所以特地称中国为河川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为对河川进行了治理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历史。
田地：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类边境征服者力量的基础是边境还是草原，或是中国，这完全取决于边境的深浅和当时混合人口的数量，取决于真正中国和真正草原之间的均势状态。少数民族侵入中国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衰弱和部落侵入者的强盛程度。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雄踞大草原时，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突然出现在大草原，而是在长城外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就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深处，他的家族曾在东北边境依附于金朝。最后，努尔哈赤起先组织并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通古斯族，而是邻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
草：
《草原帝国》草原帝国的建立和周期性的复兴是人类地理学上的规律……直到很久以后，当定居民由于科学武器的应用而取得了人为的优势时，这种状况才结束。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被野蛮部落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的交流、贸易的拓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方面，很快产生出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新技术、知识和商业财富催生出文艺复兴。
水田：
《国富论》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通常很少有巨浪，岛屿众多且靠近邻近的海岸，所以非常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运事业。那时候还没有指南针，造船技术也欠发达，所以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之中。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些文明把它们无数的岛屿散布在外国的水域里。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
《现代世界体系》大量的著述明确地指出前工业时期的欧洲，“陆地运输仍然极为昂贵，那些最能控制海上贸易的国家获得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如同克里斯托弗?格拉曼认为的那样，由经济互动而造成的不断扩大的周期理论也特别适用于沿海贸易。事实上，他说：“国际贸易（经由水路）在很多情况下比国内贸易廉价且容易建立。”
水草：
《人类与大地母亲》在欧洲人的家园，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是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最后的能源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造系统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氮、磷、硫以及其他废弃物危害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空间不断缩小）发挥服务功能。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垃圾遍地的工业化社会，面对物理以及化学反映的交相侵袭，自然生态系统是唯一能让我们免于被埋葬、被闷杀、被焚化的载体。”

汤因比《历史研究@停滞的文明》
甚至在阿拉伯半岛，古代的亚非语系的游牧人的大本营，还有巴杜，都被强迫转向了“法拉欣”；而干这件事的，并非什么外来力量，而是由于阿拉伯人中间一个叫沙特的人故意执行的政策，他是内志和汉志的王，并且还是严格的穆斯林狂热新图的哈瓦布社会的人间首领。当瓦哈比的统治者居于阿拉伯半岛的中心，用装甲车来加强他的统治权威，用加油泵、自流井和对美国石油利益的让步，来解决他的经济问题时，很显然，游牧崩溃的最后时刻到了。
所以亚伯被该隐残杀了。我们只剩下追问：是否该隐的诅咒也害了他自己：
地开了口，从你手中，喝下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须受到大地的诅咒。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你必将成为大地上一个流浪漂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