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前曾想调儿子回国,离开朝鲜

风紧扯糊

    王鹤滨，一代名医，1949年8月到1953年10月担任了四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秘书一组”的组长，中央办公厅任命的。同时还兼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四人的保健医生）。他是毛泽东的第三任保健医生（建国后的第一任保健医生）。他1924年4月5日生于河北白洋淀安新县的刘李庄镇北冯村；1938年7月，14岁的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小学毕业，开始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在安新县抗日政府工作（在秘书室做书记员）。1941年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校学习，第二年入党。1943年赴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学习，被评为模范学生。1945年进入中医大的附属医院当眼科医生，同年被调入中央军委自己的卫生部的医政科任科员，兼做中央门诊部眼科医生。北平解放后，任香山门诊部支部书记兼业务副主任。1949年8月被调入中南 海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53年10月底，在其多次的请求下，毛泽东同意他去苏联留学。在苏联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他还先后担任过公安部九局(即中央警卫局)检验室的主任、核工业部安全防护卫生局局长、核工业部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北京医院办公室副主任、苏州医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国核学会荣誉理事等职务。1985年离休，2008年开始任毛体书法研究协会的名誉主席。目前已出版《惊世书圣》(长征出版社)、《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央党校出版社与红旗出版社都出版过此书，此书还获得了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在伟人身边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毛泽东的保健生活与养生之道》(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长征出版社)等社科类书籍20部，与《受寒性肌——神经综合症的临床表现与治疗》等医学专著5部。以上这些他的生平简介我是从以下几个渠道获得的：
    1、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慈善中国》丛书的第三辑中的《王鹤滨: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及秘书》：http://www.cszg365.com/shtml/v.asp?id=761.html；  2、和讯网新闻频道转自《北京晚报》2013年12月22日那一期的文章《王鹤滨眼中毛泽东的平凡生活》：http://news.hexun.com/2013-12-22/160804926.html；  3、当当网“电子书”频道中《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一书的试读页的右上角：http://read.dangdang.com/book_15412?ref=read-3-B；  4、百度百科的“王鹤滨”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2467619.htm；  5、“中国养生网”“本网动态”频道中的《毛主席保健医生王鹤滨在养生网》：http://www.cpoha.com.cn/news/2009/1014/3779.html
    人民出版社的“子社”——国家一级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口述”专栏的精品文章的结集——《共和国记忆》一书中，有一篇作者——该周刊的副主编李菁采访王鹤滨获得的，王氏的口述、回忆性的文章《贴身医生眼中的毛泽东》，其中就讲了他1943年平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经过，1949年8月他被调去当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经过，以及1950年毛岸英刚牺牲不久，他听叶子龙讲述毛泽东是如何意外得知“毛岸英已在朝鲜牺牲”这一消息的（起初周总理下令暂时向主席隐瞒这一消息），这其中叶子龙就说了，有一天毛泽东说要调儿子回国，叶子龙这才不得不把毛岸英已经牺牲的消息告诉毛泽东！原文如下（“当当网”中的这个网页把此文作为了“在线试读”的一个章节：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47880.html。京东网上商城图书频道中的这个网页也摘登了此文供大家试读：http://item.jd.com/1471511597.html）：

　　初见主席
　　1943年，我还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9月的一天，我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忽然看见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进柳树店的山沟，停在礼堂前的空地上。当一个身影从车上走下时，离得最近的几名同学一下子认出来人是谁，立即响起一阵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当、当、当……”学校的集合钟声响了起来，我们整队到大礼堂前听毛主席讲话。我们一共四五千名学生，有的带着草垫子，有的带着小板凳什么的，很快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当毛主席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礼堂门口时，同学们立即热烈地鼓起掌来，然后，随着掌声一齐欢呼：“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主席前面就是一个小桌子搭的讲台，卫士给他倒一杯茶放在那儿，我坐在第一排，一伸手就可以碰到桌子。毛主席穿了一身旧军装，那条裤子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补丁，十分显眼。这种战士装束，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他微笑着举起双手，手心向下轻轻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枪是可以杀人的！”主席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全场所有同学的心，大家都屏息静听着他的演讲。“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极其惨重的……”主席非常善于演讲，他思维清晰，中间不断抛出问题，紧紧抓住我们。
　　“我们的枪从哪里来？”他问。
　　“兵工厂。”大家在底下七嘴八舌地回答。
　　“那我们的兵工厂在哪？”稍顿片刻，他自问自答：“我们没有兵工厂，我们的兵工厂在南京呢。”
　　“我们的工厂在南京，那怎么运来呢？”他的一问让大家又陷入沉思。
　　“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运来的。”大家恍然大悟哄堂大笑。
　　主席又说：“这个运输大队长很负责，他运的枪炮我们都收到了，但不给他收条。”主席话音一落，全场立即发出了阵阵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们学校也下了山。那时军委卫生部刚成立，到学校挑选两名学生，我被挑上了，来到了中央门诊部，成了这里唯一的眼科医生。
　　1946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任务：给毛主席检查眼睛。一大早，我手提工具箱，跟在当时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后面，到了主席驻地所在的王家坪。当时江青正在窑洞外散步，她个子很高，长得很清秀，在延安那些女同志当中显得很突出。江青比较爱美，虽然她和大家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装，但她在腰上束着腰带，一下子把腰显了出来。她脚上穿着一双白布条打成的新布草鞋，鞋尖上还各系着一个粉红色的毛绒线头，像京剧里的刀马旦。那时候，江青也不担任什么职务，大家对她除了有几分好奇之外，也没什么不好的评价。
　　毛主席正在窑洞里忙着看文件，身上仍穿着褪了色的灰色军装，但比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显得有些疲倦。傅连暲笔直地站在主席前，用较低而平缓的语音向主席报告了来意，我这时才知道，原来主席并不知道我要来，傅连暲怕事先告诉他，被他拒绝，所以只好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主席也只好同意。他一边接受检查，还一边看桌上的文件。

　　检查时，只有五六岁的李讷（注：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从寝室跑出来，抱着主席的腿喊“爸爸”，主席见到她很高兴，表情放松了很多。邓子恢走了进来，摸着小李讷的头说：“哟，我们的小公主，长大了谁敢娶你呢？”那个场景，就像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一样，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这就是我前两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那时，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主席的保健医生，更近距离地走近伟人。
　　走进“红墙”
　　1949年3月，我随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一起从西柏坡一路颠簸进了城，后来到了香山门诊部上班。8月下旬的一天，中 共 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郑重地跟我说：“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让我与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又激动又紧张。罗道让鼓励我一番，然后让我进城，到中共 中央保健局傅连暲那里报到。
　　傅连暲的办公室在弓弦胡同2号，我一进门，他立即热情地跟我握手：“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他又叮嘱了我一番，最后说：“鹤滨同志，你是我派到主席身边担任保健医疗工作的第三位医生了。”听他一番话，我不禁好奇地打听起我的前任的情况。傅连暲语气沉重起来：“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掉了！”
　　傅连暲平静下来后，提笔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拉着我直奔中南海。我之前想好了一大堆见面时要说的话，但一见到主席就紧张得一句也说不出来。主席正好有事要外出，他微笑地跟我握了握手，说：“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啊。”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主席身边数年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就接受了一个小考验。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宴会很多，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检查各种食物是否有毒。多年的革命终于成功了，谁能不兴奋？但又要保证领导人既安全又顺利地完成这次宴会，国宴开始前，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把我叫过去：“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我“被逼无奈”，终于想出一个办法：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立即动起手来，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几瓶“特制茅台”和“通化葡萄酒”，然后把这些“特酿好酒”斟进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当时的中央 领导 人中，刘少奇的酒量大概最小。他喝了我们的“特制酒”后，马上明白了什么，满意地转过头来，向我微微一笑。我正得意呢，忽然看见他又端着“茅台”向一位苏联老大哥敬酒，没想到对方按照苏联礼节，非要喝换杯酒，他拿过酒杯一饮而尽，马上皱了眉头，双手一摊，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可是当时没有翻译，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们怕被识破，赶紧给“老大哥”斟满了一杯茅台，这才化解了“危机”。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当他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后，马上用严厉而疑惑的目光向我这位“临时招待员”扫了一眼，然后马上看周围的客人，见大家并无任何反应。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汇报此事，可能引起了他的误会，这时他的秘书走过去，对他耳语了几句，总理的眼光又变得柔和起来，算是谅解了。而毛主席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察觉，大概是精神太专注集中了。这样，国宴下来，首长们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我调任主席的保健医生时，傅连暲对我说：“现在派到首长身边工作的医生还不多，所以除了担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外，你还得兼顾其他书记的保健任务。”所以，在任弼时病故之前，我实际上也是中央五大书记的保健医生。
　　有一天，主席在临睡前把我叫到紫云轩他的起居室：“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林彪同志，他长期身体不好，你代表我去问候一下。”我让傅连暲带着我去林家住宅，林彪夫人叶群出来迎接我们。林彪的卧室有一道很厚的墙，里面还挂着一道又厚又重的棉门帘，我们跟着叶群一个个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一进林彪的卧室，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顶棚上贴满了白纸条，林彪蜷缩在床上，眼睛死死地盯着从屋顶上垂下来的纸条，仿佛根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到来。叶群向他做了简短的介绍之后，林彪有气无力地说了句：“感谢毛主席。”然后眼睛又死死地盯着上方。我后来才知道，林彪在卧室贴纸条，是为了监测室内是否有气流吹动。如果他感到有风，就马上会觉得发冷、打喷嚏、发烧。当时他正在服中药，中医专家会诊之后，都会开一个处方，林彪逐一审看每一个专家的处方，然后自己重写一个新处方，因为他自己看过不少中医和中药的书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一个问题迷惑不解：林彪的病，心理因素究竟占多大成分？
    ……（因篇幅较长，所以中间省略一小节）
　　毛家的孩子们
　　我见过毛主席的四个孩子，他们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是在1946年。那是初夏的一天，中央门诊部组织医生和护士到杨家岭，为刚从盛世才监狱里放出来的同志检查身体。走到村口时，我远远地看到树荫底下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都穿着紧身的西服、戴着黑色的礼帽，这身装束在当时显得极为特殊。我好奇地问护士，这两人是谁。护士说，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肤色白一些、方脸盘的是毛岸英，黑一点的、鸭蛋脸的是毛岸青。他们不久前刚从苏联回来。
　　一个月后，我受命给毛岸英检查眼睛。他此时的装束，已经和我们大多数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服。岸英的眼睛有些近视。查完后，岸英说：“来之前，以为你是个老头，苏联医生都是大胡子，你这么年轻就当医生了，真羡慕你！”岸英的汉语说得很好，只是稍带一点点口吃，可能与长期不说祖国的语言有关。
　　1946年秋，由于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转移到山西临县。1947年2月，过春节，大家组织开联欢会。毛岸英和孙维世搭档跳舞，孙维世嘴有些大，但长得很漂亮。岸英会表演俄罗斯传统男青年的舞蹈，蹲下、跳起来、伸出腿，但在广场的空地上，孙维世比较活泼奔放，毛岸英相比较有些羞涩。晚上，他们在广场上借着星光，把手一举，跳起踢踏舞，那是我们第一次看俄罗斯舞蹈，都很羡慕这对年轻人，毛主席看得也很高兴。
　　1948年，我们又到了河北平山县，都在中灶食堂吃饭。毛岸英和于光远、王惠德、何理良（注：黄华夫人）等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他们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有一天，不知毛岸英说了一句什么话，引得于光远、何理良哈哈大笑，毛岸英停下吃饭的动作，把筷子把碗里一插，看着他们笑，然后说：“难道我的话说错乎？”他这样一说，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于光远向他解释：“你没说错话，但你说的不伦不类。”原来毛岸英跟着他们学习古汉语，毛岸英一听，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
　　1950年的一天，在菊香书屋院子里，叶子龙正拿着文件要进主席的办公室。在门口他看见我说：“岸英牺牲，主席还不知道此事，周总理批示暂时保密。”我一下子也震惊了……没过几天，我到菊香书屋院里时，正好看到叶子龙从主席办公室里走出来，打了个照面。叶子龙很沉痛地说：“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毛主席知道了。”我问他主席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主席看传来的电报，翻译得不好，问叶子龙，毛岸英的中文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不行的话把他调回来！迫不得已，叶子龙向主席通报了此事，主席听后半晌没有说话（志愿军是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的，1个多月后的11月25日毛岸英就牺牲了。他在志愿军司令部就担任的是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的工作。电报的语言要求简短、精练，当时很多人，尤其是中央领导们，对文言文都很熟，电报可能经常会用文言文或半文言、半白话的形式写。苏联派了空军到朝鲜，作为俄语翻译的毛岸英可能时不时地会把苏方发给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用文言，或半文半白的形式译出来给国内，给毛泽东。——楼主点评）
　　毛岸青到了北京后，我与他接触也多了起来。他比岸英回去的次数多，岸青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好多大块文章都是他翻译的。带他的老师是延安时期的一位俄语专家，但那位专家发现岸青的情绪不太好。后来可能因为专家把毛岸青的名字划掉独自领了稿费，岸青的情绪受到刺激，病情加重。那位专家后来被留党察看，扫大街。
　　毛岸青只比哥哥小一岁。有一次我在主席那工作结束后，刚要离开，主席把一个大信封递给我，语气低沉地说：“王医生，你拿去研究分析吧！”我把鼓鼓的大信封拿回宿舍，原来是岸青写给父亲的信，信中详细地叙述他的思想活动，描述着他脑子里有一个“小家伙”，他时而与这个“小家伙”作各种斗争，时而又与“小家伙”和好，谈谈笑笑。看那封信纸已被揉搓的样子，说明主席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次了。我的心情也沉重起来。

上图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王鹤滨所著的《在伟人身边的日子》，大家上北京四中学习中心的这个网页可以在线阅读该书：http://book.bhsf.chaoxing.com/ebook/detail_11248661.html


1953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左起：李银桥、王鹤滨、毛泽东、李敏、王振海）——侯波 摄


晚年的王鹤滨与1954年7月跟毛泽东合影时的王鹤滨

　　岸青的病情加重，住在中南 海的时候，他总是想往湖里跳。我跟他谈，他说：“我脑袋里有个‘小家伙’，我一走到湖边，他就跟我说：‘下去，下去！’他总叫我，我嫌他烦，让我跳我就跳吧！”以后他一出门，就有两个人高马大的卫士跟着他。我向主席汇报，他说：“那怎么办？”岸青的病情后来又有些恶化，他见了我也不理睬，完全像看陌生人一样，我知道，他是完全被“小家伙”控制了。
　　过了一段时间，主席问我：“岸青的病怎么样了？”我如实汇报，并建议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听了我的话，主席沉吟了半天后说：“王医生，我本来不想为了自己的儿子麻烦苏联政府……我再考虑一下吧！”后来，主席还是决定把岸青送到苏联治疗。
　　1954年11月，经主席同意，我来到苏联莫斯科留学。当时毛岸青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我请使馆的一位同志带我去医院看他。岸青住在一个大单间里，这里条件不错，没有精神病院通常有的栏杆和铁窗之类的。我到了后，苏联医生用俄语大声喊：“郭良（岸青在苏联时用的名字），你的中国朋友来看你来了！”

上图为长征出版社出版、王鹤滨所著的一本解读毛体书法的书《惊世书圣》



上面两图分别为王鹤滨的书法作品和他把“鹿”字与鹿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独特的“书画合一”作品

　　我进了屋，岸青正在凳子上用彩色铅笔画一朵花。我说：“岸青，我来看你，你认识我吗？”
　　“认识，你是王医生。”他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我问岸青最近怎么样，他告诉我，那个“小家伙”还在他脑子里捣乱，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没有他又觉得很寂寞。岸青的状态比在国内时好很多，已无狂躁的表现，但尚未达到生活自理的程度。
　　我希望岸青能给主席写封信，然后我连同那幅画，一起寄给主席。岸青很快画完了那些小花，但没有写信，看来还没有恢复到那种程度。回到大使馆后，我把见面的情况、岸青的病情写了封信给主席，信里装上岸青的画，请使馆转交，后来收到了江青的回信，表示感谢。
　　我从苏联留学回来，1958年6月，苏联的一位医生和护士专门护送毛岸青回国，保健局长史书翰要我陪苏联专家，我们与苏联专家一起将岸青送到大连疗养。后来听说他和邵华结了婚，在后来的很多场合我又见过岸青，但他不怎么说话。

长征出版社出版的《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大家上凤凰卫视主办的凤凰网的读书频道中的这个网页可以在线试读该书：http://v.book.ifeng.com/book/ts/8202.htm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时，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与李讷还都是小姑娘，李敏比李讷大几岁，姐妹俩的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打打闹闹。李敏可能长期不在父亲身边生活，比较敏感，而李讷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和主席很亲近，主席也特别喜欢李讷，我不止一次看见她抱着主席的头，学着大人的口吻，撒娇地说：“爸爸真有办法，娶了那么漂亮的婆姨！”她那时只有八九岁，一定是听了大人的话，才会这样说。
　　李敏、李讷后来进入师大女附中上学，主席让我带她们去。报名有一项是家长签名，我犯了愁，把表拿回去准备让主席签好后再送回去，哪知主席连表也没看，说：“你带去的就你签吧！”她们的家长一栏里，就成了“王鹤滨”。
　  江青在我面前曾几次说过这样的话：“王医生，让李敏回到她妈妈那去吧。”我没有做任何回应。到了1963年，已经结婚生子的李敏还是不得不搬出中南 海。1975年，我在北京医院见到了李敏，我让她转达对主席的问候，李敏回答说，她也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让我写信，由她来转交。主席去世后，我到李敏家吊唁，顺便问她主席生前是否收到我的问候。李敏有些歉疚地回答：“那时，我爸爸病得很重，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我又不好意思对你说，才撒了个谎，叫你给他写信……你的信，我没有办法交给他，一直放在我这里……”
　　1985年4月，在参加李伯钊遗体告别仪式时，我见到了李讷。她正同王光美在一起，王光美微笑地跟她说着什么。见到我，李讷仍像孩时那样喊我“王叔叔”，只是她的体态、肤色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穿着也十分朴实，眼前的李讷，早已不再是记忆里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了。……（后略）

我眼中的毛泽东——原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访谈录[转贴]
转自新浪“新闻中心”频道、“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专题”频道中的这个网页：http://news.sina.com.cn/c/2003-12-19/16202418361.shtml

　　解说：

　　2003年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甘家口的，一座普通居民住宅楼里，一位79岁的老人，正在构思着他的下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在这之前他已经写了一部回忆录，《紫云轩主人》，他叫王鹤滨，40年代曾经三次被指派，去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穿着让他大吃一惊。

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分上下两册的《紫云轩主人》

    采访：

　  1943年，从晋察冀军区到延安，到了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我那时候是一个支部的委员，我们就席地而坐，有草垫子，有的小板凳什么的，坐在地下，主席前面就是一个讲台，就是一个小桌子，卫士给他倒一杯茶，倒一杯开水放在那儿，主席穿着一条补着补丁的裤子，两边都补着补丁，穿着一件旧的灰色军装，给我们做报告。

　　解说词：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时任香山门诊部支部书记，兼业务副主任的王鹤滨接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一个电话，通知他立即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处报到，接受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保健医生的职务，傅连暲给他一封事先写好的介绍信，让他自己去见毛泽东，王鹤滨怎么也想不到，这第四次见到毛泽东，会是这样一种情景。

　　采访：

　　快到门口了，这时候(值班卫士)王振海就瞄着我了，瞧着我来了，他就向我靠近，要赶我。他原来没见过我，这时候突然间毛主席跟着一群人，从他的办公室，从菊香书屋大院走出来了，我一见高兴了，我赶快去，他一出来，王振海就赶快闪开了，他就不去堵我了，他一闪开，我就冲过去了，把信递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打开信一看，欢迎你来啊！我现在去开会，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通知你，这时候就握了个手，这握手又是会见，又是告别，他们就到颐年堂开会去了。

　　解说∶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王鹤滨被毛泽东请到了自己的卧室。面对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王鹤滨一时间乱了阵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毛泽东随意的态度很快拉近了他和王鹤滨的距离。

　　采访：

　　他(毛泽东)说：你到我这来工作，我的事情还不太多。我身体还可以，你要多照顾一下其它的书记，我得听指示啊。我就坐在那儿，眼睛看着他听，他一看我那么愣着，也不回话，我是怎么想的呢？主席肯定还有什么要指示我的，我要办哪，我就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了一声："哎，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啊。"

　　解说：

　　后来王鹤滨兼任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毛泽东总是以没时间看《参考消息》为借口让王鹤滨来读给他听，他甚至还要求用自己的稿酬再订些别的报纸。王鹤滨发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了锻炼和培养年轻人洞察世事的能力。

　　采访：

　　他说你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参考消息》，有些国际性的动态呀，给我讲一讲。他说我的时间很少，他说你应该用我的稿酬，订一些报纸，譬如香港的报纸，不管什么观念的，不管是左的右的，你都买来，买来看，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产生观点了。

　　解说：

　　毛泽东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他的双人床一半用来放书，一半用来睡人，他和书似乎融为了一体。

　　采访：

　　主席可不让动他的书，我心里想我也没想动，我就看，为什么不让动呢？主席的书都做了大量的记号，有的书里头夹着纸条，上面写着什么问题，每本书都垂着好多纸条。我就说就像书长了胡子一样，当然我就不能动了，动了纸条就飞了，主席得收拾。主席对书是特别亲切的，有时间，夏天，他在院子里坐着休息的时候也是拿着书看，他一外出的时候总是带着书。

　　解说：

　　新中国建立后，条件虽然好了，而毛泽东的衣着依然十分朴素。

　　采访：

　　他有一双皮鞋，这双皮鞋是他登上天安门之前做的，有鞋带。主席从来不去解鞋带，系鞋带，拿脚一伸就进去，一甩就脱，他这个鞋一直穿到了我离开以前还在穿。所以有一次，李银桥给主席擦皮鞋的时候，他说王秘书你来看看，我说看什么，他说擦皮鞋。我一看，那个皮鞋前边一道纹一道纹的，和老人的抬头纹一样，鞋底也磨偏了。他说我看这个鞋，他有点将军的意思，你这当秘书的，你都不知道给主席做双鞋呀？他说我给主席说了好几次，主席说还能穿嘛，就不让做。我心想主席不让做，我怎么给他去做呀。

　　解说：

　　毛泽东出生于农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一些来自农村的子弟，王鹤滨也不例外。毛泽东经常教导他们要多回农村去看望父母，要多去了解农村的一些基本情况，要多为老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

　　采访：

　　他呢，从十四岁到十六岁都是干大活儿，挑粪、种地，所以他深切地体会到农民的痛苦和没有土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痛苦，所以他对农民确实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们到了不久，主席就说："哎呀，你去看过你父母吗？"我说离不开，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医生，照顾他们五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 时)，所以离不开。他说我可不要这样的不孝子孙。他回到农村的时候，对他父母也是毕恭毕敬的。后来我去农村，农村人知道我是医生，又给主席当医生，每天找我看病的很多，那时侯看病又不要钱。我们从毕业一直到进城都是给职工，给农民看病，不要一分钱的。所以我回来汇报以后，主席就说："你在你这个村子里头办个诊所，一半在我这儿为我服务，一半到农村去给农民服务。"

　　解说：

　　王鹤滨经常陪毛泽东吃饭，吃饭时，毛泽东总是亲自为他夹菜。

　　采访：

　　吃饭呢，开始我不知道，值班卫士通知我："王秘书，主席叫你去呢。"我得去啊，去了以后，一看桌子上摆着饭菜和两双筷子。他出来了，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往这处走，用手一指，叫我坐在他旁边"别看呢，吃。"我也不好意思吃，陪主席吃饭，我也不能这么夹那么夹。后来主席说："你们青年人喜欢吃肉，你来 尝尝这个牛肉片，这个苦瓜我爱吃，你尝尝。"就给我夹，主席夹了，你也不能说不要哇，反正你夹了我就吃，夹了就接着，接着就吃。后来这么几次之后，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大门口散步的时候，我和汪东兴走在后面，他说："你跟主席吃饭，不要老是埋头苦干呢。"我说什么埋头苦干呢？他就说了："主席跟我讲，你陪 他吃饭的时候，说你是咱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人，不懂得待人接物这一套。"他说你不要老找主席照顾你。我说，哦，我明白了。

　　解说：

　　一次，王鹤滨四岁的儿子意外地陪毛泽东吃了一次饭，王鹤滨也意外地领教了毛泽东独特的教育孩子的方法。

　　采访：

　　有一次，就是星期六，机关要开饭了，我这个同志帮着我把王子杰我的大儿子接回来了。这时候通知我陪主席吃饭，主席叫我，这孩子怎么办呢？我也得出去找人交代孩子，来不及了，叫主席等着我吃饭呀？把他抱着去吧，一块儿去。去了以后主席很感兴趣“哦，多了个小同志啊。" 就问你多大岁数了？几岁了？他举了四个手指头，四岁了。“你妈妈呢？"“妈妈学习去了。"“想不想妈妈呀？"他说我想。然后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因为在托儿所他吃过饭才回来的，他现在根本就不饿，但是眼睛老盯着红辣椒，尤其那炸的一段一段的红辣椒，很好看。主席说："啊，你喜欢吃这个啊，这个可好吃了。"他夹了一口放在嘴里，"这个可 好吃了，非常好吃的，你想吃吗？"完了就夹了一块给他，他小嘴就伸过去了。我说主席不要给他吃。我就把他揽过来没让他吃，我心想：这么辣的辣椒，我吃了都直出汗，那小孩子一吃哭起来，闹起来，再骂起来，我说这不把主席这顿饭给搅了吗？我说："不能吃，主席。"后来主席又夹了一块，跟他说："嗨，这么好吃的 东西，你爸爸不让你吃，来吃。"又夹了一块，夹了一块以后，我又把孩子搂过来了，我说千万不能吃！我说主席你千万不要给他吃！这时候主席就不满意了，把筷子放下："哪有你这个当爸爸的？你叫孩子吃嘛，叫他上上当，让他知道知道大人也有坏的。"

　　解说：

　　毛泽东曾经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王鹤滨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为了摸清他的这种工作规律，提出更好的保健建议，王鹤滨舍命陪君子，但是同样无功而返。

　　采访：

　　他在这里办公，我在这儿，我这么看着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是我想陪陪他，他也没说话，我也没说话，都这样看着。我这个人特别不耐困，看着看着眼睛就看不清了，开始我想，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就一会儿就困了。主席工作连间断都没有，我就困了。后来我就想起来古人学习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把头发吊在房梁上，打嗑睡了这么一撑，头发撑住了就倒不下去。拿锥子扎屁股，这是古人的办法呀。我就拿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拧了也麻了(不管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那有个沙发，开始不敢那么戳(坐)着，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觉得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 乎的压着，暖烘烘、沉乎乎的。后来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军绿色大衣。他给我盖在身上了，他一看我醒了就冲我点点头，意思是你还接着睡吧。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本来想帮助主席呀，看看有什么空隙啊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来了以后，也找了麻烦，主席还关怀我，把他的大衣盖在我身上。

　　解说：

　　195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收到了许多来自各个建交国家发来的贺电。毛泽东看完之后，当即表示：不许登报，不准做寿。但是临到吃饭的时候，王鹤滨却意外地发现桌上多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

　　采访：

　　主席拿了杯酒：“王医生，今天是我的生日，咱们一块来过我的生日。"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生日。我说那好，祝主席长寿。这算是我的祝寿词了，然后我喝酒时有点兴奋，有点发颤，主席说："咱们不祝寿，祝寿不会使人长寿，吃面条汤可以吧？人呢活一百岁就不得了了，哪有什么活万岁的？"我说您应 该能活到100到120岁的。他说：“是吧？不会活到一万岁吧？"

　　解说：

　　毛泽东有两大嗜好，一是喝茶，二是吸烟。作为保健医生，王鹤滨不主张毛泽东过量地吸烟，于是他动员毛泽东的家人搞了一场戒烟运动。

　　采访：

　　一劝，主席就说："我也知道吸烟不好，但是戒不了。"后来我开玩笑说搞一个戒烟运动，动员他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还有叶子龙的两个女儿-- 艳艳和丽亚，叫二娃。当年那时候还有毛远新，还有他的儿媳妇刘思齐，因为他们可以随便，嘴巴吸住了你可以拔下来。小女儿去拔，像开玩笑一样，我们就做不到，另外把烟剪成两段，他也同意给他花生、糖块代替吸烟，后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主席就跟我讲，我烟实际上并不多，在手上拿的时候多，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一支烟在手，就好像是能帮助我思考问题。糖块也好，花生米也好，瓜籽也好，起不到这个作用。他说这个话，我觉得确实也是肺腑之言，我说这次戒烟运动，我认为是失败了，这个护士、卫士们都说主席是少了，怎么少了呢？把一支烟剪成两段，保持下来的是，把一支烟剪成两段。

　　解说：

　　1953年11月，王鹤滨继续学习深造的请求，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他来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进修。

　　采访：

　　主席对我(好)，我是非常感慨的，非常感动的。就是我留(学)苏(联)，我跟主席要求我去学习，主席开始说三次：“我需要你。”我这么想，我是不是有点背叛毛泽东？就说对你那么好，你就这么忍心就走了。要求了三次，他才同意我走的。

　　解说：

　　在与毛泽东长达四年多的相处中，让王鹤滨感受最深的是毛泽东的朴实与随意，现在王鹤滨还会不时地用自己的笔墨去勾勒与毛泽东一起走过的岁月。

   本文由上海新文化广播电视制作有限公司、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提供给新浪网独家报道

楼主补充：大家上北京九中学习中心的这个网页则可以在线试读红旗出版社出版、王鹤滨所著的书《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http://book.bjjz.chaoxing.com/ebook/detail_10444588.html

王鹤滨接受重庆卫视《记忆》栏目访谈的视频位于央视的网站中的这个网页：http://tv.cntv.cn/video/C17571/466d300b74ba4a6d0ec3419cf9f7345c







王鹤滨的中国画作品

大漠红色猎鹰

如此造谣！ 会天打五雷轰的！！！

大漠红色猎鹰

如此造谣！你的家人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死绝的！

太公观察

起得标题不好。

国际警察

造谣者爹死儿亡死亲娘

风吹草低见牛羊

如此造谣！ 会天打五雷轰的！！！
阿鼻地狱为你开了门。

风紧扯糊

大家再请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李静主编的王鹤滨、薄一波、叶飞等人回忆毛泽东的文章的文集《实话实说丰泽园(上下册)》中，王鹤滨的另一篇文章：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2101161?ref=read-3-C&book_id=10193

王鹤滨说（1）

五大书记都是“海量”。领导同志叫我拿出能解酒的灵丹妙药，急中生智，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茅台。毛主席喝下“特酿酒”后没动声色。

　　1949年8月初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我叫到办公室，宣布了组织决定，派我到中南海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
　　我向毛主席报到时，因为迎接开国大典，全国上下都很忙碌，中南海更是热火朝天、喜气盈门。
　　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穿上了清一色的新工作服。工作人员从王府井请来了王裁缝师，他曾留学法国，学习服装设计，算是专家高手了。他在毛主席的办公室为主席量了衣服尺寸，没几天又在这里为毛主席试样。一身草绿色的呢中山服做得很合身，选择这种颜色大概是与毛泽东多年的戎马生涯有关；一顶呢帽?也很合适；一双软橡胶底的牛皮鞋，很合脚，看上去真是焕然一新了。
　　毛主席参加的各种会议很多。9月21日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在怀仁堂致开幕词，总结了三年多时间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并向全世界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以后的会议中，确定了毛主席提议的五星红旗为国旗；通过了以田汉、聂耳写词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通过了北平改为北京，首都设在北京；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议案。
　　9月30日，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投票后，毛主席带领全体代表乘车来到天安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为在革命战争中和1840年以来为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人民英雄树碑纪念。毛主席带领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向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毛主席用悲壮的声音宣读了碑文。接着，彭真同志将一把铁锨递给毛主席，主席将第一锨土撒向基石，随后其他领导人和代表们一一为纪念碑铲土奠基。
　　奠基典礼毕，毛主席又率全体代表返回怀仁堂的大会场。选举揭晓，政协会议达到最高潮，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祝贺毛主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此期间，宴会很多，为此特成立了检验室，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为保证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从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优秀人物的安全，要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宴会都必须进行检验。要保证中央五大书记的健康，要消除由于健康原因不能登上天安门的因素。大典前，在国宴开始时，汪东兴和李福坤（警卫局副局长）把我叫到他们面前，低声嘱咐说：“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
　　大概领导同志想叫我拿出能解酒的灵丹妙药来，这是非专业人员很自然的想法。他们想我一定有解酒的药，一经吃下就不会醉，醉了一吃就醒。其实，我根本没有这种药。
　　宴会在怀仁堂的大厅中进行。首长和国宾们已坐在桌旁就要祝贺举杯了，哪里去找解酒不醉的药啊？任务又是不能推卸的，怎么办？在那样热烈而兴奋的场合，我能不能走到一个书记又一个书记的面前去劝说少饮酒呢？当他们举杯祝酒时，我能跑过去“掣肘”吗？那不是太煞风景了吗！我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啊！办法终于想出来了，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这个主意得到杨尚昆的首肯后就执行了。我先做了一下试验，结果倒在高脚玻璃杯中的白开水和茶水，用肉眼看去是无法与白酒和红葡萄酒区别开的，只要不喝是无法分辨真假的。于是，我们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我和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把“特酿好酒”斟进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五大书记中，大概少奇同志是酒量最小的。我想这可能是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因为酗酒是最容易坏事的，不准酗酒恐怕也是做地下工作的一条纪律。但在这大典前夕的喜庆日子里，为了应酬嘉宾，又不能不喝，尤其是从苏联来的“老大哥”客人，个个都称得上是“英雄海量”，这样使少奇同志很被动，少喝了有失礼貌，多喝了又没有酒量，为难是可想而知的。当他喝了我“酿”的特制“通化葡萄酒”后，满意地向我投来一缕微笑，表示赞许。这一缕微笑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和鼓励。少奇同志饮过特制“通化葡萄酒”后胆子壮了起来，而且主动地向客人敬我酿的“茅台”酒，并且一饮见杯底。突然，一位苏联客人手持酒杯，走到少奇同志面前祝酒。少奇同志刚要举杯，苏联朋友迅速地将自己的酒杯送到少奇同志的手里，同时将那杯特制“茅台”从他手中拿过来一饮而尽。这是苏联喝换杯酒的礼节，表示亲密无间的友情。苏联朋友刚饮完这杯酒，就哇哩哇啦地讲了几句，现场没有翻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大概是觉得这“茅台酒”怎么这样淡而无味呀。我们很担心“秘密武器”被识破了，赶快给他斟满了一杯茅台酒，同时迅速地将少奇同志手中的那杯茅台酒用特制的“茅台”换了下来，两人同时举杯喝了下去。苏联客人品了一下，也就不哇哩哇啦地叫了，仍然频频畅饮如故，我们这才放下心来。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这大概是多年外交活动的锻炼吧。当他喝下特制的“酒”后，立刻转过头来，用严厉和疑虑的眼神向我这位临时“招待员”射了过来。总理对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很认真的，在这重大的外交场合更来不得半点马虎。那眼神是在批评我们这些“临时招待员”为什么这样不称职，粗枝大叶，怎么把水当成酒了，如果这错误发生在客人身上，那是多么无礼。他又用带着歉意的眼神看了看客人，见他们并无任何反应，都在兴奋地开怀畅饮，也就没再责备我们。周总理的秘书何谦走到总理身旁耳语了几句，大概是向总理报告了我们的措施，总理又回转头来用缓和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国宴仍在欢畅的气氛中进行。
　　毛主席喝下“特酿酒”后没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我距离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较远，没有看到他们的反应。
　　这样，宴会下来，畅饮的首长们，脸都未红，都是“海量”。

王鹤滨说（2）

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下，一个戴着绣花纹帽子的维吾尔族老人，从群众队伍中挤出，径直向天安门走来。

　　我得到通知，10月1日开国大典时让我上天安门工作。
　　10月1日，毛主席醒后，我去了解了一下他老人家的健康情况。之后，就随警卫处的车先去天安门等候。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毛主席每次外出、开会或到外地视察，乘汽车时，我都是坐在他老人家身旁的。开国大典时因为毛主席要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同车，我就没有跟随主席一起去了。
　　将近下午3时，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登上天安门的中国领导人都佩戴着红色锦缎飘带，上面印有竖写烫金字的职务名称。毛主席左胸前缀垂着红锦缎飘带，飘带的中央有闪着金光的“主席”二字。飘带的下部，剪裁成了燕尾状，随着走动和秋风的?拂在毛主席草绿色服装的衬托下飘舞，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其他国家领导人也都在左胸前佩戴着红色锦带，印着不同的职务。他们衣着的色调和式样不很相同，但是不管什么颜色的衣服，佩上这红锦缎的飘带都是光彩夺目，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戴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着“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或“记者”烫金字样。这锦缎飘带也就成了走上天安门的证件。
　　已有500多年历史的天安门被彩饰一新，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毛主席带头向天安门北面西侧的大砖垒成的梯道上走去。此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摄影师们，看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上走来，立即打开了摄影机的旋钮，一边向上退行着，一边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英姿纳入了摄影机的镜头。随着摄影机的开动，我们这些随行人员立即闪向阶梯的左侧，躲开镜头。我走在距离毛主席数米远的后面，也是所有随行人员的后面，因此对避开镜头的反应也就最迟钝了。当我发现随行人员闪躲时，尚未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传来叶子龙的声音：
　　“王大夫！闪开点！”听到声音，我明白了，立即从阶梯的偏右侧，迅速跨向左侧，想避免摄影机把我摄进去。以后从电影中看到还是有个人影在毛主席一行的背后闪动了一下，虽然看不清面貌是谁，但我总觉得破坏了整个画面，不动也许更好些。我感到非常内疚，因为这不是拍电影，不可能重拍。
　　当毛主席带头走上天安门时，设在天安门上的扩音器中放出了播音员的声音：
　　“毛主席来啦！”
　　“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
　　顿时，天安门上下掌声雷动，如暴风骤雨一般，经久不息。数十万双眼睛一齐射向天安门，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像盛开的花朵，铺满整个天安门广场，在阳光的辉映下分外妖娆。广场上的红旗在蓝天的衬托下，像彩霞一般随风飘动，人们兴奋欣喜的面孔汇成欢乐的海洋。
　　这时，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
　　毛主席站在天安门的麦克风前，向广场群众，向观礼台上的同志和外国朋友巡视了一周，然后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
　　这洪亮、豪迈的声音，震动了寰宇。它穿过高山，越过海洋，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此刻，毛主席按动了升旗的电钮，在军乐团演奏的国歌声中，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蔚蓝色的天空显得更加鲜艳。继之响起了54门大炮的同时轰鸣，连续28响，震天动地。礼炮过后，毛主席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豪迈地向全国、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国策。
　　阅兵式开始了。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致军礼。朱总司令还礼后，聂荣臻总指挥向总司令报告说：各军种已经准备好，待命接受总司令的检阅。朱总司令乘阅兵车在聂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了各军种的队伍，然后驱车回到天安门上，朱总司令站在天安门上的大殿楼前宣布：
　　“阅兵式开始！”
　　一声令下，在军乐声中，陆、海、空各军种的指战员，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走来，接受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当队伍进入东三门后（原在天安门广场的左右侧各有三座门的牌坊，后被拆除），正步前进，到天安门主席台东侧时，一声口令：“敬礼！”
　　行进的指战员立即像闪电一样将面部侧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同时将枪支上举，行持枪礼，向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及解放军首长们致敬。主席台上的将军们以军礼回敬，毛主席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举手回礼。当十几架银色战斗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天安门上下的人们热情地鼓起掌来，热情欢呼新中国年轻空军的建立。
　　阅兵式过后，群众游行开始。这五彩缤纷的人流，经过天安门时，时而拥向金水桥边，时而停止了脚步，翘首上望，想把毛主席看得清楚些。
　　“毛主席万岁！”工人群众向毛主席喊出了由衷的祝愿。
　　“工人同志们万岁！”从扩音器中传出了毛主席洪亮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职工群众队伍爆发出向毛主席的衷心祝愿。
　　“同志们万岁！”毛主席用手挥舞着致敬。
　　工人、农民、职工们听到毛主席向他们祝愿的声音，都兴奋得热泪盈眶了。他们欢呼雀跃，热情地、用力地鼓起掌来……

王鹤滨说（3）

　　整个阅兵和群众游行的时间拉得很长。在这期间，毛主席很少到天安门上的大厅里休息，即使到大厅休息片刻，也安排了会见代表。经劝说毛主席才拿起点心，刚刚吃了两口，周总理走进来为难地说：“主席，游行群众站在那里不走了，要见主席！”
　　毛主席喝了一口浓茶，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地冲下食道，匆匆地随着总理迈出休息厅，向着主席台走去。此时，游行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南侧，有节奏地齐声高呼着：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这是“持久战”的讯号，他们不见到毛主席是不甘心走的，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热爱、崇敬和想看看他容颜的决心。当群众看到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悦的喊声。人们眼里带着幸福的泪花，跳跃着、欢呼着……一批又一批的游行群众就是这样走过了天安门。
　　服务员尹莘笙看到毛主席站得太久，就搬来了一把椅子请主席坐下来。毛主席微笑着轻轻地一摆手拒绝了。他不愿意让游行群众等着，同时他也不愿意坐着挥手使自己在领导群中显得特殊起来，这里还有比他年纪更大的同志和朋友。
　　突然，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南北两侧的电灯齐明。这时兴奋的人们才发觉天已经暗了下来，夜幕拉开了。节日的夜景更显得美丽动人。灯光、星光交织在一起，好像银河落下九天，横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天安门前。
　　游行结束时，广场上观礼的群众，一齐拥向天安门前金水河上的御路桥畔，都想尽情地看看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英姿风采，接受他们的检阅。兴奋的群众翘首提踵，热情高呼：
　　“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万岁！”毛主席在麦克风前挥着手，亲切而洪亮地喊着。
　　“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万岁！”
　　毛主席挥动着高举的手，在天安门上，从西头走向东头；又挥着手，从东侧回到西侧，与观礼台上的外宾、各界代表们挥手致意……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数年中，每次国庆节都随着他老人家登上天安门。有一次国庆节，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的广场时，突然，一个戴着绣花纹帽子的维吾尔族老人，从群众队伍中挤出，径直朝着天安门的方向走来，维持秩序的值勤标兵未阻拦。他那银白色的长须，衬托在蓝色花条纹长衫的胸前，那银须的尖部超越了腰间紧束着的布腰带。老人的右肩上，还背着一个白色的褡裢。不知道他经过了多少时间，才跋涉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看来老人的目的是想要亲眼见见民族大家庭的领袖——毛主席。他走到金水河中间的御路桥上，选定了最佳的位置，希望尽可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他抬着头，用半仰视的目光向天安门上主席台搜索着，当他终于看到了毛主席时，面部显出了幸福的、满足的微笑。于是他把绣花小帽摘下来持在左手，然后将右手放在胸前，手掌按在心脏搏动的位置，深深地弯下腰去，虔诚地向毛主席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毛主席看到了老人，于是把身体尽可能地向前探着，以最大可能地缩短他和老人之间的距离。他挥右臂向老人亲切致意。这无声的交谈、无声的问候、无声的祝愿，代替了千言万语，胜似千言万语。
　　夜晚，在东西长安大街南北两侧人行道旁，各竖起了一排高而坚固的粗钢管灯座，像手臂一样将硕大的球形路灯朝天举着。每簇灯群由十个炽亮的大灯组成，把大街照得如同白昼，给节日的夜晚添加了火热的气氛。
　　10月的夜晚有些凉了。毛主席穿上了那件棕红色的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坐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他面朝广场坐在轻便的藤椅上，吸着香烟，任轻柔的烟云在眼前飘动着。他泰然自若地享受着天伦之乐，体会着大业初建的喜悦，恢复着在主席台上站立了五六个小时的疲劳。

　　五颜六色的焰火，千姿百态，加上焰火腾空的炮声和火花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非常动人。
　　那腾空的焰火随着一声爆炸之后，向四面八方射出彩花的同时，发出“啾！啾！啾啾”之声，像是百鸟齐鸣，又像是百鸟朝凤时唱出的歌声。制花工人真是别具匠心。
　　从焰火爆炸中心向四周喷射而出形成伞状的无数条金色的火花，像金色下垂的菊花瓣，真像是金黄色的线菊，那是“战地黄花”吧！是那些革命烈士将它播种在天空，如今在大典的夜晚将花瓣长长地垂在天安门上！
　　那是七彩的花。随着炮响，射入高空的花炮一声爆炸，好像从仙女的花篮里倾泻出无数的七彩花朵，它是哪位女战士的英灵，她把自己的鲜血化作鲜花撒落下来，庆祝人民的胜利。
　　焰火在高空炸开，抛撒出无数闪亮的星光，与天幕上最亮的星群互相辉映，这无数亮星是无数灯火缓缓地飘然而下（灯上带着小的降落伞），像是无数先烈手执明灯，从九天飘来参加国庆大典的灯火晚会。
　　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的人们，兴奋地指手画脚地说着，看着。每人对每种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毛主席的孩子们更是欢天喜地地指着多彩的焰火让主席看。
　　毛主席坐在藤椅上，香烟不时地放在嘴中吸上一口，然后又持在右手的中指、食指之间，再用拇指固定着。从口角逸散出来的残烟，在他眼前飘绕。主席有时在沉思，有时在微笑，有时凝视着前方，有时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孩子们的嬉戏。
　　在这开国大典的焰火之夜，在彩饰一新的天安门上，毛主席在沉思什么？是在缅怀为新中国捐躯的亲人？还是在缅怀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英雄？
　　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一边欣赏着被焰火染红的夜空以及在天安门广场上欢乐的人群，一边观察着主席情感的起伏，猜度着他老人家的心理世界。此时此刻，在台湾的蒋介石作何感想呢？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

作者：王鹤

2011年12月10日09:34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人民网”的“子网”——“中国供产傥新闻网”党史频道中的这个网页：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16563505.html

除下红底色的、占去封面一半多的高度的“腰封”后的《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的本来面目

   防弹汽车
　　汪东兴未能找到摄影师侯波，叶子龙又背上了照相机，可以露一手了，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我去西柏坡村时就看到他挖的一个地下室，像菜窖一样，作为暗室。
　　毛泽东的司机周西林早已把斯大林赠送的防弹汽车开到了丰泽园的大门外等候了。这是辆苏联制造的黑色防弹卧车，汽车的外表并不美观、豪华，头部和尾部均成慢坡式的流线。车本身很重，跑起来很少颠簸，车窗有可升降的防弹茶色玻璃砖，从摇下来的玻璃看，足有人的四指厚，驾驶舱和后舱之间也有玻璃窗相隔。
　　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５日到达北平西苑机场时，坐的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缴获的战利品——美国制的吉普车。据说，延安时期，爱国华侨曾赠送给中共中央两辆卧车，毛泽东没有用，而是送给了年纪较大的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人用。在西苑机场检阅入城解放军时，朱德要把轿车让给毛泽东用，毛泽东推让说：“用我们缴获的战利品检阅我们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知道了毛泽东用吉普车检阅部队，便下令给毛泽东制造了两辆防弹车，即吉斯１１０和吉斯１１５。据载，这吉斯１１０本身自重就有６吨，轮胎外带是双层结构，底盘装有厚厚的钢板。时速可达１００公里／小时。毛泽东那时都是坐吉斯，大概是１１０号，走在前面，后面有警卫车，远远地跟在车后，联系警卫事宜或对付突发情况。
　　一钻进被太阳晒过几分钟的汽车里，就仿佛进入了烤箱一样，这样的高温，对体重超负荷的毛泽东来说，更是会感到酷热难耐了，汗已经浸透了他的背心和白色衬衣。我想，毛泽东为什么要在今天最热的时候去散步呢？同时也考虑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是东房，在如此酷暑的节令，在东房的办公室工作也是件苦差事，我的家乡就有这样一句俗话：“有钱不买东、南房，夏天热来冬天凉。”同是古建筑，我住的西房还是比较舒适的，与东房相比，真差半个季节。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毛泽东今天要出去散步，说不定又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样的任务。
　　汽车开动了，驾驶员打开了车窗，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烘烘的。汽车向中南海东门开出去，沿着北长街向北驶去，最后经交道口开出了安定门，出了安定门就可以看到长势旺盛的早秋农作物了。
　　汽车开到安定门外北郊的一个村庄的东侧，通过车窗向路西稍远一点望去，在青纱帐的顶部看到了突出的密集的树冠，推测那里便是农家和村庄了，还没有看到房舍，毛泽东就示意司机停下车来。经过一路吹风，毛泽东被汗浸湿的衬衣已经干了。下车后毛泽东走向路的西侧，跨向一块长势茁壮、茂盛的玉米地。
　　声声蝉鸣，单调刺耳，把这酷暑盛夏叫得更加闷热难熬。路上未见行人，连地边和村头也看不到一个农民。在这种季节，不到太阳偏西，谁也不愿意下地干活。毛泽东一行横穿过马路，来到路西地头的树阴下，这里有一条明亮的小路，与大马路成“丁”字形，向西延伸而去，消失在青纱帐里。
　　大马路和小路北侧的夹角处的玉米长势茁壮，粗而挺拔的玉米秆长有两米多，高宽而长长的、墨绿色的叶子向玉米秆的两侧伸开，成弓形地垂落下去，粗大的圆锥状的玉米苞谷的叶子，衬托着粉红带绿的、嫩紫的穗须，显得格外婀娜娇美，垂落在翠绿色的玉米苞头前，似含羞的娇态，非常鲜艳可爱。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毛泽东用双手抚摸着玉米秸的杆子，露出了丰收在望时农民所特有的喜悦笑容。

惊世书生---毛泽东秘书解读毛体墨迹【内多毛泽东墨迹】(图1)

惊世书生---毛泽东秘书解读毛体墨迹【内多毛泽东墨迹】(图2)

惊世书生---毛泽东秘书解读毛体墨迹【内多毛泽东墨迹】(图3)

惊世书生---毛泽东秘书解读毛体墨迹【内多毛泽东墨迹】(图4)

此书中刊登的一些图片：

毛泽东当选主席（左二为作者）

毛泽东观看展览（左三为作者）

毛泽东和女儿、侄子等人的合影（左一为作者）

毛泽东与农民交谈（右一为作者）

作者陪毛泽东视察黄河（左一为作者）

识丁老头甲

风紧扯糊 发表于 2015-4-13 11:04
当时毛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所以误以为电报是儿子翻译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调儿子回国“学习”，远 ...

若以下为文字为真。
1950年的一天，在菊香书屋院子里，叶子龙正拿着文件要进主席的办公室。在门口他看见我说：“岸英牺牲，主席还不知道此事，周总理批示暂时保密。”我一下子也震惊了……没过几天，我到菊香书屋院里时，正好看到叶子龙从主席办公室里走出来，打了个照面。叶子龙很沉痛地说：“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毛主席知道了。”我问他主席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主席看传来的电报，翻译得不好，问叶子龙，毛岸英的中文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不行的话把他调回来！迫不得已，叶子龙向主席通报了此事，主席听后半晌没有说话

风紧扯糊

zhanyou 发表于 2015-4-14 14:01
反动精英掌握了强大的物质经济资源，他们为了反毛，势必会从收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入手，编造谣言来达到效果 ...

你是说毛的卫士李银桥造谣说毛岸英临死前毛泽东曾电令彭氏赶快把志愿军的司令部迁到别的地方吗？李银桥不是中央领导，他是没资格看军事机密电报的！假设真有那么一封电报，毛泽东也是不可能违反纪律，把如此机密的军事电令给李氏看的！详情如下：

有关毛岸英牺牲的一则电报

作者：王亚志

转自新华社的官网——新华网理论频道中的这个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1/11/content_7405569.htm

    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及其夫人韩桂馨口述、邸延生执笔，撰写了一书《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这部书的其他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关于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难的原因背离真实。

    《历史的真言》把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拒不执行毛泽东要他转移司令部驻地的电令。我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总部参谋，随彭德怀同志工作；1986年离休后曾参加《彭德怀传》的编审工作，对抗美援朝的那段历史比较了解。据我所知毛泽东并没有发过这一电报指令。

    《历史的真言》第495页至496页载：

    1950年11月23日，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苏联方面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告知美军近日将派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提醒中国方面提高警惕、预做防备。

    聂荣臻急忙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报告了苏联的电报。毛泽东指示说：“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要他转移司令部！敌情变化无常，要防患于未然！”

    “是！”聂荣臻答应后离去，即刻给彭德怀发电报了。

    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亲自拟写了一封电报，用“AAAA”加急形式发了出去，提醒彭德怀近日将有敌机轰炸，要他设法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彭德怀悲痛万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没有按照聂荣臻的提醒和毛泽东的电示急速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第501页载：

    毛泽东得知志愿军总部被炸后，“这个彭德怀！”毛泽东生气地说，“我拍了电报让他转移的么！……”

    读者阅到此自然会认为毛岸英的牺牲是由于彭德怀未遵从毛泽东的电令及时转移总部驻地而招致挨炸，使毛岸英本可避免牺牲而最终却未能逃脱。责任在于彭德怀。

     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密码电报是核心机密。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从事译电和接触密码电报的工作人员都须经过严格审查。电报的阅看、回收、归档每一环节都有严格、严密的纪律和签字程序。电报按年月顺序编号，机要部门随时对收回的电报清点，倘发现缺号立即追查，如丢失则立即报告最高首长，务必彻底追查到底。遗失电报的当事人，不仅本人要受到严肃处理，当事人的直属一、二层上级也要受到必要的处分和处置。志愿军司令部收到的电报及发电都是总结战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朝鲜停战后，军委在沈阳组织一批干部总结志愿军作战经验，使用了志司的全部电报（“志司”应该是“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楼主附言）。上世纪50年代写出了初稿后，电报上交军委机要局存档。总结文件保存在军事科学院。彭德怀对总结稿作了审查，题写了书名。邓华具体主持编写。庐山会议后，总结被封存。上世纪80年代，军科院战史部重新编写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史，并于1990年9月公开出版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书。至此，人们可到军委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查阅文电史料。因时限已过，大部分电报失去机密性，可以公开引用或全文发表。军事科学院掌握了当年志司的全部电报，按年度月份编号齐全没有缺号。

      从1950年11月下旬的23日、24日志司的收电中翻找，根本没有所谓11月23日聂荣臻告转移的电报，23日没有北京的来电。24日确有毛泽东来电，但电文中丝毫没有讲为防轰炸应转移司令部的字句。该电全文如下：

    关于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

    （一）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廿二时半

     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已全文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685页，公之于世。所谓聂荣臻11月23日、毛泽东11月24日两次告彭德怀转移司令部的电报纯属子虚乌有。

     即使毛泽东当时确有电令彭德怀转移驻地的电报，李银桥也不可阅看，也不可能听到。因进入中央机关的干部、战士都进行保密守则教育。不该自己阅看的文电不阅，不该自己知道的秘密事项不探问，首长和别人谈机密时躲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两位机要秘书徐业夫是老机要工作者，罗光禄是军事干部。徐、罗秘书绝不会把电报给李银桥看，因这是违反保密纪律的。李银桥当年不可能看到电报，也不可能听到军事机密。那么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银桥口述回忆录时认为需向中央和军委档案馆查阅某些文电，以他的身份当有批准的可能。但可以肯定他和执笔人并没有寻查当年的历史文献。

    彭德怀在毛岸英遇难后，在11月25日16时向军委发了电报。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收到电报后，首先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阅后在电报上批“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37天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交代叶子龙把志司电报送给毛泽东。据《叶子龙回忆录》（第196页至198页）载：“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我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么！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对岸英牺牲一事及毛泽东当时的情况，多年来各种媒体作了大量渲染，说法不一。实际情况如上述……”

      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王亚志    摘自2007年第6期《世纪》）

楼主补充：作者王亚志是解放军总装备部的离休干部，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总部参谋；《世纪》杂志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杂志。下图为那一期《世纪》的封面：

冷娃

你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告诉你的？小心报应！

保卫信仰

污蔑毛主席的人，天理不容，真的是丧尽天良。是要断子绝孙的。

穆萨

遗憾，没看到楼主原文？又一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