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物教——“货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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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物教——“货币”意识形态

“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北京考虑我的建议良久，那其实是朱镕基的货币制度加上一点变化。这变化是向旁站开一步，避去与其他国家争吵，对他们说：“我们是回复到古老的本位制，只是我们用一个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没有真实物品的储备。这是我们选择的确认自己的币值的方法，与所有其他外币的汇率是自由浮动的。”当然，要防止通胀，以一个可以成交的实物价格的指数为锚，远胜于一篮子纸造的货币。

《农政全书》：“夫金银钱币，所以衡财也，而不可为财。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宜其贫也益甚。此不识本末之故也。”

韩毓海在其《重读马克思》中延续了受08年金融风暴激刺而作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惯性，浓重的“货币”意识形态因其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影响深远……正如向松祚的《新资本论》等作品，反思本身也成了被反思之物的上层建筑。我们应当把它颠倒过来，因为没有“天然的货币”，只有人为的工具。

韩氏指出：

“布罗代尔……特立独行的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但很可惜，古典经济学家却把现代金融制度视为产业革命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颠倒’”。

然而韩氏似乎忘记了，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分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形形色色的交换”和“世界的时间”三卷。正如布罗代尔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方法论：资本主义是一种上层建筑（正如货币之于商品），而且是世界体系的结果，布氏在《资本主义的活力》中总结到：

“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资本主义其实就靠这种阶梯为生：外层地区供养内层地区。……正是市场经济、基础经济和小工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未来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没有使英国当时能横行世界的外部环境，英国革命的进行肯定不能如此顺利。”

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

“早在16世纪，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盆地就发现了经济和社会融合的迹象：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市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基本上等于通过大西洋运往大西洋运往欧洲的数量。经陆路运输的数量更大，其中大量流入中国，以换取丝绸、漆器和瓷器。一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条鞭法）加速了这种进程。”

甚至我们如果比较荷兰的16世纪和英国的17-18世纪已有根本的不同，正如后来的蒋百里在《国防论》中所指出的：

“所以法西斯也罢，国社党也罢，苏维埃更逃不了，所谓五年计划、四年计划，都是一种农业文化的表现，这不是一定说农业文化的优越，可是商业文化的破产，是决定的了。英国人听见法西斯国社党苏维埃都有些头痛，其实许多事情，还是他自身先进国家开辟出来的。消费合作社在英国最先创办，成绩也最好，这不是废商的先声？基尔特明明是古时代手工组织的遗产，英国就首创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就可见我所谓“演变”。大陆农业统制精神，乃孕育于商业自由的海国，这是因为商业顶发达的国家，感受痛苦最早，因为商业扩充同当年地中海文明一样，受了天然的限制！”

正如阿瑞吉的“三部曲”中所指出的，从荷兰到英国到美国……以致中国是一个从变态到常态、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而不是“颠倒过来”：

“斯密加以理论化的经济发展并不沿着一条而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出现的，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以外贸为基础的道理，和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者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道路。……马克思在这里似乎赞同斯密的观点，即技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从根本上远逊于社会分工。……斯密的‘非自然’道路不同于‘自然的’道路，并不是由于它拥有数量更多的资本家，而是由于资本家拥有更大的能量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取自己的阶级利益。”

即使韩毓海所盛赞的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中国崛起”也更是“复兴”，因为并不是“货币性”资本或“化石能”工业或“外部化”殖民的西方模式，而是中国内生模式的革新（特别是建立工业基础的时代恰好是个“票据”时代）：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土地食利者阶层，从而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当均衡的社会结构。拉美国家常见的口岸买办阶层和大地主的联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存在。这就使中国可以在较少既得利益结构中国开始加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并为相对平衡有效率地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可能。

孙中山《上海社会党的演讲》
    美人有卓尔基亨利（Henry George）者，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来，然试叩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购乎?故卓尔基亨利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
    土地公有之说，渐被于荚之时，正英人恐慌之日。英国土地本为贵族大资本家所占有，因工商发达，业农者少，致所出谷食不够供给人民之食料，外粮之输入，价值反较本国为贱。英之土地生产力失其效用，其地主有不事耕耘而事畜牧，其佃人颠沛流离，被逐而谋生于美国。一般学者，深痛地主之为富不仁，对于土地公税之说，遂视为救世之福音而欢迎赞同，遂成单税之一派，主张土地之分配归公，国家由地价中抽什之一，他之苛税皆可减轻，而资本家于是不能肆恶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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