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沙田仔 于 2015-5-30 17:51 编辑
“该文作者无视此大局，专述所谓我在反修中的臭事，其目的是什么？”——原文很长，并不是“专述糗事”，我只是因为怕大多数网友没耐心看那么长的原文所以只节选了一个小节贴出来。完整的原文如下：
编者按:本刊今年第2期刊登了中国驻越南原大使李家忠撰写的《外交生涯片断追忆》一文,主要回忆了他四次被派往越南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所亲历的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历史,李家忠特续写此文,作为对上文的补充。(本文是续文，上文《外交生涯片断追忆》在“全刊杂志赏析网”中的具体网址则是：http://doc.qkzz.net/article/c49eb066-c698-4031-8a55-ec9f3d5fa9ab.htm。——楼主提示) 炮火下的中国大使馆 1965年春我被派到驻越使馆工作时,美国正逐步把侵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大使馆的工作也相应做了调整,遵照国内指示,所有外交官夫人和女工作人员都撤回国内,留下的男同志也都做了必要的准备。当时河内的备战气氛越来越浓,到处都修建了防空壕和个人掩体。各街道都架有广播喇叭,市民可随时听到美国飞机的动向。中国援越部队为大使馆修建了四个钢筋混凝土的防空洞,每个可容纳20多人。各办公室和宿舍的门窗都贴上了纸条,防止一旦被炸时玻璃碎片四处飞溅。此外还准备了蜡烛和火柴,防止停电。每人都配备了棉大衣和手电筒,便于夜间跑防空洞时使用。 不久,美国飞机便开始了对河内和越南北方其他城市的大规模轰炸。大使馆的工作秩序也随之被打乱。每当广播中说“敌机距河内50公里”时,我们便要停下手 头的工作,准备钻防空洞。当广播中说“敌机距河内20公里”时,便要立即跑向防空洞,有时未等进洞,美国飞机就已经飞到市区上空,这时我们会听到美国飞机 投下炸弹的爆炸声和越南高炮部队发射炮弹的吼叫声。待美国飞机轰炸过后,广播中会通报说“敌机已经远去”。这时,我们再从防空洞中走出来,继续工作,有时一天要跑防空洞两三次。从1965年春到1970年春,我在越南工作5年,其间总共钻过多少次防空洞,无法统计。 那时越南军方尚不能及时掌握美国飞机从泰国乌塔堡空军基地起飞的动向,每次都是中国情报部门了解情况后,立即通过中国大使馆武官处,通报给越南军方。1966年12月14日中午,大使馆的同志正在食堂用餐,武官处的同志大声说:“请大家快些吃饭,有情况。”我们便迅速做好了相应准备。下午3时许,多批美国飞机轰炸河内市区,其中先有4架美机在大使馆上空盘旋,其中1架于3时24分向大使馆俯冲,发射一枚空对地导弹,炸毁了大使馆电影厅大楼西南角,楼顶被摧毁近一半,门窗玻璃全部粉碎。与大使馆一街之隔的新华社河内分社的门窗也大都被炸毁。 幸亏大使馆同志都及时钻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后经越南军方专家鉴定,美机发射的是“百舌鸟”导弹。 下午6时15分,胡志明主席步行来到大使馆,向朱其文大使表示慰问。朱大使,陈亮政务参赞和陈皓武官陪同胡主席查看了被炸现场。当听说大使馆和新华社分 社的人员都没有受伤时,胡主席连说:“那就好,那就好。”之后,胡主席又询问大使馆有多少人,防空洞能否确保大家安全,大使馆有没有疏散计划。朱大使一 一作了报告。胡主席对朱大使和在场的中国同志说:“房子被炸了,算不了什么,今后可以建更好的,只要人在,我们将继续战斗。” 12月16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蓄意进行的严重挑衅行为”。那时正值“文化 大 革命”开始不久,许多外交文件都带有浓厚的 “文化 大 革命”气息。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竟然明目张胆地向中国驻越南的外交代表机构开火,妄图用战争恐吓试探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决心。美帝国主义真是瞎了眼睛,看错了对象。越南人民是吓不倒的,中国人民也是吓不倒的。”“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对美帝国主义这一严重的战争挑衅行为表示最大的愤慨和最强烈的抗议。”他们表示“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争取抗美救国斗争的最后胜利,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以完成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 我所见到的胡志明 早在上小学时,就听地理课老师说,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东南前哨,越南的领袖是胡志明。后来我学了越南语,又到外交部工作,心想总有一天会有机会见到这位领袖。 1964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率中国检察院代表团访问越南,我从外交部被临时借去为代表团当翻译。越方知道张鼎丞是中国的老革命,接待十分热情。 11月3日上午6时,胡志明主席在河内主席府接见张鼎丞检察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之所以安排在早6时,是因为胡主席每天清晨5时多就起床了。那天胡主席身穿浅黄色咔叽布中山装,外面还披上一件黄色外衣,站在主席府大厅前台阶下迎候我们,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作为翻译,当时我有些紧张,怕不能完成好翻译任务。但胡主席毫无大首长的架子,举止和谈吐十分随和,并且基本上都在讲中文,就像和朋友与家人聊天一样。他还站起来端着盘子,逐一请大家品尝饼干,并介绍说这是主席府的厨师用木薯粉制作的。会见气氛极为轻松和亲切。 张鼎丞检察长谈到中国检察部门存在的问题时,胡主席说,中国存在的问题,越南都有,甚至中国没有的问题,越南也有。胡主席还回忆起当年他在中国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的见闻。他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些人受英、法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崇洋媚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外国名字。有一个人本来姓白,却改成姓“怀特”( White),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至今我仍珍藏着那次胡主席与全团的合影照片。 1965年春我到驻越南大使馆工作不久,中国铁路杂技团到越南访问演出。朱其文大使特意在大使馆安排一个专场,请胡主席和越南其他领导人前来观看:那天,胡主席身穿一件越南农民常穿的棕色短衫,脚上穿一双用汽车轮胎改制的凉鞋——抗战鞋。演出地点在大使馆的电影厅。当朱大使陪同胡主席步入会场时,在场的大使馆人员、中国留学生和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专家代表共200多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朱大使请胡主席在前排沙发上就坐。但胡主席没有立即就座,而是面向全场,举起手示意大家先 坐。可是大家非但没有先坐,反而鼓掌更热烈了。这时,只见胡主席一下子坐在了电影厅小舞台的台阶上。在场的人只好坐了下来,朱大使才将胡主席请到沙发上就 坐。 胡主席与周总理夫妇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主席和周恩来就在法国巴黎相识。1924年到1927年,胡主席 (当时名为阮爱国)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阮爱国还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正因为如此,胡主席对周恩来夫妇十分关心。 大约在1968年秋的一天,胡主席的秘书瞿文烁到大使馆见我,转达胡主席内心的不安。瞿秘书说,胡主席看到外电报道说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但没有见到中方 的相关报道。这使胡主席非常为难,如果邓颖超同志真的去世了,他一定要发唁电;但如没有去世,发唁电肯定会造成误会。因此请中国大使馆帮助了解实情到底如 何,并把结果告诉胡主席。 我把瞿秘书所谈的内容向大使馆领导作了报告。领导感到非常为难,邓颖超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老大姐,突然向国内询问这样的问题,实在不好开口,但这又是胡主席关心的问题,而且还等待答复,最后只好如实向国内报告。 几天后,大使馆收到了邓颖超大姐的回复。我清楚地记得信中的第一句话是:“敬爱的胡伯伯,我还活着。”下面的意思是说现在的身体比前一时期还要好些,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感谢胡伯伯的关心,祝胡伯伯身体健康,希望能在北京与胡伯伯见面。 越南南方解放区之行（主贴已贴出的这个小节这里我就省略掉） …… 亲历朱镕基总理访越 早就听说过朱镕基总理的坎坷经历和他雷厉风行的作风,但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直到1998年以后才有两三次机会。 1998年8月,外交部召开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我作为驻越大使回国参加会议。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亲切会见了全体使节,并和大家合影留念。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请朱镕基总理在京西宾馆为大家做我国经济形势报告。那天我坐在会场中间靠后的座位上,但仍能清楚地看到朱总理的音容笑貌。只见他从容走上讲台,手里没有拿任何讲稿或提纲,就这样坐下来一口气讲下去。 报告的内容不必在这里重复,但有两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工人下岗问题比较突出,朱总理在谈到下岗工人生活困难时,深情地背出了老百姓中流传的几句顺口溜:“一生跟着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他们全下岗。”作为13亿人口的总理,对百姓的疾苦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令我深受感动。 在谈到外贸出口时,朱总理说形势很严峻,今年的出口额度必须完成,这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讲到这里,朱总理话锋一转说,但外贸部长却说要量力而行。此时外 贸部长就坐在下面。散会后,那位部长从我身旁走过时,有人拍他的肩膀说:总理又点你的名啦!部长则说:我经常被点名,这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听到这话,我自 然想到了周总理,当年周总理就经常当众批评部、司两级领导干部。但没有人记恨,而总是把总理的批评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和教育。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同志写文章回忆周总理对自己的批评,讲述从中得到的教益。 1999年12月,朱总理访越,主要同越方讨论两国经贸合作问题。关于这次访问,要说的话很多,我只讲其中一件事,就是主动提出要帮助两家中援企业扭亏为盈。 20世纪60年代,中方曾在越南援建了两家重点企业——太原钢铁厂和北江氮肥厂。由于年久失修、设备老化和管理不善,两家企业到90年代都严重亏损,生产得越多,亏损也越多。双方有关部门和企业虽多次商谈改造计划,但一直谈不拢,搞得很不愉快。为此在朱总理访越前,越方曾向中方打招呼,建议两国总理会谈 时不要提及这两个企业的改造问题,免得影响会谈气氛。但朱总理在同越南总理潘文凯会谈时,出乎意料地主动提及了这个问题。朱总理说,他将从国内挑选有实践 经验的专家到现场考察,通过加强管理和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尽快使两家企业扭亏为盈,帮助越南政府“卸掉一个包袱”。越南总理潘文凯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 示感谢,但并不知道如何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和大使馆的同志也没有得到国内的任何通报。 朱总理回国后第9天,即12月13日上班后,大使馆接到了朱总理给潘文凯总理的亲笔信。信中说:“为尽快落实我们在河内达成的共识,中方决定派邯郸钢铁厂和安阳化肥厂的专家于今年12月20日赴越,协 助越方进行技术改造,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使上述工作顺利展开,两国相关部门及有关企业之间有必要互相沟通和了解。为此,我建议总理 同志考虑能否派工业部长、钢铁工业总公司、化肥工业总公司负责人和两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及少数专家,在中方专家赴越前来华访问,参观中方有关企业。届 时我将会见越南工业部长和中越双方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 看到朱总理的邀请信,我极为兴奋,想到朱总理动作如此迅速,我也必须抓紧落 实。当即便让大使馆经商处联系越南工业部,提出我要在当天上午往见越南工业部部长邓武诸。但对方回答说,大使要见部长,须先给工业部发照会。我听后说了句 “莫名其妙”,便亲自给邓武诸部长的秘书打电话,说我有急事要见部长。秘书说部长正在开会。我因同邓部长关系很好,便说能否请部长出来说几句话。不一会 儿,邓部长出来接了电话,约定上午11点半两人在工业部见面。 邓部长看了朱总理的邀请信,同样兴奋不已,表示将立即向潘文凯总理报告。 但他说相信潘总理一定会接受邀请。下午刚上班,越南总理府办公厅主任段孟蛟便打来电话说,潘文凯总理完全同意朱镕基总理的意见,将按时派邓武诸部长率领考 察团前往北京。段孟蛟说,为了像朱总理那样讲求效率,打电话就算正式答复,不再请大使去总理府了。 事后得知,邓武诸部长一行抵达北京时,朱总理已在人民大会堂等候,中方还特别安排了开道车引路。朱总理同越南同志和中方人员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全面具体的部署,客人们还去上海参观了宝钢等现代化大型企业。后经国务院批准,中方同意提供专款用于两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述计划顺利完成。邓武诸部长对我 说,他见过许多国家的总理,但态度如此诚恳,抓工作如此大刀阔斧、如此雷厉风行的,可能只有朱镕基总理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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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5-5-3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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