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19世纪：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

chinablue

漫长的19世纪：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

丁耘：儒家引导中国崛起？

我觉得在对待大陆崛起的事情上，是倒过来的。怎么说呢？就是距离越近的，适应越慢。欧洲适应的最快。美国人早就证实了，虽然他把我们当敌人。但是当敌人也是它认识到我们强大才把我们当敌人，当成潜在的最大对手。然后最近亚投行来投奔或者说来投机的是英国人，英国人想保持他们世界老二的地位。要保持这个地位就得认准老大是谁。所以他这个老鼠跳船的选择是对的。一叶知秋，老大帝国的选择可以看出这个态势。但是很有意思，偏偏是在亚洲，接受不了。感情上接受不了，理智上也接受不了，这个最不接受的是港台，其次是日本。越和我们近的，越不接受。

首先是感情上没有转过来。理智上，大陆崛起也非常难解释。刚刚那句话说错了，最不接受的是我们大陆的某些人。他们觉得这么多年，不崩溃也就算了。你非但不死，反而让我们的宗主国都来投奔你，这个太说不过去了。钱永祥先生，包括大陆的某些新儒家，就是想拿儒家来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下一步的政治发展，以及指导社会伦理和文化基础的建构。我觉得这个是积极的态度。但儒家朋友忘了一点，就是，你怎么解释中国的崛起？

   按照这些知识分子来看，不管自由派、新儒家，还是新左派。这个60年或者30年，一直是有问题的，有的儒家大概认为从辛亥革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一直走在邪路上。那为什么有今天的成就，为什么今天可以从容回顾自己的传统，从容地把儒家作为选项提出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重新提出正当性这个问题？

《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

欧洲和北美在技术、政治和社会革新上的这些相似的、长期存在的表现不仅归因于亚洲和非洲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短期政治失败，革新时间的相对滞后有一些长期和更广泛的愿因。我们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首先，欧洲通常比亚洲人、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面对战争时更易动员，在法律上更无情。欧洲的地形要求军队在海战与陆战之间、在高山和平原上、在寒冷和炎热中能迅速适应，因为相对小的政治单位不得不时常进行革新以适应这些不同的地形和气候，而东方和南方大的帝国中，则是发展更松散的、更缺少专业（狩猎经济）的军队类型以控制广袤的土地。在欧洲，相对小的区域中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战争技术的发展上，并且要确保他们的武器可以与敌手的武器相匹敌。亚洲、非洲和最初俄国的军队经常要合并各种数量巨大的附属军队，这些附属军队要供应自己的武器和马匹。军事财政推动了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的发展，但欧洲出现了更有效的支付和税收体系来应对当地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亚洲在17世纪的相对和平是它失败的原因。

《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裂隙中出现

和亚洲进行贸易对欧洲列强的内部斗争至关重要，这曾是伊比利亚人发现美洲、发现经由好望角达到东印度的海上航线背后的驱动力。这样一来，在争相分享与东方贸易的好处之时，美洲白银就增加了欧洲国家相互斗争可能的手段。不过在初期，欧洲越来越多地参与亚洲贸易，却对亚洲超级经济的完整性毫无影响。　　不过欧洲入侵者与前人不同，他们并不设法与亚洲超级世界经济的结构结合在一起。相反，他们通过利用更具毁灭性的战争技术，试图把这些结构中支离破碎的因素结合到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中来。这就带来柴尔德爵士所判断的东西关系的第二个方面：通过战争，西方国家轻易就可破坏东方的贸易，借此积累自己的力量。

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我们随心所欲地从那里抽调兵力，却不花一文钱。”这支军队的作用不仅在于征服和控制印度、在西线抵御俄国向中亚的推进；它还可以在全球推广英国的利益。　　1857年的大起义促使英国放弃了引进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政策，转而诉诸当地原有的制度。正如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促使英国倚重持续复苏的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力量，1857年大起义之后，英国着手在自己的印度帝国内恢复地主和王公的力量，让他们自治。总体看来，英国在亚洲的主宰地位更多是与社会下层阶级、而非上层阶级的利益发生冲撞。一旦亚洲旧政权的统治集团被驯服——就像在中国那样，或是被征服——像在印度那样，他们会成为有用的盟友，再次建立起英国对下层阶级的主宰权，但是这种主宰并没有赢得下层阶级本身的忠诚。

　　英国和西方对亚洲社会下层阶级的主宰缺乏根本的合法性，19世界早期和中期之后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动员起广大群众的支持，共同反对西方。领导这些运动的是“现代化了的”本土精英，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民族自决——即，成为现代欧洲中心的国家间体系中的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正如古哈所说，在支持西方价值观和理想方面，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角色发挥发生了奇怪的倒置：　　殖民统治把权利和自由的观念带给臣民，但在自己的治理中，却从原则和实践上对这些观念全部或部分加以否认，被剥夺公民权的臣民不断要求统治者的行政管理应与理想相符。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大部分政治抗议，尤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带头的政治抗议，都暴露出英国统治的“非英国”特征。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92]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从帝国的废墟中崛起》：1919@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

胡志明不信任法国殖民者，振奋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在巴黎，他想面见威尔逊，结果胡志明毫无机会靠近威尔逊或其他任何西方领袖。似乎正证实了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观点为真，这本后来成为许多反殖民行动主义者和思想家之原始文本的小册子，写于1916年，当时就断言要威尔逊让印度支那回到越南人手里，就和要他从巴拿马撤出美军一样不可能。列宁主张，美国是和英国、日本一样的帝国主义强权，渴求资源、领土、市场，是由压迫掠夺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环，而一次大战的爆发，就肇因于这个世界体系固有的不稳定性。

许多亚洲思想家都认同，欧洲人争夺亚洲战利品一事，乃是这场大战的肇因。1915年战事加剧时，坚定支持孙中山的日本泛亚洲主义者宫崎滔天，就已描述欧洲人如何“像豺狼般扑向亚洲，他们未使出全力，完全是因为担心破坏欧洲内部彼此的均势——尽管，令人感到讽刺的，现今的动乱完全是这个（瓦解）所致”。宫崎滔天语言，亚洲不会因为和平降临而得到喘息空间，他写道：“显而易见的，这些（欧洲）饿虎会转身争夺东方的肉脔。”

但列宁不只口头宣说，还付诸行动。1917年掌权后不久，他就揭露法、沙俄欲瓜分中东的秘密协议。列宁主动宣布放弃俄国在华与其他西方强权、日本一同享有的特许权。诚如贝诺伊@库玛尔@萨卡尔所写道，许多亚洲人把列宁的作为视为“将新国际道德公告周知的非凡的、超人般不可思议之举”。列宁还更进一步宣布，旧沙俄帝国的少数民族将得到自治，且甚至有权利脱离俄罗斯。密切注意中国、印度情势发展的列宁，清除认识到脱离欧洲帝国主义者宰制的亚洲对俄国的重要。诚如他所说：“斗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俄罗斯、印度、中国诸国占全人类过半这一事实。”史达林主张，“凡是希望社会主义胜利者，都决不可忘掉东方”。

《21世纪资本论》（外部殖民@内部殖民）：

    资本的数量比英法两国都要多。相比之下，“一战”前夕德国拥有的国外资产仅为法国的一半，英国的1/4。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德国没有建立殖民帝国，这也是当时及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冲突的根源。欧洲列强对殖民地资产的争夺加剧时当时国际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最终导致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列宁对此议题的论述收录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1916年）一书中。

社会不平等直到今天对美国仍有影响：美国南方的黑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没有公民权，并受到法律歧视制度约束，在某些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南非维持的种族隔离制度有很多共同点。这些背景无疑是美国福利制度在各方面发展（或欠发达）现状的根源。

《美国与中国》：国共合作
在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

孙中山《上海社会党的演讲》

美人有卓尔基亨利（HenryGeorge）者，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来，然试叩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购乎?故卓尔基亨利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

    土地公有之说，渐被于荚之时，正英人恐慌之日。英国土地本为贵族大资本家所占有，因工商发达，业农者少，致所出谷食不够供给人民之食料，外粮之输入，价值反较本国为贱。英之土地生产力失其效用，其地主有不事耕耘而事畜牧，其佃人颠沛流离，被逐而谋生于美国。一般学者，深痛地主之为富不仁，对于土地公税之说，遂视为救世之福音而欢迎赞同，遂成单税之一派，主张土地之分配归公，国家由地价中抽什之一，他之苛税皆可减轻，而资本家于是不能肆恶也矣。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在没有殖民地的条件下）中国城市为什么可以建设得像欧洲？

中国可以保持稳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新中国比较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土地食利者阶层，从而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均衡的社会结构。拉美国家常见的口岸买办阶层和大地主的联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存在。这就使中国可以在较少既得利益结构中开始加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并为相对平衡有效率地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可能。

丁耘：儒家引导中国崛起？

我在讲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讲过了，这个话非常重要，我讲过不止一次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性的作品，至少跟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的重要性是一样的。1949年新中国建国起，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毛主席的解释是，因为农民占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把领导权交给社会的大多数，这是什么原则？这是民主制原则。但是在工农联盟里面为什么要以工人为主导？因为你贯彻民主制原则就要以农民为主导，工农联盟里肯定大多数都是农民，但是因为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富有远见。这个原则就不是民主制原则了，这是贵族制的原则。大公无私、富有远见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要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他的出身可能是农民，地主甚至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意识是无产阶级意识。这个就是正当性论述。他这个先进跟人民有关系。这个先进性是从人民中选拔出来的，最能代表人民。

对我国的政治来说，最关键的是保持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这个联系是对儒家很好的回应了。在历史上对儒家的解释传统和在乡村社会组织工作都很好地做到了。在儒家的脉络里，是理学这派，不是经学这派，不是说不要读“经”，但唯经学是务，把经学看成是儒家的正统，这是门阀的儒学，在中国没有社会基础。在权贵变成门阀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到强大的历史阻力。中国革命这一百多年不是白搞的。中国人民的平等意识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当中，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今天我们到华东师大来的一个机缘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最大的教育就是，要在人民社会、人民国家的地基上重新看儒家。我是保守派，我这个保守派跟你们不大一样。我认为首先要保守的是最近的传统，是毛邓新中国的传统。这是真正的保守派。要回到建国之前、新文化运动之前，这都是激进派，是革命党。我这个保守派是说，我跟启蒙不是对立的，因为我要保守的就是启蒙的传统，所以我要解释启蒙而不是反对启蒙。我这些年做的所有工作就是把启蒙消化掉。

我认为这些东西在思想史上，在观念史上是有渊源的。西欧的启蒙是跟儒家在西欧的传播有很强的联系的。为什么要让启蒙走到西方的现代思想甚至是后现代思想当中去？我认为儒家的根本要意就是启蒙。启蒙就是新民。康德说勇敢地运用你的理智，理智就是明德中的一部分。儒家就是教化人，不就是新民么？整个的道德理想不就是止于至善么？“Enlighten”不就是“明”么？我2013年去美国开会，当着舒衡哲（观察者网注：舒衡哲，犹太人，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汉学家，著有《中国启蒙运动》）的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可以翻译成“enlightible virtue ”。舒衡哲非常高兴。“明 ”直接翻译成英语就是“enlighten”。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辩护。文明兄认为启蒙对新儒家是挽着走，这个说法对，但是挽着走就得把他挽到你需要的路上。就像搀老太太过马路一样，也许老太太根本不想过马路，小朋友学雷锋硬把她挽过去了。

阿瑞吉：（美国)全球化计划的夭折@中国综合征

chinablue

蒋百里《国防论》：
合与分有联带的条件，这不仅是战争的真理，也就是人生生活的原则。如果种田的人反对织布的人，那么他有饭吃他可没衣穿，推之百工的事都是一样。所以要“合”才能“分”，同时又可以说要“分”才能“合”。
如果从表面来说，从前各国空军有的是隶属于陆军的，有的是隶属于海军的，这不是空陆空海联络格外容易些么？那知道这却是走了合的反对方向，现在主张研究陆海空联合作战的人，没有一个不主张空军独立的，因为空军能独立，所以才“要”联合，才“能”联合。这与上文所谓“自由——自动的纪律”精神相一致，我们知道下等动物其组织最为简单，饮食，消化，生殖都靠一种机关，生物愈进步，分功的机关愈多，而他的能力愈大，而统一的运动愈巧妙，譬如吃菜，要各味调和，譬如听乐，要各音合奏，这才是统一，是联合，不然就是“孤立”、“杂凑”，孤立与统一，杂凑与联合形似而精神不同，这是千万要注意的。
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 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据历史，根诸世界潮流。 虽以孔子之学理，定君权于一尊，而终不能改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之事实，使后世之二十五朝，变而为万世一系君主之相继，权不操诸君主，而操诸人民，此真吾国体尊严之大义也。而秦汉以还，阶级制度消灭殆尽，布衣卿相，草莽英雄，而农民自由，尤为吾中国国家社会之根本。以视彼欧人，侈言自由，而农奴制消灭，仅仅在六十年前者，何可同日语。故一部二十四史入于帝国主义时代之眼中，为一片失败羞辱史，入于民主社会主义时代之眼中，则真一片光荣发达史也。
若夫军事天才，则孙子实首发明“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之原则。（欧人兵略之精者，孙子多言之，而孙子此义，则吾遍读各大兵学家之书未之见）而自华元守宋，乃若赤壁之战，睢阳之守，而坚壁清野，而保甲团练，乃至近世湘军之兴，盖皆寓积极于消极之中，利用国民自卫之心以卫国，而无不有成。盖历史之遗传，与环境之影响，使我国民视侵略为不必要，自卫为当然权利，其至高之道德，乃适为今日与世界相见之用也。呜呼，岂不伟哉！
（注）虽以侵略主义之国家，亦必借“国防”二字以自掩饰。虽然，充其国防之意义，则虽全太阳系为其军略上所占领，而未有已也。甲与乙邻也，乙不得，则甲危，固也，乃得乙，乙又与丙，丙又与丁，其邻也，乃相续于无穷。则虽占领太阳系，而此外之恒星犹无穷也，此种国防政策，他人不之信，即自身之国民亦不之信，自欺欺人，以盗灿烂之勋章而已。
是故吾中国之不得志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则事理之当然者也，何也？性不适于军国主义也。虽然，侵略政策，国家主义终有一旦之自毙。故欧战一起，而世界之新局面开！

chinablue

谭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
      十八世纪前期的英国自然神论者经常利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攻击启示宗教，在当时“显然产生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大卫休谟宣称“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沟口雄三《中国的脉动》
      十七八世纪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人为”中国的君民关系不是如欧洲那样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即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清末冯桂芬提出  ”盖君民以人合（人为的结合），宗教以天合（自然的结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维系之，而其合也弥固“。

柄谷直人《世界史的构造@世界帝国》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视为旧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威特夫强调。俄国和中国革命建立在亚细亚专制国家的土壤上，因此，亚细亚专制国家得以再现。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俄国和中国乃是旧世界-帝国。在这里，有众多的民族-国家。（若如此将缺乏克服中心-边缘模式的生态环境）这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中确立起拒绝该体系的世界体系（基于非获利交换之上的经济圈）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己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chinablue

沟口雄三《中国的脉动》
    将“封建”理解为地方自治，这种概念转换需要一番梳理。“地方自治”是近代由欧洲传来的，其意指在中世封建领主制之下，由某一领域的自由通行、通商，免除关税等基于法律契约的所谓市民权利，或者得到法律保证（独立于体制）的自治制度。然而中国并无封建领主制的中世纪。所以在中国尽管说“自治”，却不是向建立作为制度的、独立于官僚体制=”管制”的“民治”领域的方向发展，而仅仅是地方的官、绅、及民共同处理地方公共事务；到现代，向上寻根溯源，才将这种公共事务成为民间的“地方自治”，但与欧洲的地方自治具有不同的历史脉络。
……
    这样，民末清初的田制论的特征是一方面主张民土，另一方面又主张平均分配和限田政策。如果认为“民土”的主张仅是希图各人占有的私有土地的安定，那么就无法理解为何又主动对这种私有加以制约的矛盾做法。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考虑中国的诸子均分制的历史。中国自宋代以后，诸子均分制已基本固定下来，因此土地占有就变成流动性的。即使父祖拥有一千亩的土地，假使都有五个儿子，到孙辈就锐减为1/25。因此在中国没有“祖先代代相传的土地”之说，反而有“贫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的民谚。明末这种诸子均分的习惯，加以货币经济之推进和人口增长等原因，使土地所有的不安定的流动化开始凸显。这就是上述分配论的背景。
   其次还必须考虑上述中国的“私”有的特征，尤其是作为大家族制之组织形式的宗族制。有效地处理土地所有的流动化这种现象的，不是知识分子的均分言论，而是依靠宗族结合的相互扶助系统。宗族制是古已有之的制度，但唐以前，宗族制是为了维系门阀的结合，而宋以后，宗族制度则重视血缘的结合，以救济宗族中的贫困者等血缘间的相互扶助为目的。这一宗族制从明末开始，整个清代以华南为中心广泛普及到各地。在该系统中，成员们把私有田地的一部分捐为同族的共有田地，以备子孙贫困时之需。在此意义上，起到一种相互保险的作用。在宗族之内，“私”永远处于共同性中，去除共同的私不可能存在，这种“私”间的共同性得以发挥。主张民土，在此意义上就是主张“共同”的“私”，另一方面均分和限田的目的也是“共同”化，所以两者之间本来并无矛盾。

chinablue

（孔子@柏拉图）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
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当代中国的成就
　　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进步是很难否认的，特别是近十年来获得的惊人繁荣。比起年长的人，年轻人相对缺少纵向的历史感，却比长辈有更多横向的关于西方发达社会的知识。因此，相对于长辈，青年学生对我国的社会现实有更多的不满。其实，不仅是较为年长者更多看到国家的进步，多数海外华人和在发达国家的我国留学生也对中国的持续进步持乐观态度，通常比在国内生活的人对现状的评价高。归国的留学生多了，台湾和周边国家来我国大城市定居的人也多了，来我们这里做生意的发达国家的人更是川流不息。中国的商品正在大规模流向全世界，中国的城市正在迅速国际化，令人燃起对恢复汉、唐辉煌的希望。当然，两方面的不同看法可以理解为海外的人与国内的人处境不同，海外的人较少遇到国内不良环境的种种委屈。不过，个人的委屈也可能蒙蔽对宏观局面的认识。当美国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感到恐惧，把中国当作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时，你就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取得的成就。
　　1840年英国因为中国拒绝他对华贩毒就敢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兵力不超过两万，就让中国赔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数字是按中国当时的人口计算的，也就是说要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实在是野蛮至极了。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的对手，而是任人宰割的对象。但五十年以后，到1950年，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阻挡在了国门之外，赢得了迄今五十年的国家安全，赢得了对手的尊敬。朝鲜战争始于三八线，终结于三八线。但是中国军队参与的战争始于鸭绿江，终结于三八线。
       为了扭转1840年以来中国的衰弱，中国人一直在学习。满清王朝学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北洋政府学过西欧的议会制，孙中山要搞“军政”，蒋介石尝试过德国的法西斯，共产党人学了苏联的“专政”。自上个世纪开初，我国的留学生不绝于途，哪个国家先进就如潮水般涌向哪个国家学习。结果呢？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绝不“思想僵硬”。百年来，主流意识形态换了好几次了，恐怕比世界上任何社会的主流思想换得频繁。中国是最早放弃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若非近二十年来中国开辟了一条极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不会产生恐惧，认认真真地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
中国已经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什么却出现那么多对政府的不满呢？我们的学生们不去了解亚洲的其他欠发达地区，如印度；也懒得去比较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我们的建国与印度独立几乎同时，起点全面低于印度。与拉美比，我们的起点更低。在20世纪初，阿根廷和巴西还属于第一世界，属最富裕的国家之列。如果你们了解现在的印度政府，和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其他后进国家的政府，大家恐怕会非常满意我国政府的表现了。反过来说，如果那些后进国家的人民能享受到我国这样的政府，他们大概要念佛了。然而，关键不在于我们的知识青年不了解落后国家，关键是我们的青年根本不屑于了解与我们一样落后的国家，不屑于与他们比较。我们的眼睛盯紧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
　　
　　二．中华政治文明的底蕴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永远盯着北美、日本、西北欧、和澳洲呢？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这样的国家。这就要说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自汉唐的强盛以至明清的繁荣，我国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富裕的先进国家。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今日何在？惟我中华文明三千多年绵延不绝。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原因在于我们的文明有深厚的底蕴。我们的传统文明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极为出色；因其出色而悠久，亦因其悠久而出色。《易经》讲，既然“天行健”，就要“君子以自强不息”，“与时偕行”。我国的传统文明讲求格物致知，好学不倦，而且有教无类，造就了世界上最好学的文明。没有这深厚的文明底蕴，就不会有先贤们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不可能有百年来的艰苦学习，不会有近半个世纪来的持续进步。

三．民主迷信
四．关于咨询型法治

跟在别人后面效颦，我们不可能超越别人。制度创新是我国强盛的唯一希望。制度创新的出路不仅在于学习西方，更在于继承自己祖国的优秀文明传统。西方世界之所以有今天，在于他们有“文艺复兴”。孔子之所以能“为万世开太平”，在于他“为往圣继绝学”。过去的中国人创造了独特而伟大的政治文明，使中华文明独步于世界。今天的中国人怎么就会认为西方人穷尽了世界的政治文明呢？如果我们有信心，就会相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提问与答问　　

　　问：你的概念都是错误的，论据也是错误的，目的是为共产党政府辩护。你关于民主和法治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在座的多是青年学生，他们的知识很有限，生活阅历也很有限，很容易被你的错误思想毒害，你是在毒害青年。　

　　答：批评民主制，我不是第一人。第一个人大约是2400年前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政治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因为批评民主制，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了，罪名就是“毒害青年”。这是民主制度迫害思想自由最著名的例子。我们北大是个有思想自由传统的校园，思想的触角没有禁区，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怀疑的，包括我刚讲过的思想。这里的青年就是在无数教师的“毒害”下成长和成熟。如果大家都来“毒害”青年，青年就“成长”了。让单一思想垄断，给别的思想扣上“毒害青年”的帽子，我们称之为“思想专制”。

　　问：您认为中国走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道路，并且顺利发展到了今天。但是我认为您所提到的法制、人民主权、言论自由等等一系列概念恰恰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做得很好。中国古代的皇权、文官制度等等概念是和今天的这些现代的概念等同的吗？我认为您所反对的恰恰是中国原有的这些东西，而希望发扬的却是西方做得很好的东西，您如何解释这个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呢？

　　答：首先，文官制度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成分，是西方从中国学来的。靠考试和考核选贤任能是法治的三要素之一。现代法治还包括基本法至上和分权制衡两个原则，主要靠从西方学习而来。普遍道德准则是基本法的源泉，因此德治与法治比较容易转换。同时，中国有一定的制衡传统，只是缺少了制度性的分权，传统的制衡不可靠。其次，法治的思想与人民主权并不是一个概念。法来治和“人民”来治有根本性的区别。法治优于人治，德治优于法治。人民主权是地道的西方观念，而且是个有很大问题的西方观念，所以我并未强调人民主权。如果人民能自己作主，为什么还要政府呢？以民选的政府来代表和维护集团的利益是西方社会和历史的结果，却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我们不能“教条”，要因时因地，找到适合我们今天社会现实的道路。比如德治优于法治，但孔子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不合时宜，所以先秦是法家居上的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在西方更是几乎没有机会，因为西方国家分裂，社会分裂。第三，我并没有说今天的西方政治体制“不好”。但照搬西方的体制，不顾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结构和意识上的差异，不去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就没有超越和创新的希望。菲律宾照抄了美国的体制，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新加坡和香港并没有照搬任何西方体制，而是结合了西方制度和中国的传统制度，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效果非常好，是华人社会的创新。第四，指责和诋毁中国的传统制度已经成了我们知识界的“习惯”，好的都是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坏的都是中国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不会说中国传统制度没有野蛮和腐朽，但西方传统制度里的野蛮和腐朽远远超过中国。今天的西方制度，包括民主制度，也不是什么高明得不得了的制度，更不是什么普世价值。与我们一样，即便是美国，也是问题丛生，经常会暴露出野蛮的传统。就言论自由而言，在传统上，西方的言论并不比我国自由。今天西方的言论自由也不是由民主来保障的。如果没有法治，民主会摧毁言论自由。因为法治是言论自由的最可靠保障，若在中国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体，我们能够做到比今日的美国更真实的言论自由。我们新一代的知识青年应当去了解一下自己祖先的政治文明。如果去读中国的古典著述，了解我国的政府历史和对政治的认识，我们能得到很多全新的启示，你可能会认同中国需要自己的“文艺复兴”。如果念过中国的古典著作，比较了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大约就不会去肆意诋毁我国的传统制度，盲目赞颂西方的思想和制度。

　　问：有这样几个问题要请教。第一、民主和法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您提出宪法至上，但是却没有论证法律的正当性，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法律是不是恶法，才能讨论它是不是应该至上的。第三、您提出要司法独立和审计独立，但是如果没有竞争性的政党，司法独立和审计独立是不可想象的。最后，您列举的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例子，不可否认是很成功。但是以经济的标准来衡量政治体制的合理性我认为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经济腾飞可能有很多原因，政治体制只是其中之一。

　　答：首先谈好和坏的法律。我很少使用“宪法”这个词，更多使用“基本法”。基本法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行为准则，从定义说就是“好”的法。宪法应当是基本法最集中的体现。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法，包括宪法，都应当被修正。其次，民主是“好”法的基础吗？多数决产生的法并不一定是“好”法。美国的奴隶制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都经历了多数决的程序。基本法不是由人们当前的利益和数量决定的，而是人类社会千百年痛苦实践所形成的基本道德行为准则。西方人原先认为基本法是“自然法”，或者说是神要人们遵守的契约。一个短期的相对多数支持并不是基本法的源泉，却可以是一般法律的源泉。所以，一般法律必须服从基本法，必须服从宪法，也就是说必须依法立法。美国宪法是民主产生的吗？《美国宪法》是乾隆52年（1787年）由美国55个自认是“人民代表”的绅士讨论通过的，比如宪法起草者杰弗逊，他大概觉得，我既然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庄园主，我不是人民代表谁是人民代表？所以赶着马车就到费城来了。那55个“人民代表”仅有39人投了赞成票，多半还是使用奴隶耕作的大庄园主。后来十三个州的议会批准了该宪法，但参与讨论和投票的人总共不超过两千，那两千个代表的产生方式大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两千人早已做古，和当代人的生活毫无干系，可两百多年里却从未有过针对宪法的人民公决。即便美国宪法算是民主产生的，世事沧桑，以乾隆时代民主定的规矩来规范21世纪的今人能算民主？然而，《美国宪法》依然是“良法”。大家还知道而今的《德国基本法》和《日本宪法》从何而来，也清楚到97年为止的香港基本法《英王制诰》从何而来，都不是民主产生的。《美国宪法》通过不断的解释和修正，成为美国人俗世的《圣经》。任何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只要违背了宪法精神，就可以被取缔。谁来判断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违宪呢？应当是非民选的第三方，是职业的法官。基本法至上，司法独立，中立于执政者和人民的第三方作出司法决定，这三个要素构成法治。第三，独立的司法、审计、和反贪机构当然不能以党派政治和党派竞争为基础，如果以阶级或利益集团为基础，哪里还有“中立”和“独立”呢，岂不就成了政党的政治工具了？在那种情况下，司法、审计、和反贪机构的独立才是“不可想象的”。最后，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成功，乃至中国经济的成就与政治体制有关系吗？我的回答是，当然有关系，而且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关系。我们的经济成就和挫折都同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实行计划经济，又改行市场经济，怎么会同政府制度无关呢？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政治的，社会的成就和挫折都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美国的法治带来了很大的成本问题，比如律师的费用就很高，这种成本问题甚至已经到了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的程度，您怎么看待这种成本带给中国的影响？第二、您上次给博士生的讲座中说过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您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普遍比美国人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您能解释一下吗？

　　答：美国的司法管理费用庞大，动辄打官司，付出高额的律师费。美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耗费也相当大，而且效率低下。我们国家的法庭上也曾经有人民陪审员，但逐渐放弃了。欧洲大陆并不使用人民陪审员制度，香港和新加坡也很少用。成本低，效率高。总体上说，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健康有效率的，问题主要是金钱因素太强，经常妨碍正义。如果少一些民主因素，司法的代价会降低，效率也能提高，正义可以得到相对更好的保障。其次，关于人民的素质问题，我向来不相信那些关于中国人素质低下的说法，也并不认为中国人比西洋人素质高。我只是说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素质”与政府管理相关。我们总是拿随地吐痰的例子来论证我们的素质低下，但为什么同样的中国人到了新加坡就不随地吐痰了呢？如果你了解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及历史，你很难认为那里的人民“素质”必然高于我们。再以随地抽烟问题为例。我自认为自己的“素质”挺高，在美国从不随地抽烟，但我在法学楼就随地抽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违法不受制裁，我的学生、我的老师、我的领导在贴着“禁止吸烟”的牌子底下抽烟，我为什么在寒冷的冬天或者炎热的夏天跑下三层楼到外面去抽烟呢？正因为我是博士，所以我没那么傻，回国后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入乡随俗”了。美国人，欧洲人也在法学楼三层抽烟，他们因为理解力差一些，所以要用一个月才被“同化”，才敢在“禁止吸烟”的警告牌下抽烟。美国人和西欧人在本国开车非常守规矩，但来中国时间一长，他们在北京成了开车最无法无天的司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交通警察对外国人的交通违规一般不施惩罚，其中也有点语言因素。人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他们的素质，而是因为其他人遵守法律。当法律不能制裁其他人，特别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为什么要不顾自己的方便而去遵守法律呢？我们的人民是非常勤劳聪明的。贵州是我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贵州的穷苦农民在人迹罕见的山洞里，一年就生产出装备一个师的非法武器。你认为我们的农民“素质低”吗？正是他们仿造了世界上的几乎一切产品。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农民如此聪明？因此，关键在于政府制度，一切出色的文明都是以其出色的政府文明为核心的。

　　问：您认为村民自治制度会不会消亡？

　　答：在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我们经常讲“三农问题“，其实只有“农民”是根本问题。大家认为农民穷是因为政府压迫，或者城市的剥削。然而，政府不压迫，农民也很穷，是农民就必然穷，小农尤其穷。说穿了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均一亩地都不到，比美国人家的后院大不了多少的一块地，种海洛因都发不了家。既然没人认为美国人能靠耕种自家的后院来“致富”，凭什么认为中国农民应当富裕？正因为如此，民选或任命村长，集体或家庭耕作，种粮食或种经济作物，翻过来倒过去，都不能解决我国农民贫穷这一根本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小农经济的衰败更是必然的，他们只能温饱，不可能富裕。我国唯一的出路是将中国建设成“城市国家”，造更多、更大的城市，把农民吸引到城市，大幅度降低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然而，这不是个短期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也不够积极和进步。既然无法迅速城市化，才引出了村民自治的问题。为什么“自治”？因为政府能力达不到村庄。政府有能力管理城市，用不着“市民自治”。但政府没有能力让法律的正义遍及数以十万计的村庄，管理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假设村长们都是公务员，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要扩大几十倍。所以才要“村民自治”。然而，村民如何“自治”？自九十年代初，政府决定，村民自治就是村民自由地选举村长。十年过去了，这种方法导致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至少一样多，所以推行起来很困难。总之，村民自治是个权宜之计。如果我国的农业人口减少到总人口的10%，我们的农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的农村问题也就解决了，就可以依法治“村”了。不仅村民自治是权宜之计，许多基本的农业政策，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都是权宜之计，是不得不为的政策，也只好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政策。解决我国农民贫困问题的唯一战略性出路是让大量农民进入工商和服务业，推行城市化。更进一步说，城市化也是使我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最具根本性的经济战略。最后补充一句，实施这个宏伟战略的基地不在农村，而在我国的城市，在城市管理的法治化。

chinablue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是欲望的本性，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可是如果西欧或美国或共济会是普世价值的话，它不应该先在邻居拉美或阿拉伯搞个样板吗？ 为什么不是同宗的澳大利亚或同文的印度？甚至不是东欧？反而是中华文化圈率先赶超上来？难道出现了“西方的睡狮”？还是中华文明有其更普世的价值存在？
至少没有像印第安文明，或更早的同时代的非洲或西亚古文明那样成为“遗迹”，而是“生生不息”的人（仁）的文明，而不是偶像崇拜（非人）的自残的文明（“白云先生”所谓牧羊系（耶路撒冷）和要饭系（尼泊尔））

戴蒙德《人类社会的命运》
    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不可能进行可复制的对照试验的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是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
  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试验中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
【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问题的关键，那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