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主张继续长征,占领太行山但遭大家反对

山人自有妙计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件事的：

标题是《杨尚昆回忆张毛交恶》(杨尚昆是原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该文最初刊载于《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期的第28页，“人民网”文史频道“《文史参考》杂志专区”中的这个网页上有那一期《文史参考》的电子版供大家在线阅读：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819/13634165.html。《文史参考》与人民网都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笔者和程中原（张闻天研究专家），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刘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的妻子，长征时她任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队秘书长，到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解放后曾在外交部任部长助理、人事司司长、监委书记等职。——楼主附注）

　　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
　　杨尚昆主动说起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话题，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洛甫”是张闻天的别名。——楼主附注）

　　杨尚昆这番关于遵义会议真实情况的谈话，不但进一步证实，邓小平在张闻天《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实（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当场接受），而且也说清楚了陈云《提纲》所说会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就是说遵义会议后有一段时间我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楼主点评)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张闻天为何后来接受了呢？原来红军离开遵义之后，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第一次战斗即土城战斗遇挫，吃了败仗，被迫转兵扎西。在外有追兵，内部新的军事指挥又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张闻天才终于临危受命。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1986年8月30日，杨尚昆还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了一次谈话，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当时，杨尚昆回忆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他说：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出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也不愿意，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所以毛主席就改了。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我看毛主席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这时插话说：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尚昆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同江青结婚了。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毛主席就说，嗨!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 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时间较长，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一九三九年回过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后来，张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意思是“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毛泽东对张闻天的疑心
　　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对王要重视，规格要高。这就又联想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 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在的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刘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就又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这是对刘有意见的。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
　　张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那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说看了这封信。毛主席一听这个会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他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 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的方向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 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 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吴钩662103

现在说这些。因为史料的缺乏都是片面的。我估计至少得三十年后才可能全面客观些进行研究

睡醒的猫

窃听主席的坏蛋

BLWY

shinri

觉得受了委屈、受了排斥的人，他说的话有几份真实，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这样的文章统篇都是自己的猜测、揣摸，和说家长里短有什么两样。

langoudujiao

有人很苦恼——想抹黑的，抹不黑；想描红的，描不红。

中国铁骨头

刘英是谁？

遵义会议的史实，就这个一扯，想要说明毛又夺权了？搞阴谋了？
这不就是一直以来，炎黄，野鸡，轮轮，民X运他们的玩法吗。

在自称是大内医官，还有秘书李锐那，这种东东太多了。

山人自有妙计

尼克松因在水门事件中窃听政敌而下台后毛泽东说: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转帖]

    下面这篇文章讲到了毛泽东多次在外交场合为尼克松鸣不平的史实，此文在《法学家茶座》丛书的第20辑（即08年第2期）的“史海钩沉”版块上的名称、标题是《水门事件与中美关系》：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217895
    此文在07年第8期《书屋》杂志上的名称是《“水门事件”的历史遗产》：http://qkzz.net/magazine/1007-0222/2007/08/1591050.htm
　　（原文摘录）水门事件是美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个惊天大案曝光之初，与此有牵连的总统高级幕僚相继中箭落马，致使主要依靠白宫幕僚而非内阁各部运作的尼克松政府陷入混乱，内政外交处于半瘫痪状态，很多外交承诺化为泡影。
　　在中美关系领域，基辛格曾多次向中国领导人秘密许诺，将于尼克松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前两年（1973－1974），遵循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原则与中国正式建交。但是，由于水门事件的干扰，美方的承诺沦为空头支票。当年中国对水门案造成的政局动荡和危机缺乏深刻了解，认为美国轻诺寡信，过河拆桥，企图玩弄“中国牌”，挟中国压苏联让步。根据美方已解密的中美会谈档案，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拍着自己的肩膀，毫不留情地挖苦基辛格：“我们看到，美国踩着中国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了，现在这些肩膀已经没用了”。
　　因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影响，中美建交日程被迫推迟，台湾当局嬴得了喘息和缓冲时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蒋介石身心交瘁，放手交权。蒋经国临危受命，独撑全局，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州“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不惜重金，对美国国会进行大规模院外游说，效益显著，成果惊人。1979年，卡特政府决定与中国建交后，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限制行政部门与台湾当局调整关系的幅度，约束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节外生枝，使台湾当局有恃无恐。
　　因担心中国退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卡特总统曾一度考虑否决《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国会通过的立法，经总统签署后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总统不同意国会立法，可以予以否决。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否决权是总统拥有的最重要的宪法权力之一，是总统制衡国会、影响立法的尚方宝剑。国会若要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参众两院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可是，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的票数比例极为悬殊（众议院339：50， 参议院85：4），卡特总统的否决明显无济于事。最后，他勉强同意签署《与台湾关系法》。
　　事后，卡特总统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将从宽解释此项法律，一定按照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原则和精神处理双边关系。中方埋怨美方出尔反尔，节外生枝，以国内立法的方式，蛮横地干扰和破坏中美建交文件“上海公报”。但是，由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机制以及美国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地位缺乏足够认识和深刻了解，中方的埋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牛弹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外交只认总统，忽视国会，其教训极为深刻。
　　北越也是水门事件的“受益者”之一。1975年，在苏联坦克大炮支持下，北越利用“水门后遗症”的千载难逢之机，向南越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反战情绪笼罩下，美国国会严格控制军援拨款，福特总统优柔寡断，未能及时履行巴黎停战协定中援助南越政权的秘密承诺，致使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以惨败彻底收场。福特和基辛格后来都把惨败的结局归咎于水门事件和美国国会。北越大军兵临西贡城下之时，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紧急议案，授权福特总统可以在撤退美国驻越人员时动用美军。当国会参议院吵吵闹闹、议而不决之时，南越阮文绍政权土崩瓦解，烟消灰飞。
　　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军退出印支半岛，越南实现统一之后，中越关系急转直下，迅速恶化。苏联不费吹灰之力，在越南金兰湾获得了美军经营多年的现代化大型海、空军基地，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战略包围。1979年，中国毅然打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策应和援助柬埔寨战场的抗越战争，同时与美国携手合作，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打破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越战结束短短数年，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环境、中美关系、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认为：“虽然美国介入越南失败了，但却为东南亚其他国家嬴得了缓冲时间。1965年，就在美军大举进驻南越之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武装叛乱活动的内部威胁。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新加坡还很活跃。” “到了1975年，东盟各国都已经更有能力应付共产分子的威胁。要不是美国决定介入越战，东南亚国家对抗共产党势力的毅力和决心恐怕早已消失殆尽，东南亚也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东盟繁荣兴旺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越战期间孕育成形。” 实际上，不仅新加坡和东盟各国，而且包括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在内的整个“东亚资本主义”，从政局稳定、经济腾飞到民主改革和逐渐走上宪政法治之路，都与美国介入越战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尼克松辞职下台后，毛泽东一直牵挂和惦记着这位对改善中美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朋友，并多次在外交场合为他“打抱不平”。毛泽东曾对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搞得满城风雨？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 1975年7月1日，毛泽东又对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报怨道：“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请写信给尼克松，告诉他，我想念他。”(楼主点评：说得太对了，大选时用特务手段对政敌实施一下窃听、违点法、违点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美国佬对自己的国家领导人也太刻薄了、对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也太高了、太严格太苛刻了) 。
　　1976年2月，新华社发布公告，宣布中国政府将正式邀请尼克松夫妇访华。公告宣布后，举世皆惊。国际观察家们猜测，只有向美国记者斯诺自称“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的毛泽东才会如此特立独行，作出这种“谁也想不到的”决定。更令世人吃惊的是，中国政府以刚从美国进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波音707大型客机为专机，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为全权特使，不远万里，专程赴美，恭迎因“不光彩原因”羞辱下台的尼克松总统来华进行私人访问。礼遇之隆，情谊之重，出招之奇，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政府往往顾念旧谊，重义轻利，雪中送炭。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往往刻薄寡恩，精明冷酷，见死不救。南越总统阮文绍曾哀叹：“做美国人的敌人易，做美国人的朋友难。” 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伊朗国王巴列维等亦饱尝“见死不救”的痛苦滋味。其实，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相当为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国会两院、新闻媒体、政党派别、民意民心、利益集团等全都是大爷，谁也惹不起，请客花钱和对外军援等事宜，必须看国会和纳税人的脸色行事，行政部门根本就做不了主。
　　尼克松抵达北京时，毛泽东不但重病缠身，而且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但他仍然坚持与老朋友见面。两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战略问题交换了看法。尼克松在其名著《领袖们》一书中写道：“1976年，当我再次访华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都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却说不出来。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下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过。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
　　尼克松深谙人情世故，可能是顾及礼貌，也可能是碍于情面，他没有把问题挑明。实际上，无论别人怎样看待，在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缺乏程序性交替和制约制衡的高度集权体制中，毛泽东晚年在文革动乱的凄风苦雨中“战斗到最后一息”，对国家利益以及他本人领袖形象、历史地位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恐怕高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羞辱地辞职下台。

山人自有妙计

　　杨尚昆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同江青结婚了。

山人自有妙计

山人自有妙计 发表于 2015-7-19 10:56
　　杨尚昆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 ...

这是违法的重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