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大年 ：“希腊”模式@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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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大年 ：“希腊”模式@中国模式

庄子《逍遥游》：

小知63不及大知64，小年65不及大年66。奚以知其然也？朝菌67不知晦朔68，蟪蛄69不知春秋70，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71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72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73乃今74以久75特闻，众人匹之76，不亦悲77乎？

美籍希腊学者约翰·托马斯·拉西：

我们应用基于社会学的诠释原理，那就是，社会化过程依靠合作习惯来形成其规模，而使便利的、持久的交往交流成为可能。希腊的整合的潜力受阻于缺少密切的经济产业关系，后者可以带来民族凝成的动机和开放领域……，其地理空间和“文明时段”皆不能承受社会发展的波动。

    现代希腊已完成政治统一，这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但即使在革故鼎新的今之希腊，地域封闭的旧习犹存，这在那些与外界的生活潮流隔绝的内地乡镇尤为明显。旅行者可注意到那儿的狭隘的部落观念依旧顽强，它正如前文所说的，是植根于其独特的地形。罗德说：“停滞的特征和分离的现象从一个河谷、山地到另一个，被该国的自然地理所强化，交通困难……。我们听到，居住在斯巴达的居民鄙视其近邻……。” 从古到今的希腊都存在着地方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倾向。

顾准《历史笔记》：

有利于希腊殖民扩张的国际环境是：小亚细亚腹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足以阻止这种分散的无计划的殖民。使我们不得不反过来设想，假使希腊人能够把原来的“新亚该亚”和新到的移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同样的条件岂不是也有利于希腊人作深入腹地的征服，也不难建立一个希腊人征服者高踞于本地人民至上的大王国吗？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这条路线发展。历史的实际是，这些殖民城市遵循着一条“分裂繁殖”的路线，亦即殖民城市建立安顿下来两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邻近的甚至辽远的海岛和小亚细亚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

资本论之《现代殖民理论》

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象松软的火线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致安年科夫》

“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

欧洲和北美在技术、政治和社会革新上的这些相似的、长期存在的表现不仅归因于亚洲和非洲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短期政治失败，革新时间的相对滞后有一些长期和更广泛的愿因。我们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首先，欧洲通常比亚洲人、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面对战争时更易动员，在法律上更无情。欧洲的地形要求军队在海战与陆战之间、在高山和平原上、在寒冷和炎热中能迅速适应，因为相对小的政治单位不得不时常进行革新以适应这些不同的地形和气候，而东方和南方大的帝国中，则是发展更松散的、更缺少专业（狩猎经济）的军队类型以控制广袤的土地。在欧洲，相对小的区域中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战争技术的发展上，并且要确保他们的武器可以与敌手的武器相匹敌。亚洲、非洲和最初俄国的军队经常要合并各种数量巨大的附属军队，这些附属军队要供应自己的武器和马匹。军事财政推动了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的发展，但欧洲出现了更有效的支付和税收体系来应对当地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亚洲在17世纪的相对和平是它失败的原因。

《历史的地理枢纽》：

“在阿提拉领导下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

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
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并非仅仅是宋朝蓬勃发展的合法和不合法贸易的结果，也不是元朝海上野心的结果。甚至也不是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它的根源在于更深的领域，既有地理的，也有文化的。海上扩张是气候变化及西北部入侵者的压力导致的社会剧变的结果。
直到南宋时期，中国才考虑让海军作为一种具有自主能力的永久性军事力量，而非仅是陆军的简单补充。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密集河道网络构成了一个防御带，保护着新朝廷。在宋朝与蒙古的对抗中，海战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蒙古人很快将他们的海军转入了进攻1281年，他动用了15万人和4400艘船只对付日本，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拯救了日军。（“神风”的由来）

早在16世纪，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盆地就发现了经济和社会融合的迹象：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市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基本上等于通过大西洋运往大西洋运往欧洲的数量。经陆路运输的数量更大，其中大量流入中国，以换取丝绸、漆器和瓷器。一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条鞭法）加速了这种进程。

贾雷德@戴蒙德《GGS:人类社会的未来》：

“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显现。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了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由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一个多层次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或主导价值确认：纵向分层与财富和特权的分配有关，
属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应该缩小和消除。但横向分类却是社会开放和政
治文明的标志，应该给予承认、保护和尊重。总之，纵向分层和谐的管理目
标是控制和缩小差别。横向分类的管理目标则是保持多样性的活力。必要时，
各国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濒危文化，包括其生态环境和无形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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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濒危文化，包括生态环境和无形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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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性质是由被革命所破坏的东西而决定的。而且，重要的是亚洲文化还参与了欧洲传统本身的形成。在19世纪以前，亚洲对欧洲的影响要比欧洲对亚洲的影响深刻得多，而这肯定是因为欧洲的社会秩序更不稳定，所经历的改变更剧烈的缘故。正是在社会危机感引起了怀疑和不确定的时期里，欧洲人的思想才成为可塑性极大又最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在第一个时期（希腊-罗马的解体），欧洲从西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大量拜占庭艺术的特色，从印度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在18世纪，令人神魂颠倒的则是中国。（赫德逊《欧洲与中国》）

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历史是从主要集中于人类社会开始的，在此之后，注意力落到了生命的时间维和地质学的时间维上。在这过程的每一阶段，这个“历史化”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总是发现某些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从文艺复兴时代起，西方社会接触过不同的人口，它们被看作是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十九世纪，生物学和地质学学会发现化石并对其进行分类，学会了在风景中识别与我们共存的对过去的纪念物；最后，在二十世纪，物理学也发现了一种化石，即剩余黑色辐射，它告诉我们关于宇宙诞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之中，在那里，不同的互锁者的时间和许多过去事物的化石共存着。（《从存在到演化》）


约翰·霍布森的描写极具雄心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从字面和寓意上都力求重绘世界历史版图。借助于一系列经济与文化史学的既有成就。他对这一千年的世界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宏观叙述"。这也许是对"东方对西方崛起有所贡献"的最好概括。他认为，西方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知识的采纳。对非洲劳工的奴役和对亚洲经济体非对称贸易协定的实施。作为对欧洲胜利的反驳，本书实乃其曾祖父之《帝国主义》的回应。--尼尔·弗格森(《帝国》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