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就在方块字中，能从黄土地长

天人合一2013

天人合一《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二，共和主义，就在方块字中，能从黄土地长

　　（一）中国没有古希腊城邦

　　中国政治文明曾有悠久、超世的辉煌。
　　近代几百年却就像结过了太多果实的熟透的老树，不再显生机、活力与魅力。
　　话语权转移是必然的。无可讳言，现时所使用的政治术语，大多为舶来品。
　　硬拗东方式、睥睨西方式，是可笑的；
　　拒绝人类文明成果、不敢“拿来主义”，是愚笨的。
　　同样，只是“依葫芦画水瓢”、刻舟求剑、“唯此不可”、“一点都不能走样”，也不是科学的。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树叶黄了还有再绿，果子落地春来又发。
　　林木成荫、桃李满园时，谁在意嫁接还是新树。

　　易中天先生《帝国的终结》有一种观点，“共和精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社会”。“农业民族崇尚权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国（指秦以后至蒋介石之民国或许也暗含今日的大陆）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制度”。中国缺失共和的传统，原本就没有可以与“民主、共和、宪政”“融合媾通”的东东。
　　易先生提出这种观点，显然不是意在说民主、共和、宪政因中国“传统的阙如”而不适用于今日中国、不该“拿来主义”，而是意在说中国的“传统”一无是处;这种“拿来”不能嫁接、不能间种、不能混栽;旧树要连根拔掉、土壤要彻底换走。
　　乖乖！径直飞来个欧罗巴、美利坚得了，最好玩个穿越，情归雅典娜、斯巴达。

　　中国近代尤其在五四后，似乎有一种仇祖情结。对这些高论我严重置疑焉。

　　首先，我置疑商业社会、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简单区分”竟有如此之神奇，一下就把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前世今生整得个明明白白、说得过滴水不漏。两张羊皮、一壶烧酒、半斗高粱的算计，就能让几千年的诸子百家、子曰诗云顷刻消失？我倒有点天花乱坠了。

　　第一，人从猴子站立开始走路起，撵兔子、拾草籽、抓鱼虾，同时或就有了兔换鱼、鱼易米、米抵免。自然条件的差异，近山猎樵,临水渔捕,农者男耕女织，牧者逐水草而居，哪个社会、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里没有交易、不存在商业、独缺失规则。
　　多点商业、少点商业，竟然是为共和、民主、宪政产生之根源，试问，这多与少的频谱上、量到质变的进程中，那一个点是分水岭，谁来划这个鸿沟，易先生还是上帝？

　　第二，当年希腊城邦中，经济发展似乎并非单一。沿海工商业相对发达，内陆仍以农业为主，有些地区也经营畜牧业，照（易先生之）说其地既有“尚权”的农业也有“尚武”的牧业，何以不产生出中国“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帝制”。斯巴达人的“尚武”至今还在影视里让人啧啧咋舌、为世人津津乐道，蒙古人勉强可比，汉族人怕自愧不如的。而且，“古希腊人被世人所铭记，除了主要归功于他们对西方文明所做的贡献，还有其造就了古代世界最怙恶不悛的海盗”，这怕不能说其只会做生意、只懂谈判协商、“只是做生意”吧？简单的商业与农牧业区分难说清东西方制度分野的秘密。
　　况且，心里不痛快现今的权力与武力，明着说出、直接批评得了。绕着弯子，连当年英国人自己都讽骂的“鸦片战争”，也要硬解释为“竟不过只是要和我们做生意”；连对割香港、赔巨款、让中国人陷入屈辱、灾难的《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也要说成“主要是为了通商贸易”，“英方敲诈勒索”、“清方主动奉送”、“也还两说、应该是兼而有之”，也要找出“不乏要求平等之处”；自然，中国的制度只是权力与武力，古希腊、怕实质是说现代西方制度尽在“让权力”与“非武力”了。这，有点偏叉了吧？

　　其次，我置疑希腊城邦的“模式”意义有人为放大之嫌。

　　第一，希腊城邦体小量少，于当时代怕亦不算“普世”。
　　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的一些村社，自治自给，就是一个邦（国）。林立的两百来个城邦中，最大的斯巴达面积不及海南岛的四分之一，人口约40万，有公民权者最多时有9000人；历史上有名且编为电影的“温泉关战役”，其轰轰烈烈对抗十万波斯大军的仅仅是出了《斯巴达三百勇士》其它均为它邦联军与奴隶。第二大的雅典领土约2550平方千米，不及海南岛十三分之一，人口20到30万，有公民权者最多时有3万多、4万人。更多的是蕞尔小邦，彼奥提亚诸城邦，除提佛而外，平均面积为70平方哩（纵横25华里）。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水浒传》中的“祝家庄”。如此小、散、微，与前期的古埃及、同时期的波斯、后时代的罗马以及东方的印度、中国比，其似乎只能算国家正式形成前之小部落。中国三皇五帝时兴“禪让”、“乡约里酒”时期的氏族、部落里，有没有公推、选举类似的东东？怕也未必！

　　第二，“民主”在古希腊似乎也非“普希腊”模式。
　　古希腊城邦林立，不同的政治制度都获得实践和发展，有些城邦如斯巴达奉行两王制，将统治权集中在国王　　手中；有些城邦则如雅典实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城邦则是由贵族统治或由少数人控制的议会进行统治。仅就政体来分古希腊就经历了贵族制、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的演变。尤其是古希腊里两个最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雅典是当时最为民主，最为开放人性的城邦。梭伦的改革，最典型的有陶片放逐法，类似于现在的全民公决罢免驱逐总统或高官。斯巴达则完全相反，双国王，元老院制度，甚至废除货币，禁止商业，人人以简朴为荣，完全压抑人性。后来，野蛮的斯巴达灭了雅典，然而雅典的商业习性很快传染、打开了个人欲望的潘多拉魔盒，斯巴达的钢铁战士在摧毁雅典的同时最终摧毁了自己，被其更后来的马其顿征服。看来，后世管用的，在当世不一定管用。

　　第三，希腊城邦的“民主”或同时正是其早夭的病因。
　　希腊文明无疑是辉煌的、先进的。
　　先进的被后进的“灭了”，人们总是骂后进的野蛮，不会把原因寻找到被称为先进的东东头上。
　　殊不知，今之所谓先进者，今人眼中、口中之先进也。
　　今人先进的良药未必不是古人要命的砒霜。
　　希腊城邦、辉煌数百年，多方建树、遗惠后世，但是，竟没能进入相对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形态，没能保卫自己文明进程不被轻易中断，没有步入世界文明发展主流。
　　其原因，简单回答在于“小国寡民”、不敌外侵。
　　再问，为何始终“小国寡民”？这就要触及病因了。
　　古希腊人也开疆拓土，拓展殖民地，但（其不是或不主要出于国家扩大版土的政治需要，而是土地不够种，就业不如意、生存空间狭窄、政治流亡、民间移民的自主经济行为。结果也并不增加国家的领土与政治权利。就好比，今日的举家外出的打工者、留学生、）“分裂繁殖”的方式，只是克隆出 “自治、自给”，同样持着“城邦神圣不可侵犯”精神、政治上完全独立、经济上平等互利、近乎完似的一大批“小国寡民”的蕞尔“子邦”，而母邦并不增加领土与政治权利。许多时候，倒是增加了竞争者与敌人。因而希腊城邦一直没有长大过。其公民人数甚至常常发生大幅度减少。古希腊人也“合纵”、“连横”。如提洛同盟。但其同盟没有“公天下”的理念、没有民族、统一、国家的信息，敌急抱佛脚，敌缓自家人打起来。城邦间的内战不输于专制社会的惨烈。　　古希腊的民主亦从神权、王权时代过度，其之所以选择了民主，怕不因当时人类社会已经理性、人性地认识到这样好、这样该，不是商品交易习惯了大家温文尔雅、你谦我让，而是缘由贵族、氏族领袖争斗累了、斗怕了，歇口气，力量之平衡、折中。其本质上出于少数人野蛮的自利、即所谓“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
　　野蛮的自利既不能和内、也不能睦外。其在城邦内，对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奴隶与非公民充满了残酷与不民主，居少数的公民独占城邦公民的红利，不开放公民权与民主权，自然有奴隶起义、逃亡、阵前倒戈，自然最后孤家寡人、寡不敌众。其对城邦外，哪怕“子、母邦”，也只有冷冰冰的利益交换与血淋淋的撕杀掠夺。“自立门户”、“自治自给”、“一切城邦都有权自治”的口号下，掩盖着“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算计，于是，外敌面前一盘散沙，甚至常常出现纳贡称藩、领着侵略者向本民族、向母邦进攻的“带路党”。即便在“提洛同盟”时期，雅典以反波斯的旗帜结集了希腊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最终仍因没有那个城邦愿意向其它城邦的公民慷慨地赋予本邦的公民权，同盟召集者雅典实行“尽可能把盟国降为出钱买得和平，削弱了它的主权，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种附庸国家”的“上邦政策”，自己当起了收取保护费的黑老大，根本没想过充当领导统一事业的“核心力量”。“提洛同盟最终也没有向联邦这类统一民族国家形式稍有进步。
　　更要命的是，这少数自利的有公民权的人实行的又是“直接民主”。
　　少数人的利益与局限、必然导致城邦政治的短视；
　　公民素质的差异、自然会让精英困窘（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明证）；
　　贤愚同票同权，权威容易缺失；
　　过频的轮换，不易政治连贯；

　　总之，自利、短视、分散，可能是希腊城邦民主之舟上的短板，希腊人始终没有跳出“自我中心”、据城为大的天地，最终没能超越小船孤帆的局限，一直没有产生超越市民集会视野的舵手，始终只有少数、固有的水手划桨弄帆。历史演进狂猛的风吹来了，抱团集势、人欲的浪打来了，短板进水、船沉了！

　　希腊城邦分、离、各顾各本性，与人类社会合、统、相帮扶的大潮是背道而驰的。
　　夭折是其必然。
　　不认真体味其短处，一俊遮百丑，无限夸大，非但没有模式之功，恐怕会有禁锢、误导之效。


　　其三，我置疑简单地、从表象上，回春秋寻希腊、照美国画中国，有点刻舟求剑、郑人买履。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事物没有完全一样，借鉴不应全部照搬。
　　西方世界今日之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古希腊文明闪光的启示，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其是整个西方乃至东方人类文明共同作用综合的产物。比如“人生而平等”，怕就源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社会低层身受不平等者的心声，是古希腊视奴隶不如牲畜的“共和贵族”与“民主公民”们讲不出口的。其更是西方现实社会土壤产生、现实社会“力”斗争平衡的产物。离开了对“现在”、“本土”的分析，橘生淮北仍为橘？

　　问题还在于，前人、外人发明一个政治术语，界定一定范畴，国人以中文词汇翻译、承接过来了，这中文词汇似乎也就失去了中文本来的功用，中国人要再说此类话题，就只能模型般按外文的意思解读，而且，在一些人的嘴里，这种解读往往离最初的翻译者原意远去不知凡几。比如，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最高领导；共和，就是共和制、三权鼎立，轮流坐庄等等。

　　中国人就不可以、不能够有自己的解读释义、创新、甚至于扩展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必须的。
　　回到汉语字词原义解释共和、民主、宪政，无需高精尖深，不是名家大腕，道理会说得清些，歧义反倒少些。
　　尤其是，在“是即全是、非就非完”、政治极端化对立的酱缸中，专家学究攀援爬附，先持观点，再找佐料．歪曲、混淆、硬拗是必然的。跳出对立、回归原始、剔出成见，才是探析历史奥秘、寻求中国出路应持的基本态度。
　　我心中的共和主义，
　　绝不仅是西式的、现成的“共和制”，
　　而首先是一种思想、愿望、憧憬、文明、习俗，
　　是一种正在进行、面向未来式。

　　（二），中国,有深绵的公共和、公天下、民为本传统与现实土壤

    人类有共性、民族有特点、时代有特色。人类的共性、个性，无论源于“人猿相揖别”的时候、还是 “上帝吹口灵气”的动作，人之自然、社会，个体、群体，可知、未知，有限、无限，自利、他利诸方面二重性，如影相随，与人、人类社会始终。性善、性恶，国人争论两千年。其实，善恶本在一体。把握二重性钥匙，虽不至于就有了“古今犹一瞬，芥子纳须弥”之如来佛慧眼，却也或开启偷窥人类社会纷扰复杂的一扇窗口。人性同然，古今一理，什么“五阶段”划分、地域区别、文明冲突、种族差异的说辞，犹处九曲河套中只晓南边有个弯、北边有个滩，不知西水千里来，忘了水性之趋下。

　　人作为个体、是活物，即有基本需求，否则，人将不人。人会思想、有欲望，否则就无创新、进步与发展。人又是社会中人，个性集合成共性、促动着共性，共性规范着个性、限制着个性。人与自然（宗教信仰者谓之神）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在时空上的坐标，分殊出了古往今来、纭纭众生、大千万象。有神无神区别，其实有神之神，与无神之必然是那么相近相同；利己利他（小我大我）对立，然而否定了对立面另一面也只是一句废话。

　　西人重个体，推崇自由，突出自我，强调个性，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看似那么“大”个人、“小”社会、“轻”国家。尤其是911后竟然有西方艺术大家说出这是“人类历史最富想象力的大作”的逆流背时之语，尤其是有古希腊人，城破邦灭种绝好象也没能从小国寡民自我中心中走出、没能团结起来做大做强、成族成国、保种传文。你以为西人真是、只是自我中心、个人第一、最大？那就大错特错。当你去美国看到相当多私宅长年挂国旗、无论何时何地国歌声中美人无不抚心肃立的景象，当你感受美国教堂万人默祷无声之有声，当你观察川流不息路口上美国人静候红绿灯的安然，你会深切体会、强烈感受、真正认识西方人的集体、社会、国家、纪律、习俗、道德,以及自由人的不自由。中国人，只从自己的教科书或好莱坞大片想象西方世界是肤浅的、危险的。

　　中国人重整体，推崇公利，突出共性，强调秩序，和光同尘、自律内敛，看似只是大国家、重社会、轻个人。尤其是近百年，战乱频频，左右交错、外患内祸，民生忧苦，尤其是与西方最高领导形成机制有差异，你或得出中国只是专制统治的盛席，完全没有升斗小民呼吸的空间。那你就背离了历史唯物、陷入了历史虚无。当我们静静地翻翻历史典籍对“民”的论述、实践，看看平头老百姓进入或影响（无论造反、还是科举、军功、农事、一技之长）国家、社会公权力的演变与程度，翻翻《旧约》上动辄灭、杀的字眼，比比西方中世纪宗教战争、迫害异端的黑暗、看看直至近代尚盛行的奴隶制的顽固，中国人的“民本”或者说“人文”，无论想或做，并不比西方迟与差。

　　再深点想想，西方国兴国灭演进史上多由民族征战杀戮，而鲜有从民间而起之成大事者。似乎依稀可见：公权力在中国，有一条从神权、君权神授、经君相分权、科举向平民大众渡让放权、间以平民革命轮流坐庄的线索；文化观念上则有天心、民意合一，君、民一体，君舟民水，民为邦本，乃至诛“独夫”等等。这或正是公权力从神有、私有到民有的过程。此过程在西方，明显缓于中国。中世纪其尚在神权下的“黑暗时代”，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前，西方怕只有或主要是部族、民族争斗，基本没有平民夺权、成功甚至掌权的先例。
　　按此思索，民权、民主，并非当下一些专家所论为西方文明之特有。
　　至少其不该独占话语权。
　　从中国文化、文明自身挖掘、阐释共和（远不止共和制）、民主（民天、民本）、宪政（法制），对建构中国复兴、崛起之旗帜、语境，似乎有大意义。


　　共和，缘由自然。
　　神造亚当、合以夏娃。赤子坠地、不能独存。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亚马孙蝴蝶扇翅膀，或引德克萨斯龙卷风。福岛大地震，温州人的确真抢盐。两百年前西方炭排放，现在马尔代夫要开水下内阁会。沙斯毒不认贫富，原子弹拉近强弱。地球不过一个村，人类真是共同体。造物主把人与人普遍联系在一起。鲁宾逊漂流只是个故事，葛郞台自私子女都会嫌弃，各顾各久了就没得朋友，损人利己、与众为敌、最终自损自毁。
　　友人、利众、共和，是一种必然。


　　共和，缘自人性。
　　圣经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吹了口生气造人；佛陀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穆斯林兄弟对造人的认识与基督徒小异大同；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成尧舜。翻尽古今中外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政治主张，乡风民俗习惯，几乎没有不劝人趋仁向善者，几乎没有不痛恨自私为恶者、几乎没有不希冀和平共赢者。
　　共和，是人间正道。


　　共和，见之于典籍。
　　史前三皇五帝选贤任能、传贤不传亲的美谈充溢着天下为公的理念，历代圣君豪强访贤于深山，问计于野老，乡约里酒、三顾茅卢的记载，透出权力向民间开放的信息。中国有正规历史记录的共和元年即称为“召周共和”。中国最具活力、最让人荣耀的年代正是君臣和、将相和、朝野和的时候。
　　共和，是国人久远的期盼。

　　共和，近代百年革命历史的回声。

　　百年前，中国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于是，需革命、要造反。
　　但，
　　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会的非常形态。
　　革命与造反，其一切理由、凭据、与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设、是法制、是安定，否则即为丧心病狂。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不是唯一。历史进步的长程动因、动力在改革、在科学、在理性、在社会生产所有因素的综合。
　　几十年来。人们对“革命”似乎严重误读。几乎将其作为１００％正确、神圣不可亵渎、侵犯的东东。

　　其实，
　　革命很无奈，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转瞬异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酝酿更烈的革命；
　　革命应是长程社会态势的突变，革命不是社会的常态；
　　将革命时时掛在嘴上，只革别人，不革自己，不过是把革命当成自己出头的捷径。

　　其实，
　　最大的悲剧是四九年前革命者与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误是四九年后胜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时转身为建设者、改革者、渐进者、守法者、护法者、稳定者；
　　最大的危险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将革命当成完全正面、神圣、不可亵渎的语汇与随时可办、轻松惬意的化装舞会。

　　其实，
　　人类社会普遍、永远存在矛盾、斗争，执政者（党）基本或首要的职责应当是减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于引爆革命；
　　执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对象与革命者错了位；
　　执政者以“革命”对付不同的政治面，是执法者坏法、宪政守护者毁宪。

　　其实，
　　革命者被革命，这会是历史的大悲剧！
　　革命者终结“革命”，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
　　从斗争、革命党升华为建设、共和党，或许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八一南昌起义、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国成立宣告、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决策之后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其伟大的提升。

　　其实，
　　共和，是历史前进的方向盘、是规避社会颠覆的刹车噐；
　　共和主义应当堂而皇之成为共和国最具广泛性的旗帜与最精髓的指导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与失误的痛苦凝结与证明。

　  共和，治疗执政团队“方向路线病”的良药

　　笔者幼年及高中前的学生时代，有两个惊心动魄的词汇：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刘文学的故事，个案或实，但放大了的效应却是人们相互间普遍怀疑、侧目而视，有成分包袱、政治瑕疵乃至生活习惯有点异样者，成了被时时提防、敲打、管制，随时拿来“触及灵魂”的阶级另类。十一次路线斗争顺口溜的史实或真，然实际的作用是全党全民把一切鸡毛蒜皮都与道路、命运相连，只能在大是大非中选边，总要在正确错误上表态，总是在变色复辟警讯里惊心。其后果，多色彩的生活成了单一色的政治，人民共和的国度里只剩下人们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平反旧案、取消成分、宣布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远远不够），再到刻意拉私营业主入共产党、进权力圈（虽然有点怪怪），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偏差似乎有所改善，社会总体趋向平静祥和（近年贪腐黑恶引发的社会对立危机另论）。但在政治领域也即所谓路线斗争问题上，官们似乎有点讳莫如深、思维定式依旧、潜规则利器不变、台面下暗战依然。
　　中国人似乎一直没有处理好不同政治面如何相处的问题。
　　皇帝时代，权力姓私，政治自然围绕皇帝、皇族以及由此形成的纲常运作，自然是朝堂、庙堂、密室、肉食者谋、庶民不得与闻的家事私事，自然重顺逆、正反之大防，自然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你死我活。
　　现代社会，天下为公。权力天然民有，政治自当开放，争斗本应平和，运作应该规范。
　　然而，从蒋时期“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四一二”，到毛时代“舆论一律”、“全面专政”、“不准乱说乱动”。其共同点均为“以极端手段（不是相容、互竞、转化、溶解而是消灭）对待不同政治尤其是对立面”。
　　尽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雄文，但是，只是把对立面打成敌人，一切美妙、温柔、温暖的条款即变为冰冷的桎梏；也产生过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愿景，然而却吝于或怯于说出“和谐政治”或“政治和谐”；本意或反腐、反贪、改革、改进，却总是心系紫禁城，直瞅中南海，绝食、逼宫、打倒、推翻、革命，最终将事情搞成反面；许多领导“核心”，庇贪、容黑、纵腐、忍让无理上访、跪拜不良媒体，几无执政客起码的作为与威严，只是容不得不同意见，视相异者（许多甚至是潜在的或臆想的）为寇仇，时时提防、千方百计收拾对手；十多年来，权力越来越向“班长”集中，“上面”越来越不容“下面”说话，民主生活完全流于形式，政治协商基本成了废话笑话，各种议会绝少讨论、争论，唯只执行贯彻，执政团队内部的民主生态越来越差；许多地方，党和政府变成了一把手个人，维护核心等同于无条件服从班长；
　　许多时候，服从真理让位给服从“老大”；不少市县乡书记（本应是常委会、全委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记录者）早成了无所不管、无所不能、说一不二的封彊大吏或山高皇帝远的土皇帝；银幕屏幕没完没了演绎着宫廷戏，整个官场充斥着“小顺子”、李莲英式的“喳”声；现代化的社会里竟然重复、渲嚣着“功高震主”、“犯上”、“野心”、“忤逆”之类百年前的词汇。
　　最要命的，是“神经过敏”，动辄上纲上线：班子出现纷争往往不讲是非不行辩论，总是护上责下，硬生生地维护一致；几个小年轻稍有创意做点事情，总有人惊风火扯、贯之为“模式”，列其为路线，非得把同宗同师、大同小异搞成水火不相容；人民对现实中的（腐败、黑恶、不公、虚伪）有意见，拿同样是共产党过去好过的东西做比较本也自然，而该对腐败加剧负责任、该有则改之、闻者足戒者，却不寻思这样热、那样热的深层内因，只是简单一句“复辟”文革的指控吓唬老百姓、反制异见者，就像当年骂“清朝余孽”、“蒋匪残余”、“资本主义复辟”一样，斩钉截铁、冰冷森严、让人窒息。
　　也好笑的，是自盲、自聋、自闭、自欺症。完全无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至理名言，回避社会矛盾，掩饰官场斗争，营造一团和气；否认“不同政治面”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满心思只有“消灭”而没有“相处”可言，根本不思想不同政治面相处及斗争的规则建设，其结果，在清一色、一个调、大吉大顺表象下，怯于公争、勇于私斗；没有明争，只有暗斗；明规则无用、潜规则方行；想的与说的相反，说的与做的迴异，台面与台下背离；入党为私、结党营私、公器私用，组织往往成了个人“进步”的垫脚石与代人受过挨骂的出气筒。民主、现代已经百年，人们仍旧唱着“党同伐异、不问是非，成王败寇、不择手段，你死我活、不讲宽容”的“春秋无义战”式的封建老歌。正确对待不同政治面，正确看待政治斗争，构建现代、科学、理性的政治活动规范、实行、实现不同政治面政治共和，是实行、实现国号中“人民共和”的本质要求与核心、前提性内容，也是执政团队现代、成熟、信心、底气的标志。

　   共和，治腐败、防异化的动因与保障

　　当今，中国执政团队面临最大、最急、最危的形势与考验，
　　不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咄咄逼人，
　　不是日本购买钓鱼岛军国主义复活的嚣张，
　　不是菲律宾阿基诺在黄岩岛小丑跳梁，
　　不是达赖在世间孤魂野鬼般流窜，
　　不是汶川、沙斯天灾，不是金融风暴人祸，
　　而是执政团队自身的深度腐败与异化。

　　四一二后的共产党人是弱小孤危的，因为理想正义而星火燎原；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贫瘠荒凉的，因为清新活力而成为国人寻梦的时尚；
　　四六年解放军小米加步枪是低劣的，因为蒋团队的腐败不堪而摧枯拉朽；
　　三年困难时期大饥饿是难过的，百姓因干部也有“浮肿”而忍耐；
　　计划时代的短缺，砸宗祠灵牌的荒唐，下乡下岗失业的无奈，平坟掘墓刮宫引产的背性，运动严打平乱时的严苛，因为情势所然、因为官民同样、因为希望尚存，老百姓不理解也执行、不情愿仍牺牲，心苦痛不怨言；
　　即便经历大跃进的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的大反复，国人可能归罪执政团队的个别人、个别阶段，对领导力量整体仍然崇敬爱戴，绝未离弃，对公权力体系信任服从、绝少骂言。

　　然而，不幸的是近十多年来，异化，似乎让一切好的东东变了味道，腐败，让“伟大光荣正确”为鼠窃狗偸之徒背尽了骂名。公权的公信度降低得吓人，人们对官们的怀疑、蔑视、对立、愤懑达到了前所未有、惊人的程度，庙堂、坊间甚至出现“不反腐亡国、反腐败亡党”的断言。（关于亡党说我是不苟同的，这或许可以反映出当前腐败的普遍性与深重度，但腐败的只是当今执政团队，岂是党的整体、岂能代表党。反腐，才是、只能是真共产党的回归）

　　在反腐上有两个危险极端。

　　一是纵容，认为腐败“天然”、“都有”、“无大害”甚至“有功”，反腐恶化环境、影响发展，于是要求人们“容忍适度腐败”。更有甚者，将反腐与发展对立、反腐与改革对立，将社会上因痛恶腐败而出现“忆毛”风潮简单指称为“复辟文革”，胡搅蛮缠式的问“要改革还是要文革”？反腐无方、不力或者根本就无意，反异己（怕还不能算政治异己）、对付不同观点者倒是驾轻就熟、惊风火扯！

　　二是激进，认为官们全部败完了，所有衙门腐透了，体制是腐败的根源，因而要推倒重来；认为反腐就是一切，反腐就该不择手段；这种情绪随着“打黒者曝黒”的失望绝望而加剧，会将社会引向逾法、对抗、甚至革命。

　　这两个极端都不是中国之福。前者不明白中国是共和国度，少数官员腐败异化、长期侵犯大多数的利益，不是共和是独占，必然引发多数人斗争、乃至掀翻“人吃人”的宴席。后者不明白，任何良善的愿望、任何神圣的事业，不以社会稳定、人们共和为目的、作考虑，行检验，都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甚至祸国殃民。

　　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待腐败的“急”与“缓”，或将是中国政治的重头戏，理清共和理念、思路，构建共和政治规则，让“对立”的两造可以坐下来、慢慢说，行文斗、弃武斗、遵守游戏规则玩，是避免这两种极端恶争死斗、再酿闹剧、悲剧、人祸的急要。

　　回归 国号中的共和，才是正道

　　四九年的先贤们，是诚心诚意搞人民共和的。人民共和是共和国的旗帜，精髓。四九年后，国人最大的历史误区，是从人民共和，搞成了人民专政。一词之差，成为几十年极左政治的源头，至今仍在影响中国政治的进步。专政，尽管以人民的名义，都不及共和（哪怕没以人民做定语）更能表述建国先贤的思路，更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任何专政，无论个人、一党、还是所谓人民，都背离了历史的主潮流。

　　没有人民共和（政治共和）思想的人民专政，会因对人民定义的偏差走向极端政治、如文革，也会因为掌权者异化而蜕变为少数权贵对大多数人民专政。而后者，正是人民对当今贪腐日盛，公义日削，政誉日差，风气日劣强烈不满、不安、担心、愤懑之所在。

　　世人都说宪政好，就是斗争停不了， 斗到白刃见红时，谁停谁就死呱了。

　　世人都晓宪政好，就是利益忘不了，成则为王败为寇，斗输一切都没了。

　　世人都夸宪政好，就是行动忘掉了，真理装在电筒里，临到自己特殊了。

　　没有共和的理念（出发点、目的地、硬约束、试金石、检验标准），一心只想中南海、紫禁城，以夺取最高权力为目标，一切漂亮口号都是虚假，都是哄人。其结果还是恶斗。最后，民主、宪政、革命、改革，都可能异化为无良政客的乐园、普罗大众的屠场。

　　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群，在宪法架构下共和，也即政治共和，才是当今最急最要。

　　回到共和国中的共和二字，中国的绝大多数问题会迎刃而解

天人合一2013

再议共和主义统一中国　 （中国共和主义刍论）提纲


　　０８年３２０前夕，笔者发帖《共和主义统一中国刍议》。
　　五年多来，网友议论斧正很多。其中有三类提问：第一，你的共和主义出自何处、有何定义？第二，是美国共和党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和吗？第三，你是既得利益者吧？

　　对第一问，我不是专家学究，写之初只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当行共和，还真没想过从其它地方请出何方神圣来助威长脸。古今中外，举旗帜、发口令者，大抵大人先生之属。并且，在中国，有人提了主义，另外人或为思想，其它人怕只能理论、主张、观点乃至梦想了。我，不揣冒昧，竟以“主义”献曝，堪可笑也。

　　然而，统一、复兴，人人有责。一个臭皮匠，抵三分之一个诸葛亮。真理何问出处。当今之世谁都不是愚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梦想或愿景，当然也就有说出来的自由和权利。

　　因此，管窥蠡测也罢、野人献曝也罢、鸦啼蝉噪也罢，既然“叫”了出来，自然要努力把“筐”编圆。这倒促使我对“共和主义”一议再议了。

　　是真理，或许不经意就成了一个“主义”。

　　不是、或不太是，它也就一条意见、一个观点、一片心意吧！

　　可笑吗？有什么关系呢？

　　对第二个问题，同样抱歉。一辈子难出国门，也没想过自己的主张可与外国“月亮”攀附关系。这重要吗？

　　中国人曾经有过言必称希腊、言必称马列、言必称计划、市场，现在好象言必称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时代。但最终还是钻山沟揣三国演义的毛泽东寻到了出路，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四川话满口的猫论者引导了春天的故事，还是要从黄浦口、井冈山、延水河寻回救危、脱困、复兴的灵感。

　　中国人倒有一个怪象：不管什么话题，只要跟洋东西沾边，不洋也要骚了起来；不管什么来头，只要跟某主义相联，没主张也政治了起来。于是一群“凡是”的或“百分之百”的人群前来喝彩、助拳，另一群“凡是”的或“百分之百”人儿赶来鼓噪、谩骂。直到最后你自己究竟是什么颜色都难辨认、都不重要了。

　　我本俗人，无缘沾洋骚，不愿趟混水，还是以方块字、泥巴色谈主义吧。

　　对第三个问题，

　　初听有点汗颜。

　　在下年已知命，党龄、工龄四十年，平生以正宗国人、真正共产党人自居、自傲、自乐，无官职、无财富、无长技、不到退休年龄而失业赋闲，确实没能进入“即得利益者”的行列。我只能自我解嘲：不是能力不逮，不是运气太差，只缘人品太好。也许，正是这种曾经理想、见过破灭，根本正统、见过背叛，入过主流、受过淘汰，经过左右、能辨成色，见过浮华、回归平淡，才能质本洁来还洁去，才能跳出庐山看真容，才能冷眼古今想点事，才能采纳百家求正解，才能摸着良心说人话。

　　次想有些纳闷。

　　谈中国统一、中华复兴，非得与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挂钩吗？

　　中国人难道没有共同的利益、痛痒、兴奋点？

　　正襟危坐的政治家、业余爱好的敏感者、道听途说的发烧友、义正词严的批斗者们，难道就不能站在海峡的中点，站在民族千百年复兴的关头，站在客观、真理、人性、良心的角度，超越己见、己利，挣脱党识、派性，来思索一点点儿问题吗？

　　有一位伟人发明了“阶级烙印说”，这在急风暴雨、血雨腥风的大动荡、大乱世、大革命时代确实管用。但放之四海、适之四时、临之每个人，又哪能全对。他和他的许多大富大贵战友完全没有兑现这种烙印说，就是明证。而他的崇拜者却将其任意发展、夸大、极端，将人划分为９５％以上的“大多数”与相对应、却很含糊的“一小撮”，并坚信这二者泾渭分明、毫无交结、你死我活。文化大革命时，我就曾看见过村上有个倒霉的不过当过几个月青年军（现在想来还打过个日本人）的“一小撮”挂着黑牌、背着荆棘（以备别人对自己“触及灵魂”时“触及皮肤”），一个人走十多里山路到公社接受“专政”。

　　这种极端的“两分法”，人群会有公论，社会能有和谐，国家哪会祥瑞！

　　深思让人竦然。

　　当前中国正处在崛起的快车道，也是事故的高发期。深度、空前的社会腐败、不公，与民众前所未有的自主、变革高期望心理相互交织，正累积、酝酿着可以称之为“危机”的可怕“井压”。

　　不以人民为根基、不是为了人民的“和”，片面的、不公平、不完善的“和”，

　　岂不成了遮掩荣国府“红楼残梦”的风流锦被，

　　成了“狂人日记”人肉宴席的沾血卤汁，

　　最终当然可能成为“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冷冷菊香！

　　共和主义论者，必须是社会矛盾、危机的正视者、警醒者、拆排者。

　　不向人民大众说清楚“和”，是在自当箭靶、自讨莫趣。

　　总而言之，对共和主义、尤其是中国的共和主义，我要一议再议了。

　　提纲：

　

　　一，中国需要共和主义

　　统一，需要两岸均能仰望的共同旗帜

　　复兴，需要求同存异、容异化同、理性、科学、安定的氛围

　　崛起，需要信人服众的话语制高点

　　核心，需要与时俱进、完善执政理念

　　二，共和主义，就在方块字中，能从黄泥地长

　　中国，没有古希腊城邦

　　中国，有深绵的公、共、和、天下、民的传统与现实土壤

　　三，共和主义，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盐”与“镜”

　　共和，一种大家和为目的、旗帜，和大家为手段、行动，是否和为价值判断的主意

　　共和，或就是不恶争死斗

　　共和，也就是善待别人的主意（义）

　　共和，不过是调和政治小鲜的盐（浅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

　　共和，最能是显露政客原型的镜

　　四，在共和架构（屋顶）下建构中特主义

　　人民至上

　　国家崇敬

　　政党自律

　　仁爱为人

　　依法行事

　　从严治官

　　诚信从政

　　中庸谋国

　　政治共和

　　五，新国民才有真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