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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区] 抗战期间卢沟桥周边山区的民众竟然不知道清朝早已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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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8 01: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下面这篇文章讲了一件令人极度震惊的事:抗日战争期间的1939年1月,萧克将军手下的一支八路军部队在著名的卢沟桥所属的宛平县斋堂地区的大山沟里,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时发现当地的老乡“不知有民国,只知有大清”,有的老人竟以为八路军号召他们抗日,是在号召他们抗清、反清,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竟不知道清朝早就已经灭亡了!卢沟桥现在属于北京市的丰台区,当时属于宛平县。当时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的民众都这么愚昧无知,全国其它地方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百姓脑中的“国家”概念是在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以后,才逐渐由西方人传给我们的。这之前,中国百姓和中国的精英、上流社会一般都只有“朝代”概念、“天下”概念,没有“国家”概念。古代的中国人认为全世界总共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也就是中原的“天朝”,朝鲜、越南、琉球、缅甸等各个藩邦的朝廷、政府都象现在高度自治的香港的政府一样,应该尊奉中原的“中央朝廷”为“中央政府”;都应该象中国各省一样定期向中央朝廷进贡 贡品。例如著名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原话其实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是清朝初期的思想家顾炎武说的),就表明当时中国的精英、学者的“天下”观念比“国家”观念强。南北朝、五代十国、金朝、元朝、清朝时,尤其是明朝末年,中国北方的汉族百姓之所以不奋起推翻少数民族的统治,几亿汉人之所以会被那么一点满人、清兵制服,就是因为在以前的汉族百姓脑中,没什么“国家”概念、“民族”概念。因为他们认为在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一个天朝,一个天子。不管天子是姓赵、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百姓都是一样地“完粮、纳税(交税)”,一样地要服官府摊派的劳役,一样地要出“义务工”、服劳役。蒋介石正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很多民众的国家意识不强,国家观念很弱,非常愚昧无知,可能会有“倭人、‘和族’入主中原的话,中国只不过多了一个新的‘元朝’、‘清朝’,新的‘少数民族掌控朝廷’的朝代而已”的思想,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前才一直迟迟不敢跟日本开战。(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其族名就是“和族”) “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当中国名义上的“一把手”的十年里,地方军阀的势力仍非常强大(象阎锡山、冯玉祥、陈铭枢等人都命令自己的部队跟蒋介石的中央军开过战),一个军阀就是一个“国中国”、“独立王国”的“国王”,南京的“中央政府”徒有其名。地方军阀一句“没钱!”,南京政府就收不上来税!南京政府就只有向江浙财团的本国银行或外国银行 借债度日,借来的钱也没两下就花在了“武力统一中国,实现祖国的真正统一”上,花在了与地方军阀的战争、争斗、斗争之中,或是用于收买、分化、瓦解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和加强中央军的军力,用于“使中央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之上。

开国将军忆日军不识八路军 同一口锅吃饭相安无事
转自凤凰卫视的官网“凤凰网”“历史”频道中的这个网页: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8/07/16618997_0.shtml?_from_ralated
    核心提示:刘光涛将军言,1943年前,冀东部队有时与日军同住一村。村前住日军,村后住八路,竟相安无事。村办事员安排供饭,这锅饼烙给八路吃,下一锅饼烙给鬼子吃。有的战士还和日军在一个井里打水。因冀东部队大多为当地人,穿上军装是兵,换上便衣是民,鬼子根本分不清。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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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开国将军轶事(续集)》,作者:吴东峰,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这是凤凰网历史频道上本来就有的对该文的最初出处的说明语

    哈尔滨南岗区有文庙,顶覆黄琉璃瓦,墙围水磨青砖,重檐殿顶,云龙浮雕,气势雄伟。内有奎文阁、吉坛、大成殿、寝殿、圣迹殿等,建成于1929年,世人称“北方儒家圣地”。2004年8月10日上午,余由哈尔滨文联王叶陪同采访刘光涛将军。将军宅居哈军工大院一角,文庙竟立于军营大院中,怪哉!
    刘光涛将军好文雅,待人彬彬有礼,言语朗朗细密。将军自谓晚年生活:“看看报,读读书,养养花,种种菜。”尤喜养花种菜,满院花木,一片葱茏,正中有一瓜棚,上爬冬瓜,叶肥果硕,大者如桶,累累下垂。将军曰:“养花种菜可以陶冶情操,不想别的事。”
    刘光涛将军,陕西三原人,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11月考入安吴堡西北战时训练班,为胡乔木、冯文斌主办。1938年被送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平西挺进军直属队任青年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刘光涛将军先后任冀热辽军区十二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等职,率部活动于长城内外,滦河上下,组织群众,打击日寇,威震关内外。十二团战斗力日增,迅速成为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
    刘光涛将军升任冀热辽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后,配一“坐骑”,灰色毛驴也。将军言,抗日战争中,骑了三年毛驴。冀东毛驴多,目标小,不挑食,能负重,会爬山,正对土八路脾气。闻此余似见将军一驴、一枪、几卷书,优哉游哉,颠儿颠儿,指挥作战,游击日军。虽有滑稽之感,确为真实情景。
    刘光涛将军于冀东抗日四五年,双手抱枪,和衣而卧,说走就走,说打就打。将军言,那时,未知脱衣睡觉为何滋味也。
    刘光涛将军言,1939年1月,平西挺进军随萧克司令员进驻河北宛平县斋堂地区,全为大山沟。部队进驻后向群众宣传抗日,当地老乡不知有中华民国,只知有大清,有年长者竟误将抗日为抗清。
    刘光涛将军言,冀东部队是真正的子弟兵。连队编制没有炊事员,走哪住哪,住哪吃哪,吃哪睡哪。睡老百姓的炕,盖老百姓的被,吃老百姓的饭。天黑住,天亮走,都是当地人,都是自家人。与老百姓关系好啊!连队集合后解散,最常说的一句话:“各班回家。”老百姓腌的菜,均置于大酱缸里,随便用,又脆又鲜,好吃!
    刘光涛将军言,1943年前,冀东部队有时与日军同住一村。村前住日军,村后住八路,竟相安无事。村办事员安排供饭,这锅饼烙给八路吃,下一锅饼烙给鬼子吃。有的战士还和日军在一个井里打水。因冀东部队大多为当地人,穿上军装是兵,换上便衣是民,鬼子根本分不清。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如果是国民党军对日军搞“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会不会被指责为“不抵抗”、“不战而逃”?——楼主点评)
    刘光涛将军作战,善谋划,精部署。1940年11月,时任十二团二营教导员的刘光涛将军率部于旧寨设伏。战前,将军率连以上干部至现场,一丘一壑,一门一墙,一草一木,仔细检查,或曰:“这里可藏一人”;或曰:“这里可放一个班”。是役仅三十分钟,将军率一营以零伤亡歼灭敌伪二百五十余人,余者降。1943年某日,刘光涛将军率部插入敌占区龙县后官地屯设伏。日军“飞虎队”一中队中套。是役,激战一小时,歼灭日军一百余人。将军言,日军比伪军难打得多。打到最后,日军只剩一个班,趴在村头一粪沟旁,就是不投降。将军无奈,只得下令将其全部歼灭。将军曰:“亲眼见鬼子帽檐呼哧呼哧动,慢慢的就不动了。一百多鬼子全部被打死,只活捉了一个小鬼子,约十六七岁,送到团里去了。”1942年8月,刘光涛将军奉李运昌、曾克林指示,率两个连到唐山新华纺织厂“偷布”,以解决冀东部队入冬穿衣保暖问题。其时,唐山为冀东日伪军统治中心,北宁路之枢纽,日军碉堡林立,防守极严。将军受命后,先遣一侦察小组化装进城,继根据敌情、地形、路线,制订详尽行动方案:何时出发,何时进厂,何时运布;如何撤退,如何警戒,如何打援等等,计划周密,预想周全。是夜,将军率部并五百余民工,至唐山新华纺织厂“偷运”四千余匹布,凯旋而归。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李运昌闻之,喜出望外,连声夸奖:“虎口拔牙,好样的,真是好样的!”
    刘光涛将军言,1945年9月某日,将军正组织开团领导会议,警卫排战士高金诚闯进来,喊道:“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一愣,纷纷骂道:什么鬼子投降了?发神经!小高言:区长在街上亲口说的,小鬼子投降了,每人慰劳一斤猪肉。这才知道鬼子是真的投降了。
    1945年秋,时任十二团政委的刘光涛将军率十二团,随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出关。将军言,是时共两个团,两个支队。两个团为十二团、十八团,两个支队为朝鲜支队和分区直属队,约四千七百余人。8月30日出发,9月5日进沈阳,虽无艰苦激烈之战斗,则意义深远。将军与余谈及出关经历,甚为自豪,极其详尽,现笔录如下,以伺读者:
    8月29日,由抚宁台头营出发,经榆关镇,打下柳江,过石门寨、出九门口越过长城,迂回山海关,沿途消灭石门寨、九门口等地伪军。将军言,半夜守城豁子,月亮很大,偶有鸟儿惊飞。
    8月30日9点左右到达前所车站,离山海关约三十里。迎面遇苏联红军,五十余人,分乘五辆汽车,后拖四门炮。估计是苏军的一个炮兵连。立即组织全团列队公路两旁,集中号兵吹《欢迎曲》。将军言,开始苏军士兵抓着转盘枪,格外警惕,继而“叽里哇啦”呼口号,一句也听不懂。
    同日黄昏,苏军要求配合打山海关。发电报请示冀热辽军区,同意。两国军队分三路发起进攻,十八团一路,十二团一路,苏军一路。日军溃逃,伪军纷纷举手投降,曰:“我们早就想缴枪了。”将军言,苏军装备好,有山炮、野炮,全是汽车拉的,炮一响,对部队鼓舞很大,日军大多往秦皇岛跑了。是役,击毙日军一部,伪军千余缴械投降。
    9月3日,在山海关休整。
    9月3日下午,冀东八路军第一次坐火车北上。当地铁路工人觉悟高,连夜调配车辆,有拉煤车,有闷罐车,也有客车,共四十节车厢,客货列车混编,像牛车,跑不动,一天一夜到锦州。
    9月4日,到沈阳,铁路两边,因苏军对我不了解,如临大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转盘枪对着,不准一人下车,连大小便也不准下。“洋八路”不了解“土八路”。或以“八路”臂章示之,或以延安党校校徽示之,或以马列书籍示之,“洋八路”均不予理睬。后经曾克林至苏军卫戍司令部交涉,方容许下车,到沈阳城外六十里去住,并由苏军坦克监视开进沈阳。
    同日,进沈阳,四路纵队前进,个个精神抖擞。苏军四辆坦克分列两旁,名为护卫,实为监控。沈阳市民夹道欢迎,高呼口号。
    刘光涛将军言,冀东部队到沈阳后,因国民党与苏联有协议,苏军要我们让出沈阳。为协调此事,9月15日,曾克林陪同苏军代表乘飞机到延安。当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中共中央由此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并由此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亦由此决定抽调更多的部队和干部去东北。
    查1946年9月16日我《东北现况通报》,有如此记载:“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二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刘光涛将军证实,到沈阳后扩兵确实极容易,每一号召便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等待改编。将军所在团原为小团,仅二十天便扩大为大团。
    刘光涛将军言,初至沈阳某日,团部书记周映从楼上下楼如厕,见院子里人围如堵,报名参军者甚众,心想:我也去挑几个兵看看。便于人群中转了约半小时,即带回一个排的新兵。其时,干部极缺,战士提班长,班长提排长,排长提连长、指导员,连长、指导员提起来当营长、教导员。当时几乎所有老兵都提拔了。
    将军又言,9月中旬,由本溪、抚顺煤矿八路军、新四军被日军俘虏人员,组建两个团,与刘光涛将军之十二团混编,升级为二十一旅,刘光涛将军任旅政委,旅长杨树元,辖第十二、第六十、第六十二团。仅一月左右,将军即由团政委晋升为旅政委。据云,冀热辽军区出关时三个分区一万三千余人,两个月左右发展到十万人。刘光涛将军感慨曰:“发展得太快了!”
    解放海南岛后,刘光涛将军曾被毒蚊叮咬,险些丧命。是时,将军居海口,连续高烧四五日,全身虚脱,几近昏迷。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指示军医疗所:“花多少钱都行,一定要把光涛治好。”幸请一地方私人医生诊治。该医生一到即问将军:“尿是黑还是黄?”将军答:“黄”。私人医生曰:“还好。如果尿是黑的,就没法治了。”即开十粒走私西药,服一星期便康复。将军言,部队刚到海南岛,当时没有蚊帐,也不知道蚊子的厉害,非战斗减员很多。
    建国后,刘光涛将军先后任师政委、军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文 革”中,经周恩来点将,将军到地方工作,初任黑龙江省革委会核心组副组长,继任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职。其时,派性严重,生产瘫痪,老干部或被打倒,或靠边,或下放。将军就任后,以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为依据,统一思想,制定政策,解放老干部。1973年5月,任省委书记职务的老干部都得到解放和使用。将军由此而获罪造反派,屡遭围攻。

点评

正是八路新四军给愚昧的老百姓扫盲宣传抗日理想,国民党干什么去了?抢劫强奸比鬼子还坏。  发表于 2015-9-4 14:13
国民党都是畜生王八蛋,论坛里的网友都这么认为。  发表于 2015-7-29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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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9 07:54 | 显示全部楼层
曾(克林)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刘光涛将军证实,到沈阳后扩兵确实极容易,……有大批伪组织武装等待改编。将军所在团原为小团,仅二十天便扩大为大团


冀热辽军区出关时三个分区一万三千余人,两个月左右发展到十万人。刘光涛将军感慨曰:“发展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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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31 07: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学生最有爱国热情,会因为爱国而去游-行、请-愿?就是因为学生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学生有一定的知识,会为了自己“精神方面的需求”而去举行反日游-行、请求政府抗日的请-愿(例如对尊严——民族尊严以及对自由——民族独立、民族自由的需求),又加上他们正处于热情洋溢的青春时期,所以很容易成为热血青年。而民国时中国其他的很多百姓不仅没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连教育都没接受过(他们很多人是文盲、半文盲)!​而且他们在物质、在温饱方面的需求往往压倒了他们在尊严(民族尊严)、自由(民族自由)方面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以至于抗日战争期间其投在教育事业的钱(教育拨款)是除军费外最大的拨款的原因!通过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唤起民众,唤醒愚昧无知,没什么民族概念、国家观念的民众,使大家捐款或出力、出人,支持、支援抗战,也是中国最终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坚持了下来,没象宋朝末年、明朝末年那样再次被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前蒋介石迟迟不敢跟日本开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担心很多士兵的民族观念不强,对于投降、当伪军,抵制的意志不强,普通民众也是“交税给谁不是交,交给日伪当局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只要日伪当局大致上能象对待琉球人和台湾人一样对待我们就行”,不肯为了抗战而毁家纾难,大量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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