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的传播路线：东—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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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的传播路线：东—西—东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

   “革命的性质是由被革命所破坏的东西而决定的。而且，重要的是亚洲文化还参与了欧洲传统本身的形成。在19世纪以前，亚洲对欧洲的影响要比欧洲对亚洲的影响深刻得多，而这肯定是因为欧洲的社会秩序更不稳定，所经历的改变更剧烈的缘故。正是在社会危机感引起了怀疑和不确定的时期里，欧洲人的思想才成为可塑性极大又最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在第一个时期（希腊-罗马的解体），欧洲从西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大量拜占庭艺术的特色，从印度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在18世纪，令人神魂颠倒的则是中国。“

美籍希腊学者约翰·托马斯·拉西：

    我们应用基于社会学的诠释原理，那就是，社会化过程依靠合作习惯来形成其规模，而使便利的、持久的交往交流成为可能。希腊的整合的潜力受阻于缺少密切的经济产业关系，后者可以带来民族凝成的动机和开放领域……，其地理空间和“文明时段”皆不能承受社会发展的波动。

    现代希腊已完成政治统一，这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但即使在革故鼎新的今之希腊，地域封闭的旧习犹存，这在那些与外界的生活潮流隔绝的内地乡镇尤为明显。旅行者可注意到那儿的狭隘的部落观念依旧顽强，它正如前文所说的，是植根于其独特的地形。罗德说：“停滞的特征和分离的现象从一个河谷、山地到另一个，被该国的自然地理所强化，交通困难……。我们听到，居住在斯巴达的居民鄙视其近邻……。”从古到今的希腊都存在着地方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倾向。

董并生《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之娜希亚《欧洲由希腊走来》：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世纪的罗马朝圣（这又是13世纪教皇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得到了文艺复兴运动文人及艺术家所掀起是旅行及艺术家所掀起的旅行时尚的推波助澜，并在16世纪晚期乃至整个17世纪达到了有史以来组织规模和波及范围的最大程度。菲利普@德@罗西，这位曾经分别著书描写古罗马和新罗马的作家，在17世纪中叶形象地指出，两个罗马如此紧密相连，与其说是长相相似的孪生姐妹，不如说是两个年龄段的同一张面孔。

……

“对于18世纪的欧洲人来讲，罗马早已不能包罗万象了，更确切地说，一种坚决摆脱罗马人的愿望开始初露端倪。而这里所说的摆脱，无异于放弃对罗马投下的历史赌注，无异于将罗马排斥在这个旧世界里新（欧洲）身份的核心之外。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及心脏的罗马，大势已去，沦为了欧洲人弃之身后的过往岁月。正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后来所发生的象征性变化，只不过是缩短了早已规划好的行进路线而已。

从此，罗马的历史贡献有了新的角色，这一方案将其降格为世界遗产的一支，或用一个词来概括——模仿。罗马人依旧存续着，只不过附加了相应的条件：模仿的载体或借光者。正像人们谈及罗马人所常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先师。而按照18世纪对“文明”的定义的理解，唯独希腊人被公认为是不可超越的原创典范。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之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

总而言之，18、19世纪古典学将古典时期雅典的学术成就推高到人类知识登峰造极的境地，标榜在一个小镇里、一两代人时间内，完成了全人类需要几千年才可能完成的事业，成为奇迹。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序：林鹏：“文明”的唯一性

     萨义德揭露了西方近代“东方主义”的实质：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纪西方学者们通过“编定文本”的方法，虚构了概念化的“东方世界”，目的是为了支配与控制东方世界各民族。

15世纪以前欧洲没有文明。1827年歌德在谈到中国的一部长篇小说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就有这类作品了”。

（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在《风俗伦》中提及希腊的部分：

偶像崇拜，神谕，奇迹，神殿，巫术，人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

所谓创造西方理性精神原典的“希腊三杰”却不见踪影？

反而20世纪英国的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

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主教的《世界史》）。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诸玄识：真实的古希腊——读董并生新书

中世纪的欧洲人对“西方古典”一无所知；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从阿拉伯人了解到它们。阿拉伯的文化成果让欧洲分享，而与基督教的伪造[17] 相结合，就成了“古希腊”了，再被“人文主义”变本加厉地以讹传讹！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只不过是基督—神本内部的、受东方影响的“新朝派”而已；真正的西方的“人文主义”开始于由“中国热、儒教化”所推启的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进而言之，在中国技术所奠基的欧洲科学—工业革命中和中国文化所激发的启蒙运动中，与基督教经院学派同流合污的“希腊元素”，或是进步阻力，或是无人问津。[19只是到了启蒙运动发生“质变”（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驱动资本—帝国主义胜利进军之际，“希腊元素”才有机会“发扬光大、登峰造极”的。

西方文明开始于“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不仅在“物质文化”（科技等）[86]，而在“非物质文化”（思想与制度）[87]上，中国全面地造就西方。这里只讲物质文化。它主要是：中国技术连通世界地理和奠基科学—工业革命。在此前后，纸与印刷术催生了欧洲的书写文字，促成了它的社会变革：血缘部落→地缘国族；火药和指南针导致其内部与外部的征战，从而形成了民族国家必需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书写文字。

尼尔·鲍得教授说：没有纸就没有西方文明。[88]人类学家张伯伦认为，西方文明是从纸开始的，而古希腊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尽管他正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武断地把造纸的“专利”归于西方）。[89]英国古文字学家大卫·迪林格说：“……在纸的引进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的帮助下，字母写法已经普遍解决了文字语言的难题。”[90]所以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坚持用“书写文字”的标准，来否定西方“历史谱系”。

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

“这种文明的躯体是分散的。它像很多细小的油滴洒落、散布在其他文明的深水的水面上，永远不同这些水真正混合，但又始终依附它们，以致它的运动也是别的文明的运动，因此是一种异常敏感的“显示器”

     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从生物学观点看，他们的群体依存于它们与之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和民族，因为血统混合的现象屡见不鲜。犹太区往往产生于某个地方的就地改宗犹太教这一改宗行动。不管颁布什么样的禁令，并不是种族血统这种空谬乌有的力量，而是别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和犹太人对别人的憎厌维护着犹太社会。这一切都是宗教问题，是遗传的习俗、信仰甚至烹饪方式等组成的合成物产生的后果。 但是，所有的犹太社会当然都不得不同别的社会进行接触交流。所有这些环境使他们成了周围文明的无意的继承人。他们作为哲学家、数学家、医生、宇宙志专家，直到13世纪并且在这个世纪以后，都是阿拉伯思想和科学传入西方的中间人。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们在东方是各种会谈的天生的翻译。

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16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正是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的商业网撒布、延伸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没有犹太人的这些集体命运和这些总的成就，像纳克索斯那样的生涯和经历是不可能有的。同样，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如果没有奥格斯堡和约缔结之后的和平安定年代和为德意志犹太人以后进行报复铺平道路的财富积累，德意志犹太金融家，亦即这些“宫廷犹太人”的财富是不可想象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在16世纪末，控制着糖和香料贸易，拥有巨额资金的葡萄牙犹太人的网，促成了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兴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整个（当然不是印第安人时代的）美洲被纳入犹太人的贸易网中……”每个资本主义都意味着一张网，一系列信任、一系列在世界棋盘上的合作。

    犹太人的命运的图像映照在西班牙的历史的多面镜里，而西班牙的历史也映照在面对着它的犹太人的命运这面镜子里。

欧洲对西班牙的再征服，被加进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对穆斯林的土地的再征服之中。地理大发现则在后来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这些发现把西班牙半岛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亦即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行动的中心。

西班牙正在政治统一的路途中。这种政治统一在16世纪只能理解为宗教统一。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在注意它的犹太人聚居区是前途命运。但是，它的活动空间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致安年科夫》：

“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

欧洲和北美在技术、政治和社会革新上的这些相似的、长期存在的表现不仅归因于亚洲和非洲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短期政治失败，革新时间的相对滞后有一些长期和更广泛的愿因。我们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首先，欧洲通常比亚洲人、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面对战争时更易动员，在法律上更无情。欧洲的地形要求军队在海战与陆战之间、在高山和平原上、在寒冷和炎热中能迅速适应，因为相对小的政治单位不得不时常进行革新以适应这些不同的地形和气候，而东方和南方大的帝国中，则是发展更松散的、更缺少专业（狩猎经济）的军队类型以控制广袤的土地。在欧洲，相对小的区域中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战争技术的发展上，并且要确保他们的武器可以与敌手的武器相匹敌。亚洲、非洲和最初俄国的军队经常要合并各种数量巨大的附属军队，这些附属军队要供应自己的武器和马匹。军事财政推动了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的发展，但欧洲出现了更有效的支付和税收体系来应对当地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亚洲在17世纪的相对和平是它失败的原因。

《历史的地理枢纽》：

“在阿提拉领导下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

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
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并非仅仅是宋朝蓬勃发展的合法和不合法贸易的结果，也不是元朝海上野心的结果。甚至也不是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它的根源在于更深的领域，既有地理的，也有文化的。海上扩张是气候变化及西北部入侵者的压力导致的社会剧变的结果。
直到南宋时期，中国才考虑让海军作为一种具有自主能力的永久性军事力量，而非仅是陆军的简单补充。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密集河道网络构成了一个防御带，保护着新朝廷。在宋朝与蒙古的对抗中，海战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蒙古人很快将他们的海军转入了进攻1281年，他动用了15万人和4400艘船只对付日本，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拯救了日军。（“神风”的由来）

早在16世纪，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盆地就发现了经济和社会融合的迹象：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市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基本上等于通过大西洋运往大西洋运往欧洲的数量。经陆路运输的数量更大，其中大量流入中国，以换取丝绸、漆器和瓷器。一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条鞭法）加速了这种进程。

贾雷德@戴蒙德《GGS:人类社会的未来》：

“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显现。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了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由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一个多层次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或主导价值确认：纵向分层与财富和特权的分配有关，
属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应该缩小和消除。但横向分类却是社会开放和政
治文明的标志，应该给予承认、保护和尊重。总之，纵向分层和谐的管理目
标是控制和缩小差别。横向分类的管理目标则是保持多样性的活力。必要时，
各国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濒危文化，包括其生态环境和无形遗产。”

小年@大年 ：“希腊”模式@中国模式

庄子《逍遥游》：

小知63不及大知64，小年65不及大年66。奚以知其然也？朝菌67不知晦朔68，蟪蛄69不知春秋70，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71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72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73乃今74以久75特闻，众人匹之76，不亦悲77乎？

红旗跃过汀江

文明从东方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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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
13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范式
想要阐明13——16世纪欧洲与东方关系的轨迹，我们可以比较生活在13世纪的罗杰@培根和生活在16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他们的生活差异印证了两个主要变化：东方和西方在地位上的互换；欧洲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变更。
萨瑟恩爵士把欧洲对中东的认知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称为“无知时代”，大约从公元700-1100年，欧洲人的认识主要基于宗教神话和对宗教经典的演绎。
第二阶段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9），十字军带来了关于穆斯林世界的更为详尽的情节。12世纪上半期，关于“撒拉逊人”、穆罕穆德以及在十字军东征中遇到的富有修养、英勇无畏的对手的作品汗牛充栋。萨瑟恩将这一阶段称为“理性和希望的世纪”。到12世纪中期，尤其是在1143年古兰经最终被译为西方语言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开始取代神话。有了这个译本，西方首次掌握了认真研究伊斯兰世界的工具。
13世纪时，欧洲人期望十字军东征所到之处都能皈依基督教，并期望基督教文化能够通过伊斯兰文化掌握的或是经由伊斯兰文化传播的知识而得以变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罗杰@培根必定会对“东方学术语言”产生兴趣，而圣托马斯@阿奎那也必定会通过阿拉伯语作品来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恰好在13世纪中期之前，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形而上学，随后还有伦理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哲学理论逐渐得以重现。阿奎那完美地调和了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前，二者都相安无事。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语言学家和解剖学家都旨在探讨那些在自然界无法直接获取或观察的事物；一副骨骼和一张肌肉线描图，与语言学家纯粹通过假想建构起来的闪语和印欧语原型一样，都是实验室和图书馆的产物。”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欧洲的各种书面语言只是一种拼音记录，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音、形、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记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这也是韩国口语拼音与汉字古文献的矛盾，这一点反不如日语）
人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
迄今为止，只有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腓尼基）字母对语音进行记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书面语言。
19世纪德国柏林科学院《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成了后世的蓝本
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主要古本都印在中国纸上
波斯战争前的古典历史是神话，斯巴达的法制史是文学作品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总结“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时说：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历史也采取虚构故事的办法。”）

然而，到了1250年，尤其是欧洲“发现”了蒙古人之后，欧洲人对非基督教世界的面积和人口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让整个世界都皈依基督教的良好期望破灭了。正如萨瑟恩所言：
【欧洲和蒙古人的遭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看法的影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正如日本的“神风”崇拜）……蒙古人极大地扩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让他们认识到的世界人口规模增加了数倍……可敬的彼得【估计】伊斯兰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3,甚或1/2……到13世纪中期……人们的认识……显然过于乐观。异教徒可能十倍，或者百倍于基督徒。无人知晓确切数字，只是随着认识的加深，这个估计也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十字军东征看起来要么是毫无希望了，要么就得彻底重估东征的目的和方式。
罗杰@培根在写给教皇的信中，强调了以教育和布道取代战争和东征的必要。13世纪的培根注重宗教，而16世纪的培根注重政治，这是欧洲专制主义国家取代宗教秩序的明证。弗朗西斯@培根的生命跨越了伊斯兰教势力的衰落以及欧洲在16世纪攀升到演进中的世界体系顶峰的漫长时期。对罗杰而言，只是源于东方，因此他关注东方语言和伊斯兰教。而弗朗西斯认为他人身上没有什么可学，并断言可以在本土习得知识。或许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晰地揭示东方和西方的相对地位在这三个世纪里是怎样转换的了。


《世界：一部历史》蒙古人创造的世界
农商皆本
    游牧（渔猎）生活并不是提供食物特别有效的方式，因为它依赖于以植物为生的动物和以动物为生的人，而农耕生产能够提供可食用的庄稼，把动物当做一个消耗资源的中间环节而加以削减。
可汗（成吉思汗）身上的帝国观很可能是渐次形成的，他从掠夺、收缴贡税、为新建帝国而征收赎金中感受到这些方是帝国永存之本。传统让形势的发展出现了转机（历史的辩证）。当他的一位将军提议消灭1000万中国人并把他们的田地转为蒙古畜群的牧场时，成吉思汗认识到可以从让农民们免于一死中谋取更多。
但是在蒙古人治下和平到来之前，这些通道（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十分安全。新的安全带来了道路运输量的增加。蒙古人对商人的偏爱起到了作用。蒙古人鼓励汉人开展贸易，汉人的贸易不会受到儒教视从商为一个卑贱职业的传统偏见的限制。
教权平衡
   与祖先之音交流的力量赋予萨满教巫师在蒙古人决策中的巨大权威，包括有机会去干预可汗的立废。蒙古人领袖对外来宗教的兴趣以及专注于上帝崇拜，至少部分是用来抵消当地神职人士权势的战略。
分工协作
    蒙古人从未把他们的属地经营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他们也没有使用持续的方法统治与他们一样广大而多样的区域。在大草原之外有三个主要的征服区域——宋、波斯和俄罗斯——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被吞并。这些区域受到剥削的方式因蒙古的需要和各个地区的特殊性而各不相同。
宋帝国是一个比蒙古人在别的地方所遇到的要强大得多的国家，它高度设防，防御坚固，这样，它的军队就能够根据内部的联系通道进行调度，并且拥有蒙古骑兵所不适应的地形优势。宋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在于蒙古人作战武器的优越。不同于以往大草原的入侵者，蒙古人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彻底的胜利，他们雇佣所需军队和装备去征服别国的城市、粮田和河流。显而易见，庞大的蒙古帝国发挥了作用。波斯的工匠建造了利于攻克宋的南方城市的攻城器械。
对蒙古人而言，征服宋帝国是成吉思汗政策上的逻辑延伸。忽必烈变得如此沉湎于宋帝国，以致他从未声称自己凌驾于蒙古世界最西部那些拒不承认他的权威的领袖们之上。在某些方面，他对宋人的风俗习惯持蔑视态度。他显示了传统的草原民族对女性能力的尊重，他让女性在宫廷任职，甚至做行省长官。正如成吉思汗所做的那样，忽必烈需要从蒙古帝国提供的各方人才中招募官员。
马可波罗：“是自亚当以来直至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类、土地、财富的最强有力的主宰。”

（《国富论》：
“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通常很少有巨浪，岛屿众多且靠近邻近的海岸，所以非常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运事业。那时候还没有指南针，造船技术也欠发达，所以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之中。”     
据《白银资本》（Re-Orient）的统计，在1660—1720年间，贵金属(美洲白银的转口贸易)占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亚洲输出总值的87%，即使代表制造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产品的指标也只占到该公司出口总值的10%。
“哥伦布和达伽马……是发现通往‘东方’（朝贡）的新路线，而不是开始建立东西方之间的联系”，直到他们以鸦片贸易及鸦片战争来扭转贸易逆差。
阿瑞吉则在《漫长的20世纪》中比较布罗代尔和韦伯的观点时提到，即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古代文明地区（对应东印度公司）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及人烟稀少的地区（对应西印度公司）对于资本主义商业扩张的基础性作用的区别。
《人类与大地母亲》：“在欧洲人的家园，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是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R@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欧洲人控制下的新大陆农业从一开始就以出口为主。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几乎所有的糖料作物、烟草和棉花都在使用非洲奴隶的种植园内生产，其原因在于大死亡造成美洲劳动力短缺，而欧洲人又不愿意移民新大陆。与印度和中国的农民或东欧的农奴不同，在美洲的非洲奴隶所需的食物大多不是自己生产的。食物尤其是鱼和谷物不得不靠进口，特别是从北美殖民地进口。奴隶也需要穿衣，这就为廉价的棉纺织品提供了市场。日益增多的印度纺织品被运到西非，在那里换取奴隶，然后把他们卖到加勒比海地区。最后，新大陆的产品如蔗糖、烟草和原棉运回英国。
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旧生态体制的局限会迫使不列颠人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食物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减少工业生产的资源，使工业革命的任何希望破灭，就像19世纪中国的遭遇一样。）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人的统一产生于自然土地的共同生活（行星的统一）与唯一时间的共同存在。……历史展现出各个巨大而真实有力的统一领域，文化圈作为仿佛地下的、没有强权的塑造人的传播，民族作为无意识的、史前的运动，宗教作为虽然始终保持有限的‘世界宗教’，国家作为帝国。所有这些统一惯于交叉重叠，统一的重合在最高程度上发生于自建立统一帝国起的中国，人们把他们（化外之民）当做帝国的潜在组成部分在观念上划入帝国……如果人们比较“中央帝国”与罗马帝国，则差异可观，罗马帝国是个相对暂时的现象，它在自己以外拥有作为现实的、从未被击败的力量。
《世界：一部历史》译者后记
    作者还预言，由于人口流动和思想的迅速交流，全球几乎所有的文化现在都能相互接触，而且似乎朝向趋同发展；原始的采集生活方式已近乎灭绝，大城市发展成为人类从传统的农业劳动抽身出来的标准；多种语言和宗教的消亡，尤其是食物和音乐方面的趋同品味，某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扩散，都是世界趋同发展的标志。这种趋同到底能走多远？由于全球化，这个马赛克的世界将会失去，“我们能像迅速消除旧有的差异那样迅速创造不通过之处吗？假如我们最终获得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文明，我们是否会在宇宙中陷入孤立状态而难逃停滞不前的宿命，就像在《》中描述过的那些消失的文明那样”。作者对于单一颜色的地球可能要消亡的忧虑，（提醒我们）还要考虑地球及万物。
马立博《虎、米、丝、泥》：
环境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背景，欧洲人与美洲、澳洲和大洋洲土著民族的遭遇可以和汉族进入岭南以后与少数民族居民的遭遇进行比较。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欧洲人与“新欧洲”（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地区人口之间的生物交换都是单方面的，欧洲的疾病、杂草和动物压倒性地占据了殖民地，而不是相反的情况。但是在岭南，并不是土著的傣族人惧怕汉族带来的疾病，而是相反。当然，汉人最后取代了对疟疾有免疫能力的傣族人，但这一进程用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与汉人对疟疾的适应和通过水利设施改造了当地的环境有关。克劳斯比指出欧洲人曾试图在欧亚大陆和非洲进行扩张，如十字军东征时占领的“圣地”和黎凡特，以及非洲的热带地区，也都遭遇了疟疾和其他“微小的敌人”。汉人和欧洲人在热带遭遇的区别在于，汉族人保持了原本有害的环境并最终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而欧洲人则必须等到奎宁的研制成功才最终征服了热带地区。……而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历史和其他物种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且意识到物种是可能会被灭绝的，如果其他物种在我们的手中灭绝，那么这不仅会贬低我们的人性，而且会枯竭我们的历史。
《过去与未来之间》：
被发射到外太空的宇航员，深陷嵌满仪器的太空舱中，因为他和他周围环境的任何真正物理接触都会立刻 导致他丧生。这个宇航员也许可以作为海森堡式的人象征性化身，他越是热切地想从他和他周围非人世界的交往中消除一切人类中心主义的考虑，他越可能陷入他自己和人造物当中。
    人类有意识地扩大他的物质力量的结果，毋宁说它是一个大型的生物过程。” 我们释放核能的过程（这通常只在太阳里发生），我们企图在一个试管里发动宇宙演化的过程，想要建造在地球自然的家园里根本不存在的能量生产和控制机器。虽然还没有实际地占领阿基米德曾经想要站上去的点，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式，能对地球如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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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离子曰：“人能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则其夺諸物以自用也亦弗过。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蚩蚩焉与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养我也，則其获罪于天地也大矣！”

基辛格《世界秩序》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的伊朗，历史上曾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托管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一划分付诸实施：……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与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福尔宣言》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西欧列强也试图通过“军阀混战”在中国炮制同样的局面，但是殖民战争却内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军阀混战）继而第二次（世界范围的军阀混战），直至三战（中美苏（俄）三角平衡））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法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趋势：“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M型世界：民族阶级化@阶级民族化
苏联解体前：
   如何消除这些危机？早期社会主义主张消灭资本循环本身，而用政府权力代替资本力量，以在国有制的基础上按计划理性地组织社会生产。其本质在于没有看到这些危机并非来源于资本的循环，而是来源于资本吸收的三种“自然力”不能循环：资本只追求自身在资本的循环中不断增殖，而没有使剩余的价值回到人类自身，回到与人类自身，回到与人类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中。由此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断层、自然资源与环境发展的断层和人类自身发展的断层，从而造成了危机。
美联解体前：
   为了缓解矛盾，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科技创新来开辟新的市场扩张渠道。在知识经济的生产力条件下，出现了由知识工人组成的白领阶层，而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过程获取全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增加本国白领阶层的工资。于是，发达国家出现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然而，资本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资本力量的作用下，这种橄榄形阶层结构只是过渡形态。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以金融形态出现的“虚拟资本”正在瓦解这个结构，生产出当代发达国家的新的两极分化的结构——M型社会结构。
M型社会结构》
   这就是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之后，操纵社会资本的利益集团，出了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传统剥削方式（沃尔玛模式）之外，发明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在金融系统中通过虚拟经济的数学游戏来进行货币掠夺的形式（次贷-美债），我们称其为“二次剥削”。巨额金融资本通过资本市场上的虚拟经济运行方式，将那些非配到劳动者（特别是知识劳动者）手中的剩余价值剥削到自己手中，而且通过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不断地继续操纵市场，从而使中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少，产生两极分化，M型社会结构就是这种二次剥削的产物。
(以上参阅鲁品越《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

M-The Matrix
殖民的悖论：富二、官二及移民
   富二是财产世袭，官二是权力世袭，移民则是两级分化的国际化。老马说资本是累积的劳动，那么权力就是累积的民意，国际化听起来何其先进，可一旦世袭就成了最原始的血统论了。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旧称官僚资本，累积的劳动与民意的世袭则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近亲繁殖，有机体的癌变就产生出抗体、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红色资本家们如此健忘不怕火山爆发吗？于是移民——新的殖民变体产生了！
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全球化的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提到：“已经有2800万美国人（1996年的数据），即全国居民总人口的1/10以上住在严密警戒的高楼之中，在住宅区构筑防御工事。美国公民为私人武装保镖所支付的金钱相当于他们的国家支付警察开支的2倍。”这让人想起美国军费在世界军事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世贸大厦的撞机事件（俗称911）与之后州税务大楼的撞机事件（有《斯塔克宣言》传世）有着同样的逻辑。
这个民族阶级分化的国际版本在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表述如下：
“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在一民族猛烈的压迫别一民族的时候，被压迫民族之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之于压迫阶级相同。在一八四八年间，欧洲大陆各国之于英国（英镑霸权——美圆垄断、定价权），和无产阶级之于商工业资本家相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在这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是有交集的：富国资本家——富国工人—穷国资本家——穷国工人。
现在西方国家在投资移民与无产移民上的两极相对，集中体现了资本自由与人身自由的二分法。然而，在西方高额的遗产税之下因资本所获得自由将转瞬间沦为专制，所以富二、官二们与他们的中国官僚资本之间因为“血缘”而形成一种吸血盘剥的能量金字塔，然而这与世袭之间的种种矛盾如何化解呢，这是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悖谬之处。上古史中不乏其例，如秦灭六国、汉并天下之后都有削平藩王、收缴私（力）利之举，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移民相较而言是一种主动的被殖民，这是国内剥削与国际剥削的同构关系。
毛泽东热之所以能在国际上造成“红五月”运动，中国的革命典范及其对美、苏集团的三角平衡所造成的二、三世界的大解放对国际、国内剥削的破解是根本的原因。土地及资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最根本的社保体系，然而目前财产与资产的模糊政策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甚嚣尘上是财产世袭和血统论的复辟。杨帆在《世界格局调整与中美战略大博弈》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但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建立……企业未将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周小川）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份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而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封建割据、军阀混战，表面上是美圆的国家私有与贸易的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就根本而言则如爱因斯坦在1947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所说：“但是，当今把世界推向战争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事实上，即使西方所有国家都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仍保持它们的国家主权，东西方依然会发生权力冲突。当前，在经济制度上表现出来的狂热，在我看来是毫无理性的。美国的经济生活应当象现在这样由一部分人操纵，还是这一小部分人应受国家控制也许是重要的，但为在这个问题上激起的任何狂热情绪辩护则无甚必要。”

列宁《国家与革命》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
　当大多数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

                《水浒传》与《岳飞传》


沿边（海-陆）困局与内外兼修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在于其两河文明的海陆两栖性特质，无论是东西朝还是南北朝，也就是说以长城为轴心的黄河流域与草原文明以及以运河为轴心的长江流域与海洋文明。这样生态多元的地理历史结构适应了区域性自然及民族涨落的危机以达到互补创新的局面，譬如秦、汉（楚）、唐（南北朝）金-宋、元（蒙-明）清。
与此相对应的，在欧盟出现以前，西方的兴衰往往是地方性的波动而没有形成集成效应，譬如罗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等等……直到中国民国的谷底时期才出现了两个半球型的海（美）、陆（苏）大国。但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都是片面的，如果说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岛屿文化的话，苏联继承了蒙古的部落文化。
但是苏联向海洋的发展譬如西方的大西洋（东-西德）、南方的印度洋（阿富汗）、东方的太平洋（南北朝鲜、旅大）都是不成功的，与之相应的则是美国的“大陆政策”同样如此：印度洋-西亚（阿富汗-伊拉克）、太平洋-东亚（南-北朝鲜）、大西洋（德、俄）。
而“中”国作为太平洋西岸（海）和欧亚大陆东岸（陆）的历史地理枢纽、并且应为她最大规模的超民族-文化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全球化雏形的地位。她的多民族结构与多元地理结构的人文-自然基因，使得她在海-陆冲积的全球化时代具有无可替代的“天命”（这以为毛-周时代的中国对美（海）苏（陆）两极世界的消弭所再度证实）。
这样我们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亚洲四小龙”是出现在韩、台、港、新而不是出现在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或加勒比岛国，同样日本的超越英国也是一个早前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苏关系是早前德英关系的继续，而把中国局限于某种民族国家的简单对比则是为西方近代思维所限了。
如果说早前的沿海经济开发区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美国式产业转移，那么西部大开发就是承接中亚五国的苏联式产业转移，这正如“前三十年”的东北老工业区和港澳台特区。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连接不是简单的贸易体系也不应止于货币体系，而应在于以欧-亚-澳为轴心的世界文明共同体。
以金砖国家为轴心的“新亚非拉”（G5—G7——G20—G0），以上合组织为轴心的“大陆法系”是其外围组织，那么其内在动力则在于：以东北地区为枢纽的朝-韩、俄、日东亚共同体，以西北地区为枢纽的蒙、中亚五国、巴基斯坦的西南亚共同体，以中南地区为枢纽的东南亚共同体。
此“三足鼎力”相反相成、相竞相合，才能有和谐世界的民族-地理基础。而其内外条件的形成端赖于一个以沿边为轴心的国内外、周内外集成网络的形成：重庆——德国铁路贸易的开通是南海——印度洋困局的一个有力竞合样板，而对于马六甲海峡来说则是克拉克地峡、中缅铁路，对于印度-中东困局来说则是中-巴-伊铁路，对于G7困局来说则是中巴伊铁路——巴-南-巴航线……


郁离子曰：“是术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而奚恃于术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竞，而子之所用者，无非掊克之吏，所行者，无非朝四暮三之术也。子以为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诸民，民亦以是应诸子


漫长的19世纪：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