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说，是典型的妖言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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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说，是典型的妖言惑众 2015-08-16 字号： [url=]小[/url] [url=]中[/url] [url=]大[/url]     “人治”一词，查无出处。     “人治”一说，却也由来已久。估计应是某些人在找到西方这个“奶妈”后，不想再认自己的“亲娘”，才处心积虑臆造出的一种说辞吧？     什么我们历来都是“人治社会”、中国根本就是“人治国家”啦，什么人家西方行的是“法治”、我们中华总是搞“人治”啦等等，言之凿凿，不一而足。     真是这样吗？对于这种要么不过脑子、要么有意贬损的说辞与提法，我一直都觉得异常地可笑，甚至懒得反驳。可是，总有人当着你的面大讲特讲这类所谓的“人治”观点，尤其是还有一大批文化学者、学术研究者们，也时不时地冒出个“我们是人治、不是法治”的胡话来，这让我感到确也有必要对其作出一定的回击。     首先，我们从“人治”这个组词的广泛义或基本义来看。顾名思义，“人治”，就是以“人”管人、以“人”治国、以“人”行治理之事也。古往今来，管人、治国、与理事，不用人、不委人以任，难道还有哪个是在用黑猩猩、烂木头桩子去干这类事吗？     显而易见，若只是从这种意义上看，“人治”，实乃普世之方、人尽如此、概莫能外的事。孔子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说法，显然属于这个意义上的普世“人治”。在西方，号称“哲学王”的柏拉图，也曾提出过“哲人治国论”理想。其应该也是一种“人治”的愿景与“人治观”吧？     由此可见，若只是讲这种极广的基本义，中西方其实是没什么根本性区别的，谁也摆脱不掉人类社会由人来治理的这个大框框。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不过，跳出来看，搞出一种“人治”的说法来，花费那么多心思造出这样一个专用的词组来，且死扣在我们中华社会的头上，若既没有达成明显区分之的效用，又传递不出什么刻意贬损之的用意，那不就等于是无用的“废话”了吗？所以，“人治”说之所指，一定不是、或者主要不是这种意义上的。     接下来，我们再从狭义的“人治”解释上去分析。     狭义的“人治”，应该指的是：在国家与社会治理范畴内，那些选人任人没规矩、行事作为极随意、是好是坏无问责、什么事都任由当事者自己说了算的，便是极不正规、极不够格、极不体系化制度化的“人治”了。     这样的界定，似乎相对比较合理。若是单就这个意义来讲，“人治”的提法或可进一步地商榷，却无什么原则性的不可。因为毕竟，在人类漫长而纷杂的文明演进史中，没有建立起一套正规的、系统的、有效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总能有所依循之制度体系来的人类集群，还是有的，甚至不在少数。     然而，将上述“非体制化”管理治理的形态与现象，冠之以“人治”的称谓，是一回事；能不能把几千年以来的中华文明国视作这种意义上的“人治社会”或“人治国家”，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应该说，“人治”的现象与问题，在昔日我国的某个时期、某个地域、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的确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存在的。这点，无须讳言。可那又怎样？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文明国从总体与整体上来说，就是一个“人治社会”或“人治国家”呀！     于这种意义上来看，就是当今世界上所谓最法治化的国家，也都是存有一定的“人治”成分的。如果要这样分门别类地、分层分域地对照比较，不要说工作量大到无穷无尽，就是比较出了个你这方面“人治”问题严重些、他那方面“人治”现象普遍些，又有多少意义？又能说明些什么呢？     以我之见，若非要坚持用这个意义上之“人治”概念的话，那也一定得要看整体、做总体的评估。也就是说，评定一个人类集群，总体与整体上是不是“人治”的，一定要看其是不是在治理上、甚至在更大的生养与治理范围内，是不是有一套成熟定型的、外于当权当事者个人意欲行为而存在的共同遵奉与持久依循在。若没有这种自觉的、独立成型的、形成体系建构的、不为某人某事而变的共同遵奉与持久依循，便可视为“人治社会”或“人治国家”；若有这种东西，且总体上还被长期地推崇与坚持着，那就不能说其是“人治”的。     中华，有没有这样的一套呢？无疑是有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文明之道的“大一统”道统（或者一些拘于浅表认知人们心目中的“圣王之道”），是也------尽管，在不同的诸学与人们眼里，对道、道统及其一系列“大一统”建构的认识与解读，并非都是完全相同一致的。     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若是没有自己长久自觉坚持着的一整套东西，若是人人都在各行其是、或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一系列的规矩来凝聚、约束大家，那么，这个人类集群，能够结结实实、越滚越大、历经千年、耸立不散吗？     一整套制度体系这东西，对于国家与文明来讲，就如同是人身体上的筋骨一般，没筋骨的人，能活得久、能立得起、能跑得动吗？我们长久以来，若没有自己万变不离其宗、各归其位各尽其责的一套依循，如此多民族、多人口、多地域、多习俗的一个文明，能长期统一、多元聚合为一个泱泱大国吗？-----这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反证。     由此可见，将这种没有一套治理体系或治理依循之意义上的“人治”破帽，套在中华文明国的头上，简直是满嘴跑马、胡说八道！骗人，也不能蒙骗得太过离谱吧。这种谎言，连一个小学生都骗不了。但凡有常识、愿意过过脑子的人，只要想想我们这个如此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文明，能历经五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不至于分崩消散，便一定会对这种所谓的“人治”，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再往下，我们来看看总是跟“法治”相较的那种所谓“人治”之话语。     其实，从我们第二部分的论述中，就能看到，“没有依循”、“以人治之”的“人治”，要说对应，也应是与“依托体系制度治之”的“体制治理”或“有依循治理”相对应的。早在中国的西周时期，中华文明在具有了集体性的“礼乐”观念与搞出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之后，就基本上走出了“没有依循”、“单行人治”的社会治理初级形态了。不管那时的“礼乐”体系制度，有没有缺陷，是不是已经发育到了极成熟的地步，其体系化、制度化与普遍被遵循的本身，怎么看都已经是非初级、非简单的“人治”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吧？后来两千多年自觉确立与持续完善的“中华道统”，则就更是跟总体上徘徊在“人治”泥潭的社会相去甚远了。     宣称中国是“人治社会”、“人治国家”的人，不仅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是刻意地、用心不良地专门挑拣出一个“法治”，来与所谓的“人治”相对应。言下之意，不行“法制”与“法治”，便是“人治”。这从根本上便将“以人治之”的“人治”与“体制治理”的“制治”（暂且这么一用）之基本关系，做了一种人不知鬼不觉地偷换概念。其目的，无非就是想把中国从那发达治理、高端系统的“制度管人”、“体制治理”阵营中“拉黑”，再用心险恶地推到那种被他们有意矮化、刻意贬损着的另类“人治”阵营中去。     具体讲来，有这么几点：     第一，他们罔顾中华文明，从来都有着一整套“道化大一统”建构体系的基本事实，趁着中华道统、尤其是作为后世中华之道代表性阐释者儒学“圣王之道”倾覆崩塌的时机，不仅否认曾经的“道统”，甚至连中华一直坚持的综合整体性，也撕裂、肢解到只剩下“法治”与“人治”的地步。     第二，他们巧妙利用了中华道统体系建构上的全面完整性，以偏执的态度否定一切“人治”作为的同时，强行乱扣“人治社会”、“人治国家”的帽子。     熟悉中华传统理路与建构的人应该知道，中国人历来都是以谋“全局”的思路来看“一域”的，都是总在以整体综合而非单维度、某一偏执取向为目标的。在“中华大道统”中，道为帅，道法、道德、道义、道学、道化等逐次与有序地展开。道中有法度，道中有人为。这是一套基于自然而然之自然法则与有无两界的全能体系。按理说，这种“道统”，既关照到了“体制统建”的作用，又注意发挥每个当权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套更周全均衡的统制。可“法治”论者们，不仅看不到自己的狭隘、局限，反而不以其为不足、不以其为耻，有意美化偏执，刻意贬损那更高超周正的大道统。     道，本身便是站位于中的一体观，本身便掺杂兼容着人为与非人力之二度的。西方，将自己定义的“法”（而不是“法度”），通过各种繁复严格的程序安排，极力美化成一种独立的、不受人为影响的固化存在。其在一个重治理的国家体系内，尚可以貌似公正、管用。可对家国与文明二合一的统一体来说，其恰恰砍掉了文明上善牵引、牧生蓄养的另一半，甚至一大半。法，在国家，是第一体系与要务；法，在文明体、家国文明体中，却是一个有限的体系构建，是远低于“大道统”的小“法统”。甚至是“道法”视野下的低层次部分。     第三，搞出与热捧一个“人治”的提法，其险恶的目的就是要替换掉、铲除掉中国人的“道统”概念与追寻。     想要讲西方如何如何地好，便拎出一个相较而言更独立、更系统、更繁复、更编辑出了有形文书文本的“法制”与“法治”来。这的确很好使。不以自己为主体观之，而以他者的主体性反观意欲诋毁的自己，很容易让不明就里的人们上当。其逻辑线路是这样的：西方有法制与法治，你中国如何呢？谁要是跟他较劲辩论，便多半会进入到其早已预设好的“口袋阵”了。你就会仅仅在“法”的范畴内、也就是丢弃了自身“道”或于“道法”中剥离了“道”的情境下，示短于别人了。当你单纯比“法”，又比不过人家时；他们便会引导、误导你说自己是“人治”。你不同意是“人治”，你在“法治”的峭壁上又站立不住，不等着束手就擒，还能怎样？     第四，法，仅仅关乎治；道，却不仅仅拘于“治”。     这是我们很难用“道治”直接对抗、迎击“法治”的一个技术性难题。这也是我主张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简单比较学，回归自身统绪之主体性理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从最根本、最全面完整的道、文明道统、道法视野上去看问题，我们才能超越西方法制与法治的理路、局限，才能彰显出中华文明之道的伟岸健全来。     第五，仅就对“法”的理解而言，西方也远没有中华古人理解的深刻、全面、辩证、智慧。除了不知“法”之上、之根本处还有个“道”，还有个“道法统构”的问题在，再就是没有好好搞懂“法”也要有“法度”的问题，没有摆正与处理好“行为法”与“内心法度”的关系。     第六，也需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法制体系与“法治社会”，恰好在这个时代“截”了“中华道统”在治理领域里的“胡”。由于“中华道统”、“道法”理论与实践，其走向是有高大全面逐渐踏实、以降的，所以，在自身还没有更进一步相对独立地、系统务实地、明文昭彰地、分门别类地完善自己的一套“道法”体系时，西方从自身的需要出发，首先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对此，我们也不排斥，也需要借鉴。要看到这是时代的必然（虽然有许多并非都是每个不同文明的不变必然），这是我们重建“中华道统”与新的“道法系统”的新时代基础。     总之，一个意思：该揭穿、该抛弃的如“人治”说、“人治中国”说，一定要揭穿、抛弃；该借鉴、吸取的如系统梳理、精益求精等，也需要与时俱进地用来帮助自己进行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