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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门] 穷国家怎样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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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8 19: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国际思想周报 | 穷国家怎样管教育?_思想市场_澎湃新闻-The Paper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2143

来自 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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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一美元上学去:当政府没有能力管教育

《经济学人》封面报道:《一周一美元上学去:当政府没有能力管教育》。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穆太加县高速公路旁,有一大片贫民窟,这里道路整顿和公卫设施均差,近来却出现有趣的一番画面:莘莘学子上学的景象,与社区外在简陋模样大异其趣。

这可不是什么国家施行德政所致:这个国家整整50万人的贫民窟中,只有4所公立学校。它反映的是在东非、南非地区新兴的“一周一美元上学去”私校办学风潮。

《经济学人》指出,教育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有着惊人的市场。在南亚和非洲,分别有1/2和1/3上过4年学校的孩子仍然无法好好识字。这是因为所谓的“幽灵老师”现象,即那些公立学校中教师都是缺而不补。《经济学人》以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非洲国家为例,统计得出这些国家的公立学校中,“幽灵老师”比例高达1/4~1/5。

《经济学人》认为,庞大的全国教师工会更是一大毒瘤。他们在许多国家领着政府补助,享有终身奉禄、甚至“世袭”,因而教学质量却不受外在监控。

幸好,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转型的过程,使得新一代农民工亟需基础教育,这块市场被私校办学者看中了。尼日利亚、印度的私立小学在最近6、7年间成长了约1.5倍,纳入全国学龄人口超过1/4的生源;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则各自有60%和50%的中学生,就读于私人兴办的私塾。

这种现象,让政府、教师工会、非政府组织(NGO)很不高兴。政府被打脸、教师工会跟他们讨不到便宜,NGO则根本上反对神圣的教育与“市场”挂勾。然而,有三点原因让他们的反对理由站不住脚。

首先,这是一块包括世界银行、比尔·盖茨、马克·祖克伯格都看重的投资市场;现阶段它虽收费便宜,但未来的经济动能不言可喻,而办学者必须确保教学质量才能立足这块市场。

其次,私校教出来的学生确实比较优秀。在南印度做的一项严谨统计证明私校学生的英文、印度文能力胜出公校,因而它的性价比也胜过公校。

第三,私校的办学创新、跟进科技的能力好过公立学校。

面对这样的趋势,《经济学人》建议,政府与其反对不如鼓励,可以给每个人发个“消费券”抵学费,间接将教育预算用在国民身上之余,也借此将私校纳入质量管控。至于NGO可以做的,就是设计公平的全国测验,帮助父母评定和了解各校的办学能力。

《经济学人》总结说,对于教育,无能的政府最好的做法就是“无为而治”。

阅读链接: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660113-private-schools-are-booming-poor-countries-governments-should-either-help-them-or-get-out




改变电视新闻史的一场知识分子辩论


近日,纪录1968年戈尔·维达尔与小威廉·F·巴克利辩论场景的纪录片《棋逢对手》(Best of Enemies)公映,引发了国际媒体极大的关注。


1968 年,美国ABC电视台为了收视率,使出大招。他们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找来两位精英公共知识分子进行辩论。参与辩论的小威廉·法兰克· 巴克利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头人,而戈尔·维达尔则是民主党人、杰奎琳·肯尼迪的表亲、左翼作家及辩论家。带着根深蒂固的对彼此的不信任与敌视,两人展开 辩论,他们都深信对方的政治理念会令美国陷入危险之中。在经过数轮辩论之后,他们为维护各自的政治立场开始进行的政治、个人攻击。一场政治辩论逐渐演变为 对骂,最后维达尔称巴克利为“隐蔽的法西斯分子”,巴克利回敬他为“酷儿”,两个人后来为此打了多年官司。

1968年的直播不同于此前电视中播出的任何内容,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场辩论是现场直播且没有任何事先的内容设定。当然,ABC新闻的收视率也迅速突破天际,新的公共话语时代迅速来临,该事件也标志着电视新闻“客观主义”的开始。



约翰·格雷:哈耶克的失败与伟大


英国思想史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近日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文回忆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讲述他和哈耶克以及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凯恩斯等人的往事,并评价了他的是非功过。


哈耶克。

格雷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写有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包括《假的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错觉》(1998年),认为自由市场全球化是一种不稳定的启蒙运动,目前正处于解体过程;《稻草狗: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思考》(2003年),攻击了哲学人本主义(philosophical humanism),认为它原产于宗教世界观;以及《黑弥撒:宗教的启迪和乌托邦之死》,批判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思想。在今年出版的新作《木偶的灵魂:人类自由简论》(The Soul of the Marionette: A Short Inquiry into Human Freedom)中,他讨论了自由意志的局限。

格雷在此文中指出,哈耶克的魅力在于他的独立思想,能抵抗时代的各种强大洪流。格雷说,在这个政治如部落纷争的时代,自由价值如何得以延续?这是一个哈耶克也答不上来的问题。相反,他提出的是一种混合了进化论伪科学和理性设计的理想自由主义体制的混合。早年的哈耶克相信社会进化将促使人类走向他所认同的价值观方向,而他对自由主义思想的遗产是某种科学主义——错误地尝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世界。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因为他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有力的批评。

哈耶克职业生涯奇特在于,虽然他的专业地位是通过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得以稳固,但他的关注焦点不得不在1940年代中期从经济学转开。促使哈耶克转向社会哲学的主要原因是,他正确地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与凯恩斯有关大萧条原因的争论。毫无疑问,他与凯恩斯的相遇是他的智力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然而,他几乎没有对凯恩斯有任何认识,无论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他告诉格雷,他们的相识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凯恩斯是同性恋。这两名男子有着不同种类的头脑——凯恩斯移动迅速,对别人的想法洞察明细;哈耶克的探索缓慢,转身向内,自我封闭。

这两个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不仅在经济学,也在其哲学理念上。两人均意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但是,哈耶克引用这些局限来争取经济不干预,凯恩斯却认为政府大胆的行动有时是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方式。

哈耶克的政治盲点是明显的。比如,在他的著作中,哈耶克幻想一种法律秩序,在其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与政治绝缘的。这很像奥匈帝国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位期间为他本人提供的保护,哈耶克似乎想要重建一个新的形式,将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永远持续下去。他还希望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工会,事实上,这证实了他对现实政治的盲目。

所幸的是,他从来没有对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产生任何影响。而凯恩斯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投机投资人,以他的亲身经历回应了哈耶克的理论,他非常了解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凯恩斯敏锐地察觉错误的经济政策对社会稳定带来的风险,而哈耶克却一直忽略了这些危害。格雷叹道,虽然哈耶克亲自见证了欧洲的自由文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崩溃,但他却对自由的脆弱性没有多大感觉。

但哈耶克仍有留给我们的教训。比如,他认为经济的中央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知识不能集中。对权力的贪恋或不可避免的腐败是其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人类知识的限度,使中央经济计划变成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在这里,哈耶克的说法是无可辩驳的。而他在大萧条时期推荐的政策可能是严重的缺陷,但他洞察到经济无法通过债务无休止的扩张得到恢复,这个观点在“凯恩斯主义”量化宽松的界限变得清晰时就有一定的价值。

格雷认为,哈耶克可能指出了左翼自由主义——一种平等的资本主义——的虚幻愿景,但却是凯恩斯,才完整地明了自由理性主义的虚荣性。在1938的演讲《我的早期信仰》中,凯恩斯嘲笑他和他朋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理念:“我们不知道,文明只是一层薄薄的、不稳定的地壳……它只有靠规则和习俗才得以巧妙的维护。”

格雷总结说,哈耶克同凯恩斯一样,满怀惊恐地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崩溃,他对自由价值的看法也有许多和凯恩斯的相似之处。但哈耶克不明白的是,这些价值不能借由任何公式或学说的应用得到延续,即使试图通过构建一个他理想的自由制度也不可能。

阅读链接:

http://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2015/07/john-gray-friedrich-hayek-i-knew-and-what-he-got-right-and-wrong



本周言论

真正有道德的生物伦理学不应该陷入“尊严”、“神圣”或“社会公正”这些模糊而笼统的原则中。也不应撒播恐慌,如将它比作核武器;纳粹的暴行;科幻反乌托邦作品,如《美丽新世界》和《千钧一发》等;还有那些怪胎秀场景,如克隆希特勒的军队,在eBay上卖自己的眼球,或为人们提供备用器官的僵尸仓库。

——近年来发明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如暴风般横扫基因组学领域,它为靶向基因疗法治愈遗传疾病,及发现疾病的病因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此类生物技术的忧虑。近日,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平克在《波士顿邮报》上发出“生物伦理道德律令”(The moral imperative for bioethics),呼吁人们不要以阴谋论和反科学态度阻止生物技术发展,此文引发了颇多回应。



科学家们(特别声明,是两位男士)开始呼吁终结“办公室北极大阴谋”(Great Arctic Office Conspiracy)。他们周一在《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写字楼的温度设置,都是基于一种几十年不曾改变的公式,这一公式是依据男性的代谢率设定的。

——《纽约时报》上一篇名为《为什么写字楼里的空调歧视女性?》指出,大多数写字楼的温度自动调节器都沿用了“1960年代形成的热舒适度模型”,它考虑了气温、空气速率、蒸气压、衣服隔热等因素,使用了范格(Fanger)热舒适公式的一种版本,公式中有一个变量——静息代谢率——是基于体重约154磅(约合70公斤)的40岁男性的参数设定的。
录入编辑:谢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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