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是从1975年至1980年修建的,在修建时就引起许多争议,闹得沸沸扬扬。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的文章,该文对这项违背客观规律、耗资达亿、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工程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引起中央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胡耀邦和万里批示后,西水东调工程停了下来,有关部门立即做好善后处理,对因持不同意见遭受迫害的工程技术人员给予平反,省里有关领导也作了相应的自我批评。中共山西省委于1980年8月6日以《关于昔阳等县几项水利工程建设问题的调查报告》向中央做了检讨。
我是在山西水利战线上战斗了数十年的老兵,了解西水东调的来龙去脉,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因持不同意见遭到迫害的情况记忆犹新。
何为西水东调？山西有一条横贯晋中晋东地段的河流,叫潇河,是汾河的一大支流,发源于昔阳、寿阳、和顺一带的山区,由昔阳的松溪河、寿阳的白马河、和顺的木瓜河在寿阳汇合而成。河由东向西全长137公里,至清徐东木庄村流入汾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加大投资筑坝蓄水,浇地范围扩展至榆次、太谷、太原市南郊和清徐等地,浇地面积达50万亩。后因水源不足,太谷难以受益,实浇30万亩。为增大水源,“文-革”前山西省水利厅拟在寿阳松塔镇修建水库,国家水利部已批复并开工,后因“文-革”爆发而停工。
1974年,昔阳县派人到河南林县、辉县参观红旗渠等水利工程。回县汇报后,陈永贵指示:昔阳县的水利要居于全国前列,要搞西水东调工程,把流向潇河的松溪河水调回来,浇昔阳的地。1977年陈永贵又指示:西水东调工程要作为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参观项目。要搞得雄伟壮观,有气魄,要增加工程项目,要把和顺木瓜河的水也调到昔阳来。
1975年5月初,昔阳县革委会副主任高秀宝向省计委汇报:昔阳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是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要干就干大的,要干西水东调。副省长兼计委主任贾冲之一面派水利技术人员赴昔阳做勘探设计等前期工作,一面向省委汇报,请省委定案。
1975年5月23日,中共山西省委开会讨论西水东调工程。王谦书记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王庭栋、刘开基、贾冲之等省级领导外,还有省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刘锡田、晋中地委书记李韩锁、昔阳县革委会副主任高秀宝。
其时,政治挂帅的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陈永贵是主管农林水利的国务院副总理,西水东调是他的主意,必然会受到重视,因此会议发言普遍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赞成搞西水东调。刘开基和刘锡田虽有某些保留意见,也只得以婉转的语气表达。刘开基说:这么大的工程,花这么多的钱,算水账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合理的。工程投资预估1500万元,我看3000万也下不来。有些工程项目,如调水洞设计偏大超过实际需要,应该减下来。刘锡田提出应统一进行潇河的流域规划,西水东调要将松塔河上游的水调走,那么松塔水库还搞不搞,请省计委和晋中从全盘角度考虑。在那种环境下,这样一些意见当然未起到任何实际作用,最后由王谦书记拍板,同意西水东调工程上马,并报水电部审批。
按照规划要修建广阳水库,打一条长15公里的调水隧洞,开一条长40多公里的北干渠,修渡槽、导虹吸管等各种渠系、建筑物159件。其中5大项骨干工程,就需土石方700多万立方米,预算投资11070万元,共批复国拨投资9320多万元。该工程于1975年8月动工,先后动员水利工程兵、省水利工程总队、阳泉矿务局、省水利勘探设计人员、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及昔阳县民工计10000多人参加建设。至1980年迫于形势停建,总计投工1159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工作量399万立方,死伤数十人。国家共拨投资款5256万元。
这一工程是昔阳县领导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昔阳要建成大寨县,各项工作应走到全国的前列,松塔河的水是由昔阳流向下游的,拦回来归昔阳浇地是天经地义的,可缓解昔阳缺水的状况。但是西水东调一提出,就遭到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对,理由是昔阳缺水是事实,应该设法解决。但按昔阳的估算,西水东调调来的水不过2000万立方米,倘若就地取材挖掘水源,把昔阳在大跃进年代修建的郭庄、杨家坡、水峪等三座水库加以改建和配套,即可使年调节利用的水量由原来的2500万立方米增至4000多万立方米,浇地面积可超过5万亩。按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昔阳松溪河流域之安坪川、水峪、城关、西固壁等处地下水蕴藏丰富,加以开采可浇地十万亩,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潇河是山西有名的灌渠,因水量不足,许多应该浇的地不能浇。西水东调要将三分之一的水量调走,使原有的大约10万亩水地变成旱地。舍多取少,白白耗掉国家大量财物,得不偿失,搞得天怒人怨,这样只算政治账的做法的确是不可取的。
二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经省委拍板之后,省水利设计院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前后派赴昔阳的勘探测量设计人员达数百人,他们走遍了山西的山山水水,对山西的水资源心中有数,知道这是水地搬家,是把流向黄河系的水跨流域搬向海河系,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因此普遍对这项任务不感兴趣。但按照组织原则,还是背上行李,携带工具,爬山涉水,呕心沥血地按照西水东调总的框架要求进行设计。谁料他们千辛万苦搞出来的成果,却不合昔阳当权者的口味！王力、张映平等设计骨干先是受到训斥谩骂,继而被赶出昔阳,被定为反大寨分子,遭受迫害和批判。
按照国家规定,施工项目要经过勘探、设计、绘图、编制预算,经有关部门正式审批才可施工。可昔阳是大寨所在县,西水东调是上级倡导的工程,享有种种特权,没有编制好预算就拨下了款,没有正式审批就动了工。
回顾“大跃进”年代，为了抢进度,不少工程是采用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结果造成许多浪费,引起大家的不满。可昔阳县的领导更加敢想敢干,连“三边”也不要了。长达30多华里的输水洞就是在规划尚未确定下来时就全面开挖;龙门水库也是初步设计尚未拿出时就由领导指定开工;关山水库选择坝址更属荒唐可笑,这个水库上游控制的流域面积仅14 平方公里,没有使用价值,无建库必要。可为了全国第三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参观需要,陈永贵指示将这里建成风景区。区内包括人造湖、湖中岛、饲养珍贵动物的动物园等景点。昔阳县的领导说: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要将昔阳建设得比杭州还要杭州,将来的流行话要变成上有天堂,下有昔阳。建设这个风景区就要花费1200 多万元。关山坝址并未经过工程技术人员的勘探设计论证,而是由代替陈永贵主持日常工作的昔阳县委书记李喜慎召集县指挥部成员和省里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山头开会。他捡起一块石头向河滩一扔,说就在这里筑坝,并要省设计院来的王力第二天就出图。这样草率的选址方法浑如农家在墙角挖厕所。王力无法拿出图纸,只好返太原向省水利局领导请示。省水利局深感此事难办,遂派王力赴京向水电部汇报。水电部很重视,当即派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冯瑛带王力到昔阳视察。当冯瑛、王力一行抵达昔阳县二招大院时,恰与李喜慎相遇。李在招待所院内指责王力报告水电部,训斥王力小题大作。
参加关山水利工程会议的有昔阳的李喜慎、高秀宝和县水利局长高启祥等人。技术人员除冯瑛、王力外,还有省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刘锡田、副总工程师贺佩林。高启祥和王力介绍了工程情况后,冯瑛提出几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让高回答。高只讲政治需要不讲技术问题。冯瑛再次就技术问题提出询问,惹怒了李喜慎。他站起来,大动肝火,将烟头一摔,训斥省里的技术人员。说你们提的意见是给昔阳出难题,是搞阴谋诡计,是反大寨行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开口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昔阳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你们不想干就离开昔阳。李的话是对省技术人员说的,但不言而喻包括了冯瑛在内。冯瑛这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水利专家以极大的克制站起来,并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我不是党员,但我是水电部党组同意来的,我要对领导负责,对党负责。我不论到什么地方,看到的问题都要如实地向当地领导汇报,我向总理汇报也是这样,我多次给总理汇报都是畅所欲言。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话,和县领导讲的话,回到部里一定一句不漏的向部党组汇报。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刘锡田、贺佩林两位省内专家只好闭口不言。会议不欢而散。
三
西水东调工程内有一项工程是从平定调水到昔阳。设计人员选定的路线是沿山边挖渠引水,昔阳县领导认为这条线不在交通线上,来大寨参观的人看不到,主张即使成倍增加工作量、成倍加大投资额,也要改在人们能看得到的交通线上。西水东调部分水要经过李家庄低洼地段,技术人员设计用导虹吸管方法输水,昔阳县领导说这里是昔阳北大门,是来昔阳大寨参观的必经之地,工程要雄伟美观,显示出昔阳的气魄来,为此需要修708 米的排架渡槽和双曲拱渡槽。设计人员提出李家庄低洼地段是断层带,属地震多发区,不宜搞渡槽。且搞渡槽的造价是导虹吸管的数倍,还是搞导虹吸管合理有利。县领导却说:导虹吸管埋在地下看不见,还是要搞渡槽,这是老陈定的,谁也不能改变。结果只能按照领导意思,多花了几百万元,建成一座半是渡槽,半是导虹吸管的四不像工程。
李家庄渡槽是供人参观的装饰品,昔阳县领导为了显示昔阳、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在施工中弄虚作假。渡槽是长达数百米、高数十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民工干不了,只好由省水利工程局承担修筑。专业工程队修筑的现代化工程无法显示昔阳的自力更生精神,昔阳县领导自有高招,在水工局浇筑的数十座钢筋混凝土桥墩外面,由民工再砌上一层护石,对外宣传为昔阳自力更生的产物。桥墩外装砌护石不起任何作用,纯属自欺欺人的作法。
龙门水库的坝址选在寿阳县广阳大队境内,设计人员提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昔阳县领导说这算个什么问题,给省里去个文,把广阳大队划到昔阳不就行了。那时省里真听昔阳的话,下文把这个大队划归昔阳管辖。西水东调工程中期,昔阳县领导为了扩大水源,主张把和顺木瓜河的水调来,未与和顺县商量就破土动工。这样霸道的行为在新中国的水利史上是罕见的。
“文-革”前,山西省兴修水利营造一亩水浇地造价大约百元左右。西水东调只浇地约五万亩,工程预算9600万元(实际开支:1980年前为6000万元,1980年后为了使西水东调已建工程改建利用,尽可能地发挥效益,又陆续拨付3000多万元,总计约一个亿),每亩水地造价约1600元以上,超出一般造价的10—15倍。设计人员提出这样高的造价是不合理的,昔阳的领导答复只要领导批了就是合理的。
四
参与西水东调工程的技术人员,坚持按科学规律设计,不随声附和,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但不被采纳,反被强加了反大寨、反昔阳、反陈永贵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
省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刘锡田是留美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归国,参加山西水利建设,受到省委历任书记陶鲁茄、卫恒、王谦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开基等领导的器重。他多次到昔阳指导西水东调的技术工作,一次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李喜慎当着省水利局副局长郭聚章、工程师程万琮的面,点名批判刘锡田,说他从郭庄水库、关山水库、直到李家庄水库长期与刘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后还要斗下去。郭聚章、程万琮感到在昔阳无法工作,返回省水利局向当时的局长臧新汇报。臧新听后把程万琮记录的李喜慎讲话记录收回,指示不得外传,没再说多余的话就立即到省委向王谦书记汇报。王谦说刘锡田是好同志。
许四复是西南联大水利专业的高才生,参加过若干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是省水利局的总工程师,后曾任水利厅厅长。他到昔阳参观后,对西水东调的设计提出了一些意见,昔阳的领导当即反对,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此后他再也不去昔阳。
设计组骨干王力、张映平下场更惨。他们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随波逐流,被赶出昔阳。昔阳的领导给他们编织了17条反大寨的罪状,以县革委会的名义出具公函交省水利局,要求给予严惩。同时要求更换设计人员,指名要某些亲大寨的人员到昔阳参加设计。
王力、张映平回单位后连续遭到批斗。第一次批判会省水利局就有五位局长参加,可见当时对昔阳的意见是何等的重视!也可见这些受迫害的同志压力有多大!两人在西水东调工程中担任的职务和在省水利设计院担任的职务全被撤掉。时逢职工调资,调资面为40%。王力因以往工作出色,群众拥护,初评时列入了调资范围。批斗开始后即从调资名单中删除。不久,两人被赶出水利设计院,家属子女也受牵连。
在被批斗会上王力、张映平反问围攻他们的人,我们在设计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请明确指出。主持会的领导拿不出具体事实,只能说你们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王力、张映平等人曾不断向中央和上级有关单位申述,请求调查处理,均无回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光明日报》记者梁衡来山西采访,了解西水东调情况后,在报上发表文章。《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在实地采访后,撰写《要求认真总结昔阳水利工程的严重教训》一文,刊登于1986年4月24日供中央领导参阅的“情况汇编第八期”上。
胡耀邦总书记看后作出批示“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讲求实效,一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分清轻重缓急,……在这个问题上教训很多,一定要好好总结经验。”万里同志批示:“很重要,针对性很强,对现在和今后的水利建设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请派人与山西省研究,如有此事,请在今后注意改正,并将情况汇报耀邦同志。”国家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裴丽生在科协一次讲话中也说:“山西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在昔阳旗帜鲜明地抵制了西水东调工程的错误,这种敢于对违背科学规律事件的揭露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可贵的品质。”
中央和各地方报刊也都相继发表了许多批评昔阳和大寨的文章,如《抓典型上的严重错误,评大寨经验》、《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科学与封建家长式的统治搏斗纪实》、《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不能违反,说西水东调工程的教训》等。在这种形势下,西水东调工程不得不停建,王张等人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五
西水东调工程一开始就引起广泛的争论。
1979年,农业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农业展览。我带领山西部分水利干部赴京参观,在参观农业学大寨展馆时针对西水东调引起一场风波。当时参观的人很多,大寨馆的讲解员指着西水东调模型讲得有声有色,没想到来了些不速之客竟敢唱反调。汾管局的李彦斌首先质疑,说这些话都是假的,西水东调劳民伤财,你们讲的与事实不符（“汾管局”就是“山西省汾河灌溉管理局”。——楼主附注）;晋中水利局干部宁树森说,这是损人利己的霸道工程;省水利总队的栗福儒接着说,我们都是从山西来的,都是搞水利的,还不清楚？结果造成很多人围观,我看到事态严重,即对解说员说:“你没有错,你讲的都是领导让你讲的,你还照着讲吧。”我马上制止同来的同志,不要在这里乱讲,并迅速率领大家离开展馆,以免事态扩大。
省水工局高级工程师温德是该局派赴昔阳西水东调施工的工程处副处长,他与一些技术人员私下谈论时,说他们搞的是缺德工程。
省水工局供应处副处长苏长福到北京农业机械管理局,请求解决西水东调的大型水利施工机械。该局接待苏长福的处长直截了当说,西水东调是“长官意志”,浪费人力物力。
1980年省人大常委会开会,常委们就西水东调工程进行质询。由副省长兼计委主任贾冲之解答。部分委员发言摘要如下:
范昌标委员：这个工程是省革委、省计委批准的。省计委是干什么吃的,假如山西每个县都花9000万,山西人民还吃饭不吃饭。究竟是大寨和昔阳领导省革委,还是省革委领导昔阳和大寨。
黎颖委员：贾副省长说搞西水东调是昔阳县前主要负责人,九个字多麻烦、多别扭,哪如直说陈永贵多清楚,开门见山的说好吗!一个县里的妇幼保健站要盖几间房子,也不过1000元,可省里一分也不给。如果把西水东调浪费的钱用在正途上能办多少事。
丁裕超委员：计委管什么,拨款有没有标准。西水东调是得不偿失的工程,预算一亿多,为什么要拨给这么多款,是自力更生为主还是国家拨款为主?
程子圣委员：西水东调工程只关系到昔阳县,很快就上去了。引黄工程关系着大半个山西省,廿多年为什么上不去,请计委回答。
黄懋衡委员：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时,代表资格审查很严格,有个代表以不正当手段弄了几斤油,因而被取消代表资格,陈永贵以封建家长作风搞霸水工程,可他是人大代表。咱们不能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胥思义委员：贾副省长说,是革委会没有坚持原则,采取了妥协态度。我看是积极迎合,推波助澜。
于载畿委员：西水东调工程完全是浪费,要认真对待。西水东调花了那么多的钱,这是全省人民的钱。我们的科研经费远比邻省少,西水东调的损失,应该好好算一算,不然如何接受教训。这几年谁提个意见就是立场问题,两条路线问题。咱们省不少地方搞清查就是以三反一砍作标准,三反是反大寨、反昔阳、反陈永贵,一砍是砍大寨红旗。只要与他们有不同意见就是路线错误,就是揭批对象。我也是戴上反陈永贵的帽子挨了几年整。如果不真正总结经验,对搞四化是有影响的。
1980年省政协召开全委会议,讨论了农业学大寨和西水东调问题。部分委员发言摘录如下:
张建民委员：渤海二号损失比西水东调小,可追究了刑事责任,那么西水东调何时处理?
姚理平委员：政府的工作报告赏罚不明。西水东调死了那么多人,应予追究,对抵制了错误的人应当表扬,对办了坏事的人,应予处分。一个西水东调花了9000万,浪费100万,就应该坐一年牢,行不行。谁该坐牢就叫谁坐,要依法治国。
黄石山委员：前昔阳县负责人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为什么还当人大代表。张福元一个公社干部,提拔成省水利局副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大家能服吗?省水利局领导对西水东调大力支持,检查说是畏惧权势,我看改成依附权势恰当。
关中廷委员：对昔阳西水东调等问题,都不能包。要肃清极左路线的毒素。揭批清中,各地以反大寨、反昔阳、反陈永贵的罪名迫害了很多人,有不少人住了监狱,最近才得到平反。
西水东调已成为历史,而历史是绝不应该忘却的。我国有句古语叫以史为鉴,让我们牢记历史教训,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9-20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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