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惟一”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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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惟一”的中华文明

文明不是《理想国》，也不是巨石阵或金字塔，而是自觉的生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机体 。

意识（人作为生态的自觉）产生于她所来自的生态环境，这正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历史及自然根源。某种思想、理论的特殊性来源于其对自然及其有机构成的时空差异及变迁的正反馈，而绝没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如“上帝”或“上天”之永恒，历史是必然和偶然的相互生成。具体到中国的大一统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的统一之轴心，特别是首都从未离开过中央大平原的范围，特别是大运河沟通以后。中原跟北方的草原、江南的丘陵、西北高原、东南的岛屿发生一种螺旋式的聚合反应，人作为生态的自觉正是促成或缓解了生态的有机构成（如运河）及矛盾（如长城）。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人类构成，首先是村寨，然后是城镇，从城墙到长城，人们因为中国而往往忽略罗马帝国时代也存在阻挡日耳曼游牧的北方“边墙”，这实际上是自然经济时代的文明边疆。中国到明代实际上已把这种范围扩展到东南沿海（卫所、烽燧），而西欧则因为他们半岛、岛屿的天然边界，转而向海洋发展（地中海、北海、北大西洋），然而仍是以东方为依归的（以东西印度公司为标志）。很难想像欧洲是为了跟南部非洲或未知的印第安人贸易而去挑战海洋（陆地的边界），文明是历史和生态的累积，正如化石能源的缘起一样，至于奴隶贸易（战争则是狩猎经济）只有在亚非拉的三角贸易中才具有现代意义（马克思的信及列宁的侧击）。

欧洲的兴起源于这种世界的综合，然而，中国因为他在欧亚大陆（世界岛的中央平原）的天然生态及人口有机构成，必然在世界性的大一统中重新展现其历史及现实的简单多数民主的地位，而美国因为他的分裂型本质正步上苏联的后尘。从本质上说美苏是英国（岛屿）与蒙元（绿洲）的后裔，是世界体系的走廊地带，正如中国历史上的海陆丝绸之路。如果世界不能实现以中国为轴心（五服联盟）、欧亚大陆为本位的统一，世界将如欧洲的千年史一样长期处于战国时代，直至生态及版块的有机重构或地球之毁灭。 to be or not，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仍然是人类乃至生态的觉醒之灰色边际......

世界犀牛日:亚非两洲濒危物种美国”阿拉伯之春"酿成欧洲难民危机印度2.5万农民写信求总统“赐准”在独立日自杀

丁耘：论中华传统的根本特性

汤因比将文明视作一个巨大的有机体，针对历史环境的挑战，永远处在生长的不息过程之中；布罗代尔也认为所有文明都在不断地解释和同化邻近文明的因素，所有的文明体都在一刻不停地新陈代谢以维持自己的生命。既然所有文明都是这样，那么中华文明悠久博大的秘密显然在于它具有异乎寻常的解释同化力。罗马文明终结于犹太-基督教外来物，印度文明中断于伊斯兰外来物，玛雅文明灭绝于西欧基督教外来物。唯独中华文明对待外来物的最终结果，是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胜利。

汉承秦制，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成为中华大一统的基本形态。秦汉君臣之间既无宗法血缘联系，故君统超越宗统。源于战国变法、确立于秦汉的后封建的新型君主其实正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瓦解社会之后出现的“主权君主”。儒学以学习自新为历史变革之本。以学习为本意味着，才德与出身没有必然联系。学习型文明在政治上必然是非种姓贵族制度的选贤文明，必然是非种族主义的普世文明。

与东西洋社会漫长的贵族制（其变形为教权制、财阀制与精英选主制）相比，与印度社会迄今为止仍然不可撼动的种姓制度相比，质问帝王将相乃至圣贤君子“宁有种乎”的中华文明是最接近于平等理想的。另一方面，儒家及中国佛教关于“平等”的理想并非抹杀一切上下秩序的、后现代式的激进平等，而是指心性与潜能上的平等，通过后天的学习修行可以超越出身的贵贱。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

制度主要体现为历史的结果而非原因。由于地理等复杂原因，中华文明演化为世上轻精神重物质（致中和）的“理性”文明，亦由此催生了一种极精致的制度文明。中华体制创造了奇迹：1/3世界人口，尽管生活空间辽阔，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差异极大，却存异求同，在统一的政府管理下，在基本相同的制度下，生活了两千多年。若我们信仰全球统一的政府是人类的必然命运，中华体制应能对世界政府产生重大的启示。

与西方社会不同，有阶级背景的“个人”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自古至今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都是“家庭”。在中国，家庭不仅是人类在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而且是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与西方泾渭分明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不同，中国政府的管理呈现出由“条条”和“块块”构成的网络，以传统和现代的“乡绅”为纽带，在基层与社区和单位组成的社会网格交织，构成一个“立体网络”。

与依照“多数决定”原则的“选举”不同，不分阶级的中国始终采用“绩优选拔”制。逢选必考，无攻不拔，故“行政主导”的体制能延续至今。与“分权制衡”不同，现代中国分工不分权，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错误（例如双行政体系），一如传统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盛行规模很小的家庭企业，所以政府设立少量大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联手从事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海外与西方大型企业竞争能源和原料。

赵汀阳：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现代政治的最大成功是个人权利，而最大错误是把自私合法化。冲突并非因为自私而是因为贪婪，贪婪就是所谓利益最大化。自私是自然天成，贪婪却是文化造就。现代个体主义承认自私的自然性，这没有问题，但把自私合理化，则制造了一个错误的文化事实。被确认为正当的自私必定膨胀为贪婪，因为理性化的自私反而是非理性的。人类的贪婪已经威胁到自然资源、社会安定和世界和平。贪婪几乎解释了人类的全部悲剧。

霍布斯的冲突是无解的，因为自私人性不可改变；而荀子的冲突是可解的，因为关系可以改变。最重要的是，荀子发现了希望所在：即使在冲突的环境中，也至少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不可还原的合作，这才是合作得以进化的坚强基因。就是说，合作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只能由少到多。假如孔子听说了“存在推不出价值”的休谟理论，他会同意，但他可能会补充说，价值能够推出最好的存在。与“强者无敌”的现代信条相反，孟子“仁者无敌”的观点可能是对的，其秘密在于，仁者更安全，不是因为打败了一切敌人，而是因为他没有敌人。

我相信，关系主义是对理性更深刻的理解：冲突最小化是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试图以更为审慎的眼界去寻找更为合情合理的解法，以克服多元世界和多元文化社会的精神和利益冲突。只有以关系为准才能更好地定义和解释普遍价值和理性选择。关系主义的基础是共在存在论，它不同于一般存在论。有关存在的一切难题，无论冲突和合作、战争与和平，还是幸福和不幸，都只能在共在之中去解决。所以我愿意说，共在（coexistence）先于存在（existence），更好的关系创造更好的存在。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首先追问的是人之间的最优关系（仁义）。

沿边（海-陆）困局与内外兼修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在于其两河文明的海陆两栖性特质，无论是东西朝还是南北朝，也就是说以长城为轴心的黄河流域与草原文明以及以运河为轴心的长江流域与海洋文明。这样生态多元的地理历史结构适应了区域性自然及民族涨落的危机以达到互补创新的局面，譬如秦、汉（楚）、唐（南北朝）金-宋、元（蒙-明）清。
与此相对应的，在欧盟出现以前，西方的兴衰往往是地方性的波动而没有形成集成效应，譬如罗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等等……直到中国民国的谷底时期才出现了两个半球型的海（美）、陆（苏）大国。但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都是片面的，如果说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岛屿文化的话，苏联继承了蒙古的部落文化。
但是苏联向海洋的发展譬如西方的大西洋（东-西德）、南方的印度洋（阿富汗）、东方的太平洋（南北朝鲜、旅大）都是不成功的，与之相应的则是美国的“大陆政策”同样如此：印度洋-西亚（阿富汗-伊拉克）、太平洋-东亚（南-北朝鲜）、大西洋（德、俄）。
而“中”国作为太平洋西岸（海）和欧亚大陆东岸（陆）的历史地理枢纽、并且应为她最大规模的超民族-文化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全球化雏形的地位。她的多民族结构与多元地理结构的人文-自然基因，使得她在海-陆冲积的全球化时代具有无可替代的“天命”（这以为毛-周时代的中国对美（海）苏（陆）两极世界的消弭所再度证实）。
这样我们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亚洲四小龙”是出现在韩、台、港、新而不是出现在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或加勒比岛国，同样日本的超越英国也是一个早前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苏关系是早前德英关系的继续，而把中国局限于某种民族国家的简单对比则是为西方近代思维所限了。
如果说早前的沿海经济开发区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美国式产业转移，那么西部大开发就是承接中亚五国的苏联式产业转移，这正如“前三十年”的东北老工业区和港澳台特区。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连接不是简单的贸易体系也不应止于货币体系，而应在于以欧-亚-澳为轴心的世界文明共同体。
以金砖国家为轴心的“新亚非拉”（G5—G7——G20—G0），以上合组织为轴心的“大陆法系”是其外围组织，那么其内在动力则在于：以东北地区为枢纽的朝-韩、俄、日东亚共同体，以西北地区为枢纽的蒙、中亚五国、巴基斯坦的西南亚共同体，以中南地区为枢纽的东南亚共同体。
此“三足鼎力”相反相成、相竞相合，才能有和谐世界的民族-地理基础。而其内外条件的形成端赖于一个以沿边为轴心的国内外、周内外集成网络的形成：重庆——德国铁路贸易的开通是南海——印度洋困局的一个有力竞合样板，而对于马六甲海峡来说则是克拉克地峡、中缅铁路，对于印度-中东困局来说则是中-巴-伊铁路，对于G7困局来说则是中巴伊铁路——巴-南-巴航线……

戴蒙德《人类社会的命运》：

   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不可能进行可复制的对照试验的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是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

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试验中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

【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问题的关键，那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克鲁格曼：美国式寡头政治

卡特：“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

美前国务卿鲍威尔顾问劳伦斯·威尔克森 :美国政治由近400名寡头操纵!美前总统里根顾问保罗·克雷格·罗伯茨:美国在华收买教授和统治精英亲属

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

“把共和政体变成最卑鄙、残暴的专制政体，在形式上并不一定要改变宪法或放弃普选（如凯撒）。但内容既已失去、形式还有何用，且民选政体的形式又是自由的内容最易失去的形式。”

陈其人《资本论》中的政治学原理

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掌控全部国家权力，最合适的政治形式应该是法西斯主义。但是由于实行法西斯主义，是同商品生产的平等原则，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时使用过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即使在形式上也是相矛盾的，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极权、独裁，最容易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因此非到阶级斗争已发展到马上威胁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时候，后者一般是不用这种政治形式来进行统治的。

所谓法西斯，从实质看，那就是阶级矛盾尖锐化，使垄断资产阶级抛弃或废除选举制度、议会制度，除法西斯政党外，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由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本人，或其爪牙公开执掌政权，把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全部抛弃，连形式上也抛弃殆尽，但它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本质上的否定，而是形式上的否定，它们同样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各适用于不同的条件。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违反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苏联站开卫国战争，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但是，当时的第三国际的领导认为，由于英、法等所谓民主主义国家也参加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便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号召苏联和英、法等国人民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主义，而不认识这两者都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手段。由于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没有产生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成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即旧俄国被推翻而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是大大的退步了。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92]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从帝国的废墟中崛起》：1919@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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