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脊梁——两弹元勋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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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脊梁——两弹元勋邓稼先

    这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每当看着这幅照片时，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将莎士比亚所有赞美人的词汇都动员出来，也不能完全表达出他那近乎完美的人文魅力。就是这样一位极具人文魅力、极具天赋、极有成就的人却甘愿隐姓埋名，将毕生的心血乃至全部的生命奉献给自己的民族，他不仅仅是宇宙间的精灵、人类的精华，更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人们常说，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尽了苦难，有时我倒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有福气的民族，因为她拥有很多像邓稼先这样胸怀挚诚的优秀儿女，这是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比拟的！

　　再看看下面的一辐照片，这是一部影视剧《邓稼先》的剧照，不用看剧情，只要看剧照中演员的眼神就能断定这部片子根本没有理解甚至歪曲了邓稼先。不用说表演艺术，就是有点生活常识的人一眼就能能看出，演员表演的角色和邓稼先不是一路人。该演员的表情只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而决不是对邓稼先的把握。这里沒有必要去评论一部影视剧，关健是如何理解一代元勋的问题。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安徽怀宁人，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曾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外的邓家大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父亲邓以蛰当时是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之交，母亲王淑蠲，操持家务。 邓以蛰四个子女，邓稼先排行第三，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1936年，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这三年，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   　　邓稼先少年时光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 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1939年9月，邓稼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

　　1940年5月，邓稼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

　　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在北京大学教学，他想的是，要到科学水平更高的美国去，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掌握更先进的知识后，报效祖国。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邓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时间，他和洪朝生（后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邓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　　

　　邓稼先的成就，也纳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他们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他的老师也希望他留在美国，同校好友也挽留他， 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 同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 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此后不久，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启动成功！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

　　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兴奋难眠，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0月16日，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汇集到北京，紧张而有序地投入到这项秘密的工作中来。

　　　从此，邓稼先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59年，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对于中 国的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名为“五九六”。

　　在这以后的五年时间里，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决战阶段。

　　中国大西北昔日的荒凉景象。就连生存都是很难的。可见搞科学研究时也是非常困难，然而“五九六”的战士们凭着爱国心和革命的豪情壮志，硬是把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古战场建设成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

　　1962年9月11日，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此时，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3年2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9月，接聂荣臻元帅命令，邓稼先、于敏率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 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1967年6月7日）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 8年零6个月 、美国用7年零3个月、苏联用6年零3个月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前苏联8年、美国6年、法国4年、中国2年8个月），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除了1959年年底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在上海市委欢送杨振宁的宴会上，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信，当得知“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时，一时控制不住泪流满面。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体会到这种面对伟大人格的震撼。而正是中国人的良知在伟大人格的引领下，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拥有伟大人格，生命就有了永恒的意义——邓稼先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大漠英雄邓稼先

视频链接：http://www.iqiyi.com/jilupian/20101202/n133109.html#vfrm=4-5-0-1

　　关联阅读（一）：　

《英雄大爱——邓稼先与许鹿希的旷世爱情》

作者：胡银芳　

1984年，突破中子弹后，邓稼先、许鹿希夫妇的纪念合影

　　【文摘】第十七章 最后的时光

　　( 他在向这个世界恋恋不舍地告别、 “他的血流尽了”)

　　 他在向这个世界恋恋不舍地告别

　　说起给邓稼先颁奖，还有一段令人心酸的事情。在邓稼先病重期间，国家要给研制核武器的人员颁奖，其中有邓稼先。

　　在为研制核武器有功人员颁奖的头一天让这些人去排队、站位置，做一个表演，彩排一下。就是这么重要的彩排，邓稼先没有去。他知道来日不多了，他要回去吃一顿家里的饭，重温一下那个曾经带给他无限欢乐的家的感觉。

　　回家的那天，许鹿希让家里的保姆准备了甲鱼、芦笋，还有许多邓稼先爱吃的饭菜。可以说，每一道菜都做得非常精细。但是，饭桌上他们却相对无言。他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的团聚饭了。那天的饭菜是什么滋味，谁都不可能吃出来。这样的时刻，带来的只能是无言的哀伤！

　　吃过饭后，邓稼先想随便走走。许鹿希知道，他这是在告别了。他去了自己在北京的办公楼、研究室，还去了办公楼对面他们常常去买东西的小卖部。他在小卖部附近徘徊许久，他看到有一个熟人从小卖部出来，邓稼先主动上前打了招呼。

　　北京的“八一湖”，是邓稼先过去经常游泳的地方。那一片幽静的、蓝绿色的湖水在阳光下晃动着缕缕波纹。许鹿希和邓稼先在湖边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微风吹来，邓稼先发现许鹿希的头发一缕一缕地在风中飘动，他想用手把正在飘动的头发按下去，但是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觉得此时的许鹿希更加迷人。

　　“稼先，你在看什么？”

　　“看你呀，你的头发好像长了些。这样也好，这样更好看。”

　　听着邓稼先没头没脑的话，许鹿希用手捋了一下头发。是啊，自己一直把头发剪得很短，这段时间为了照顾邓稼先，头发长了也没去剪。

　　这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忽然，他们听到了远远的夹杂在风中的歌声，时而逼近，时而茫远，然而却是那样的忧伤。不知怎的，那歌词却渐渐清晰起来：“我要去那里，那里没有战争。我要去那里，那里有开满菊花的纷芳。我要去那里，那里有我的好姑娘”

　　他们俩都被这歌声震惊了，述说不出的感动，让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特别是那句“那里有开满菊花的纷芳”，让他们又回到了结婚初期，他们到处看菊花的美好时光。许鹿希，这位坚强的女性，此时泪眼婆娑地靠近邓稼先，注视着邓稼先。

　　那一天，他们在“八一湖”待了很久

　　第二天，也是最后一次，邓稼先提出再去天安门看看国旗。医生坚决反对，还是许鹿希帮助说了情，医生才勉强同意，但要求不要在外面待得太久。那一次，许鹿希有一节重要的课要给学生上，所以是警卫员陪邓稼先到天安门去看的国旗。

　　邓稼先和警卫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飘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邓稼先激动不已。他前后看了看，发现自己站的位置刚好是在红旗下，邓稼先的心中油然而起的一种自豪逐渐地蔓延到全身，他感到许久没有的一种力量驱使他挺了挺胸。邓稼先，祖国的优秀儿子，久久地注视着五星红旗！

　　离开天安门之后，他又到了几个长期在大西北工作的同事家里看了一下。他是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牵挂自己的战友啊！　　他是在向这个世界恋恋不舍地告别！

　　 “他的血流尽了”

　　应该说，邓稼先最后的日子也是不平凡的。

　　1986年的7月17日，李鹏副总理把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牌给邓稼先送到了病房里。那一天，邓稼先面对共和国的副总理和记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再次做了无悔的表达。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被这位共和国忠诚的儿子所感动。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不过，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让司机开着转了一小圈，他和自己的家人对此多次向组织表示感谢。

　　远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典典也回来了，现实中的变化让邓稼先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

　　许鹿希说：“1986 年7月17日李鹏副总理送的奖牌，那时距去世只有12天，李鹏副总理来时他还清醒，没过几天就昏迷了。昏迷之后，在7月20日醒过来一次，那一次醒过来后，稼先拉着我的手说‘煤矿工人太苦了’，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将来可以用造氢弹的原理，做成很小的可控核聚变钻探机，就可用于煤矿钻探，就不用人下去了。所需要的氘和氚，这两个是海水里无穷无尽的。这是最清洁、没有公害的能源，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为地球上的海水太多了。这个，人类 50年一定能达到。可惜，我是赶不上了’”

　　许鹿希继续回忆：“现在我们国家的可控核聚变已经开始了。海水淡化是要用能源的。另外，核辐射是最好的清洁剂，像这次汶川大地震，喷了很多消毒液，现在核辐射消毒还没有大面积的使用，如果能够使用上核辐射消毒，就太了不起了。辐射保鲜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域。原子能方面的发展不完全是搞几个原子弹、氢弹，在民用方面的用处是非常大的。这些邓稼先在他第一次昏迷醒来后都跟我说到了。”

　　一个生了重病的人，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会怎么对待自己所剩无多的生命。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会有两种状态：一是消极痛苦乃至恐惧，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种，积极的，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发挥到极致，像邓稼先那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悲伤，不叹气，用宝贵的时间和自己的同事一起写出今后10 年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甚至思考着核能源造福百姓的事情。那是生命即将终结前的生命价值的耀眼光辉。

　　许鹿希说：“邓稼先最后留下了两句话。一句是‘苦了你了’，当时我感觉得到，他对我很担心，不知道今后怎么办？还有一句是‘死而无憾’，这句话是说他自己这一生没有空虚地度过。第二次昏迷就再也没有醒来。他全身大出血，输血都来不及，输的血没有流的快，很快就不行了。”

　　对邓稼先的病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都很关心。301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挽留住这位功勋卓著的伟大科学家。

　　一代英豪，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

　　这颗科学巨星陨落了，终年62岁。

　　他的身体凉得那么快，悲痛之中许鹿希还紧紧抓住他那双手，喃喃地说：“他的血流尽了。”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邓稼先带着满足走了，他是带着爱和梦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得到了永远的安慰。

　　人们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他的同事和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支挽歌。

　　后来担任九院院长职务的胡思得是1958年来九院的28位大学毕业生之一，他为邓稼先写了传记。

　　邓稼先的老同事杜祥琬怀着崇敬的心情写诗悼念：

　　悼老邓：

　　和平岁月未居安，

　　一线奔波为核弹。

　　健康生命全不顾，

　　牛郎织女到终年。

　　酷爱生活似童顽，

　　浩瀚胸怀比草原。

　　手挽左右成集体，

　　尊上爱下好中间。

　　铸成大业入史册，

　　深沉情爱留人间。

　　世上之人谁无死，

　　精忠报国重天山！

　　1986年7月30日，正在外地的张爱萍将军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邓稼先病逝、安排其后事的传真报告，深感悲痛，当即在电报上批示：决定何人参加追悼会，请即告我。我今日赶回京。

　　1986年８月３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张爱萍致悼词。

　　新华社为此发通稿。８月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题目是《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

　　同时还发表了张爱萍的悼词《无私无畏贡献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建立国防殊勋》。

　　追悼会后，张爱萍满怀悲痛写下了一首挽词：

　　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许鹿希回忆说：“稼先逝世后，张将军请我和孩子到北戴河军委疗养院休息了10多天。他还建议拍一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纪录片，连片名都给写好了。我把他亲笔写的这幅墨宝挂在家里，以示对稼先的纪念，也是对张将军的感念。张将军曾在邓稼先逝世后两天，即1986年7月31日，拄着手杖，爬上了二层楼，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们全家都很感动。”

　　邓稼先逝世前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

　　许鹿希最理解丈夫的心。在邓稼先的追悼会后，一位当时的领导人问许鹿希有什么要求。许鹿希说：“希望国家能经常为在基地工作的人进行体检。”

　　许鹿希认为，邓稼先对自己选择的路死而无憾，她也同样为自己的选择永不后悔，不改初衷。

　　悠悠岁月，不改变初衷是因为他们从未分别；不怀疑犹豫是因为他们从未失去幸福；不放弃选择，是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年迈衰老。那种最广阔最深沉的爱既浸润了他们的一生，也浸润着我们的人生，浸润着我们这个世界。

关联阅读（二）

邓稼先曾不顾辐射危险用手捡起核弹碎片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李 健

1986年3月，邓稼先在医院里。原子弹是他永远的话题。

　　7月初的一天，我给邓稼先的爱人许鹿希打电话，她让我第二天下午5点到家中见面。我如约来到她家楼下，摁响门铃。在二楼，一扇门已经为我打开。狭窄的过道，三五步经过卧室的门进入客厅。

　　那晚，83岁的许鹿希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邓稼先，我被感动包围着。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

　　1986年7月29日，62岁的邓稼先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1996年7月29日，他的继任者们按照他临终前指引的途径，完成了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以示对他的缅怀。今年的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25周年的日子。

　　一

1958年，邓稼先一家合影留念。

　　1958年8月的那个夜晚，月朗星稀。邓稼先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上午，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大炮仗？”他这位在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的博士立刻明白国家要造原子弹，一阵惊喜从心间涌起，自己苦苦求学，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可是造原子弹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工程。“我能行吗？”一丝犹豫从嘴边轻轻滑落。钱三强神情凝重地说：“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不过，你的工作十分重要而光荣。这是组织的决定。”

　　邓稼先翻了个身，朝向身旁的妻子许鹿希。怎么给希希说呢？组织规定：上不禀父母，下不告妻儿。当年，父亲邓以蛰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父亲曾深情而坚定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今天，国家就要用我了，我岂能辜负！挑起这副重担，只能有所舍弃！邓稼先想。

　　妻子在他进家门时，就察觉他心思沉重。这时，她关切地问：“稼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许久，他缓慢、轻声地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许鹿希感到意外。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焦灼、不安和忧虑在他们心间蔓延。使命、责任、重担就这样压在了34岁的邓稼先肩头。迷茫、依恋和无奈让年仅30的许鹿希愁绪满怀。

　　寂静的月夜里，传来邓稼先幽幽的叹息：“唉！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这些全靠你了。”许鹿希闭上双眼，倍觉凄凉，忧伤不已。

　　突然，邓稼先坐起身，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什么事啊？值得他抛开一切！一双儿女，大的3岁多，小的1岁多。他至爱的双亲，一个肺病，一个哮喘，自己还要在科学上追求前程。可执着的稼先将要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不然，他怎会这样义无反顾？许鹿希也坐起身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邓稼先离开了工作8年之久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到二机部九局(后改为九院)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人。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名校挑选了28名应届毕业生。新成立的九院位于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邓稼先和新来的大学生白手起家。他们砍高粱、平田地、运砖石、和泥推车，干得热火朝天。炎炎烈日下，邓稼先光着膀子，赤膊上阵。大学生们欢快地叫他“大白熊”。“大白熊”常常微笑着，慈眉善目。他熟练地掌握俄语、德语和英语，他曾在妻子面前用德语演唱《欢乐颂》，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核物理对这些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邓稼先对他们的“扫盲”就从自己帆布书包的3本书开始。

　　冬天来了，参加“扫盲班”的大学生住在亲手建起的宿舍里，湿墙湿地湿被褥，室内比室外还冷。被冻得无法忍受时，邓稼先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躲进对面一家副食店看书。副食店有个烧得通红的大铁炉。

　　“大白熊，吉祥戏院今晚有马连良的《四进士》，怎么样？”有人提议。

　　当时，邓稼先的月薪204元。堪称戏迷的邓稼先兴奋地说：“走，今天放大家一晚上假，瞧戏去，我请客。”

　　“你知道戏票早卖光了，才敢说此大话吧！”

　　“什么话！就是真的没票，我也能弄到票。骑车子走！”

　　他们有所不知，邓稼先在中科院的时候，就常常带着许鹿希等别人退票。看完戏，他俩并不急于回家，而是双双潜入银辉的月色里。在花香满径的小路上，许鹿希依偎着他的臂膀缓缓漫步。邓稼先深情地说：“我们如果永远这样多好！”

　　二　　冬天过去了，春天却迟迟不来。

　　苏联“老大哥”承诺的那颗原子弹教学模型、那一车皮的俄文资料像空中的游云，随风而逝。苏联专家撤走了，临走，他们留下赠言：“在原子领域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苏联背信弃义的1959年6月，被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邓稼先告诉大学生们：“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可以干得更好。尽管今后的路是曲折的，甚至是艰险的，但是，什么困难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为了造出‘争气弹’，我们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960年7月28日，钱三强再一次把邓稼先请到办公室。

　　他告诉邓稼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由你领导的那个理论研究室来承担。”历史选择了邓稼先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要造原子弹，首先要拿出理论设计方案，***建房要有图纸一般，这是重中之重。

　　拿出这张“图纸”，仿佛要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邓稼先肩负大山般的重压，艰难前行。邓稼先既要“攻关”搞运算，又要“扫盲”培育原子新人。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

　　攻关的岁月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这些奋战的年轻人常常在紧张的运算之后，疲惫地呼唤：“老邓，我们饿，我们好饿呀！”

　　邓稼先马上应道：“好的，你们等着，我这就想办法去！”没过多久，邓稼先从外面拎回一包高价饼干。

　　每当他们突破一个难关，邓稼先都会兴奋地说：“伙计们，都推车子去！”大家知道，老邓又要请他们撮一顿啦。在商品紧缺的年代，老邓的善举常给自身带来困窘。可研究上一旦有进展，他还是想有所表示。这时，他就会悄悄溜出去，买些火烧回来，大伙一哄而上。他会在一旁笑着说：“也给我留一口啊！”

　　饥饿的年代，他们吃菠菜蘸酱油。又攻克重大难关，年轻的竺家亨说：“老邓，怎么样？撮一顿，这次好好请我们，我们工作干得多漂亮！”

　　“走。推车子，到砂锅居。”

　　大伙一阵欢呼，高兴地说：“听说，那里可以从猪头吃到猪尾。”那天，他们也这样，而且还喝了酒。

　　在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时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了这支队伍。邓稼先激动地称他们是三尊大“菩萨”，他是“菩萨”身边的小童子。攻关的日子，邓稼先白天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要阅判计算的数值。脸顾不上洗，头顾不上理。一次会议间隙，王淦昌审视着他那头长发，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他红着脸看看自己的衣服，纽扣系错了，急忙调整。这时，王老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含蓄地笑了。邓稼先实在是忙得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发现大门口警卫排有个战士在理发，便“加塞”坐在长条凳上，笑着说：“这是你的试验田，大胆来！”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同年，上级又下达命令，让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转向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3年初春，原子弹的冷试验成功之后。邓稼先所在的九院要远迁到青海的金银滩。邓稼先接到通知后，急忙奔向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向父母辞别。一路上，他回想自己从西南联大毕业，返回阔别6年的北平，他倾其所有为父亲带回两瓶茅台酒，为母亲献上深情的吻；他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第9天就启程回国，一进家门他就高声叫着：“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见到双亲，他放下手中的行李，深深地鞠躬；父亲喜欢喝酒，他陪着对酌，一边听老父讲解古字画，一边摇晃着酒瓶再干一杯；母亲有哮喘，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学会了打针；早年，朗润园没有暖气，坐落在湖畔的家，寒冷潮湿，晚上睡觉前，邓稼先总是脱掉外衣钻进母亲的被窝，捂热之后，再请母亲休息……

　　今天，邓稼先回家，没有带妻子儿女，没有像往日为父亲按摩，为母亲捶背，哄双亲欢笑。他忍着眼中的泪水，用低沉的声音告诉父母，他要出一趟远门。

　　母亲心疼地说：“你不能换个新课题研究吗？瞧你，为那个氘呀氚呀的，弄得连家都回不来，把人也折腾呆了，哑了。看你这个样子，真让妈妈我心痛啊！”

　　邓稼先强作欢颜：“妈妈，我早就改换研究题目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不能常来陪妈妈和爸爸呀！”说完，他起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科研之余，邓稼先不仅教年轻人学唱京剧《望江亭》《杨门女将》，还教年轻人练体操。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时候，他便领着大伙在室内“跳木马”，他常常手扶双腿当“木马”，让年轻人一个个从自己背上跳过去。他们玩出汗了，弓着身的邓稼先却手脚冰凉。当他直起腰，一边活动手脚一边对围上来的年轻人说：“这就叫互相跨越。”

　　李觉将军称他是“娃娃头”，说他把欢乐带给了青年人，而青年人在他的带领下，把优异的科研成果奉献给了祖国。就是他们，在青海的金银滩上造出了原子弹试验模型。此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西北基地形成了总攻态势。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高原总装成功。两个月后，“原子城”的科研人员陆续向着新疆罗布泊试验场集结。　　原子弹交付试验前，邓稼先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紧张和焦虑吞噬着他的心：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问题搅扰得他手脚发凉。许多领导又兴奋又紧张，忍不住都来问邓稼先有没有把握，他只能笑而不答。有时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就说：“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当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巨响，邓稼先喜极而泣，热泪长流。在西南联大时，他就开始咏唱的“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今天终于实现了。此生的价值、曾有过的艰辛和奋斗都变得有了光辉，人生多么美好！此刻多么幸福！

　　正当他沉浸在欢乐与自豪之中，九院党委书记刁君寿找到他，塞给他一张机票，低声说：“你母亲病危。”

　　邓稼先仿佛瞬间掉进了冰窟。领导派了两名司机连夜送他到乌鲁木齐机场。当他赶回北京，守候在西郊机场的妻子带着他直奔医院。憔悴、消瘦的母亲浑身插满管子。邓稼先扑上去，抓住母亲的手哭喊：“妈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

　　弥留之际的母亲微微睁了一下双眼，她已经无法说话，失神的目光里，似乎透着欣喜。母亲那只被邓稼先握着的手，突然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捏了一下，邓稼先一阵欢喜，赶紧回应。当他发现母亲的枕边，有一份刊登着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号外。邓稼先感激地望着妻子，眼中饱含热泪。邓稼先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内心充满愧疚。3天后，母亲与世长辞。

　　邓稼先很快返回单位。这时，理论部的队伍壮大了，而且早在1960年，钱三强就高瞻远瞩，组织人员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邓稼先的好友于敏加入了这支光荣的队伍。

　　美国一位氢弹专家说过：“搞氢弹就像是迷失在原始森林的孩子一样，既充满着危险，又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自己有一颗古代炼丹士的心，也难免陷入地狱和苦海里挣扎。”

　　邓稼先决心带领这些年轻探索者启程，他们依托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的兵器是一张书桌、一把尺子、一块黑板，但他们拥有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激情，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永不知疲倦的大脑。

　　他们兵分三路，用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进行运算。于敏带队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100来天的奋战之后，于敏用暗语给身在大西北的邓稼先打电话，激动地说：“老邓，我们几个人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第二天，邓稼先就带人飞到了上海。他听完于敏的汇报，兴奋得像个大孩子。邓稼先与大家又拼搏了一个多月，使氢弹有了相对完整的蓝图。又打了一个胜仗，兴奋、激动的邓稼先这次的“表示”是请大伙尽享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他同于敏一起飞回了大西北核研制基地。1966年12月28日，他们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狂风肆虐，飞沙走石。邓稼先与大家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帐篷，唯一的特殊化就是他拥有一个便壶。

　　1967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震撼了全世界……

　　三

　　邓稼先只身在大西北，亲人们都在北京。每逢有同事来京出差，只要妻子许鹿希知道，总会买些他爱吃的好东西捎去，有时带过滤嘴的“大中华”，有时带酸三色糖块和油炒面。东西捎来，他跟基地的同事们抢着吃。开会时，人们喜欢在他的宿舍，这里有香烟有糖块。邓稼先到厂区，有人会直接到他兜里掏香烟。

　　许鹿希却深感惆怅：“给他买东西我愿意。但是，人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两年，好像给他买东西特别勤。说起来也真奇怪，那时候，我对他的思念就全在这突如其来的带东西上了。”

　　邓稼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衣服要穿着去看女儿，女儿在内蒙插队锻炼。平时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让孟昭利找来医用的白胶布贴上。有一次，介绍有关氢弹研制的情况，结束后，程开甲的妻子看到邓稼先衣服上贴着白条，就问孟昭利：“小孟，老邓身上贴的什么？”

　　“大姐，你快帮帮忙！我不会缝衣服，只能用胶布贴上。”孟昭利好像找到了救星。

　　有一天，邓稼先神秘地对高潮说：“老高，我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煮面条是水开了才放面条啊！”

　　“对呀。”

　　“以前，我是把面条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邓稼先终于盼到了去内蒙乌拉特前旗看女儿。他穿上蓝涤卡上衣，带着平日里积攒的罐头，心情愉悦地上路了。他见到14岁就来锻炼的女儿，内心非常高兴。他给女儿打开猪肉罐头，女儿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邓稼先一阵心酸。返回的路上，邓稼先郁郁寡欢、满心愧疚。他想到女儿刚会喊爸爸的时候，他就兴奋地用双手抱住不满周岁的女儿，要她再叫一声，再叫一声，不仅要她重复地叫爸爸，渐渐地，还让她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最最好爸爸”……可是，邓稼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尽到当爸爸的义务。一家4口，天各一方。儿子还在北大父亲那里生活。

　　在工作中，邓稼先常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邓稼先的工作伴随着危险。一次，在特种车间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就是把极纯的放射性极强的部件毛坯切削成要求的形状。既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不能有半星火花，也不能出丝毫差错。李觉和邓稼先同时站在工人的身后。工人心里踏实了，全神贯注。李将军年长体弱，半夜时分，心脏病发作，不能相伴到底。邓稼先却一直坚持站在工人师傅身后，工人换班他不走，直到第二天早上拿到合格产品。

　　核武器爆炸试验前，要插雷管，这是所有危险工作中最危险的。邓稼先总是无言地站在操作者身后。

　　有一次午夜时分，邓稼先刚刚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车间来电话，说是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点问题。他放下电话，穿着拖鞋就上了吉普车。黑夜里的瓢泼大雨，使河水漫过桥面。司机内心紧张，减慢了车速。邓稼先使劲摇晃着司机的肩膀喊道：“冲，往前冲！”司机急切地说：“老邓，你可是大科学家啊！”邓稼先严肃地压低声音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机明白邓稼先的心情，加大了油门，冲过桥面。到了车间，邓稼先立即投入工作，一天一夜，故障终于排除。

　　在一次试验中，核弹的碎片散落在地面，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为了找到原因，他不顾危险抵达现场，不由自主地捡起了弹片。瞬间，他急忙扔到地上，他清楚钚和铀的放射毒性。他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见到领导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妻子带着他拜访一些知名医学专家，他们惊讶地问，如何使得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坏到极点？妻子无言以对。

　　回到家，邓稼先表示要回单位，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许鹿希气得跺着脚冲他嚷：“你一定不能去了，一定得回来。”

　　“回来我做什么？”邓稼先侧着头笑着说。

　　“你就做你的学部委员。”

　　“要是不发给我工资呢？”

　　“没有关系，一分钱不挣我养你，我的工资高。”

　　实际上，邓稼先他们当时正在攻克中子弹，根本无法离开。

　　1985年7月31日，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回北京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工作。张爱萍将军发现他气色不好，便亲自打电话给301医院，逼着邓稼先去医院检查。医生查完，生气地问：“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

　　“我请两个小时假来看病，只有警卫员来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8月10日，邓稼先做直肠癌手术。张爱萍将军8点赶到医院，一直等了5个小时，直到手术结束。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给他们，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都已变硬，已经到了晚期。

　　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和那一本书。”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核大国已达到了理论极限。这样，他们就会主张核禁试。邓稼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就可能造成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出院回家小住时，他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为起草建议书做准备。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京开会的同志到家中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交车，竟发现老邓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他是刚从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腰间还别着一个引流袋。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的癌细胞转移加快，疼痛剧烈，他做了一次小手术，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他多次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垫上，伏案修改，最终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

　　邓稼先让妻子许鹿希把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签名的建议书亲自送到九院领导手中。临出门，邓稼先叫住她：“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

　　5月16日，邓稼先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卢登贵来看他，他流着泪说：“老卢，我回不去了！”

　　“不会的。出了院咱们不干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说着，他努力翻身。

　　老卢心疼地安抚他。他握着卢登贵的手，放声哭着：“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

　　最后的日子里，邓稼先深情而内疚地对妻子说：“苦了你了！”许久，他又平静地说：“死而无憾！”

　　1986年7月29日，许鹿希悲痛地握着邓稼先的双手，喃喃地哭道：“他的血流尽了。”

　　许鹿希的啜泣穿越时空，谁不为邓稼先扼腕痛惜呢？！从1958年的那个夏夜开始，他就把自己的智慧、才学、甚至生命全部献给了中华民族的强国大梦。

　　踏遍戈壁共草原，连克千重关，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那是英雄“遗爱千秋”！

　　李 健 本版照片由许鹿希提供。

　关联阅读（三）

把生命放在危险之间，把国家领向安全地带

来源：中国青年网　编辑：刘敏慧

　　1958年8月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时任我国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

　　这个大炮仗，指的是原子弹。而这个青年是邓稼先。

　　接受钱三强交与的任务后，邓稼先开始消失在亲戚朋友的视线里，长达28年，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忙什么。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他的名字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原来当年那个年轻人投身我国的核科学事业去啦。

　　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中科院，为什么钱三强会选择年轻的邓稼先主持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恐怕还得从邓稼先小时候说起。

　　13岁时愤而当众撕碎侵略者的旗子

　　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镇的铁砚山房是邓稼先出生的地方。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邓稼先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带着他来到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父亲身边。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下，邓稼先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读四书五经，此外，他还对世界名著感兴趣，并且早早地接触了英文、数学等科目。可以说，邓稼先的童年生活，充满着书本香气。

　　中学时代的邓稼先越来越喜爱数学和物理，在崇德中学上学时得到了比他高两届的杨振宁的帮助，学习突飞猛进。就在这时，他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碎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22天后，北平沦陷了。占领北平的日军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他们所谓的“胜利”。

　　杨振宁是邓稼先的挚友，两人从小就情同手足，并且都在美国留学学习物理，成绩都非常优异。上图为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兄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合影。

　　邓稼先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时年13岁的他当众把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这件事发生后，邓以蛰的一个好友劝他说，此事早晚会被人告发，你还是尽早让孩子离开北平吧。无奈之下，邓以蛰让邓稼先的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那里有南迁的清华和北大教授，还有众多的老朋友。临走前，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其实邓以蛰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他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在邓稼先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1941年秋天，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是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南迁后合并的一所学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汇集了当时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和学者，例如测得普克朗常数的叶企荪、对证实康普顿效应有贡献的吴有训、对证实正电子存在有过帮助的赵忠尧等等。这里的名师严教让好学的邓稼先如鱼得水，他读书的劲头比中学时期更胜一筹，各个科目均成绩优异。

　　1946年的夏天，毕业后的邓稼先受聘担任北大物理系助教，回到阔别了六年的北平。这期间他一面当助教，一面积极准备留学美国的考试，并在1947年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秋天，邓稼先从上海启航，向大洋彼岸驶去。临行前，他的一位好友对他说“中国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了笑了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坚实基础让他在美国的学习变得轻松，邓稼先各门功课优异，还拿到了奖学金。这段时间，邓稼先集中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钻研他所喜爱的物理学。三年的博士课程，邓稼先仅仅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便读满学分，并完成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学位。

　　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回到了祖国，实现了他离开中国时的诺言--“我学成，一定回来！”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收拾行李登船回国，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博士放弃了在美国可以有的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邓稼先实现了他两年前离开中国时说的诺言--“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接受任务后，邓稼先仿佛变了一个人，从不喜欢照相的他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毫无疑问，这是他留给亲人的纪念。

罗布泊升起了一团蘑菇云

　　学成归国的邓稼先成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他扎实的学科基础、高水准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流利的英文和俄文让负责筹备组建核武器研究队伍的钱三强选中了他。

　　1958年8月后，我国自主设计开发核武器的工作正式启动，年仅34岁的邓稼先成了领头羊，其他的小组成员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当时，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从零开始，这群年轻人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要知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仅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人。

　　当时前苏联支援我们的专家事实上实行技术封锁，邓稼先等人并没有获得多少帮助，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专家干脆全部撤走。

　　邓稼先等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力更生。他领衔的理论小组面前的问题很现实，首先要在迷宫中找到方向。很快，他将目光锁定在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方向确立了，邓稼先迅速把理论部的人员组成三个组，分别攻关。邓稼先晚上备课，白天给年轻人补习专业知识，有时上完课，邓稼先站在黑板前竟睡着了。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每个人专长不同，性格迥异，相同的只有“争气”的劲儿和工作的热情，他们为讨论技术问题，经常通宵熬夜。就这样，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在两年中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朝着邓稼先确定的方向迈出了大步。不久，他们就走到了一个关键之处，要寻找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关键参数。当年前苏联专家曾给过一个参数，严谨的理论小组没有轻易使用这个数值，上万次的方程式推算的结果与苏联专家的爆炸参数相差一倍，计算用的纸装进麻袋，堆满了几个仓库。

　　1964年10月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中国核工业进入一个新阶段，图为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状烟云。

　　经过理论小组反复的计算核查，邓稼先意识到，苏联专家给出的参数只是他们的随口一说。为了演算这个数据，邓稼先带着研究员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邓稼先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终于，关键性的参数被确定，整个核武器研制的“龙头”昂起来了。数学家华罗庚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时，科学家们造精密，复杂的核武用的竟都是最原始的工具，炼制炸药时用的是铝锅，精确计算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这里有邓稼先和那一代科学家天才般的创造和他们义无反顾的热情。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按照邓稼先他们的设计，顺利地在沙漠腹地炸响。这一天被历史铭记。

　　但是，邓稼先等人前进的脚步没有就此打住，继续驻守在大漠深处，开始新的征程。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前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释放出生命的全部光辉

　　邓稼先曾说过：“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小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1979年某一天，在某试验基地，新型核弹实验开始--飞机携带核弹直飞爆心。时间分秒过去了，核弹却没有爆炸，很多人都惊住啦。在场的技术人员正想询问邓稼先时，却意外地发现“老邓”在往试验场跑去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

　　在邓稼先捧起碎弹体的那一刹那，生命的倒计时也启动了。邓稼先已经受过多次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他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尿液有极强的放射性。

　　作为物理学家，他不是不知道辐射核心区有多危险，但是为了弄清楚原因，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国家的荣耀，他头也没回，现场没有人能拉住他。摔碎的弹片散落在荒垣上，当值的防化兵没有找到核心部件，他先找到了。在捧起碎弹体的那一刹那，生命的倒计时也启动了，他已经受过多次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邓稼先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尿液有极强的放射性。医院的医生不解地问，“这是吃了什么毒药了？毒性这么大，身体竟被破坏到这样？”邓稼先什么都没有说，短暂的休息后又回到了戈壁滩。

　　1984年，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将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核武的重大突破，然而这时邓稼先的身体已被癌细胞严重侵蚀，没有人知道。1985年邓稼先回到了北京，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他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可就是这样，在生命最后时光，占据邓稼先脑海全部的仍然是中国的核事业。他着重思考的是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但他已无法亲自实现了。邓稼先坐在能减缓压力的橡皮圈上写他一生的积攒，写他最后的思考。邓稼先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快步推进了十年，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完了他62年的生命旅程。十年后同一个日子，中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暂停核试验。

　　迎来这一天，我们要永远记住邓稼先。是他让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如一把利剑，啸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强音！是他，把生命放在危险之间，把国家领向安全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