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宦官从此腰杆硬
[提要]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御驾亲征瓦剌的明武宗朱祁镇，被瓦剌可汗也先围困于土木堡，是日深夜瓦剌军总攻，明军全线崩溃，号称最精锐的数十万明军三大营，顿时被打得灰飞烟灭，仅骡马损失就达二十多万匹，兵器火药损失更无算。战场的尸首堆积如山高，贵为天子的明英宗，更是惨遭俘虏。明朝名臣李贤更在其《顺天目录》里悲愤得慨叹：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胜于此者。这是大明王朝建国以来，最为惨痛的奇耻大辱。这场载入史册的悲剧，便是“土木堡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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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宦官从此腰杆硬
说句公道话，御驾亲征的明英宗之所以沦落如此，不止是他个人错误。他那几位英明神武的“仁君”父辈们，好几个都前后给他挖了坑。
而第一个该负责任的，恐怕得是明英宗的曾祖父：永乐皇帝朱棣。朱棣的一大功业，便是削藩，但这事执行下去，却有一条做过了头：当初朱棣削掉了手握重兵的宁王，将其迁至南昌养老，但是宁王先前的属地大宁，却被朱棣废弃，另一重镇东胜卫，也被东迁到内地。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明朝建立于元朝古都上的重镇开平卫，从此独木难支，也不得不于宣德五年（1430年）内迁。原本巩卫“九边”的一大屏障，至此不复存在。
而在明英宗的父亲，即宣德皇帝朱瞻基时期，这位帝王虽然少年时即跟随祖父出征，但骨子里并非锐意开边的人物，他曾经有首诗赠予边将们：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也就是把家门口守好就行，不必大规模征缴。
这话道理没错，执行起来却生硬，这时的蒙古草原，正出现了一个大巨变：瓦剌迅速崛起，除了击败鞑靼，独霸草原外，更扶植了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蒙古三部间的战略平衡，至此被彻底打破。正统四年（1439年），也先继承瓦剌可汗后，自称“太师淮王”，成为草原实际统治者。这以后的也先，四处南征北讨，向西攻克哈密卫，向东控制辽东女真部落，已经摆出全面压制明朝的架势。
而对这日益临近的危险，明朝君臣上下，始终坚持“安边持重”的战略，更没把瓦剌放眼里，连哈密卫沦陷，都坐视不救。虽然长期以来，瓦剌一直采取与明朝通好的政策，一直没有发生战争，但以也先的野心，这场较量迟早要发生。
而除却上述外因外，另一个酿造悲剧的内因，其责任，更被后世史家多归罪于明宣宗：设置内书堂。即在宫廷里设立学堂，教宦官读书识字。
在明朝宦官权力演变史上，内书堂的设立，堪称是个分水岭。原本宫廷的宦官们不识字，而且对国家大事，也极少有参与权。即使朱棣在位时期，宦官权力提升，获得的也不过是诸如出使，镇守等职权，核心的国策运转，宦官们无法染指。
但内书堂设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从这里学习出来的宦官们，大多清一色分配到一个单位：司礼监。也正从此开始，当内阁有了“票拟”大权后，宦官执掌的司礼监，也同样有了批阅回复奏折以及盖章的职权，也就是“批红”。
在后世眼里，明宣宗的此举，是明朝“宦官专权”景象的关键一步：正是从此开始，原本只是打杂部门的司礼监，具备了国家核心决策的参与权，地位大大提升，更成为宦官机构中最位高权重的部门。
但是在明宣宗看来，此举却很有必要，因为司礼监这个特殊部门，其兴衰本身就与内阁相始终。早在朱元璋在位时代，正是在设立内阁的同年，增设了司礼监这个部门，彼此就是相互制衡的结果。
而随着内阁有了“票拟”大权，司礼监的职权，也要水涨船高，如果说内阁已经成了国家运转的发动机，那么司礼监就成为必须的掌舵操纵装置，两相配合，帝王才能高枕无忧，国家才可运转稳定。
然而这时的明王朝，无论“内阁”还是“司礼监”，都还处于初步完备的阶段，相互之间的协调运转，更需有个磨合期。倘若是个成熟稳重的帝王执政，还能确保平稳过渡，偏偏明宣宗三十八岁那年过世，即位的朱祁镇，只是个九岁孩童。操纵这个刚刚进入磨合期的政治体制，必然要出麻烦。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正统”年间开始后，明朝这种司礼监与内阁相互制衡的运转体制，逐渐就变得严重失衡，司礼监一家独大，甚至压倒百官，宦官王振更权倾朝野。也正是在他的撺掇下，明王朝也最终做出那个疯狂的决定：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只有在一个行政运转严重不正常的体制内，才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一幕。
而对这样的麻烦，明宣宗在弥留之际，也不是没有预警，他的应对办法，就是留下一个强大的辅政团队：除了行政能力卓越的“三杨”阁臣外，另有永乐年间的老臣礼部尚书胡滢，以及战功卓著的名将英国公张辅。这样一个文武荟萃的强大阵容，按说足够确保朝政稳定。
而除了五位大员外，明宣宗的母亲，即太皇太后张氏，更有决断国家大事之权。这位张太皇太后，是明朝少见的女政治家，素以贤德著称。哪怕辅政团队不争气，张太皇太后也足以压住局面。
而在正统元年，明王朝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内阁完全执掌了“票拟”大权，正式确立了百官核心的地位。从这时看，明王朝的内部政局，依旧运转正常，后来那场耻辱的浩劫，也丝毫没有征兆。
然而最大的漏洞，在这个辅政团队初步确立时，就已悄然暴露。
二、教书先生王振逆袭
从表面看，明宣宗的这个人事安排，已经近乎完美。
可真运转起来，却未必这么回事，首先是年龄问题，“三杨”当时已垂垂老矣，朱祁镇登基时，就连最年轻的杨溥，都已有六十三岁。胡滢和张辅，更是永乐皇帝时期留下的老臣，这个核心执政团队，年龄严重断层。
而作为小朱祁镇身边最亲近的宦官，王振的年龄不详，却早就是蒸蒸日上的新势力。他长期陪伴小朱祁镇，与小皇帝感情极深，深得宠爱，而且这人性格狡黠，很会来事，早已暗地勾连了各色关系网，权力扶摇直上。自从朱祁镇登基后，更很快取代了先前的司礼监太监金英，成为宦官界的首席人物。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这个王振并非是不学无术的草包，早年虽说学业不成，只是个教书先生，但典籍中的权谋学问，也都用得圆熟。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朱祁镇极小的时候，他就负责督促其学业，更并非像诸多史籍所说，成天撺掇小太子不学好，相反学业抓得很紧，发挥其教书先生出身的行业优势，把小朱祁镇教育得有模有样，因此早在明宣宗在世时，就深得宠爱，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是：后来朱祁镇登基早期，一次想踢球取乐，王振知道后立刻拦阻，当场扑通跪倒，流泪劝说朱祁镇不要沉迷嬉闹。连一旁的“三杨”老臣，也都感动得不行，连声称赞：“宦官中也有这样的贤良人物啊。”
也正因这份出色的工作业绩，所以长期以来，朱祁镇对于王宦官的感情极深，终其一生，都不直呼其名，始终称其“王先生。”
而对比王振的出色工作业绩，其他几位被给予厚望的辅政大臣，可就一个个差远了：杨荣一直以来，贪腐腐败就是毛病。胡滢虽说为官简朴，但却不巧犯了大错：多次遗失官印。杨士奇工于心计，权谋圆熟，但是后院其火，他的儿子在家乡横行不法，民愤极大。外加杨士奇也有一政治污点：偏私。不止袒护儿子，就连同乡犯法，也时常包庇。这有实权的三位重臣，人人都有毛病，而杨溥虽然为官清正，但权谋水平有限，张辅战功卓著，但早早解除了兵权，没毛病的这二位，话语权一直就不大。
如上的情况，长年累月，早就牢牢收在了王振的眼里。他处心积虑，不但结交文官中的亲信，搜罗各位大员的劣迹，早早捏住了短处不说 ，更四处安插亲信，步步为营争权。
虽然王振自以为做的巧妙，但事实证明，他还是着急了一些：正统元年（1436年），王振提拔了自己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佥事，自以为做得不动声色，却没瞒住张太皇太后的眼睛。这下碰了大霉头：张太皇太后立刻行动，将五位辅政大臣和小皇帝朱祁镇都叫来，继而宣召王振，当着大家的面，历数王振各色过错，并声言要杀王振，这下可把王振吓坏，慌不迭的求情，这时九岁的小皇帝朱祁镇更急坏，甚至不断的扣头请罪，求祖母绕过王振一命。一番哭诉后，张太皇太后气消，也就抬手放了王振一马。
这事之后，王振老实了好些年，确切说也装了好些年，见谁都特别谦虚，也让大臣们放松了警觉，而他装的最成功的，却是在张太皇太后面前树立好形象：起初的张太皇太后，确实对王振不待见，甚至隔三差五，都要把王振叫来骂一通，但王振能忍，不但逆来顺受，而且极力逢迎，他真正讨得张太皇太后欢心的，主要有俩事：一是张太皇太后想带朱祁镇外出进香，但群臣认为劳民伤财，上奏折拼命反对，这下朱祁镇犯了难，不烧香不孝顺，烧香就骄奢淫逸，俩下都不讨好，却是王振完美解决这问题：把佛像请进皇宫来，既省钱又孝顺，一举两得。这下可挠中了太皇太后的痒痒肉，老太太笑逐颜开，不住口夸王振会办事。
而另一件事，却更是王振意外收获：一直以来，王振都想办法整三杨的“黑材料”，甚至三杨竟窝里反：福建按察使廖谟因为小事打死驿丞，廖谟是杨士奇的同乡，死者却是杨溥的同乡，这下俩老同事真翻脸，竟从朝廷一直吵到太皇太后身前，张太皇太后也为难，还是王振一句话解决了问题：这事不处理难服众，处理了又寒老臣心，不妨折中下，廖谟杀人有罪，但给杨士奇面子从轻发落，降职调动得了。
一语既出，张太皇太后茅塞顿开，从此就对王振信任有加。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却因此颜面扫地，彼此关系更就此破裂。
而随着王振权力日大，内阁四分五裂，王振也乘胜追击，先是往内阁里掺沙子，陆续提拔了一批自己的亲信进来。对几位老臣，更是穷追猛打，杨荣贪污事发，不得已黯然退休，紧接着杨士奇儿子杀人事发，为给儿子脱罪，也只得引咎辞职。剩下的杨溥能力有限，只是个摆设。而随着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皇太后病故，王振更肆无忌惮，从此大权独揽，连朱元璋生前立下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都偷偷派人砸毁。
掌权了的王振，不经意间，也就开创了明朝政治的新模式：宦官专权模式。
专权的王振，也几乎呼风唤雨，朝野上下全是同党，俩大特务组织锦衣卫和东厂，一家被他侄子王山操控，一家被其心腹马顺掌握，朝堂上更全是同党：工部郎中王佑，主动认他当干爹，甚至为巴结王振，胡子全都剃光，哄得王振哈哈大笑，立刻提拔他当侍郎。这口子一开，好些逢迎拍马之徒，全都聚拢在他身边。
这会的王振，也威风到了极点，就连参加宫廷宴会，百官都围着他朝拜，就跟侍奉皇帝似的。大权在手，自然也胡作非为，贪污腐败必不可少，而且就连和他见面，也明码标价，百两黄金才能见一面，千两黄金才能吃顿饭，想要送礼请托，甚至买官跑官，更得下大本钱。
而对不服从自己的官员，王振也手段酷烈，比较知名的事件，除了他把上书揭发自己罪状的侍讲刘球害死，以及恶治不肯向自己下跪的御史李严，将其发配铁岭劳改外，更创造一种刑罚：制造一种二百多斤的大枷锁，谁惹了他就要戴上受罚，哪怕侥幸不死，也是重伤。
但是在整人这事上，王振倒也有个好处：顾念乡情。大儒薛瑄起初被王振拉拢，但随后看不惯王振所为，与之愤然闹翻。王振闻讯大怒，将薛瑄罗织罪名打入死牢，眼看这位后来的明朝学问家，就要冤死锦衣卫诏狱，孰料当天晚上，王振听到家里的老仆人偷偷抹眼泪，连忙惊问缘故，老仆人流泪答道：“薛少卿要被处死，所以我才哭的。”然后一番细说，王振才知道，和自己同是蔚州老乡的薛瑄，在家乡一直享有盛名。接着王振便改主意，仅将薛瑄罢官了事：毕竟是老家有名望的人物，真弄出好歹来，那就没脸回老家了。
但大多数的朝臣们，却没薛瑄这么好运气，被恶整甚至害死的，更是不少。而归根结底，王振这时的专横，却还是来自于明英宗朱祁镇的全力支持：在整个正统年间，朱祁镇对于王振，一直信任有加，一是由于自小形成的情感依赖，在年轻的皇帝眼里，这位严厉的王先生，正是自己成长的恩师。二却是政治需要：朱祁镇童年登基，亲政之前，一直生活在五大辅政大臣与张太皇太后的训导中，长此以往的训诫，自然产生逆反，而对他百依百顺的王振，就显得尤其亲信。而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在后世史书记录中，干尽了太多坏事的王振，这期间做的也并非全是恶行，相反业绩也不少。
王振教书先生出身，肚子里不缺墨水，正统年间做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干起工作来，也从不缺小聪明。就拿搜罗党羽说，虽然王振的手下，多是徐佑这样的无耻之徒，但也有王文这样做事干练的御史。他整掉的文官重臣们，虽有不少忠良，却也不乏巨贪大恶。而且对于许多治国能臣，王振也着力拉拢，比如此时依然担任江南巡抚的名臣周忱，他此时依然在推行的各项经济改革，也多得到王振的全力支持。而在正统十四年“土木堡惨祸”前，王振最拿的出手的一项政绩，就是著名的麓川平叛。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0-4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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