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方政先生的人物肖像
（方政先生昨日还看新浪此篇博客。他欢迎媒体采访。方军2015-10-27）
方政自传《满洲国的学生》：
那一年的春天，我考进了长春双桥子长春两级中学初中部。学校原来在长春市区的边缘，但是由于市区的不断扩大，已经扩大到原来旧县城的好几倍。学校的位置原是市区西侧的城郊结合部，现在向西扩展了几十平方公里，建起了伪满政府的官厅大楼、“皇宫”和大片的日本人的住宅区。学校的周围建起高层建筑和大马路，学校的背后就是大同公园。长春的新市区已像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化城市，它被命名一个新的名字“新京”。
中学生每天必须穿着校服到校。校服的颜色和军队一样，是草黄色，帽子的帽徽也和日本学校的帽徽相似。高年级的学生模仿日本学生的样子，用帽子来擦皮鞋、做抹布，故意把帽子弄得破烂不堪，以此为骄傲旧本学生一到高年级就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与低年级不同)。可是后来想起来，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崇洋媚外的习性非常浓厚，用要用洋货，吃要吃西餐，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真是一个可悲的民族性，恰如唐诗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也许是因为汉民族多次被外来民族所征服而留下的后遗症吧。
1947年，我在张家口的时候，当听说曾经帮助过我的日本人崎战败后被遣返回国途中乘坐的轮船被水雷击沉而丧命时，感到再没有比战争更残酷的事情了!但是从人类有史以来，没有战争的日子又有几天呢?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由于地球的变化而在遭遇灭绝的命运时，他们会为曾经的自相残杀而承认自己是愚蠢的动物吗?
日寇强迫中国学生学习日本语
我们的课程在日语之外，还有语文、地理、历史等科目。老师讲到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的时候，同学们谁也不用老师提醒，大家都在认真地记笔记。我后来在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日语的时候，教材里有一篇都德写的叫《最后的一课》的法国小说。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我中学时代的一幕，我不由得眼睛湿润了。我忘记是谁说过的:“只要这个民族的文字和语言不被消灭，这个民族就不会被消灭。”支配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者为了消灭异民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首先是语言文字，从文化领域开始腐蚀。日本对朝鲜和台湾进行了几十年的殖民地统治，连姓氏都改成日本姓氏，打算把它们彻底吞并，但是也以失败告终。汉民族曾不止一次被异民族征服，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是入侵的民族被汉族同化，最后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我想应该是与人口的多寡和文化的底蕴有关吧。
“满洲国”皇帝登基典礼
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
1935年3月1日早晨，天还没亮，学生们就列队站在大同广场附近的马路边上等待了。头一天老师通知大家，明天参加‘’皇帝陛下”的登基典札，所以不上课:登基典礼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本不知道，只要是不上课，我们就非常高兴。三月的长春，还是寒冬，清晨5点左右的气温在零下30度左右。等了很长的时间，大家都无法忍，脚趾头就像被猫咬了一样地疼，大家只好在原地巴嗒巴嗒地跳。听老师说，“执政”爱新觉罗溥仪要成为“皇帝”了，今后三千万满洲人民就成为他的臣民，从今以后日、满、蒙、回、汉(过去是说的汉、满、蒙、回、藏，现在次序也变了，汉族从第一位变成末位)五个族应该同心合力，建设“王道乐土”的新天地.。我们只是“啊”‘’啊”听着，详细的内容一点也不明白，也不去关心。被占领已经3年，在长春等都市当中，给人的印象是日木人和日本的商店一天比天增加，在报纸上经常能看到讨伐歼灭“马贼”的新闻，当然像万宝山惨案这一类的消息我们是听不到的。日本在都市里并不采取高压政策，而是主要放在对农村地区资源的掠夺上。
天还没亮，终于听到从北边开过来一辆插着’‘断绝交通”旗帜的带斗摩托车。不久.就从远处听到“最敬礼”的口令.接着一长溜小轿车的车队过来了。在最前面的一辆红色的轿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穿着军服的侍从武官长，一个是戴着眼睛的长着马脸的中男子。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穿着清代的朝服，让人觉得像是在演戏一样。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个多钟头，大概祭天仪式举行完了汽车的队列又从我们面前过去了。我们在那里一共站了3个钟头累得要死。过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盒甜点心，这就是我们作为“帝陛下”登基典礼在场证人的“报酬”。14年后我又有幸躬临又一场开国大典，但是主角换了，不再是溥仪而是毛泽东。中国的政治舞台太富有戏剧性了。
血浓于水
不管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严厉地统治，中国人绝对不会丢掉“中国魂”。
那时上海华联电影公司拍摄的一部电影里，有中国军队举着中国国旗和匪徒战斗的画面。当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在银幕上出现时，满场的观众顿时鼓掌欢呼起来，就像要把影院的房顶掀起来一样。我也受到感动，不住地流泪。这是我“九一八”以来第一次看到祖国的国旗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战争。我当时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在8日的午后，一个同班的同学走进教室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同学们听到以后都非常吃惊，最初的反应是，日本又动手了。中国的将来会怎样呢?后来国民政府终于下决心抗日了，我们听到后都很高兴……
但是不久之后，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当北平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后，我们被迫去参加提灯游行庆祝日军胜利。虽然去参加了，但是大家都是垂头丧气，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路旁的市民也呆呆地看着我们，脸上毫无表情。
战争越来越激烈，国民政府军的一溃千里，大家都以担优的心情去看每天的报纸。我家的邻居是和父亲在同一个机关工作的姓车的先生，他家有一台收音机。有时候在夜里过了12点，窗户用毯季子遮住，把声音调到最低，偷听重庆的广播。我也听了几次。当听到重庆的播音员的声音的时候，我的心脏激烈地跳动，感到无比的兴奋。父亲告诉我，绝不能到外边去说，如果让警察知道了，一定会当成反满抗日思想犯抓起来。那时的民众对日本宪兵和满洲警察怕得比鬼还要厉害，被他们抓去肯定是九死一生。当时的伪满警察出动抓人时都骑着旁边带斗的摩托车，东北人叫它“电驴子”。只要看到有几辆电驴子开了进来，就能把人吓死。我亲眼见过警察抓人，把人像猪狗一样塞到车斗中，警察用脚瑞踏在被抓的人的身上就开走了。当地的妇女在小孩哭闹时就说:“再哭就被电驴子抓去了!”于是小孩马上就不哭了。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寇坦克车
1938年，我作为“交通部”的佣员在工作时，看到日本的杂志当中有一篇赞美“共存共荣”的文章，附有一张插图。这是一张中国报纸的照片，内容是报道战况，照片很小，字也看不清楚。我用放大镜才看到是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大胜的消息。这篇报道我读了不知道多少遍，后来把那本杂志小心地保藏在自己的书柜里了。 有一年，“大东亚运动会”在长春举行，日本和所有的傀儡政权都派代表队参加，南京的汪兆铭政权也派出了选手前来参加。当地的民众本应该给满洲国的选手加油才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市民们拼命地给中国队加油。对日本和满洲国的选手以沉默表示反感。这不是很可笑吗?南京也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但是为什么市民给他们加油呢?我仔细一想南京运动员的运动服上印着“中国”两个字，打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虽然知道同样是傀儡，比起已从中国分裂出一去了的“满洲国“总还感到要好一些吧。因为他还印着“中国”两个字。
但是3年后，我遇到的一件事情让我明白，他们这些目认为比中国人高一等的朝鲜人也同样是可怜的人，从而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从张家口到北京的中途，在“蒙疆政府”和“华北政府”的“国境”南口车站，我看到的一个场面。蒙疆是鸦片的产地，偷运到境外就可以得到几十倍的暴利，所以火车到南口车站时，日本军的宪兵对旅客要进行仔细的检查。
我前面的座位上有一个穿着朝鲜民族服装的年轻妇女，日本宪兵突然叫她站在座位上，毫不留情地从裙子下摆伸进手去，在她的下身乱摸一气。那位妇女羞得满脸通红，也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另外对一个年轻的中国妇女，则叫她把上衣的纽扣解开，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检查。因为没有找到违禁品，宪兵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走出车厢。我想在那个宪兵的眼里，无论朝鲜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是被征服的民族，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根本就没有人的尊严。
父亲这时在“交通部”退休了，又靠旧知的斡旋到天津税务局去工作。
在长春就剩我和母亲两个人。关于我的前途，家族会议的意见，决定我仍留在长春考大学。这个时候伪满已经实行了征兵制，我也是适龄青年，考人大学就可以免除兵役。毕业考试的成绩是勉强及格。我报考了法政大学，人学考试的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给日本人去参军服役我是绝对不肯的，为了逃脱兵役，父母决定让我到张家口去投奔二姐。
当时为了防止青壮年的逃亡，“出国”的手续非常严格，我总算顺利地领到了“出国证”。1939年正月，我经过山海关，进人叫做“华北自治政府”的另一个“国家”，第二天又进人叫做“蒙疆自治政府”的又一个“国家”。这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国民了。
对以后的人生道路，我更加茫然了。
《和日寇战犯板垣征四郎合影的人》之五，建设“王道乐土”
2014年5月1日方政先生到嵊州参加图森木业的活动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随意抓我东北人民、杀害敢于反抗的东北人民。
我在长春的7年间，长春以惊人的速度得到发展。它以前下过是吉林省的一个小县城，现在能成为“满洲国”的“首都”，是因为它地处东三省的最中央，并且在南满铁路线上，比起奉天、哈尔滨来，发展的空间更为广阔。
我在中学念书的那几年，学校四周的农田几乎转眼间就变了大马路。从火车站到南湖，有一条宽几十米、长十几公里的大同大街，有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和人行道，还有绿化带。估计在那个时代，这可能是亚洲第一的大马路。几年时间，眼看着高楼大厦一座一座相继建成，占地几十平方公里的新市区平地而起。市区有市民会馆、综合运动场、电影院、公园，还有绿地，福利设施一也陆续建成，长春很快变成一座功能齐全的大都市了。
学校的后边和大同公园连接，有一个露天音乐堂，在那里一到晚上时常有文艺活动。日本人的乐团在那里演奏交响乐，颇有人气的日本女艺人山口淑子(李香兰)也在那里演出独唱、当然，我们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她是一个日本人、她和我年龄差不多、身材不高，长得很漂亮。嗓音甜美，非常动，听，特别是有一首叫《满洲姑娘》的歌曲很受欢迎，在中学生中间没有不会唱的.在中国人当中也有很多歌迷。她也演过电影，都是宣传日本国策的内容，因为不要门票，所以我们经常在那听她唱歌。
在中学里学生都喜欢流行歌曲，每一部新电影放映后其中的插曲一立刻被学生们学会并传唱。我最喜欢周凝演唱的《天涯歌女》和《何日君再来》。还有抒情歌曲《我走过漫漫的天涯路》和《叫我如何不想他》等。
生活当中日本的东西渐渐多了起来，它们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也慢慢浸透进来。到了夏天，在东公园有夜晚的纳凉会，在儿玉公园有焰火大会，在常盘町有夜市。它们的内容百分之百都是日本式的，但是中国人也聚集到那些地方参加活动。学校还组织我们去看日本国技大相扑，看在满洲巡回演出的相扑力士双叶山和男女川两位横纲的对战。在饮食方面，吃天麸罗、盖浇饭、寿司也都习惯了，总之是在各个领域里都渗透了日本文化。
日本的经济渗透也在急速的扩张，日本银行的纸币可以流通，三井、三菱会社的牌子到处可见，遍地的建设工地上飘着大林组等日本土建公司的旗子。连妓院也不甘落后挤了进来，在街上常常看到穿着鲜艳的和服、梳着高髻、拖着木屐、项颈涂得像石灰墙一样白的女人。
日本人在其他方面也没闲着。他们在本溪等地大量开采煤矿和铁矿，在大小兴安岭肆意砍伐木材，在农村强制农民“出荷”(就是上交粮食)。更有甚者，把日本北方青森县、长野县等贫困地区的农民成批成批的移民到北大荒，名之为“开拓团”。不用说，同时也把原来在那里耕种的中国农民强行赶走，把土地让给他们。但是这批日本农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八一五前苏联军进攻时，这批日本人四散逃亡，受尽苦难，有很多人将小孩遗留在中国，托付给中国农民抚养。他们就是后来所谓的“残留孤儿”。虽然后来大部分孤儿也回到了日本，但是等待他们的也是并不可喜的命运。
我在12年殖民地教育中得到的也并不都是负面的，从那里我知道了文明社会的礼节和习惯，例如，上公共汽车要排队，遇到老年人让座，也学到了日本人对工作认真和敬业的态度，还有遵守纪律的品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的社会道德观也是在那个阶段养成的。同时在这里我不能不说的是，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经历，我对民族和祖国的热爱之情就不可能有深刻的自觉。殖民地统治者的目的是通过教育培养日本的顺民，也出了一些“成绩”，像李登辉就说自己“我24岁以前是日本人”。但是像他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如果有的话，在历史上肯定是民族的败类。
东北经过数年的被占领，由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铁路突破了1万公里，钢铁、电力的产量也在中国高居榜首。但是世界上同样的事情由于相互关系的不同，它们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喂养家畜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将来杀了吃它的肉；饲养大熊猫是为了挽救它的灭绝；在动物园饲养猛兽是为了让人观赏。又比如说，男女关系中既有恩爱夫妻或者相恋情人，但也有色情交易，甚至于还有性奴隶。
日本和“满洲国”的关系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现在中日之间对中日战争的历史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比如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是多少、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是广义还是狭义等等。战争结束已经62年，活着的证人已所剩无几。即使还有活着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也不能保证他们都会说真话。不少政治家、厉史学家和媒体从过去的文件中寻觅对自己有利的片断，作为自已主张的论据。历史书是人写的，因此可以按照书写者的立场和意图来写，但是事实只有一个。中日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战争的性质是不言自明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两国人民对这一点有共同认识的话，就不必过分拘泥于一些历史细节，都能正确对待那一段历史。
驼铃回荡的张家口
日本人为了瓦解中国人的斗争张贴的宣传画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就占领了华北全境，在华北、北平制造了以王克敏为傀儡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以前的察哈省和绥远省制造了“蒙疆自治政府”两个傀儡政权。一直以来，日本就把满、蒙视为特别战略地带，所以把这一地区从中国分割出去，使其独立完全合乎日本的国家利益。
蒙疆自治政府把“首府”定在张家口。张家口自古以来就是从中原进人内、外蒙古的主要咽喉通道，长城就在市外的山上蜿蜒。在两座山脚之间，有一道叫大境门的关隘，城门上方刻有“还我河山”4个大字，据说是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手迹，但是当时日本人已经用石灰把字迹掩盖起来了。
张家口的城市并不大。是可以听到驼铃回荡的衰败破旧的小城。在城市的中心区都是对蒙贸易的货栈，经营皮毛、茶叶、蘑菇、布匹等货物。政府的税收主要靠当地的特产鸦片来支持。那个时期鸦片的栽种和吸食都是自由的，通过向世界各地偷运可以赚到大量的金钱。
在当地知识分子中会日语的人很少，所以从“满洲国”派来的官吏担任政府要职，成为日本人统治的帮凶。
二姐住处的周围都是东北过来的一帮人，在当地人的眼里就是汉奸。他们几乎都对日本抱有效忠的想法，但是又有着比较复杂的心理，一方面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也知道有被国民党和八路军袭击的危险，但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既然已经跟定了日本人，就不能洗手不干、抽身而去，所以希望日本就这样继续占领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出于一种最基本的民族感情，虽然恐恐惧中国胜利会对自
已不利，但有时候也希望中国能够胜利。二姐夫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下挣扎着的一个人，他拒绝到地方上去出任县长，才能在解放后没有被镇压。
他们在张家口的生活是非常富足和奢侈的有的当了厅长，有的当了县长，每天锦衣玉食，花天酒地，打麻将，吸鸦片，嫖妓院，有的还给妓女赎身娶回家。过着靡烂的生活。日本战败后这些人立刻挥舞着小红旗投奔了共产党政权，真是可悲而又可怜的一批中国人。这也是中国多次被外来民族征服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吧。我的一个亲戚原在蒙疆新闻社给日本人工作，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后就跟随八路军撤走后来天津解放后当了天津日报的大干部。
因为还没有考大学的机会，三月份经二姐夫介绍我在蒙疆银行总行的庶务科当了雇员工作和在伪满“交通部”时期一样，是担任文书的收发。银行的领导都是日本人，除了窗口的业务员之外内勤职员也大多是日本人那段日子工作非常单调，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业余生活却也被卷人到他们的圈子里，丰富多彩。可是我想自己只有18岁，要是这样作为一个职员度过一生，自己的人生太没有意义了。家里的意见是，为了将来的发展，我必须要有学历，所以就决定再考大学了。
但是即使想上学，考名牌大学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普通的大学，华北中学是六年制，东北的中学是四年制，我考取的希望也几乎为零。恰好姐夫的弟弟在北京国立新民学院工作，靠他的关系我进了这所学校。
学生的生活管理完全由日本预备役军人负责，学生部长是一个预备役陆军大佐，姓横泽，教官有松并大尉、牧野中尉以下五六个人。从清晨起床、早操到晚上九点半点名就寝，包括午后有一小时的军训，全部由教官的日语号令来指挥。军事训练除行进和分列之外，还有马术、射击等项目。早餐以前一定有30分钟的静坐，横泽大佐醉心于“禅”，就想用静坐来“清洁”学生的心灵。但是学生们盘腿坐在厚厚的布垫上，只是闭上眼睛，脑子里却想着:今天早饭的菜是什么，这个礼拜天到哪儿去玩，她今天在干什么……一听到“完毕”的铃声以后，就一头冲向食堂去喝大酱汤。学生的伙食是八人一桌，六菜一汤，都是细粮，即使后来被占领区粮食困难时期也没有吃过粗粮。那时中国老百姓已经开始吃混合面了，因为我们是日本人豢养的宠物而已。其实学生们吃的用的都是日本人从中国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可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层，现在想起来真感到愧疚。
初次东渡和战犯板垣征四郎合影
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由日本内阁兴亚院企划，我们接到赴日本研修参观两个月的命令。日本人的目的是给我们洗脑，使我们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而我们的想法是能到日本去就可以游玩一番，所以大家听后都非常高兴。一些事情统治者与老百姓的想法常常是南辕北辙，官府以为老百姓很拥护，其实他们不知老百姓是怎样想的，因此矛盾频发。
这次旅程首先乘火车经东北渡过鸭绿江，再纵贯朝鲜半岛，然后坐轮船渡过对马海峡，进人日本本土，经山阳线到达首都东京位于御茶水的宿舍。我们在那里听了兴亚院的官员所作的关于时局的报告，接着每天聆听有关日中亲善的必要性的说明、大东亚共荣圈未来的构想、我们的光荣任务等内容的讲课。在同学当中认真听课的有多少人呢？恐怕多数人都是想着行程后半段参观的事情。我现在想，不管什么事情，假如没有自发的需求，不管如何强制灌输，只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而已。但是这个道理现在的政治家和领导层恐怕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人们短时间会服从领导层的意愿，但这种意愿终究会被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洪流所淹没，历史就是这样启示人们的。在东京，我们受到几位“伟人”的接见，他们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在东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在二重桥(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前向皇居遥拜。在宫城的前面，现场的日本国民自发的毕恭毕敬地向皇居遥拜的场面很使我惊诧。我想要是没有这样团结一心的国民，这个国家是不会强盛的。中国自进人民国时代以来二十几年间，内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所以被外国欺凌也是自作自受。
十九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国力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团结一心成为强国，中国却由于朝廷的无能和军阀的私利私欲，沦为半殖民地，我在日本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
作为研修内容的一环，我们参观了东京朝日新闻社、大阪的钟纺纺织工厂、川崎的机械工厂。听到了有关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模式的介绍以后，我虽然不太明白，但是对它们规模的宏大和发展的速度深感震惊。
日方的接待非常周到。他们在目黑的雅叙园举办欢迎宴会款待我们，还让我们观看了宝琢少女歌舞团的演出。我们对宴会厅的豪华和舞蹈团大舞台的壮丽深感意外。日本政府本想用高规格的待遇培育我们成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协力者，但是出乎他们意料，后来在这些学生当中，出现了很多背叛者，这一定使他们非常失望吧。这样想，我也感到有些对不起他们。有负盛意了。
这次旅行使我和日本的普通国民一也有了接触的机会。一次我到理发店去理发的时候，偶然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不经意的交谈中她大概发现我不是日本人，就问我是哪里来的客人。我告诉她我是中国人，她就说:“中国好大啊。我很喜欢吃中国菜。我很想去中国看一看。”她也谈到了自己的事清。她是日本北陆农村的农民，兄嫂都参加了“开拓团”，到北满去了。她还给我吃了晒干的柿饼，非常友善，一点也没有蔑视中国人的那种态度。在这数十年来，我所接触交往的普通日本人，都是比较友好、愿意和中国交朋友的人。但是我对战前的日本政府和战后的右翼政治家没有好感，我想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都会这样想的。中日关系的未来到底取决于两国民大众呢，还是抱有民族主义偏见的政治家呢?
学生对行程最后的游览安排最感兴趣。我们参观了东京、千叶、大板、京都、奈良、名古屋、下关等都市，观赏了浅草雷门、银座、上野动物园、大阪城、道顿掘、京都御所、五重塔、金阁寺、名古屋城等名胜古迹。在旅行当中，我们在某一个旅馆，有一个学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日本有男女混浴的风俗，就跑到女浴室里去了，结果被女客人给撵了出来我们听了大笑不止。
在日本本土的旅行结束以后，在回国的途中，我们还访问了京城(即今天韩国的首尔)，借助佐藤副院长的人脉，我们拜访了朝鲜总督府，当时的总督是后来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刑绞死的板垣征四郎大将。我们听了他的训话之后，还与他合影留念。我站的第一排正好在板垣的后面，他身材不高，圆脸，留着日本式的小胡须。那个时候我什么也没有想，假如能够预想到他日后的命运，一定会大吃一惊吧。
密谋离家出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我记得那一天北平的早晨正下着大雪，我们在广播中听到这一则新闻后，都感到很突然。虽然我早就意识到美日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但是不料想日本竟会迈出如此冒险的一步。
我家从我读初中时就订有报纸，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所以我养成了每天必读报纸的习惯，尤其爱读时事与国际形势方面的东西，所以对现状稍有分析的能力。日本偷袭珍珠港，我认为日本的前景很不妙了。
那天上课，一位叫日野的日本教授对此事进行了评论。当然他表示拥护日本政府的决策，确信日本必胜，英美必然被赶出亚洲。后来他突然说了一句:“方政，你一定感到失望吧?”我听后大吃一惊。我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因为我在公开场合从未表示过反日的言论。
经过开始阶段日本的大胜，到了1942年的后半年，形势的发展起了变化，日本已被败色笼罩。我确信日本的惨败为时不会太久了，所以在这时我才产生投奔后方的念头，弃暗投明。如果看到日本必胜，我会不会甘心情愿地做一个顺民甚至汉奸呢？恐怕也有可能。所以从这一点深思，也是有投机因素在内。我并不是一个政治信仰坚定的人，解放后接受改造的表现也一证明了这一点。
想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秋瑾、徐锡麟那一批革命党人，他们是真正的献身真理的革命者。还有参加秋收暴动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那些共产党人，他们也是为了信仰不顾自己性命的可钦佩的人。到1947年以后，看到国民党已经日薄西山、濒临溃败的时候而投身革命的人，也应该自我挖掘一下灵魂深处、看看有没有投机的成分吧。
四年级的秋天，在同班同学之间，悄悄地流传着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很多学生从被占领区逃出投奔抗战区的传闻，我则从要好的同学那里听到国民政府的地下工作者也在北京有活动的小道消息。
听到这些消息之后，大家都非常兴奋，感到我们也不能落后，热血沸腾起来。但是当时恐怕没有一个人有上战场牺牲的思想准备只是想到后方抗战是应该的，是责无旁贷的。至于去做什么，谁没想那么多。
到了晚上，我们五六个人便聚集在学院的运动场或者空着的教室里秘密碰头商量投奔大后方的事情。其中有后来一同行动的张兴群和随后出发的崔晔，以及没有行动的宁志良和陆青山。
是去延安还是去重庆，大家进行了讨论。我们都认为重庆的国民政府是正统性的主流，所以都主张去重庆。我也因为不喜欢共产党和苏联的原因，所以也同意他们的主张。我们迅速和重庆来的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站在通往延安或者重庆的十字路口，我自己选择了走向地狱的道路。
阳历年前，张兴群和西安的第一战区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一个姓李的地下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他同意接受并负责护送我们经秘密交通线到达西安。我决定参加抗战的想法，事先根本没有和家族中的任何人透露和商量过，决定出发之后也没有打算让家里知道我的计划。趁着元旦休息，我到天津去看了看父亲，但是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如果向他透露的话，他肯定要坚决反对。父亲虽然不是媚日分子，但是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冒这种风险的，父母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
那时我虽然在新民学院也读了很多日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感到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可是我从懂得事理开始就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并切身体会到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因此非常痛恨所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对俄国侵占我黑龙江江北大片土地、杀戮我同胞有很大反感。我把中共看成是苏联的别动队(事实也确是如此，当时的中共是受苏共指挥的)所以选择了西安而不是延安。如果选择了延安，那么我的人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吧?也许没准儿在历次整风运动中被整肃掉了，当然也许可能是一个离休干部呢。但是人生没有如果，有如果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在春节前的一个礼拜，我给天津的父亲和张家口的姐姐各留下一封信，就离开了北京的学校。我的出走给家里带来很大的冲击，尤其是父亲。他以为我只是因为对他的不满而离开的，所以很愧疚。我的出走也给新民学院造成很大的冲击，一所汉奸养成所竟然出现叛逃学生，确实让他们很恼火。我人学是经过在学校工作的二姐夫的弟弟的关系才进去的，当然恐怕要连累于他。后来听说父亲到学校
去要人，说我的出走学校应该负责，倒打一耙，才把此事掩饰下去了。
我们秘密商量时有6个人，最后付诸行动的只有我和张兴群两个人，其他的人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走。但是他们中间的另一位在3个月以后也来到了西安。
2015年10月27日 上此文。 此文为“未完待续”敬请各位尊敬的读者注意。方军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0-30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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