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阿明等：自由主义是民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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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

   汤姆士·爱索尔（ThomasEdsall）——一位长期报导华顿事务的《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在1984年对这一切背后的阶级力量做了先见之明的评述：

　　“在1970年代期间，商人们凝聚力量，像一个阶级一样行动。他们为在立法舞台上联合一致的行动而抑制自己竞争的冲动。不是像个人公司那样寻求特殊好处……在商人政治中占中心位置的是另外一些共同利益，诸如打击保护消费者和劳工法改革的法令、制订于自已有利的税收政策、掌握管制和反托拉斯的立法。”

    新自由主义国家从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尽管它总是试图掩盖这一事实。新自由主义国家喜欢精英政府，倾向于让行政命令和司法决定来管理政府（譬如最高法否决医保法案），而抛弃先前的民主和通过议会来制订决策等主要途径（最高法院法官是任命的、且没有任期限制）。维系代议民主的一切因素都丧失了，或者像在美国一样，既使不是全部丧失，也被金钱合法地腐蚀了。（美国前总统卡特:美民主已死是少数人的寡头政治!）强大的机构建立起来了，像中央银行（如美国的联邦储备局）以及国内的半政府性质的机构、国际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机构都完全不受民主的监督，不接受审核，不必对谁负责，也不受别人管制。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大众民主就是“暴徒统治”，而这一定会产生对资本积累的各种阻碍，这在1970年代严重威胁了上层阶级的权力。更可取的政府形式是那种“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因为在那里，国家和主要的经济集团可以密切合作，为促进资本积累而协调好各自的行动。然而，这样的结果是，由被管制者来制订管制规则，同时“公共”决策的制订变得更为不透明。

   从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转向解决了资本积累委顿的问题呢？它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根本就微不足道。19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在3.5%左右，既使在困难的19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几乎接近了1%），这些结果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发展方面大为失败。 那么，人们为什么相信新自由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并已经取得了成功呢？原因有二：第一，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动荡性日益增强，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投机性地发展。比如，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属于日本，亚洲“小龙们”和西德，1990年代属于美国和英国，那么，事实上这恰恰说明，正是新自由主义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败不为人所见。第二，从上层阶级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为统治精英们重建了阶级力量（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见第二节，）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比如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等国家）。虽然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以加大不平等为代价， 但通过上等阶级集团掌握的媒体，他们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并宣传说某些地区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它们竞争力不够（因而需要“更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他们还宣称，一定区域内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鼓励创业和创新是必要的，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发展，如果底层的生活状况恶化，也只是因为他们由于个人和文化的局限而没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而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就要努力学习呀，获得“新教工作伦理”呀，接受工作训练呀等等）。一句话，出了什么问题都是要么因为缺少竞争力，要么怪你个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不成功。此外，他们接着声称，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确实只有适者才生存下来。就这样，体制性的问题被掩盖在狂轰烂炸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同时也掩盖在大量的地方化的危机中。

（李扬、张晓晶《失衡与再平衡》：不应被忘记的平行货币体系

实体经济方面，经互会的解体向全球市场释放了数以亿计廉价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加之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使得全球劳动力市场及资本与劳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烈变化。在此基础上，全球的分工格局得以大规模重塑，并逐渐演化成如今严重失衡的全球经济格局。

货币金融方面，卢布区分崩离析其成员投到美元体系，为马克、英镑、日元夹击下的美元注入了强心剂。同时包括中、印等程度不同的“美元化”，若无这些国家以美元为“锚”，“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可能就无从谈起。

雷思海的博客：

人民币国际化，和此前的欧元国际化一样，意味着美国从外面借钱的资金成本提升，有资格的借款人多了，利息自然要上去。

     美国所独享的“暗物质”，也可能会因此减少，并消失。美国所失，即其他国家所得，这意味着一个财富分配更加公平的世界的到来。

      作为美国人，自然会不喜欢这样的未来，不过，美国之外的国家，应该都更愿意有这样的未来，就像世界欢迎欧元一样，世界也会欢迎人民币给自己多一种选择，提供更好、更安全的收益。）

　　如果新自由主义是通过再分配而不是生产取得了那些主要成就，那么，就必须找出财富和收入再分配以及财产转移的机制，不管是从大众手里转到上等阶层手里还是从落后的国家转入更富裕的国家。我曾以“剥夺性积累”为题在其它地方分析过那些机制。 我用“剥夺性积累”来表示资本积累行为的延续和扩张，而马克思曾将这些看作是资本主义发轫期的“最初”或“原始”的行为。那些机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发生的那样）；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共的，集体的，国有的等等）转变为排他性的私人财产权；对公共权力的压制；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对其它生产和消费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压制；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和税收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中）；高利贷和国债；还有更具破坏性的利用信贷系统作为原始积累的基本手段；此外，国家利用法律手段及其垄断的暴力，在支持和促进上述一切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在这一系列机制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许多另外的“技术”，比如从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中提取租金，同时却减少或者抹杀各种形式的、通过一代甚至几代社会民主的阶级斗争才获得的公共财产权（如国家养老金，带薪假期，教育和医疗等）。比如，建议私有化全部的国家养老金股份（最先在智利由独裁统治推行），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所怀抱的主要目标之一。

阿明《多级世界与第五国际》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极端反动形式，美国则是新帝国主义的先锋。

最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可谓不折不扣地制造全球性的种族隔离。

今天，摆在三大洲人民面前的世界体系在很多方面和“二战”后的殖民体系相类似，其特点是：否认亚非拉各国的主权，向各国强制输出有利于帝国主义中心垄断的经济制度预计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

民众的斗争动员和斗争成果可能会使南方多家有关当局的现行政策发生转变，甚至会促使当局发生积极的质变，这一点已初露端倪，世贸组织内20国集团和99国集团的建立就是证明。

新中国以毛泽东主义为指导，一心一意进行国家建设，保留了对人民币和资本流动的控制权，拒不动摇土地集体所有制，因此比其他国家更有条件作出上述选择并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全球各地，沦为资本主义扩张牺牲品的都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要抓住这一崭新的历史机遇来发动民众。我们经常忘记农民仍然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且无论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没有能力解决农民问题。

我们不能无视美国权势集团的立场，即为了跨国公司的眼前利益和维护以浪费为特征的美国生活方式而牺牲地球的未来。彻底的环境保护论者则和社会主义者持相同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予以无情抨击。

    我们把有关的基本原则阐述为两点：第一点，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即：没有民主实践就不会推动社会进步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第二点，民主进步如果不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也不可能实现。两点互为补充。

子政：习主席威斯敏斯特演讲是自由民主人权的胜利

    然而，习主席并非为清算历史旧账而来。他说“中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这种话属于强国语言，当年李鸿章访问英国时是说不出来的，即使在蒋介石与美英首脑并列为开罗会议三巨头时也仍然说不出来。殖民地无外交，弱国也无外交，根据国家利益自主选择与其他国家发展何种关系，这是强国专有的自由。 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强国，国家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人民享受着充分的自由。这种曾为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所梦寐以求的自由，完全是中国自己所争取和创造的。

这个大转换完成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大都忘记了这三个政治哲学词汇的本意。经过西方学界和政界的重新解释，自由不再代表被压迫人民的政治和经济解放，而单指当年美英起草的“大西洋宪章”中那个起源于18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四大自由”。民主也不再代表人民主权、大众政治，而单指一人一票这个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教会的选举形式。而至于人权，更是不再代表普通劳动者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基本权利，而单指各国反对派人士挑战政府、分享权力的政治要求。

于是人们看到一种不可理喻的怪现象：一国政府经过巨大努力使半数国民摆脱了贫困，使另外半数国民享受到了巨大的经济自由，这些似乎都不算是人权进步。而寥寥几个亲西方异议人士的煽动性言论被封杀、颠覆性活动被制裁，立刻成了巨大的人权事件，引动西方各国政要的群起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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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团——阶级——党团
     阿明《多级世界与第五国际》
     与自由主义相反，我们强调的是组织即“结构”。我们认为，社会从来都不是个体的集合，任何类型的社会都是通过组织来架构的。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取消了不平等的“结构”，但是不会把它简化为理论上平等的个人的叠加，因为要实现真正的平等，恰当的组织方式即“结构”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设想的“结构”是：在该“结构”中，个人的真实性受到认可，个人被鼓励彰显人格，从而成为公民，即成为有组织的政治社会如城市、共和国等的积极成员。

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
洛欲拉（罗耀拉），则耶稣会之倡始者。旧教得中兴以保存其势力者，实此会之功。无此会则教皇地位决不能维持迄现在也。
耶稣会之布勒一切以军法，与别种修道院不同，其冒险忍苦之精神甚著，其首领似专制君主，其下各有部，部各有长，阶级极严，以相统率。故普通僧人，须宣誓三：曰受苦，曰贞节，曰慈悲，而耶稣会则加一条曰服从教皇。
耶稣会无国界，故各国政府多反对之，有驱之，有虐待之者。时欧洲人民多信新教，君主多信旧教。会中意尤在收君主之心，谓故先伸君权以抑民，然后再伸教权以抑君，而天下大权盖归教中掌握矣。
耶稣会成功，尤在南美与亚洲。南美且以宗教故，自立一国。教皇既有耶稣会，倾其全力以保护之。当路德之反抗旧教也，新教诸侯主张开大会以决之（定1522年开，时战，延至1545年），时新教势力已大盛，故不肯出席，列会二百五十人，皆旧教者也。大多数为伊德二国人，中复以战争停滞十八年，其会议结果，则维持教皇而改革教义。
   
共济会_好搜百科
    从共济会诞生之初（意为"自由石匠"，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根据其公式文献《共济会宪章》，共济会标志，传说1701年写成，出版于1723年)，质疑和反对之声便不绝于耳，最著名的便是天主教会与共济会的世纪战争，罗马教皇高举反共济会的旗帜两百多年，直到今天。最初的阴谋质疑来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共济会被怀疑支持了推翻君主制的运动。到了19世纪中期，摩根事件(Morgan affair)引发了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Anti-Masonry)。 最早将共济会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初俄国出版的《锡安长老会纪要》。

高鹏程：共济会核心组织2：双鹰争冠 （苏格兰礼和约克礼两大礼制组织）
王国章《共济会》
第五章　在分裂与融合中统治全世界
——“大王”与“小王”的明争暗斗
1．欧洲“大王”势力的政治分化
2．在“小王”扶持下的隐蔽傀儡
3．从共济会的内斗看金融危机
4．共济会财阀如何控制世界
5．共济会在全球的分裂与分布
6．在共济会影子中生灭的光明会
7．一战后大小王的实力对比与博弈
8．美国和英国在全球的文化对垒
9．冷战后英美关系的变化过程

汪晖对话施密特：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
施密特：人们对西式民主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无需流血就能实现政府更替。这是个很大的优势不假，但这改变不了民主是西方产物的事实。它在古希腊的雅典运作了不到200年，在古罗马从未真正运作过，然后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运作过，直到美国独立为止。英国算是个先驱，但他们贩卖奴隶。甚至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也是蓄奴的，只有雅典公民才有投票权。有一个雅典公民，就有三个没有投票权的居民，其中一个就是奴隶。美国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还公开搞奴隶制呢，美国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奴隶制的存废。到了本世纪中叶，你瞧着吧，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及其子女将构成美国选民的一半。到时候不论谁是总统，都得顺着那些选民的心意。美国会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另外一副样子。中国也会变。是不是会变成民主国家，还有待观察。我觉得是不会。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
制度主要体现为历史的结果而非原因。由于地理等复杂原因，中华文明演化为世上轻精神重物质（致中和）的“理性”文明，亦由此催生了一种极精致的制度文明。中华体制创造了奇迹：1/3世界人口，尽管生活空间辽阔，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差异极大，却存异求同，在统一的政府管理下，在基本相同的制度下，生活了两千多年。若我们信仰全球统一的政府是人类的必然命运，中华体制应能对世界政府产生重大的启示。
与西方社会不同，有阶级背景的“个人”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自古至今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都是“家庭”。在中国，家庭不仅是人类在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而且是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与西方泾渭分明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不同，中国政府的管理呈现出由“条条”和“块块”构成的网络，以传统和现代的“乡绅”为纽带，在基层与社区和单位组成的社会网格交织，构成一个“立体网络”。
与依照“多数决定”原则的“选举”不同，不分阶级的中国始终采用“绩优选拔”制。逢选必考，无攻不拔，故“行政主导”的体制能延续至今。与“分权制衡”不同，现代中国分工不分权，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错误（例如双行政体系），一如传统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盛行规模很小的家庭企业，所以政府设立少量大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联手从事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海外与西方大型企业竞争能源和原料。

笑思《家哲学》
人类的物质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物种的延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由人母为核心的人的再生产，是圣父为核心的物的再生产的目的。马克思为西方的启蒙运动指出了人类精神生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特别相关于成年男性和上帝的解释者。人类精神的另一部分、更有决定作用的解释者，还有待东方文明涉及妇孺老幼及其人家的独特实践和深刻洞见来予以补充和纠正。
这或许间接表明，随着东亚在物质力量方面的崛起，由真家价值代替宗教伪家价值，由基于家的泛近距离文化来和平地操控人类前进的方向，而非由基于战国的泛中距离武化来暴力地决定世界格局的时代，已经不太遥远而曙光在望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