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晚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白雪山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白雪山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落马的首位省部级干部。很快,白雪山在主政吴忠期间,曾被当地网友称作“白乱拆”的往事也被扒了出来。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尚不能确定白雪山的落马与其在吴忠乱拆的作为有关。但“白乱拆”的绰号无疑代表了吴忠人民对他的否定性评价。近年来,在当地有着这样那样绰号的“落马官员”不在少数。比如曾任南京市长的季建业就被称为“季挖挖”、“推土机市长”和“砍树市长”;曾任福建省副省长的徐刚在泉州主政时也被冠以“三不”的头衔:不讲政治、不守纪律、不讲规矩;曾任吉林省副省长的谷春立在主政沈阳铁西、鞍山时因经常暴力强拆被称为“谷扒”和“谷大扒”;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因主政普洱时大拆大建、学日本语气说话而被当地老百姓戏称为“拆迁大佐”,因插手矿场资源开发被冠以“沈矿主”的名号;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因不懂常识、疯狂乱建被讽刺为“规划之神”,等等。这些绰号虽然戏谑,但从一些已经披露的案情来看,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这些“刻画”,颇为传神地概括了此人的所作所为,而这些所作所为的背后几乎都有腐败的身影。
外号为“六百帝”的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
贪官绰号的背后是权力的任性。权力有边界。主政一方的官员,应切实用好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当好人民的公仆。但当权力不受约束时,就表现出蛮横和任性的一面,必然导致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细数这些贪官的行径,无一不是或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或跨越权力的边界,染指并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决策,最后导致官怒人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万庆良在广东官场素以喜欢大拆大建而“闻名”。在其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期间,被诟病的项目包括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其主政揭阳时,还曾主持投资30亿元开展两河四岸景观等建设,河道两侧绿化带就宽500米。季建业则喜欢搞大项目的强势推进,往往在没有任何规划的情况下,现场办公拍板,事后再按他的方案补手续。一些强拆项目,他甚至提出:“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都能用”。在他任市长期间,南京成了大工地。因此,“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防止官员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曾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扎紧制度篱笆,警惕权力任性和越界,任重而道远。
贪官绰号的背后是腐败的身影。绰号一般代表了贪官的行事风格,我们往往能从中找到贪腐官员“东窗事发”的蛛丝马迹。腐败官员的绰号并非案发后才有,而是案发前就广为流传。甚至有专家称:“官员的绰号往往是腐败的信号。”诚然,强拆、胡乱规划等拍脑袋决策固然有唯GDP论政绩观因素在作怪,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几乎都是腐败在作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可能会被引入利益的泥潭;在利益的驱动下,更加剧了权力的任性。在这种利益与权力交织又相互助推的背景下,官商勾结就在所难免,腐败就愈发严重。比如,工程建设方面的腐败在季建业受贿案中占了很大比例,在季建业从苏州、到昆山、再到扬州,最后到南京任职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所体现,“季挖挖”的头衔绝非浪得虚名。沈培平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矿场公司兼并其它公司、开发矿产资源项目、处置矿区群体性事件等事宜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贿赂,“沈矿主”的名号也实至名归。审视这些落马官员的案情,都能够发现其绰号与腐败并非胡说八道,实则一针见血。这在客观上也给查案者提供了便利,从这些绰号里获得有用的信息,及早地处理涉事贪腐官员,力求将国家和人民的损失降到最低。
贪官绰号的背后是民心的向背。“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是各项方针政策的承受者,政策好与坏,人民群众最为关注,也最有发言权。为官为政者的每一项决策部署,都看在人民群众的眼中,没有监督的死角。百姓看人识面不会走眼,能够广为流传的贪官绰号,一定是凝聚了民心,顺应了民意,代表着人民群众对贪官的愤恨和控诉,是人民群众对为官者施政效果的最好评判。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依靠群众路线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也是一部人民书写的波澜壮阔的建设和改革史。“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已是被数千年历史证明了的颠簸不破的真理。乱作为的当政者切莫在错位的权力观和价值观中迷失,否则等待自己的除了党纪国法的制裁之外,还有被人民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名声”。(本文原题为《贪官绰号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