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教授朋友圈为当前中国经济症状吵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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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教授朋友圈为当前中国经济症状吵起来了-王建、黄益平
http://www.guancha.cn/Wangjian/2015_11_28_342900.shtml

【近日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的文章《中国经济形势之迷思》，与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教授的一篇长文《金融改革与经济转型（上下），在北大国发院教授、春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平的学友圈引发长久的争议。

两位学者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有所不同。王建认为当前中国GDP增加值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大幅提高，并不是结构转型的可喜结果，而是工业萎缩造成的挤出效应。如果对中国的发展阶段误判，认为中国在还有8.7亿庞大低收入农村人口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就应该比照国际经验转入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降速阶段，就是严重脱离了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而且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取向：比如鼓励金融创新与开放，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会严重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前景，阻碍出现本应有的新高速增长期，迟滞中国最终完成工业化的步伐，还会在新一轮国际金融风暴中遭受挫折。

黄益平的观点是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不下去了，原来我们主要是出口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未来消费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黄益平还认为以往支持中国奇迹的两大支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重工业，现在也不行了，产业结构必须转型，要寻找新的增长点，那就是创新、创业。此外金融家出身的黄益平，认为当前金融抑制非常严重，要大力改革，促进金融创新。

经济学家、理论物理学家陈平教授，曾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里戈金，是国内难得的跨界经济学家

陈平教授即将针对上述两位学者的文章做出长篇评论，观察者网转载两位学者文章为读者做一番铺垫。王建原载于中宏网微信“宏观之窗”，文章标题有改动。黄益平文章转载自微信号：君联资本CEO CLUB，文章为黄益平在君联资本的一次会议的发言稿整理，未经黄益平本人审阅。】

王建：服务业占比GDP比重快速上升是好还是坏？

三季度数据出来后，对中国经济运行走势的看法不是趋向于统一，而是分歧越加大了，而与以前不同的是，分歧点已不再是经济是否还会下行，因为这已是客观趋势，而在于伴随经济下行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究竟是消极还是积极信号。由于这些看法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宏观政策取向，所以有必要讨论。

从数据趋势看，至明年上半年的下行趋势会加重

首先谈一下我对未来经济走势的看法。

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在2008世界经济危机后再度“破7”，在世界没有爆发新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自2011年以来的持续下行，说明导致这种下行的原因在内不在外，而从增长率不断下探的趋势看，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没有减缓反而在增加。

我在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文章中曾指出，大约20年来平均，投资和出口增速在20%以上、消费在15%以上，可保10%左右的经济增速，近三年来投资18%、消费14%、出口7%保的是7.5%的增速，但是从今年前三季投资的先行指数看，施工项目总投资增速在5%以下，新上项目总投资增速在3%以下，按往年的滞后期推算，到明年一季度，至多二季度，投资增速就会降到5%以下，实际上，9月当月的投资增速已经掉到7%以下了。

从出口看，前三季已经进入了1.8%的负增长，目前世界经济没有复苏的趋势，反而显示出新危机的征兆，从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看，10月末已经从8月初1220点的高峰，再次跌回6月中旬的730点以下，说明后续的世界贸易是萎缩趋势，所以出口的负增长很可能将在明年持续。

目前只有消费增长率还比较高，但入秋以来在消费方面出现的新影响因素，是刚刚出现的“卖粮难”，稻谷、小麦尤其是玉米的收购价同比大幅下跌了20~30%。自古谷贱伤农，近年来消费的较高增速，是建立在农村消费快于城市消费基础上的，这得益于农民打工收入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持续较高增长，但新一轮农产品卖难将会中断农村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城市经济状况也不利于农民打工收入继续上升，因此维持在高位的消费增长率也将开始下行趋势。

所以，明年上半年投资会降到5%以下，出口继续为负，消费增速也应从目前的10%以上很快下滑到8~7%一线，如此，按现价计算的总需求增速不会高于7%，按以往经济增速与三大需求增速的关系看，说明年上半年经济将有更大深跌不是毫无依据。

以上是从需求端考察增长趋势，还可以从供给端考察。今年前三季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是16.9%，这个数据大体能代表新增产能的增长，相对于前几年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产能的释放已经变得缓和很多，这有利于缓解生产过剩压力，但是相对于10%的现实投资需求增速和3%的未来投资需求增速，显然仍是太高了，而且说明直到目前，产能释放高峰仍没有完全过去。

更重要的是，不仅新增产能仍在增加，而且投资和出口这一向以来增长最快的两大需求，其回落速度比产能增长率的回落速度要快得多，这样就使现行生产活动受到的向下压力不断增长，以至于今年以来按现价计算的工业环比增速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

今年前9个月，工业现价环比负增长已经有1、2和7、8、9这5个月了，如果说一季度环比四季度的负增长是季节性规律，但三季度环比二季度的负增长就绝对不是，而且，连续出现三个月的环比负增长，就已经可以被认为是构成了未来的趋势。

不仅如此，因为9月当月的PPI下落幅度超过了当月工业实际增长率，所以9月同比的工业现价产出，也在今年首次出现了负值。由于工业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部门，工业的增长趋势，迟早也会引导整体经济向负增长过渡。

还有8.7亿庞大低收入农村人口的时候，就说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步入服务业主导的降速阶段，那是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图为中国远大公司的建筑部品，造房子如搭积木

对经济下行的不同认识

近几年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态势，是朝向一场生产过剩危机，然而不同的观点则认为，这种下行态势是因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转化期，所以我用“迷思”这样的话作标题，是因为各有各的道理，那就要看一看谁讲的道理才是现实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的逻辑，经得起后续实践的检验。

迷思之一是对当前就业与经济下行关系的认识。有人说如果认为经济下行是朝向危机，那为什么没有伴随持续下行而出现大量失业？

我的看法是，就业相对于其他经济指标变化，有很大的滞后期，理由是维持企业生产的最基本费用开支是原材料、燃动力和工资以及基本的管理费用，在此之上才有折旧、税收、利息和企业利润。

当企业面临市场销售困难的时候，利润、利息、税收会首先受到压缩，到最后连折旧都可以不提取，而这些都是构成增加值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9月份现价工业增加值已进入负区域，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已是-1.9%，增值税是-3.5%，企业所得税是-4.4%，工业企业还能保持运转的原因。但是，如果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也没钱购买原材料和付电费，工厂就必须关门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中国经济投入产出表》，在目前的工业总产出中，工业增加值占了20%，在这20个百分点中，工资大约10个百分点，企业盈利占5个百分点，税收占3个百分点，折旧占2个百分点。而自2012年到今年9月PPI持续43个月的下行中，已累计下跌了10%，即已经跌掉了工业增加值的一半，所以来自工业的税收与利润会均为负，如果市场需求继续萎缩迫使PPI下行趋势不改，再跌就要伤及工资了，届时就是就业出大问题的时候。

还必须指出，企业面临市场销售不畅和价格持续下跌的压力，维持现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增加负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已经是依靠银行贷款来发工资，一旦企业已经无资产可以继续抵押借款，或者是因为亏损严重无力负担利息，同样会发不出工资和破产倒闭。

迷思之二是经济下行为何没有严重伤及国家财政收入？因为前9月财政收入增长了7.6%，9月当月进一步升到9.4%。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非税收入的高增长，前9月高达26.3%，贡献了同期财政收入新增额的51%，这实际是财政部门通过非税途径，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历年结余中转移到今年的收入。二是与企业靠负债发工资类似，企业借款也可以被用来缴税，因为虽然从宏观看现金流可以分成财政与金融两个渠道，但是在企业现金账上，这些钱是来自于企业销售收入还是借款是分不出来的，而财政的第一与第三大税收来源增值税与营业税都是从价征收的，即只要企业有销售收入就要缴税。

财政收入的健康增长，必须建立在社会新增财富增长的基础上。1990~2010年，货币M2的年均增速为21.2%，同期现价GDP（没有剔除通胀的GDP值）的增速为16.7%，年均货币超前经济增长（M2/GDP)的幅度是26.9%。同样方法，在2003~2007年的高速增长期，货币的超前幅度为负的1.7%，但2014年货币超前幅度猛烈上升到34.1%，今年前三季度更猛升到98.5%。

显然，近年来货币的增长已远远超过了现行生产活动，在现价工业产值增长已转入负区域的背景下，财政来自于生产部门的收入，已经不可能来自于生产过程中的增值，而只能来自于对以前年度社会累积财富的追索，以及企业的银行贷款，请问这样的财政收入增长，有可持续的基础吗?

迷思之三是更重要的问题：怎样看经济增长率与其他主要经济数据之间的不匹配。

我在年初一篇文章中提出，2014年各季度发电量与铁路运力的增长都出现了显著的逐季下降，乃至负增长，但经济增长率却都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变，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今年前9个月，发电量只增长了0.1%，其中9月已降至-3.1%，前9个月的铁路货运量降至-11.4%，9月当月降至-15.6%，但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仍只有轻微下降，因此我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情况仍然很疑惑。

发电和运力数据与经济增长率一向关联紧密，现在却渐行渐远，这个客观存在无法否认，那关键就在于怎样认识这种分离的原因。

我看到不少官员和学者认为，导致这种分离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在工业内部是耗能少的高科技产业在崛起，在工业外部是服务产业在崛起，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转变”的最好证明。

应该承认，这个说法的确有理，但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建立在社会价值基础上的财政、货币等宏观变量，都可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但是建立在社会实物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变化，只要不是周期危机性质的，都是随发展阶段转换而出现的，因此都是缓慢发生的。

我们还是首先从指标来考察这种变化的性质。如果是在工业内部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兴起而产生了节能效应，则工业用电占全部用电的比重和工业中重工业的用电比重都会显著下降，但是，2010年工业用电占比为72.0%，2014年为72.3%，只是今年前9个月下降到70.2%，这是随工业转入负增长区而发生的事情，所以是工业生产总量收缩才导致的工业用电占比下降，而若是由工业中的新兴产业增长带来的节电效应，工业生产就不可能萎缩。

再从工业内部看，近3年重工业用电比重一直保持在83.2~83.3%的小幅波动区间，今年前9个月略微下降到82.7%，这样稳定的结构说明，在工业内部并没有发生显著的结构变化，这说明发电量的下降不是出于结构原因，而是总量原因。然而，若是因总量收缩引起发电量停止了增长，那又怎样能解释这是一种积极的结构变化呢?

当然还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虽然工业内部变化不大，但三产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了，由于三产耗能远低于工业，所以经济增长率与发电量的关系就松弛了，而这正是中国经济从工业化社会转向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标志。

的确，新千年以来到2014年，三产比重年均提升0.6个百分点，其中2012~2014年均提升0.9个百分点，但2014年显著提升了1.4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又猛升了3.2个百分点，以至于今年以来的新增GDP中，有85.6%是来自于第三产业，这样的结构变化的确够猛烈的。

但是，三产如此高的贡献率却主要靠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金融业，贡献了新增三产增长的30%，这没什么可说的，因为A股经历了今年的暴涨行情，重点是另一个贡献了三产42%新增额，以及全部GDP新增额35.8%的“其他服务业”，有些搞不清楚是怎么增长上来的?

从历史上看，新千年以来“其他服务业”增长率一直低于三产平均增长率水平，只是到去年才出现了加快势头，今年前三季，三产增长率为8.4%，“其他服务业”增长率9%，其中三季度三产增长率8.6%，“其他服务业”是9.5%。

“其他服务业”是个“筐”，在三产中凡是归不进批零业、交通仓储邮电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这五大服务产业的，就都归入“其他服务业”。但其中也有大项，就是教育与医疗，产出比重要占到六成以上，但是这两大产业近几年来显著已经过了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期，例如2014年与前13年相比，教育经费与卫生总费用的增长率分别下跌了63%和25%，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占主体的产业部门增速在显著下降，“其他服务业”反而会增速提升呢?

我想一定有人会说“信息服务业也是其他服务业的重要项目，在互联网+时代，完全可能是新的业态形式使服务业在增速提升”。但这与事实相悖，我们的确看到了像以阿里巴巴所代表的新销售方式的迅猛增长，但也同时看到了原有业态的凋敝，因此伴随着电商年均60%以上销售增长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从2011年的18%，向今年前9月10%的显著回落。这说明，基于互联网+催生的新业态形式，只是在重新分配原有的市场份额，而没有显著提升市场总量的功能。因此，用互联网+来解释服务产业的高增长就没有力量。

我之所以这么斤斤计较“其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因为目前的经济即使对百分之零点一的增速变化也很敏感，是到了一个从持续经济下行的量变，到开始走向危机的质变期。是因为如果扣除掉“其他服务业”对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今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就已经“破5”了。

今年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是“要正确引导社会预期”，但首先要明确的是，经济形势的好与不好，不是人嘴说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如果扭曲了社会对经济形势的认知，效果只会更坏。

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合理预期学说，其理论核心是认为，对未来的正确预期，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现存所有客观情况与信息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准确判断出经济变量的长期趋势。可见预期是否合理，首先不取决于你向什么方向引导，而取决于你的认识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

什么是经济承载力的极限？

目前还经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经济形势处于掌控中”和“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大”，这是从宏观上看经济形势。

我也在网上看到过有的企业家描述2007国际危机以来企业界的心态变化，就是：危机的第一阶段是床底下藏着钱打麻将，等待经济回暖；第二阶段是现金储备消耗完了，就开始用资产抵押借款敖冬天；第三阶段是资产抵押完了，从银行借不到钱就拼企业和个人信用从朋友和高利贷借；到第四阶段不用说就是停产倒闭了。这是从微观上看经济形势。

那中国经济目前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是距危机有很远距离，还是已经到了危机边缘了呢？我认为是后者而非前者，这么判断我有两条理由：

第一条，最近刚刚看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召开了2015年第四次信息发布会。会议信息显示：钢铁行业进入全面亏损境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1-9月份，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24万亿元，同比下降19.26%；实现利润总额为亏损281.22亿元，而主营业务亏损552.71亿元。

钢铁企业从传统银行融资渠道获取资金正在减少，而从非银渠道借款额大幅增长，反映了企业融资难的状况。另外，虽然央行已经多次下调贷款利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企业的实际贷款成本并没有下降。9月末，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银行借款同比下降2.02%，而财务费用同比增长2.69%，企业融资贵的问题仍然突出。

这是中国工业中资产占第二位、产出占第三位的大产业门类整体陷入了困境，是从中观层面看，已经有大产业门类进入到企业家们所描述的第三阶段。

第二条，我想还是得从宏观指标中找到衡量经济承受能力极限的尺度，这个指标用PPI和企业利润都不合适，用货币供应和财政赤字水平也不合适。最后我想到还是用企业存贷款与居民存贷款之间的关系来作为衡量依据，可能比较合适。

国家经济可以分成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个部门，其中，政府和企业是主要的用钱部门，居民储蓄则是主要的资金供应来源。政府的钱是左手进右手出，是取之于民间用之于民间，与企业和居民部门相比也不是大头，所以在这里不做考察，关键是看企业与居民在资金供求方面的关系。请看下表：

从上表看见，从2002~2009年，企业部门的贷差(即贷款大于存款的净额)是缩小的，这反映了企业在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期中，其内部储蓄率不断提高， 对外部资金来源的依赖率相对下降了。

到2009年，居民部门能够提供的净储蓄达到18.3万亿元，相对于企业部门仅仅2万亿元的贷款净需求，其资金剩余率达到历史高峰，为16.3万亿元。但是2009年是个拐点年，因为自那以后企业的贷差猛增，到今年9月末已达23.9万亿元，而在这21.9万亿元的新增额当中，有超过六成是2012年以后新增的。这个变化，反映的是世界2007危机和自2011年后的中国经济下行，使企业的盈利能力严重下降。

企业的贷差就是企业的资金需求缺口，而填平这个缺口的资金来源就是居民部门的存差。从表中可见，在扣除居民部门自身的贷款需求后，居民部门的存差虽也在不断增长，但是自2012年以后开始变得缓慢。按年均增长率看，2012年以后与之前的5年相比，增速大约下降了6成。

但前面已经说过，自2012年以后，企业的贷差增速变得迅猛起来，结果就是表中所列的“存贷差”，即居民的存差大于企业贷差的金额在猛掉，从2009年的16.3万亿元掉到了今年9月末的4.1万亿元。而按照去年以来存贷差的缩小趋势，顶多到明年就将降为“零”了，甚至会出负债。

目前有不少人提出，已达25万亿元的政府存款可以动用，我以为这个想法不现实，因为政府存款不是财政结余的概念，而是政府已经拨付到各种用途上暂未动用的资金，其中近85%是各级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存款，比如公立的医院、学校、媒体和科研机构等等的存款，这部分存款中不仅包括了全国超过4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与各种事业费支出，且也并非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拨款，而是很大一部分由事业单位自己的创收形成，所以“政府存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银行存款科目，而非国家财政可以支配调动的钱。

如果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确实可以通过减薪和压缩各项事业支出标准来腾出部分资金援助企业，但事业单位的日常运转又会发生困难，所以很难。

价值运动背后是实物运动，企业与居民部门间存贷差的迅速减少，反映的是全社会可用于维持企业在开工严重不足的状态下，仍能不倒闭的后备资源越来越少。政府可以继续扩大货币供给量，继续创造出更多的贷款便利工具，可以给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宽松发债条件，也可以继续降低利率，但社会实物资源的消耗却是有边界的，不能像货币那样任由人来创造。

所谓“危机”，就是有大批企业同步进入到破产倒闭阶段，而危机本身就是用强制倒闭的形式，迫使社会总供求取得平衡，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逻辑。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年产超过7万亿元GDP的钢铁产业，是怎样同步走入全行业亏损，也已看到中国第二大民营钢企已经轰然倒下，第一大民营钢企也在风雨飘摇中。市场经济就是用危机形态来“去产能”，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企业陷入困境，在中国爆发大批企业同步倒下是不可能的事么？

我在前面引用民营企业家的话，来划分中国自07世界危机以来危机发展的四个阶段，而我通过上表分析出的结果，就是想说明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危机前的第三个阶段，由于能够给企业提供的净储蓄将只够使用一年，那明年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后机会，就是最后争取摆脱危机的时间。

还必须看到，居民净存款大于企业净贷款的部分就是中国的净出口，而随着这个存贷差的缩小，中国的净出口能力以及提升外汇储备的能力也会相应衰减。今年前9月中国虽然还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形成顺差的原因已不是出口的实物产品大幅度超过进口，而是由于进口价格水平猛降，而从出口工业品收购值看，前9月是下跌了1.1%。所以在贸易顺差猛增的背后，却是后继出口乏力的现实。

现在我们来猜一下当存贷差变成负值，或者说从“存差”转变成“贷差”后会发生什么情景?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将是经济运行从“通缩”转“通胀”的转变。因为大量企业倒闭，大批生产能力被危机消灭，生产过剩将向生产不足转变，是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对生产过剩的“矫枉过正”，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危机爆发前政府为了反危机，已经向经济中注入了庞大的货币量，这些货币不可能被危机消灭，所以就将成为爆发严重通胀的诱因。

中国并非没有经历过“贷差”时代，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一直是处在“贷差”时代，所以1979~1995年CPI的年均上涨率是8.4%，远高于1996~2014年的2.3%。其中1993年的CPI高达24.1%，就是因为当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贷差”的峰值年。

因此，我们早就见识过“贷差”所引起的严重通胀，中国没有经历过的，是当危机消灭生产过剩后，在天量货币和暂时短缺背景下会发生怎样的通胀。

这也是世界性难题，因为西方经济在以前的实物过剩危机中，传统应对方法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但是当他们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应付虚拟产品过剩所带来的危机时，典型办法已转入货币政策，我们则跟随了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反危机手段更新潮流，也更多依靠了增发货币。

但是因为我们与发达国家分处不同发展阶段，就形成了这种实物过剩与货币反危机政策的配合模式，而这样的模式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国际上还没有先例。

如果中国爆发严重通胀，则必然会引起全球性严重通胀。2007世界危机后，美日欧央行之所以敢放出天量货币，是因为全球的实体产品不仅没有通胀，反而有通缩趋势，而背后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国家存在生产过剩，有能力不断提供净出口，从而压抑全球实体产品价格下行。

然而一旦中国的净出口增长停滞甚至萎缩，全球范围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态势也会随之逆转，货币超发对通胀的影响，就会回归传统轨道，即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前所未有的实物产品严重通胀。

为了反通胀，各国央行都必然会从目前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转向“超紧缩”，即收紧货币和大幅度提升利率，这必然会引起全球性资产价格的严重暴跌，从而使目前实物通缩、资产通胀的格局，转变成实物严重通胀和资产严重通缩的格局。

重塑对发展阶段的认识

我仍然觉得，产生当前各种迷思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出了错。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以才表现出不同特征，而这些能够表示出事物不同的质，又是由不同的量来反映的，这就是“量变到质变”。

比如，从由经济发展水平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看，可以分成农业、工业和后工业化社会阶段，而划分阶段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就业人口的分布不同。农业社会是农民占主体，工业社会是工人占主体，而后工业化社会则是服务产业劳动者占主体，这个社会发展阶段随劳动力比重转换的过程十分清晰，也没有经济理论上的争议。

例如托夫勒说1956年是美国的一个经济里程碑，因为在那一年美国的服务业劳动力比重首次超过了50%，是美国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直到去年末三产劳动力的比重才刚刚超过40%，这说什么也不是一个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标志。再往5年前看，2010年的三产劳动力比重还只有34.6%，因此近年来三产劳动力比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4年来二产增长下行的“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大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证明，当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主导阶段后，首先是会进入重基础工业发展阶段，即以充实社会的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设施部门为主，然后是进入到重加工业主导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增长速度最高的时期，例如著名的日本“十年倍增”时代，就是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的重加工业主导增长期。这是因为，重加工业的生产链条最长，因而会大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从中国的现实看，目前出现的煤炭、钢铁和有色等大产业部门的严重生产过剩，正是中国刚刚越过了重基础关的标志，从工业附加值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看，前面已经说过目前大约是20%，但美、日、德等工业发达国家都在40~50%，可见中国的工业产品附加值率还有着巨大提升空间，而这正是依赖于重加工产业在未来的高速发展。

重加工业的发展是围绕着向城市居民提供汽车、家电等现代化消费品的方向前进的，仅就汽车来说，在中国就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从每百人的汽车占有量，2010年美国80，日本和德国是60，中国2014年是11。中国人均汽车拥有率低，是因为中国农村低收入人口庞大，而现代工业主要是为城市人需求服务的。

所以，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的前夜，巨大的内需蕴藏在庞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之中，因此只要从纠正长期扭曲的城乡“二元结构”入手，推动大规模城市化，就可以把这个巨大内需释放出来。相对于未来8亿农民进城的前景，目前的所有基础工业过剩不仅将不复存在，而且还不够。

例如中国目前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0吨，可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是20吨，即以年均10亿吨的粗钢产量，按14.5亿人口计算，也要再生产15年，何况目前才刚8亿吨。

有人说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这样的观点没道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在拥有强大工业物质基础的时候，也同时拥有如此庞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按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占中国人口2/3的8.7亿农民，在今天的人均收入也只有1200美元，而正是在中国城市人口达到这个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由住房和汽车等城市人新消费品的内需拉动，中国出现了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期。

可是如果对中国的发展阶段误判，认为中国在还有8.7亿庞大低收入农村人口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就应该比照国际经验转入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降速阶段，就是严重脱离了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而且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取向：

比如鼓励金融创新与开放，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会严重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前景，阻碍出现本应有的新高速增长期，迟滞中国最终完成工业化的步伐，还会在新一轮国际金融风暴中遭受挫折。

所以，重塑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是走出经济下行阶段和避免爆发大危机的前提，因为没有认识的转变，就不会有行动的转变。

黄益平：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在哪儿？

我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最近经济增长一直在减速，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未来会怎么走？第二个问题，经济要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需要做结构性的改革，从金融领域来看，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第三点，在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比较大的转型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新特征？“经济新常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很多习以为常的特征、特点、状态以后可能会发生变化。“跟过去不一样了”，对像我这样教经济学、分析经济形势的人，对很多企业家管理企业、包括你们做财务的，都有深刻的含义。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将成为“新常态”

五个基本结论

在具体展开这三个问题之前，我先告诉大家我的五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不是一个特别短期的问题。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压力可能要延续几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两年、还是三年、四年，总而言之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在短期内改变。

第二个结论，中国经济未来培养和发展新的支柱产业的核心是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到底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会结束下行的压力，让经济进入新的平衡、稳定的增长？核心只有一个，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成规模的支柱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产业，一个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一个是重工业，现在都不行了。而且不是暂时不行了，很可能是未来都很难靠这些产业来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支柱产业在什么地方？这才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的最大考验。我们应该仔细观察的就是看什么时候中国经济新的支柱产业能够迅速兴起、形成规模。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当中有竞争力的企业并不少，而是很多，但是现在还不够多。培养和发展新的支柱产业的核心，就是要创新、要产业升级。所以你们各个企业所做的事情代表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来讲一讲，我觉得君联资本做的事情非常好，支持、培养、帮助你们这样的企业成长，未来的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才有可能。

第三个结论，过去的改革策略是双轨制，未来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过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采取的策略是双轨制，有计划内一轨和计划外一轨。比如我们北大采取新的职称评定方法，叫“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已经进来的用老的办法，以后进来的用新办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既想提高整个师资的教学质量水平，同时不想给现有体制造成过大的冲击。过去30几年我们的改革就是这样的一个双轨制，比如我们一直保留国有企业继续成长，同时我们让民营企业非国有经济、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快速成长起来，这个双轨非常明显。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一直这样两个轨可能做不下去了。下面要走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两轨合为一轨，合到市场经济这一轨来。十八届三中全会60多条内容，核心思想就是一条，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作用。也有的人说改革改了30几年，市场经济建设总是还差那么一点。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我们现在就是临门一脚，2020年的时候基本建成市场经济。

第四个结论，金融改革的重点领域在三个方面：降低准入、开放市场、改善监管。在所有的这些改革里头，我认为最重要的改革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头列了11点不同领域的改革，核心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降低准入，让更多的机构进来；第二个是开放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资金的定价，比如说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让市场来决定。而不是央行整天忙得不得了，一会这样调控，一会那样调控，调控完了之后还被人抱怨半天。以后更多地让市场来决定这些价格，这对于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非常重要；第三个改革主要是改善监管。金融改革和其他的改革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金融开放可以让我们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市场如果管不好，波动非常大，风险会累积。举一个例子说，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感受到了股市大幅度波动，最后不但我们受影响，世界市场都受到了影响。如果银行做不好，积累了很多的坏帐，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最后影响的不止是银行。所以在开放的过程当中能够提高改善我们的金融监管，控制系统性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最后一个结论，中国经济走向常规发展：增速放缓、产业升级、结构平衡。中国经济未来到底会怎么走？我们09年以后一直在研究分析中国经济会怎么变化。我们当时提出来一个主要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即将面临新的转型。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就是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的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不能在常规情况下解释或者发生的事情，才叫奇迹。如果你做一个实验肯定会发生的就不是一个奇迹。既然是奇迹，可能就意味着是不可持续的。未来经济会怎么样，有多种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第二是我们的产业升级速度会越来越快；第三是经济结构会变得相对更加平衡。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五个最基本的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呈下行态势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减速，减速大概是从2011年开始。我们知道2008年的时候发生全球经济危机，2009年的时候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2010年的时候到了顶峰，2011年开始往下走。到了2012年、2013年，增长速度都略微低于8%。那时在国内和国际投资市场引起了一些不安，或者是担忧。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在8%以上，如果低于8%要出大问题。这个8%的背后是一个就业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一下降，新创造就业的数量就开始萎缩。如果新的就业机会开始减少，但是同时需要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问题就比较突出。第一，当时的劳动人口每年以800万的数量增加，有这么多人每年都要到劳务市场上找工作。第二，当时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很多国企的员工下岗，他们也要找工作。第三，有很多农民工要到城里头找工作。把这三个加起来，意味着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可能新增的就业机会减少，但是另外一方面想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我们刚刚开始改革，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社保体系，可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如果失去工作，他们的生活就无所依靠。唯一办法就是把增长速度搞上去，就业机会出来了，大家都有就业、有收入就出不了什么大的乱子，所以，保8其实是从那个里边推算出来的一个数字。

2012年，大家很担心增长速度下去了中国会不会出大问题。但是2012年增速大概是7.7到7.8，到2013年的时候还是7.7到7.8，回头一看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问题。过去一定要保8，现在也许不是一定要保这个8，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1998年我们在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农村几乎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了。有一些地方还有，但是从全国来看，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比较少了。

更重要的是，现在全国的劳动人口每年以300万到500万人的数量下降。也就是说劳动人口已经在萎缩了，所以对新增就业机会的要求也就减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济在下行，而就业市场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工资还在上升的原因。

但是到了去年，增长速度又往下走。现在的增长速度7%，我们担心这个增长能不能稳得住，会不会还要往下走？大家听到的一些说法说，看用电量、看货运，还有其他的一些实物指标，看增长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用这些指标一看，说经济增长可能只有4%。是不是只有4%或者更低？我觉得用发电量、或者用货运来反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不准确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过去都是重工业，现在变成轻工业；过去都是制造业，现在更多是服务业。经济当中同样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需要的能源消耗量在不断下降，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所以从这些指标来看经济态势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提是经济结构要比较稳定才可以。如果经济结构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简单地用一两个指标可能不一定特别适用。这并不排除我们的增长速度有可能没有到7%。但是对我们每一个做企业的，GDP增长到底是多少，其实无所谓，重要的是它的态势。所以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增长下行到底会延续多久？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判断，但是到底有没有触底回升，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可以看。

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经济下行的趋势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导致我们这一轮的经济下行？如果是简单的周期性下行，那也许一推就回来了。如果是结构性下行，我们要对经济的下行压力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做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不是说像过去一样，经济一不好，政府一推出4万亿就起来了。现在这一次的下行我认为和08年的不一样，而且政府也不会再做4万亿，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条件。

到底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周期性的因素简单地来看，就是我们经济增长减速主要由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导致的。很明显的一个因素，我们现在的出口增长大概平均能到5%就不错了，而过去30几年我们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一直在25%左右。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靠两架马车，投资和出口。现在出口这么疲软，增长不行了。为什么出口增长速度放慢？因为欧洲、美国、日本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很疲软，复苏乏力，所以我们经济不好。等到他们哪一天很强劲地反弹了，中国的出口就好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回来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分析是对的。世界经济复苏更加强劲，中国的出口就会有所改善，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这个理论我要加一个修正，中国的出口有可能会改善，但是几乎不可能再恢复到像过去那样，保持25%的出口持续增长。为什么不再可能？

第一，我们过去这种高速扩张，通过低成本的制造业、产品的扩张，通过大量的从农村转移农民工到城里来生产，这样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以后的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更多地要创新、创业。

第二个原因，过去中国是一个小国经济。对小国经济来说，你怎么扩张别人都没有反应。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国经济，大国经济就是你只要改变一点，你的供求就会影响到世界市场。

大家最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股市一动，全世界就波动了，我们的汇率一动，全世界就波动了，这就是一个大国经济的表现。我们俗话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其实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大国经济了，你做任何事情，国际市场会有反应。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考虑经济因素，还是考虑政治因素，像过去那样保持25%的出口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继续保持25%的出口增长，全世界都会批评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减速，有很重要的周期性因素在里头。但是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出口这一点很难再回到过去那样高速发展、高速增长的时代。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复苏，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的因素在背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简单地说周期过去就过去了。

如果我们看世界上200多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般而言除了极个别经济已经垮掉了的国家以外，收入水平越低，增长速度越快，或者说发展水平越低，经济发展越快。这是很重要的观点，后发优势，你越落后，只要你有能力，你会赶超得更快。因为你离前沿比较远，假如我们把经济技术前沿划一条线，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假定成美国，美国的水平最高，我们大多数国家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断地逼近美国这条前沿。一开始只要你离这条线越远，你赶超越容易。因为你学习的东西都是很初步的，都是很简单的，你很容易学来了。

我们早年的时候，发展乡镇企业。我们的乡镇企业在国际上都有竞争力，做的技术水平和质量并不是那么高，成本低，只要产品不是那么糟糕你就卖得出去，价格优势非常明显。但是随着发展水平提高、成本提高，你要再和别人竞争就不那么容易，你要再学其他的技术也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所以增长速度会放慢，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我们也不能例外。我们过去保持了10%的增长速度，现在慢慢地要回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除了发展水平“后发优势”以外，中国还有一个更独特的因素就是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过去是每年增长800万劳动人口，现在是每年减少500万劳动人口。投入减少了，增长速度要下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在短期周期性因素和相对长期因素以外，中间还有一个中期的因素，就是我们产业的变迁。中国过去30几年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出口和投资两架马车。在制造业反映到两大块：第一块就是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低技术、低成本、低附加值，产品只要一生产出来就到国际市场上去了，做得非常成功，东南沿海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支持了我国的出口这架马车。同时还有另外一块主要是东北、西北，资源型的重工业，投资品、高铁、玻璃、建材、基建装备等等，支持了我国的投资扩张这架马车。那些地方过去做得很好，我们大家都记得在过去十年东北、西北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增长。

但是现在这两个支柱产业都出了问题。

第一个，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出了问题，因为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劳动力开始短缺，他们已经失去竞争力。过去十年民工的工资大概年均增长10%以上，成本水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然不能再生产同一个产品。在我的老家宁波，十年前民工的工资是1000块、1200块钱一个月，现在是5000块钱留不住人。而且现在的民工不愿意加班。以前的民工加班开心得不得了，能多赚一点钱。现在你请他加班，不加班，而且干六个月就走了。总体的成本上升，但是产业没走上去，这是现在碰到的巨大压力。

第二块，东北、西北制造业、重工业，过剩产能的问题非常突出。我去江浙一带调研，去了之后我就不是很乐观，我觉得压力挺大的。到东北看了以后，我就不是不乐观的问题，我其实是很悲观。很多城市就是一家大型的国有工厂、国有公司，公司过剩产能很多，上不去下不来就很难。能不能恢复？我觉得也有可能，过一段时间政府的投资增加了，对他们的产品需求增加了，“一带一路”把过剩产能输出去，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好转一点。但是像依靠过去的两个支柱产业来支持经济增长，我觉得很难。

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就是很多学者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早期的发展靠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个转移的效率提高非常明显。一个农民每天生产的数量和到城里生产的数量完全不一样，他只要挪一个地方经济就发展了，收入就提高了，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们过去发展非常快，成本非常低，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正因为我们过去做得很成功，发展很快，一下子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不太多了。收入水平当然提高了，但是成本也提高了。不光是工资水平提高、租金提高、能源价格提高，所有的投入品价格都提高了，所以过去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产品现在一下子失去竞争力，不行了，这个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你到了这个水平之后，还能不能走下去，就看你自己的本事。关键看能不能产业升级，能走上去，你就变成了高收入经济；走不上去，你就陷在这里头，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今天碰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30年前，我们周边这些经济体像韩国、台湾、香港，他们当时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这三个经济体几乎都是在1980年前后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工资开始大幅度上涨。但是他们当时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正好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他们把很多低端的制造业，比如小服装厂、鞋厂、帽子厂，都搬到了珠江三角洲，他们自己开始了新的创业。我们现在看到这几个经济体都走过来，都变成了高收入经济，而且走的路不一样。

韩国有三星、有现代、有很多大型的公司，有品牌。台湾主要是中小企业，主要是研发，同样走入了高收入经济。香港干脆就没有任何制造业，服务业为主，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贸易服务、其他服务做得很好。这三个经济都走过来了，走的路子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样的地方，就是发展出了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业。在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业，成本高一点无所谓。所以这样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可以保持竞争力。同时第二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保持了充分就业。不管是香港的服务业，还是韩国的大型制造业公司，都做得很好，老百姓都有就业机会，所以经济就过来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世界银行曾经在几年前做过一个研究，专门来看世界上过去半个多世纪各个国家的发展。我们去年的人均收入是7600美金，属于中高收入水平。过去半个世纪，全世界有101个经济体，他们的收入水平都是属于中等收入水平。半个世纪过去了，13个经济体变成了高收入经济，剩下的88个经济，今天还是中等收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绝大部分国家是迈不过去这个坎的，只有少数的才能迈得过去。所以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能不能创新、能不能创业，这个挑战非常大。

创新、创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如果乐观地来看，我们国内有很多新兴的产业已经起来了。在你们当中就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在全国我们大家都经常听说的公司，比如说像华为、中兴、海尔、联想、以及其他一些家电公司，包括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等，还有很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这些企业都很有创新性。包括三一重工做得也不错，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而且随着成本的上升，它能够生存，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不断地发展。所以，我并不是那么悲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企业加起来还不够多，规模还不够大。所以，如果前面两个支柱产业不行了，新的支柱产业还不够大，那么下一步到底能不能迈得过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下一步的关键问题就是看能不能创新、创业。

我们新的支柱产业的形成，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在短期内我们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政府采取一些宏观措施，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扩张来稳增长，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师预测，这个季度触底回升，下个季度触底回升。但是任何这样的触底回升都只是暂时性的触底回升，不会是可持续的触底回升。什么时候我们的下行压力真正减弱，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核心的考验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形成有规模的、有竞争力的、新的支柱产业。这个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的考验。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简单地看一下经济增长一段时间保持下行的压力，在这个经济当中我们还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增长速度在不断下行，但是同时我们看到总要素生产率在不断降低。总要素生产率，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经济当中效率提高的速度。什么支持经济增长？一个是投入品，一个是投入品的利用效率。投入品越多，增长速度越快。如果利用效率越高，生产率越高，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更明显的回落是我们的投入总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或者不怎么增长。我们传统的说法叫粗放型发展。粗放型的发展为未来可持续增长埋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99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东亚奇迹之迷》。当时大家都觉得东亚经济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他认为东亚经济做得有一点问题，经济尽管在扩张，但是主要是靠资本的大量投入，也就是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不是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他说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前苏联的例子。前苏联在建国以后，在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包括40年代，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超过很多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当时国际媒体曾经有很多人说，苏联这个模式好。所以，二战结束的时候，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他们没有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选择了计划经济的体制。比如印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印度曾经有一套非常强大的计划体系。为什么？就是他们觉得苏联这个做的好。

中央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特征是资源动员能力很强，要搞什么都能搞成，要投什么什么就发展。用我们中国今天的话说，这个是举国体制。克鲁格曼发现前苏联这样的发展模式里头有一个巨大的弊端，就是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大量的资源投入。大量资源投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投资的边际回报下降。边际回报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你的产出是多少。前苏联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单位的投资品能够带来的产出的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且他的分析认为到1980年前后边际回报几乎就为零了。也就是说，投资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新的投资已经不能带来新的GDP的增长。他认为后来苏联的解体跟这个经济没有回报，撑不下去了，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有一点这样的问题，你没有技术进步，只是在靠投资不断地拉动。而且我们的经济数据当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用GDP来衡量的单位投资的产出越来越低，过去这几年是明显的直线下降。这可能意味着第一是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第二是我们现在只能靠通过改革，甚至通过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支持、保持我们的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体制转换是创新、创业的核心问题。到底要改什么？到底怎么样支持创新？我们国家的创新其实挺多的。最近我到各个地方去做调研，我们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公司。即使从地区来说也有很多新的发展。而且现在称为创新比较热的几个地方，大概都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如果十年前问我中国哪几个城市的创业、创新、研发会做得比较好，我可能会说北京、上海、西安、武汉，因为这些地方科研机构比较多，大学比较多，人才比较集中。但是今天我们看做得比较好的，深圳做得比较好，但是深圳其实没什么高校。总体上来说，深圳创新、创业这种环境确实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到深圳创新去。我们跟很多企业交流、跟银行交流、跟政府交流，环境真的不一样。政府为企业服务，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各种融资的渠道，创业的人也在那里。

我们碰到一个武汉人在深圳创业，问他为什么到深圳去创业？他说，第一是深圳政府真的会为他们提供服务。他说，你能想象我晚上10点钟给政府官员打电话，他会接电话，会真的帮我解决问题。第二，他觉得非常好的是金融服务的渠道非常多。我们知道创新需要特定的融资渠道，有的需要银行贷款、有的需要天使基金、有的需要上新三板。在深圳什么都有，基本上都非常齐备，而且他觉得银行的服务也非常好。第三，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业的人待在一起。

所以，今天君联资本把你们全招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你们有你们的问题，你们有你们的想法，你们也有你们的机会。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跟几个朋友在一个园区里头，有的时候吃饭一起，喝咖啡一起，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的机会。因为有的是做差不多的行业，有的是做产业链上下游，很多机会都聊出来了。他说，我一个人创业，能做出什么来？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马云就是一个人带着几个人在杭州做出来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聚在一起，他会有更多的想法爆发出来。

深圳做得很成功。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去深圳，我们跟政府调研，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政府做得好？他说，我们除了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国企的包袱，我们就是搞经济。深圳原来是一个小农村，没有这种包袱。后来我去东北之后不是很乐观，觉得一个城市被一个公司全绑在一起，只要这个公司出了一点问题整个城市都不行。最核心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企业不行了，它不能退出，不能退出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让我比较吃惊的就是杭州。杭州的创新环境也很好，现在很多人都到杭州去创业。杭州为什么做的好？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阿里巴巴比较成功。阿里成功了以后，周边发展了很多创新创业的人，都是为阿里巴巴服务的。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很多阿里的员工都退出来自己创业了。在阿里做了几年，他们觉得马云能做得这么成功，我也能试一试。所以这整个氛围确实比较好。最近政府也开始发挥很大的作用，包括搞梦想小镇，做很多投资基金。我觉得杭州有可能有很大发展潜力，但是一开始我也看不出来它是特别有潜力的地方。

第三个让我比较吃惊的地方就是贵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贵阳做大数据。我说实话，要是5年前跟我说贵阳做大数据，我肯定当场就把他给否了。我看不出来贵阳这个地方能做什么大数据的产业发展，但现在已经初步形成规模。这个当中完全是政府推动，最后做出来的。未来能不能真的成气候，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但是确实从目前来看，态势非常好。政府就是利用那样一个本来很难发展任何产业的地方，愣是靠支持把它给做起来了。

但是我们值得问的并不是深圳因为整个市场环境比较好，把创投给开发起来了；或者是杭州因为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把创投给带起来了；又或者是像贵阳这样的，通过政府推动整个产业就起来了。我们更值得问的是，为什么像西安、像武汉，像这样的地方创投没起来？当然我不能说完全没起来，有一些企业像西安的光机所，做的创新创业非常好。但是它们作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我觉得确实跟我们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当中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当初我们很多地方不保护知识产权，过去我们知道生产、发明出一个产品，第二天所有的乡镇企业都能够复制一个出来，那还有谁去创新？就没有创新。外国企业、外国投资者过去抱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他说你们中国人看上去知识产权很多，但是每一个知识产权看上去都像很眼熟的样子。很多知识产权引进来改头换面做一个小的改变，就去做了。过去这不见得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发展水平还没有那么高，创新、发明相对来说水平低一些，应用的程度高。但是未来这个问题可能要解决。

这里头也涉及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给企业贷款，而且主要是给大中型企业贷款。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显然不太符合支持创新、创业的融资需求。

我们的经济当中无论是看东北、看西安、哪怕是看上海，上海有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张江，但是总体上还是不如杭州和深圳。总体上来看，我们下一步经济增长要靠创新、靠创业、靠产业升级，核心问题还是要把我们的体制给转换过来，把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样的话，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这么宏大的一个改革方案，涉及各个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方案一出来，大家的信心一下子到了高点，觉得力度非常大，面非常广，改革思路非常彻底。改着改着信心就慢慢下来了，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以为这个方案一做出来以后就全部都落实了，现在看起来不完全是这样。当然并不是说现在没有信心，信心还是有的，但是这个信心没有像过去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么高了。这个改革方案要解决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头有一条就是，在2020年之前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要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大概的意思基本上要完成这些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改革的双轨制及其利与弊

我们如果退一步再来看过去30几年的改革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我认为就是双轨制，而且不仅只是一个双轨制。

改革开放我们是要朝市场经济的道路走，这个道路各国的走法可能各不相同。比如说前苏联在做改革和转型的时候，从美国哈佛大学请了一个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到苏联去给他们设计改革方案。杰弗里•萨克斯去了之后说，既然你们觉得计划经济已经不行了，市场经济是未来的方向，所以要怎样过渡其实很简单。我们如果做一个数学模型，最简单最有效最快捷的改革方法，就是一步到位。任何中间步骤都会引发很多矛盾、很多资源的浪费、效率的损失。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今天晚上说，现在我们开会决定不要搞计划经济了，明天我们就做市场经济。所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国企全部都给私有化了，把计划体制给放弃了。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睡一觉，明天早晨就是市场经济了。多么美好的世界，中间也没有那么多的效率损失。

但是休克疗法可能引发的问题你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所有国企都给私有化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很多工人都没工作了。因为这个企业本来效率就很低，私有化了之后，变成了我当老板，我要雇那么多人干嘛？我全把他们解雇了。这样的话就有很多人上街，当然经济就不行了。

第二个问题，计划体制不行，但并不是说明天早晨起来市场机制就已经很完备了。西方国家的市场机制是经过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并不是一下子市场就开始自动地运作，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便到中国今天，我们实施市场经济已经走了30几年的道路，大家还经常听说有的地方白菜卖不出去，有的地方买不到什么产品。供求双方衔接本身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要市场机制形成了以后慢慢才能工作。所以一开始市场不工作，国企都给私有化了，很多人失业，头一年经济GDP下降了10%以上，大家感觉非常不好。

我们走的路子不一样，是双轨制，双轨制是后来总结的。

第一个双轨制：国有与民营

应该庆幸，好在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可以请哈佛的教授来给我们做顾问，国内那个时候也没有经济学家。大家听说过邓小平白猫黑猫理论，他不太懂经济学理论，但是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什么有效果那就按照什么做。“大包干”包括其他的改革，都是这样做起来的。在企业这个领域最简单的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国企已经存在了，继续运行，也不指望做多大的贡献，希望新人来做更大的贡献，新的民营企业和市场这一块给生出来。

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巴里•诺顿写了一本书《从计划成长的经济》。原来的计划体制并没有改变，但是让计划外这一块长得更快。这样从数学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让国企继续运行，但是让民企更快地发展，10年、20年、30年以后国企就从本来的80%变成30%、10%。到了国企变成5%的时候，我们无所谓它还在不在，对不对？因为整个经济已经是民企为主，是一个市场经济了。

所以，大家发现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过渡办法。因为这样的过渡不存在大面积的失业，经济的波动很平稳，大家也不反对改革。没有人利益受到严重的伤害，经济就过渡过来了，这是双轨制的一个核心优势。

双轨制也有问题。双轨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凡是有两轨，必然有套利。88年、89年那个时候老百姓最讨厌的官倒，把计划内的产品拿出来在计划外卖，两个有差价。90年代初，我们碰到了第一个困难就是财政危机。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36%，到91年的时候11%，下降速度非常快，很多地方连吃饭财政都保不住。当时朱镕基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请他来做的事情就是把税给收上来。当时国企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本来主要是国企交税，但国企没钱交不出来。

民企确实在发展，但是民企一般是不交税的，他们刚刚开始规模比较小，避税的渠道比较多。所以税收占比下降非常大，几乎让我们感觉是发生了一次财政危机，政府没钱，吃饭财政都保不下去。我曾经碰到一些地方的官员，镇长6个月不拿工资为政府工作，这个精神也是蛮可贵的。每个月给他发一张白条，以后财政有钱了会发给你的，但现在没钱。

所以朱镕基上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税收改革，分税制是那个时候做的。不过他提高税收收入的最重要举措还不是分税制，是把刘晓庆给抓起来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当时刘晓庆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影星，把她抓起来，我现在也不知道她到底偷税漏税了多大金额，估计也不会特别多，那个时候影星的收入不像现在这么高。但是把她抓起来以后，效果很明显，一下子税收就开始上来了。因为企业家开始交税了，发现不交税是要坐牢的。这个印象很深刻，第一个危机就过去了。

但是第一个危机刚过去，第二个危机就来了。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的，当时的三角债的问题，很多企业相互之间借了很多债，理不清，你欠我，我欠他，每一个人都欠着别人的钱，每个人也有人欠他的钱，这个影响经济增长。后来朱镕基总理说实在没办法，他想了一个招，今天晚上12点钟，把所有的债务都给划清。人民银行提供支持，你们不是相互之间还不清吗，相互之间欠的太厉害，人民银行今天晚上12点钟注入一大笔流动性，把所有的债务都给理清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要纠缠不清，否则越纠缠越严重。第二天早晨起来，大家果然觉得神清气爽，再也没有来回的三角债了，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过了没几个礼拜，问题全部又都回来，搞了几次都搞不定。后来发现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全行业亏损：1/3明亏，1/3暗亏，1/3持平。大家都不赚钱，来来回回的什么钱进去都会出现问题。所以，后来他发现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就想了一招，叫做抓大放小。抓大放小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我觉得最果断、力度最大的改革。为什么是力度最大的改革？抓大放小的实质是什么？五、六十万家中小国有企业一夜之间没了。不管是怎么没的，这是一个力度相当大的改革。很多人说朱镕基的改革确实做得非常好，五、六十万家企业很短的时间都被放出去了，同时有3年的时间，每年下岗1000万工人。

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工厂不能关，那个工厂不能关，确实跟那个时候不能比。97、98年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根本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现在多少好歹有一些社会保障，所以确实觉得他的力度很大。工人下岗确实引发了一些问题，但是把国企的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了断。

国家的问题刚一解决，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了，我们的问题比他们还大。当时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平均40%。你们都是CFO，我相信你们都有概念，任何一个银行坏帐率到了40%的时候，他还能活下去吗？现在我们官方的不良贷款的比例是2%，大家都已经嚷嚷着不行了。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官方数据根本不可信，哪里只有2%，这是另外一个问题。40%的不良贷款的比例，为什么会这么高？也跟国企有关，国企是银行的主要客户，但是国企全行业亏损，这个资产能好得了吗。银行贷款的不良率到了40%，银行混不下去了。

我们学者给这样的状况创造了一个词，叫技术性破产，就是银行应该破产了但是它没破产，因为后台老板给他兜住了。朱总理推出了一个改革措施对银行进行了大的手术：首先是冲销很多坏帐；第二是股份制改造；第三是国家注入了很多的资本，包括汇金公司和财政部都给注了很多的钱；第四个是引入了战略投资者；第五个就是上市。现在我们看起来，银行都相对不错了。确实是在90年代做了很多改革，结构改制的力度很大。

回过头来看看，为什么90年代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第一个双轨制的问题。国企想保下去，你以为长着长着国企这一块就不重要了。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国企的宏观影响力没有明显地下降。这个问题在90年代相当于集中爆发了一次。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在探讨下一步国企怎么改，说明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下一轮还需要改革。

第二个双轨制：产品与要素

除了第一个双轨制以外，还有第二个双轨制。

因为你要继续支持国企经济增长，那么你需要想一些办法来保障国企的运作。理论上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你提供一些财政补贴就行了。政府想保他们，就提供财政补贴。但是我们知道财政没钱，所以是通过干预要素投入市场的定价和分配来支持国企。

举一个例子，银行的信贷，多贷一点给国有企业，这样国企就可以继续运行，支持第一个双轨制。我们的市场干预并不光是在银行，在其他市场都有。劳动力市场有户口制度，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待遇不一样；在土地市场，土地的拍卖，包括以前的征用，或者是给工业投资项目，都是由政府来决定，不是市场决定；能源的价格政府也要决定这个定价，是政府参与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政府在要素市场的干预非常多，包括定价和分配，同时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产品市场走市场化的道路。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像农产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随行就市，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政府基本上都不干预了，大米的价格政府基本上都不管了，所以这个市场放的是比较开的。产品市场化，但是同时对要素市场干预非常多。

要素市场的扭曲，尤其是压低要素的价格和干预要素的分配，可能是我们过去独特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很重要原因。这个增长模式就是一方面增长速度非常快，另外一方面结构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投入品的价格给压低，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给投资者、生产者和出口商提供变相的补贴。

比如说把贷款压得很便宜，把能源压得很便宜，土地使用费也很便宜，如果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做投资，我给你很便宜的土地使用，很多地方连厂房都给你盖好了。据说富士康去河南，不光厂房盖好了，还承诺给他雇人招人来工作，富士康只要把机器运去装上就可以生产了。所有这些当然是为了吸引投资者到他的这个地方来，我相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

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希望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有很多外国投资者不来，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会怎么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汽车产业，一开始我们请日本的工厂来，但是日本的汽车工厂代表团到中国考察了几次，发现这个市场还比较小，而且商业环境不是那么好，最后就决定不投资。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日本人的决策也有道理。就像今天如果柬埔寨有人邀请你去到他那里办一个工厂，你去看一圈，你也会有很多犹豫。他们当时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好，后来据说是悔得吐了血了，看到大众的发展，觉得他要是进来的话就不一样了。大众进来了，我们政府一直很感激，提供了很多优惠。第一个合资厂在上海。第二个合资厂牌照又给了大众，在东北建了一个合资厂。我遇到几个汽车市场的分析师，他们都跟我说，要是没有中国这个市场，今天的大众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这说明大众当时有眼光，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我们当时用各种方式包括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做法。具体的政策比如说可以免税、可以减税、承诺相对比较便宜的信贷、能源、土地使用费基本上都不用交了，来生产就行了，各种优惠政策非常普遍。优惠政策当然是合理的，因为你要吸引这些投资者到中国来，一开始愿意来我们这里的投资者非常少。

严格来说，从经济学者的角度来说，优惠政策是什么？就是市场扭曲。你不按照市场的定价来支付你的成本，是一种扭曲。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好的扭曲。我们过去30几年的扭曲并不仅仅发生在外资企业的身上，国内的很多企业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在所有的要素市场的干预里头，最严重的就是金融体制的扭曲。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的低成本远远不是一个劳动力多、劳动力成本低的问题。我们的资金成本很低、能源成本很低、土地使用费都很低，所以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短短几年之内就变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是引发我们过去的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背后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延续不下去了，延续不下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要素生产率已经下降非常明显。极端的案例就是前苏联的故事。我们当然不想重走前苏联的故事，所以我们需要技术进步，需要效率提高，需要结构性的改革，这个是第一个。结构已经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你不能再按照过去这样在走下去，这是不可能的。

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风险。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大家都觉得比较多，各个地方的房价涨得非常快。自从97、98年商品房市场形成以来，总体增长非常快。为什么泡沫比较大？我们现在北京的很多房子都已经远远超过世界主要大城市中心的价格，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比在纽约买一套房子要贵。这个本身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有的说是人多地少。东亚的人民最喜欢买房子，可能是因为地确实比较稀缺，觉得投资这种资源比较好。当然也有像我的学生跟我说，要结婚了，要买房子，不买房子女朋友不答应，所以先得买了再说，有各种具体的原因。

这里头我想有一个很具体的因素，就是中国人的储蓄很多，但是没有投资的渠道。我们储蓄非常多，老百姓存了很多钱，银行存款是第一个能投的渠道。银行的基准存款利率现在不到2%，通胀率是2%，也就是说真实利率是负的。意味着我把钱放在银行放一年亏一年，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不是很合算。

第二个能投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跟发神经似的，一会好得不得了，一会就觉得不好了。股票也不是特别适合老百姓作为可持续的投资。

第三个能投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对老百姓来说，除了刚才的那些因素以外，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这个价格不管是涨还是跌，总还有一点东西留下，自己可以住。不像股票那样，股票一下子退市了，没了，或者是放在银行没有回报。所以房价涨得这么快，每个人都在买房子。

为什么都要买房子呢？这是最好的投资，当然也是因为过去价格涨得比较快。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体系当中、市场当中金融市场不发达，没有很好的投资渠道，所有的钱都放到一个地方去。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关系，所以以后要改革。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过去的金融管制，我们把跨境资本的流动都管住了。现在还能管得住吗？现在恐怕是管不住了。我们现在对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还是有很严厉的管制。但是每次市场一波动，你就听到说，热钱进去了，热钱出来了，反正来来回回的钱很多。当经济开放到一定的程度，你再想把这个钱完全管住，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管制有效性，已经在很明显地下降，而且很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所以现在必须要往前走才行。这是我们认为金融必须要往前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金融体系“大”但不“美”

金融改革做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过去30几年做了什么事情。78年刚刚开始金融改革的时候，中国的金融体系大概就是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当时既是商业银行，又是中央银行，主要就是一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发展和改革，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只不过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数量搞得非常大，但是质量不是特别完美。我们总的金融资产规模已经非常大了。

举一个例子，我们一般用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重，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金融资产的规模，中国M2占GDP的比重是200%，和德国、日本差不多，美国的比重是80%。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债券市场不太发达，但是我们的企业债市值已经在全世界排到第二位了。

我们的金融机构今天几乎是应有尽有，从一行三会的监管机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国外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而且规模搞得很大，我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世界排在前十位。规模做得很大，市场做得很大，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市场机制几乎没怎么发挥作用。

中国金融抑制的程度非常严重

经济学者经常用来描绘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的程度，叫金融抑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对91个国家收集了金融抑制的衡量指标。在这91个国家当中，中国排名第4位。也就是说我们的金融抑制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到底干预什么，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第一是对利率有干预，第二是对汇率有干预，第三是对银行的贷款信贷分配有窗口指导。谁可以上市谁不可以上市，政府要审批，我们对资金的跨境资本流动，有严厉的管制等等，总而言之是一个相对比较全方位的管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要改什么？

金融改革的方向与难点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头写到十一点我们下一步要做的金融改革：

1. 对内对外开放，允许民间资本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

2. 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3. 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4. 完善保险经济补偿制度，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5. 发展普惠金融

6. 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与产品

7. 完善利率、汇率机制，形成国债收益曲线

8. 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9. 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

10.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退出机制

11.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具体而言可以列成三个方面：第一就是降低准入；第二是开放市场，就是要让市场机制来决定资金的定价和资金的分配；第三个是改善监管。总体上来说会有很多方面的变化。

金融改革里头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们在讨论和舆论当中，经常喜欢把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放在对立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一个企业贷不到款，觉得是银行坏。但是，你要是站在银行的角度，你要理解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愿意给你贷款，他有他的市场规律。

举一个例子说，现在经济不好，经济下行，风险上升，对于一个银行来说，他应该扩张资产负债表，还是收缩资产负债表？他应该减少对大企业的贷款，还是减少对小企业的贷款？从商业逻辑来说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商业金融机构的工作和职能不是做慈善，也不是帮政府做政策性的工作，他要赚钱，他要控制风险，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似乎在讨论的时候，觉得经济增长下行时金融体系收缩资产负债表是不讲道德、不支持政府、不支持企业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恰恰相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最重要的首要一条，是把金融体系稳定性给保持住。如果今天金融体系都支持了实体经济，但是明天搞了一堆坏帐，或者是像股票市场一下子从股价指数4000点牛市的开端，到5000点“啪”就崩下来了，这不是支持实体经济的最好方法。

假如政府觉得应该支持很多企业，尤其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为了就业、为了创新、为了经济发展要支持中小企业，我觉得应该是政府出钱，比如说担保基金，比如说贴息贷款，或者比如说政策金融性机构直接来做，这是第一条。但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是相反的观点。

第二个困难，我们经常有一些比较好的思路，但是落实的政策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政府要银行增加中小企业的贷款，银监部门制订了一个所谓“三个不低于”的监管要求：所有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的增长速度不能低于总的贷款增长速度。金融机构是不一样的，有的金融机构擅长做中小企业贷款，有的金融机构不擅长做中小企业贷款，如果对农商银行的要求，和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要求是一样的，做下去的结果五花八门。

第三个困难，是很多市场参与者的非市场化行为。市场在开放，利率、汇率都要由市场决定，但是我们市场上很多机构是政府隐性担保，软预算约束，甚至是刚性兑付，企业破产了不能退出，没有市场纪律，如何把市场放开来？我觉得很困难。国企改革我不是看得特别清楚这一步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我担心的、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国企效率到底高不高，也并不是国企到底行不行，或者是以后不能有国企，我关心的不是这些问题。我关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企业不行了，你能不能退出？如果不能退出，会影响整体的经济。

我们现在有很多钢铁公司，很多重工业的企业退不出来。退不出来就影响金融机构，影响其他企业的发展。国内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餐饮业。两、三年前大家觉得中国的餐饮业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冬天，因为反腐不能再公款消费了，餐饮业可能萧条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开始都没注意，后来有一段时间，一个朋友说想要吃烤鸭，我就在我们附近打电话订地方，从鸭王到全聚德，到颐和雅苑，到大董，第二天的桌子全订满了。我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都要吃这个鸭子？我们做调研发现餐饮业已经经过了一轮非常明显的调整。过去的消费对象可能就是公款消费，很高端。因为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餐饮业的服务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生意还是非常好。

这背后反映的是机制问题，这个餐馆生意如果是赔钱的，老板不想赔钱，要么他就关门，要么他就转型。所以你只要给他建设机制他就转过来了。我们现在出现问题的很多地方是企业不行了，可不可以退出。谁都不想退出，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其他。所以这个非市场行为不解决，以后可能困难、风险会很大。

最后一个困难，就是监管的问题也非常突出。比如说证监会不知道场外融资到底有多少，这反映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分业监管的监管体系，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混业经营越来越多，而且交叉业务越来越多。银行在卖保险产品，以后银行要拿证券公司的牌照，证券公司以后也会做很多其他的业务，交叉越来越多，而监管体系跟不上。这个如果不改变，我们未来的风险还会有很多金融不稳定，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金融改革会带来哪些变化

总体上来说，如果按照政府的计划推进金融改革，金融体系会发生一个全方位的变化。简单来说，直接融资的比重会上升，间接融资的比重会下降。中小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包括互联网公司，可能会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利率市场化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利率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正规渠道的利率也许会上升，但是非正规渠道的利率可能会下降。但是同时这个正规渠道的利率到底变化多少？其实也不清楚，因为竞争会增加。

我们最近已经看到资本市场包括新三板、地方股权市场、未来的创业板发展给银行和融资成本造成非常大的压力。我们今天看这些直接融资渠道提供的资金量不是非常大，但是这个市场的发展对于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效果非常明显。在资本市场上、在股票市场上融到1000万，可以拿到1000万作为资本金，到市场上去撬动很多的社会资本。

有很多企业根本还没有融到资，在新三板一挂牌，甚至有证券公司开始给他们辅导，已经有很多合作方就来了，愿意给企业提供融资。因为我们现在缺乏一个非常好的征信系统，所以挂到新三板，哪怕挂到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或者是证券公司给企业进行辅导，就相当于是一种好的征信，有很多金融机构就愿意给他贷款。像这样的变化，以后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关于“经济新常态”

最后，简单分享一下习主席说的“经济新常态”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分析，从经济奇迹向常规发展。第一个，增长速度还会下行，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使两、三年的下行压力过去以后，从趋势来看增长速度也是往下走的，不会再回来。

第二个，产业升级会变得越来越快。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成本的提高，只有那些不断可以往上走的企业才能保持持续的竞争力，才能不断发展。

第三个，我们的经济结构会变得相对更加平衡。过去我们主要是出口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未来消费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我相信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市场可能是下一个会吸引世界注意力的市场。过去中国在全世界市场上影响力最大的，一开始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后来是大宗商品市场，中国占了全球大宗商品消费1/3—1/2左右，所以举足轻重，我们支持了全球大宗商品市长的超周期繁荣。

但是这两个好日子可能慢慢过去了。起码从边际变化来说，下一个可能会比较吸引人的故事，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开始扩张。消费扩张不光是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而且消费占GDP的比重会上升。今天我们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55%左右，这个和发达国家的80%以上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65%—75%相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所以，只要我们的经济保持相对比较稳定的增长，我们消费的比重上升，意味着我们消费品市场的扩张仍然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我们曾经看到分析说如果中国老百姓收入水平再翻一番，在一些领域的开支的比例会大幅度上升。比例变化是不一样的。随着收入的上升，大多数人认为，比如说在食品上面的开支，按比例来说会下降。但是在有一些领域的比重，会大幅度上升。

我们的分析发现有四个领域可能比较突出：第一个是家具家电，第二个是通讯交通，第三个是教育、文化、旅游和养老，最后一个是金融服务。所以如果这些领域发展起来，14亿人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我相信不但可以吸引中国企业家，而且会吸引全球企业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