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四人帮”把旅游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断肠人在天涯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件令人震惊的事的：
    标题：《1978,当旅游进入上海人的生活》。该文最初刊载于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杂志《档案春秋》的08年第8期，广东报纸《湛江日报》08年10月21日那一期的第11版刊登了该文的节选版


　　几位工人的一次“壮举”
　　1978年11月30日，50个上海汽轮机厂的工人，每人凑了7块钱，向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租借了一辆公共汽车。“悄悄”来到了苏州。这次行动，工人们已经在暗地里足足筹备了一个多月，而在进行这一切时，工人们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在当时，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人敢宣称自己想“出去旅游”，除了新婚的年轻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外宣称说要“旅游结婚”外，想出去走走，大多会被说成是“散散心”。
　　十年“文革”已然过去，但在当时人们的心头依然保有十足的威慑力。（“两个凡是”这一方针是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人去苏州旅游后18天，即12月18日召开的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被废除的。——楼主点评）

1953年上海通用机器厂更名为“上海汽轮机厂”时挂出新厂牌（图片来源：上海市闵行区档案馆）


上面这张图里的，现在的上海汽轮机厂是“上海电气集团”旗下“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的一个厂子

　　而那50个工人此番“散心”，无意中把旅游这种在“文革”期间备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悄悄引领回来，并以半地下的方式，使旅游回到了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来，并很快成为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和高级职员的一种时尚选择。
　　仅仅是一些普通工人的寻常举动，却引来了一些人高度关注。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动向，自然也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1979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上海人较为热衷的短途旅游，一般都是以时间作为限定的，如“一日游”或是“二日游”，而这样的旅游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一伙污蔑为“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贵的是，上海的工人阶级率全国之先，打破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在各家旅行社已停止各种营业的10多年以后，如今类似短途旅游又逐渐开始恢复了……记者还发现，普通市民前往旅行社报名很踊跃。 　　
　　有人担心放“特务”进来
　　1978年，随着旅行社等服务机构的兴起，上海官方也开始将旅游纳入视野。当年5月，上海市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成立。当时官方对旅游的定义主要是为外事服务。
　　而此时，邓小平已经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强调，“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
　　旅游局成立之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接待外宾的国际旅行社上。旅游局宣传处 出的上海风光明信片、期刊和地图，都是中英日文三语。
　　即便在当时，对于对外开放问题，中央高层会议还是有一丝疑虑：“是不是开放得太早了?”当时有中央的高层领导提出：“会不会把特务放进来，窃取了情报怎么办?会不会腐蚀干部，把干部带出去?那些落后的地方，不能给外人看。”
　　但毕竟改革开放的浪潮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开始浸润人们的日常生活，旅游业在上海的兴起，与那个时代的人们各种强烈的欲求一样，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了。
　　“苏州一日游”仅花七元五角
　　上海旅游业的经营者，在这个时候显露出了应有的精明眼光。1978年12月底，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即上海锦江旅游总公司的前身)成立了旅游组。一到周末，这个旅游组就会派出自己的大客车，来进行短途旅游业务，显而易见，这个小组称得上是整个国内旅游业的“先行者”了，令许多新起步的旅游界同行艳羡不已，这也是上海的旅游业在“文革”之后开始复苏的最早迹象。
　　当时，上海一汽服务公司下属一共有5个车队，大小客车近50辆。1963年公司成立的初衷，是要在每个周一至周六的工作日内，接送从市区到上海郊区和安徽、江苏等地的三线工人上下班，而周日这天，车辆绝大多数都是闲置的，如何利用这一天的闲置车辆，成了公司内部议论的焦点。
　　公司成立之初就在车队担任调度员的戎良，还清晰地记得筹划成立旅游组时的情形。戎良当时已年过半百，曾经是解放以前上海最早的有声旅行社的专业导游。对于商机乍现的旅游市场前景，戎良显然已有所察觉，于是，一次他向车队领导提出，可以在礼拜天、节假日等业余时间，让闲置的车辆“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他还提出，自己愿意出面承包，搞一些短途旅游，首先可以开辟苏州、无锡、杭州等上海市民较为熟悉的景点、景区。经过一番努力，车队领导终于答应“试试看”!
　　戎良敢于如此大胆地向领导提出这建议，并表示愿意承包旅游业务，其实他在事先是有所准备的，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大量客源的名单，也是他早年担任专业导游时积累下来的客户资源。当时不像现在，人口居住、迁移的频率相对较低，一家人在某个地方一住就是几十年，他通过了解发现，自己完全可以找到那些老客户及其子女和亲戚朋友。当第一汽车服务公司旅游组成立后，这些人便成为了戎良他们的早期客源。
　　旅游组的第一个旅游团是在国庆节那天组建的，第一个旅游产品就是发往苏州的“一日游”，当晚客人回到上海后向公司表示自己很满意，于是，以后每个星期天的一大早，“苏州一日游”的定点旅游班车就会发出，营业额不断攀升。此后，新的旅游产品不断开发，到1980年，第一汽车服务公司旅游组最火爆的线路是“海宁观潮”。有记载说，1979年12月4日的那个周末，一天内开出了63辆前往海宁的49座的大巴，其中的15辆还是向公交公司临时租借的。（楼主提醒大家注意：49是当时那种大巴的座位、座椅的数量，那63辆大巴都是49个座椅一车的。）
　　上海第一汽服公司的星星之火，很快就点燃了整个上海旅游市场。1979年2月，“文革”以前就已成立的上海旅行社宣布恢复营业，并在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布了消息，一时间吸引了无数前来报名参加旅行团的普通市民，从那时起，第一家专业旅行社终于重新在上海滩立起大旗，旅游市场如火如荼地在上海发展起来了。一直到1981年，各种经济体制开始加入旅游业市场，继国营的上旅、上海一汽旅游组、锦江旅行社(后来的锦江国旅)等之后，又出现了集体性质的春秋、东方、新华旅行社等，中青旅、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等，也纷纷加入这一市场，强劲的旅游市场竞争格局形成了。
　　但最有特色的旅游组团，还要数上海第一汽服公司。当时他们的“一日游”和“二日游”中，最经典的线路依然是“苏州一日游”，一般的常规团组，每个人的费用只要7.5元，仅仅这点费用，就能在苏州最有名的饭店――松鹤楼，吃一顿像模像样的午餐了，一桌10人，4个冷菜8个热菜，还能吃到松鹤楼里最知名的招牌菜松鼠黄鱼。
　　而“杭州二日游”的飞机班，堪称是当时最为豪华的线路，每人38.5元、它用来吸引游客的最有力的“卖点”，显然就是当时极其特殊的交通工具――那架二战时美国支援中国战区时保留下来的飞机，那是一架双翼飞机，如今这架飞机还停留在龙华机场的停机库里，但早已是锈迹斑驳，再也动弹不得了，但在30年前，它却能够直接从上海飞到杭州。有些游客为了坐飞机而专门报这个团。要知道，早在30年前，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上海地区毕业生，工作一年以后，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56.5元，若拿出近40元钱作一次短途旅游，不可谓不豪华。
　　上海早期的旅行社业务，一般更注重社会效益，对于经济效益，用戎良的话来说，只能是“顺带便提提的”，如上海旅行社的“苏州一日游”，报价7.5元，旅行社从中只能赚到5角钱，但可观的报名人数还是给旅行社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上旅1979年的全年产值就达到了150余万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笔巨款。不过也不奇怪，当年的上海市民外出旅行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为观光，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住小旅社、吃1角5分钱的面包和榨菜，也都觉得很正常。　　
　　出门旅游先换粮票
　　眼下40岁以上年纪的人们应该都能记得，“文革”期间以及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的老百姓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跨出市(省)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票，因为人不能不吃饭。所以出门旅行，无论是跟随旅行社还是“自助”，出门都远不如今天这么容易。
　　那时还没有身份证，至于打印机、传真机等现代通讯工具，人们连听都没听说过，打一个长途电话，排队、登记，电话费贵得出奇，最常见的通信方式是拍电报。上海第一汽服公司的导游，每个星期五下班以前，必须要把统计好的游客人数，通过发电报的方式，通知苏州、杭州的旅店，告知游客的到达时间、所需房间数量和用餐标准等。
　　旅行社在旅游线路的广告传单上，必须要注明旅客“每人每天，应自备半斤全国粮票”，否则将无法解决吃饭问题。游客在出门前，则必须先拿着单位出具的出差证明，到粮管所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在去旅行社报名交钱的同时，把换来的全国粮票也一并交给旅行社。
　　当时的苏、浙等外省，几乎没有几家像样的宾馆，游客一般都住小旅社或是某个单位的招待所，4到6人一间的大房间，有的甚至是大通铺，像样一点的，也就是那种单人的板床或铁床，也有分上下铺、有点类似单位集体宿舍的房间，一个楼层只有一个厕所，洗澡间、盥洗室在一起；好一点的地方，晚上还有二、三个小时供应热水，可以供游客洗澡，房间里没有空调，夏天靠风扇，冬天靠火炉。
　　在浙江千岛湖，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当时，有几辆载着上海游客的汽车到了那里。还没等游客走下汽车，当地的农民就跑到车队跟前，他们不知道来者何人，所以满心戒备，甚至要轰游客走，因为在当地人的头脑里，根本就不知道“旅游”是个什么东西。

断肠人在天涯

文革时提倡要过“低标准”的、简单的生活，不要过“高标准”、丰富多彩的生活，要在革命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而不要在生活方面有过高的要求，所谓“简简单单就是‘福’！简简单单最是‘美’！”。所以旅游除了一生中独有的一次重要时刻——结婚时可以搞一下，一生中的其它时候都不能搞。搞了就会受批判、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