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态到生态：零和还是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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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态到生态：零和还是和谐

无时无地宇宙中的天体在相互作用中引发核爆炸（质能转换），在这之间的某个天体因为恰当的位置，磁场的有序涨落使生命的产生成为可能，生命的协同产生自觉的智慧，从模仿生命到模仿宇宙，最原始最强大的力量也为其技术性的调控，核武器遏制了无休止的残杀（气候决定战争的反转＠而气候是宇宙磁场的节律），核电能成为可持续的能源，智慧之网通过可控的电波连为织体，包括生命本身的密电码＠生命世界与物理世界的链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心）拱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在21世纪的大国崛起过程中是有作用的，因为21世纪是核武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三个要素并存的时代。核武器使全面战争不再是争夺国际主导权的有效手段，知识经济使占领自然资源地积累财富不再是唯一路径，而全球化使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从而扩大了主导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

   正如蒙哥马利和毛泽东谈话时所指出的（“核武器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野渡博友说"没有核武器就没有市场经济"，二战"和冷战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结晶)与美军基地的斗争也是如此。

(也正如暗物质(国债)与阳光((货币互换)， 垃圾与生态，核电与化石能源，雾霾与欲望)

制度正义(Internet)提供了"动物精神"的实现通道:

"中"国以世界工厂为基础(世界级的工业人口集成为保障)，亚投行、人民币国际支付系统与人民币指数对冲世界银行、美元支付系统与美元指数，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sdr及份额问题) "二而三"生万物，一带一路地球轴承，全球化因而合纵连横，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联合国的改革将成为世界政府的雏形，结束人类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最后的能源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造系统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氮、磷、硫以及其他废弃物危害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空间不断缩小）发挥服务功能。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垃圾遍地的工业化社会，面对物理以及化学反映的交相侵袭，自然生态系统是唯一能让我们免于被埋葬、被闷杀、被焚化的载体。”

作为百兽之王的人类，在驯化生态圈中的生物的过程中如何驯化自身成了关键的问题，问题不是核武器或者某一物种的灭绝，而是人能否把已知的生物世界应用于包裹着她的物理世界，或者为自身所噬。  因为人不可能通过核武器或病毒消灭别的什么，物理、生物世界都先人而存在，所有的恒星都是核蛋，所有的生物都比人更适应人类之前的世界。问题只在于人类能否把生物世界、物理世界乃至人类世界改造得更适合于自身，而自身也更适合于世界。从而使得偶然出现于宇宙中的生物之自觉能栖身于核弹与太阳乃至其他恒星之间的合理距离，栖身于生物与人类之间的情理之中.....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 ：农业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中国历史中的悖论就在于，虽然环境的退化是长期而且明显的，但中国的农作制度又确实具有着非凡的可持续性。两千年前清理出来的耕地到现在仍然可以耕种，千年前排干的沼泽、湿地和圩田在今天还在生产稻田、在历史上，中国农民通过定期而大量地把从城市人家和公共厕所中所收集来的粪肥循环到耕地中的办法来补充营养物质，维持生产力和土壤的肥力，但到19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一循环系统正在缓慢地流失越来越多的营养物质。如果不是化肥的加入延长了农田的生命，这种能量平衡的状态将无法一直维持下去。即便如此，我仍然担心中国长期以来的沙漠的退化，再加上过去30年来工业和化肥对土壤、水和空气造成的污染，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自然环境日益失去从人类造成的损害中得以恢复的能力。

张维波《经络是水通道》：巴特曼的《水是最好的药》告诉我们什么
在《水是最好的药》中，巴特曼先生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许许多多疾病的病因仅仅是：身体缺水”。
巴特曼先生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就是，“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就是：喝足够多的水”。
巴特曼的第一句话是正确的，但应该作一点补充或者说是修正：许多疾病的病因应该是“细胞缺水，而不是身体缺水”。在很多时候，身体的总水量并不少，缺水只出现在某个局部，是一些细胞缺水，而非全身。
　 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每个细胞都浸泡在水的海洋里，就像最早期的单细胞生命诞生在海洋里一样。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这一点人所共知。探索火星有没有生命首先要看火星有没有水。人体中的细胞所浸泡的水叫做组织液（tissuefluid），或者叫间液（interstitial fluid），间液就是细胞之间的液体，interstitial是“空隙的、裂缝的”的意思，指的就是细胞之间的空隙或裂缝。一旦细胞周围没有了水，细胞就要出现问题，它将变得老化、缺乏活力，最后就是分解与死亡。我们都知道用塑料膜保鲜蔬菜，实际上就是保蔬菜中的水。细胞的病变最终导致组织、器官的病变，常见的器质性病变往往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

环球时报：水资源保护的核心是加速水循环

文/杨帆

在重化工业化中期，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总体来说难以调和，必须进一步采取综合有力措施，否则环境与资源问题将继续恶化。第一，厉行节约，推行绿色GDP和企业环保会计制度，实行循环经济；第二，在人民币升值期推进海外投资，目标是获得资源，减少污染；第三，推行以水资源为中心的资源保护与利用战略。利用与保护，其核心问题是加速水的循环，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为人们所重视。

以南北向水渠沟通东西向河流

水的总量，要从动态来看，一方面是水的存量，一方面要看流动速度，速度越快，流量越大。研究经济的人一般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货币总量取决于货币发行量与流通速度，速度提高一倍，货币发行量就可以减少50%；如果流动受阻，称为呆帐，就需要多发行货币。再形象一点的例子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如果血液正常的循环周期是30天，但是由于血管和血液出了问题使血液循环速度变慢，心脏和骨髓的功能就会降低。速度决定流量，是绝对不能降低的。“流水不腐”，降低污染一方面依靠消灭污染源，一方面要提高水和空气的流动速度，即提高大自然对污染的稀释与净化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容纳一些生产企业。SARS期间为什么要通风，病毒不能聚集就不能成害，也是这个道理。

水是怎样循环的？地表水蒸发形成蒸汽，被森林的光和作用吸引，凝聚为雨，形成溪流，汇成河流，补充地下水；在风的帮助下，水蒸气一步一步向西运动，一直到青藏高原，储存为雪，这是中国的淡水库。雪山融化形成长江、黄河，加上淮河、海河、珠江，都是自西向东流。所以正确的治水思路是挖南北水渠，沟通几大水系。秦代修灵渠沟通珠江与长江，隋代修大运河沟通长江、淮河、海河与黄河，堪称丰功伟绩。长城已丧失了国防意义，成为旅游景点，而大运河沟通南北水系的意义只见增加不见减少，现在又修南水北调的中线和西线，足见加速与扩大水循环的重要性。

上游少修大坝，下游多挖水渠

中华民族是依靠治水生存和发展的，没有钢筋、混凝土和起重机，不能修大坝，也能顺势而为，挖水渠，大禹大概算得上是一个挖水渠的高手。李冰修都江堰，用鱼嘴分水法修成成都平原的水渠网。他的思路是“深淘滩，低筑堰”，两千多年不淤，成为世界第一水利工程。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以后，完全改变了人对于自然界的态度，似乎可以依靠先进生产手段随意截流。大坝加水库的积极作用是发电，但全然忽略了周围环境、古迹、移民和淤积的问题。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1957年反对在三门峡修坝。他坚定地认为，在大江大河主干道上不能修大坝，理由是无法解决淤积问题。国际上包括美国在内也出现很多反对修大坝的强烈呼声，但我们国内却一如既往，制定一个又一个的大水坝计划，现在能够制约他们的，也只有环保部门了。

让人更加担心的不是淤积，而是在上游水坝修多了，肯定降低水流的速度，水库成为污染物繁衍的最好场所。另外，把上游所有的支流都用大坝拦截，长此以往水流速度就会降低，主干道就会枯竭。当年根治淮河的办法就是在其支流上修水库，一修就是5000座水库。50年以后，淮河没有水了。人们只是抱怨天不下雨，从不反思修大坝本身可能有什么问题。美国的田纳西州与淮河流域面积相当，却只有100座水库。即使是这样，美国人已经认为修多了，影响了自然环境与气候。我们的决策不能被近代西方的科学至上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所统治，更不能被那些从大坝项目中获益的利益集团所挟持。

提高国土的蓄水调水能力

中国水资源短缺而且分布不均，北方尤其缺水。黄河断流已成定局，原因不仅仅是天不下雨，而是上游城市和采矿业的大发展。工业、采矿、现代化生活，不仅需要石油，尤其需要水。单元房耗费的水比农村打井多20倍。兰州、银川、西安、太原、呼和浩特、包头，还有在鄂尔多斯发现的，据说可以开采1000年的大煤田，无一不需要巨量的水资源，而且无一不是从黄河调水。可以预见，黄河之水将被上游基本截留。下游黄淮海平原是中国粮食主产区，还有两三亿人口要生存，水从何来？地下水已经严重超采，只有依靠从南方调水。无论大西线能不能成功，国家都应制订蓄水战略，把夏天南方泛滥之水以湖泊、湿地、森林、沼泽、地下水等形式储存起来。我们需要建设贯通南北的湖泊水渠运河网。沿海地区的耕地或许难以保留，但是湖泊森林应该扩大。电力的发展使抽水变得轻而易举，把南方多余之水抽到北方，亦或是在北方泛滥南方干旱的时候，把北方多余之水抽到南方，都能够解决大问题。

比起在湍急的大江大河上游修水坝，在下游挖水渠湖泊应该容易得多，不仅成本低，而且可以使用大量劳动力，增加就业。问题在于我们思想上抛弃了中国古代文化，迷信西方近代生产力，轻视挖水渠而迷恋于浩大的挖山截流工程，轻视农民的铁锹而迷恋进口的起重机。至于那非常柔弱，似乎可以任人摆布的水，为什么越来越少，

和人类的粗暴行为有没有关系，人类是永远不会反思的。人们只知道把责任推给“天不下雨”，这倒用上了当年批判大跃进的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反思人祸，应该包括修大坝问题，再也不能回避了。比如在都江堰上游修一系列大水坝，改变了水流速度，对都江堰会有什么影响，像这样的问题不加考虑盲目动工，万一破坏了2000年不淤积的世界第一水利工程，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天下万物莫柔于水，而水能胜火。那些迷信西方近代生产力的工程师们，应该好好学一学中国古代老子的思想。以大坝形式降低水流速度，岂不是相当于人的血管阻塞症？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绿叶》【200705】国土开发与城市化 应以水资源开发为主导

文/（国研中心）刘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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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讲到“生命乃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
人们的交往乃是人类活动的场，在此每个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生命和能力，使之参与活动。他们的活动越旺盛其生产力就越能提高，而交往若受到限制，他们的生产力也将受到限制。他们的生命的媒介物，即个人诸能力如果没有得到交换，每个个体将无以生存。人类的交往并非他们的本质的偶然派生物，交往就是人类的现实性本质……
在《资本论》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破坏着人和土地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其论据，马克思是从化学肥料型农业的创始者同时又是其批判者而首倡循环型农业的德国化学家李比希那里得来的。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绪论《交换样式论》）

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不仅是可变投入与不变投入的关系，物种与生态以及物理宇宙是在协同共在中不断前行的。正如地球成为有生命的载体是宇宙演化的产物一样，人的生存与发展也要从地球的生态演化中求取……我们并没有其他星球的历史资料，有人说是因为各行星的智慧生物在它们能到达另一个星际文明之前就被自己星球的技术所毁灭了（如人造星球的核技术）。就我们星球的现文明而言，似乎也不是唯一的历史，如创造埃及金字塔、希腊-罗马城邦、印第安金字塔等等的文明及其种族都消失了或没有可持续的发展起来。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文明是已知文明里唯一历久弥新的特例，或许这跟它的地理条件（为沙漠、高原、海洋所围）、生态条件（有一个足够规模的核心中央平原可以平衡或者容纳草原、山地、岛屿、绿洲的冲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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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

最后的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即使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有着高度共同体文化的国家也是一样。这种对个体的不断聚焦和关注是西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主导全球的一种“副产品”。正如《工人先锋》近来写到的：

通过把人和自然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人占有关系，那么，与其说资本主义代表的（尽管其所有的技术进步）是人类需求和相较于自然的力量的充分发展，倒不如说其代表的是自然和社会的疏离异化，以致形成了片面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

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重要力量。它特别强调共同体的重要性，在共同体中，个体的认同感和对现状的反思精神得到培育、生长和发展。共同体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家庭、学校、单位、体育社团、村庄、城市、省和国家。每一特殊层面的共同体的性质也是不同的。但无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却都具有有机共同体的共同原则。这一运动的目标就是使欣欣向荣的有机共同体的积极因素与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的共同福祉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奇特的时代。无论是对于科学界、还是对于世界各地的普通居民来说，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必须怎么做才能避免全球气候灾难。然而，当看到这些极易实现的策略措施的实施正在被大企业和政府所推三阻四时，人们就感到沮丧了。这些大企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润，政府又视他们的国家利益高于整个星球的利益，因而采取不作为的做法。

当面临变革的迫切需要时，为什么人类却不断地创建和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一方面，他们声称只有自己的“内群体”的价值观才是好的；另一方面，则去诋毁其他“外群体”的价值观呢？无论在一个国家内的争论还是全球性的争论中，领导者们都要设立一个虚假的对立，然后坚持认为，真正的答案只能在他们特定的营地中找到。在前面的每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通向明智而公正政策的道路是如何被意识形态斗争所阻塞的。由于美国政府不能包容和解，华盛顿观察家们或许目睹了最令人痛苦的不作为。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这样的事例也不少见。

基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认识到导致当前这一困境的原因是体制性的原因。不是因为领导者反对可持续、以地球为中心的政策，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做出改变。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不想改变世界经济规则，因为目前的规则给他们的公民带来了如此多的财富和舒适。而由于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提高其公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只能遵守欧洲和北美建立的经济方面的游戏规则。由于最富裕的国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贫穷的国家发现他们越来越受那些强国大国的控制。

一旦我们了解了全球体系的固定规则和他们的服务对象，我们便意识到，没有所谓的“权宜之计”。环境运动的目标不能再局限于象征性的措施，这像是对于一个垂死的星球，人们仅仅是提供了几片“创可贴”。没有什么比文明的变革更充分和足够的了。世界各地的运动领导者正在开始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奠定基础。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人们如何本土化和全球化地思考及组织人类社会等根本性变革的必要性。

在这部分，我们已经回顾了为新的生态文明奠定基础的历史和思想观念。遗憾的是，人们还是常常不能认识到现代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理的问题所在。马克思为认识到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最有效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变革性的社会主义原则需要融入具体的文化背景中，然后以后资本主义的共同体的形式体现出来。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使用“有机”这个词作为涵盖性术语来表达正诞生于这个星球的这一文明的主要特征：可持续的、融入具体文化和历史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基于过程思想的、根本性地本土化的、共同体取向的——简言之：生态的。

现在，文明变革的力量正在全球积蓄着：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能看到为着革命性变革的民本运动。日益严峻的环境灾难的每日报道、我们呼吸的“空气”（本是赋予生命现在却变成有毒的空气）、我们天生的正义感和我们的直觉判断力都在推动着这场运动的发展。这个星球的公民不会仅仅因为富贵者和权势者不愿做出改变，就眼睁睁看着这个星球被毁灭，看着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健康栖息地被掠走。

我们相信，这种日益增长的变革的力量将不会停止，直到晚期现代欧洲文明的许多特征被取代。这种彻底变革的条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尚未成熟。不幸的是，人类文明产生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危机——人类人为地引起的——催生了这种必要的全球力量。只有当这个有机运动成为全球性的运动，马克思超越国界的变革梦想才会最终实现。

这是一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端。每个个体、整个社会和国家正在决定是继续战斗来维护一个垂死的旧秩序，还是领先建立一个新秩序。这不是一个需要继续等待以获得更多数据和证据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原有的所作所为给我们的地球带来了什么，我们还知道建立一个社会、经济和环境上可持续的全球性社会会带来什么。将会作出最大成就的人是那些能够智慧、灵活和克己地工作和生活，且把整个星球的福祉放在第一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