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中国供给侧改革应吸取“里根经济学”的灾难性教训 毫无疑问,就地缘政治层面而言,里根取得了重大成功——利用无能并屈从于外国利益的戈尔巴乔夫摧毁了苏联和苏共(也许支持“里根经济学”的某些人是希望中国也产生同样的地缘政治结果?)。但就经济层面而言,里根治下的美国竞争力遭遇严重下滑。正如下文将要分析到的,里根的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更大。 里根经济政策导致美国借入大量国际外债,就像另一种形式的“信用卡狂潮”。当信用卡账单持续飙升时,持卡人会因为他们花了很多而感觉良好。但当信用卡债务当还款期到来时,信用卡拥有者会感受到巨额债务所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拜当时的巨额赤字所赐,日积月累而触发危机的。 史正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搞对投资结构2007年以来的问题实质是全球产能过剩,背后是资本积累过剩。资本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有利的投资机会,就涌入金融衍生品开辟的虚拟经济中。在泡沫破灭、整个经济体系面临崩溃之时,全球央行只好祭起大规模货币宽松的旗帜,但这一步现在也走不下去了。全球央行放出了天文量级的流动性,但钱流不进实体经济,不过是把金融泡沫又吹起来而已。 今天,又再次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索罗斯说“35年的牛市要走到头了!”斯蒂格利茨说世界经济进入“大疲软”;近日,连美国前财政部长的萨默斯也提出了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SecularStagnation)! 美欧各国政府还有什么办法呢?白宫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前主任斯托克曼说:“这次的华尔街泡沫是靠美联储恶意发行大量空头货币吹起来的,基础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大量增加的流动性不但没有刺激银行贷款或者企业支出,反而一直被困在华尔街的深渊之中,正在发酵成又一轮无法持续的泡沫。这轮泡沫一旦破裂,美国银行将不会再得到像2008年那样的新一轮救援方案。相反,美国将会堕入一个零和紧缩与恶性政治冲突交织的时代,就连目前这种经济增长的微小残痕也会消失殆尽。” …… 上述宏观-战略投资的合适领域是很多的,举例来说: 一、生态资产与生态中国:通过大西线调水和“西水东调”等方式,至少在大西北增加1000亿立方米以上的淡水供给;通过统一规划与有序投资,实现我国重大水系的互联互通;与水利工程结合及其在陕-甘-内蒙等地区的流域治理,与南疆太阳能开发/咸水改淡和人口增加相结合的大规模改地;以及南方丘陵坡地利用率的提高等,至少增长2亿亩的可用地;通过南疆开发与西部造林的战略行动,有效控制和减少沙漠面积。 二、能源资产与节能减排:转向自主的清洁能源,优先发展新一代核能和万亿度规模的太阳能为主的电力生产和新型智能电网,减少对国际油气的依赖度;缩小煤电规模和减少“煤基污染”,抓紧车用电池的产业化,彻底解决汽车尾气的污染问题。 三、技术资产与产业升级:这是指统一布局国家研发体系建设,实现中央、地方、企业在科技创新和商用生产上的战略合作;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精造和中国创造。 四、人力资产与共富中国:通过央、地、企合作的培训体系,打造亿级的德国式专业-技能型劳动者队伍;开发新人口红利,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五、民生资产与民生中国:通过亿套级社会保障性住房、全民医保、义务教育和全民财产性收入所依托的长效资产(有稳健现金流的长期资产)的布局,对冲当代市场经济中新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六、西部开发与平衡中国:上述生态环保、能源资源等基础生产要素的投资新基础设施主要布局西部,能发挥西部比较优势,更能使西部可持续发展。 七、“一带一路”与全球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探索把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结合之道,例如①建立南海发展集团,投资岛礁旅游与平战两用渔船,对此类渔业合作机构实施引领、培训与保护;②建立南疆开发集团,实施塔克拉玛干光热电产业综合发展,形成数百万级移民人口为主的城镇群落,既提供巨量清洁能源,发展社会经济,又改变人口比例,对民族分裂主义釜底抽薪。 人民币竞争性贬值?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美国QE才是!“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开始货币宽松(QE)政策,这才是竞争性贬值,只是我们不这么称呼QE而已。当然,恰恰是QE带来的竞争性贬值,才让我们的经济复苏比起欧洲来更为强劲。你不可能把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彻底分开,那种认为‘汇率’纯粹由市场决定的观点是极其愚蠢的。汇率很大程度受利率影响,而控制利率的又是谁呢?是中央银行!” “美国经济不会重回健康” 虽然金融危机以后多轮货币宽松使得美国经济获得强劲复苏,但斯蒂格利茨却对美国经济的未来表现悲观。他直言,美国经济不会重回健康。 他指出,虽然2015年里,美国全年的就业数据表现强劲,但必须看到的是累积失业人口仍然十分庞大;因此,整体看来,美国的就业情况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生态@人态:失衡与再平衡 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 这种体系看来同时在“向前”和“向后”运动。这种双向运动一直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特征。……当轮到那个曾经取代旧体制的霸权自己被一个新霸权所替代时,“旧体制”立即不断重新起用。因此,英国霸权通过以新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恢复曾经在荷兰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帝国统治的一些方面,在扩大了的空间及社会基础上重建了现代统治体系。同样,美国霸权又恢复曾经在英国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与以前霸权过渡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已经大得没有多少进一步增加的余地了。因此这种双向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动荡可能产生的,不是现代统治体系在扩大的基础上新的重建,而是它彻底蜕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恢复早期现代或前现代统治模式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体系。 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 沃尔特@李普特《冷战》(1947): 单靠北美和南美是供养不了西欧工业化地区的,这只能解救那里的一些最迫切的眼前需要。西欧工业化地区必须恢复同东欧农业区和欧陆俄国的贸易关系。要是不这样,想在西欧维持一个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为了设法付这笔代价,将会需要对整个西半球的经济来一个革命性的重整。 2009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20世纪60年代,移民在后工业化时代以崭新的形式开始了,这次迁出欧洲的移民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开始从低收入国家移居富裕国家,来自拉美、非洲和亚洲的移民流蓬勃发展。……美国的地方公共财政依靠地方资产税,然而其体制极不合理。通过移居新的郊区,富裕家庭或中产阶级可以逃避帮助他人的义务。种族分化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城市中心“黑人”占据主导地位,而郊区则是“白人”的天下。 李扬等《失衡与在平衡》 观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脉络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居于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的顺差一方,不断变化的角色包括德国和日本,自70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然后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那么重要的根源在美国。……(转折点)卢布区瓦解对美元的起死回生作用。 “好的失衡”是一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配置消费和投资的最优决策,对外失衡状况及其增减动态,恰好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周期变化相一致。 “坏的失衡”指的是,导致经常项目失衡持续向逆差或顺差的单方向上扩大,造成经济结构扭曲,总体风险上升。 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从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转向解决了资本积累委顿的问题呢?它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根本就微不足道。19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在3.5%左右,既使在困难的19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几乎接近了1%),这些结果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发展方面大为失败。 那么,人们为什么相信新自由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并已经取得了成功呢?原因有二:第一,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动荡性日益增强,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投机性地发展。比如,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属于日本,亚洲“小龙们”和西德,1990年代属于美国和英国,那么,事实上这恰恰说明,正是新自由主义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败不为人所见。第二,从上层阶级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为统治精英们重建了阶级力量(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轴心)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虽然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以加大不平等为代价,但通过上等阶级集团掌握的媒体,他们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并宣传说某些地区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它们竞争力不够(因而需要“更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他们还宣称,一定区域内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鼓励创业和创新是必要的,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发展,如果底层的生活状况恶化,也只是因为他们由于个人和文化的局限而没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而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就要努力学习呀,获得“新教工作伦理”呀,接受工作训练呀等等)。一句话,出了什么问题都是要么因为缺少竞争力,要么怪你个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不成功。此外,他们接着声称,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确实只有适者才生存下来。就这样,体制性的问题被掩盖在狂轰烂炸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同时也掩盖在大量的地方化的危机中。 刘鹤等《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的(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军选的方式)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前……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冲突互相交织……(通过欧洲的“中东难民危机”及中东的Isis已呈合流之势) 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其全球反恐战略,谋求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尽快撤军。在北约针对中东北非的军事行动中,美国也放低姿态,让欧洲大国冲在前面。(乌克兰:俄@欧,法国:天主教@伊斯兰) 美退役少将呼吁 消灭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 俄提起诉讼_法国启动改革,遏制伊斯兰教极端化占豪丨英国转向中国,德法紧跟背后隐藏着玄机?!对中国来说,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至关重要,这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事实上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起来了,那么欧亚大陆上大多数的地区紧张和问题都有望逐渐揭开,反之战争则可能不断扩大化。中国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而欧盟就必然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东方的中国只有和西欧这些发达国家连起来,欧亚大陆整合所迸发出的经济能量才能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问题。所以,中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仅是因为欧盟转向发展与中国关系,更是因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谋求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欧洲。 生态危机:公地的悲剧 阿明《多级世界与第五国际》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极端反动形式,美国则是新帝国主义的先锋。 最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可谓不折不扣地制造全球性的种族隔离。 在全球各地,沦为资本主义扩张牺牲品的都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要抓住这一崭新的历史机遇来发动民众。我们经常忘记农民仍然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且无论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没有能力解决农民问题。 我们不能无视美国权势集团的立场,即为了跨国公司的眼前利益和维护以浪费为特征的美国生活方式而牺牲地球的未来。彻底的环境保护论者则和社会主义者持相同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予以无情抨击。 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这个世界已经基本上没有空闲的公共空间可供倾倒废弃物了。与之类似的是全球劳工的非农业化,即无法再找到新的潜在的低工资劳动力。其结果就是要求清理环境、控制污染的社会运动的不断升温。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己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亨利·乔治早在《进步与贫困》中就做过总结: 地价税在所有税中最为公正和平等。它只落在从社会得到一种特殊和巨大利益的那些人头上,并根据他们所得利益的大小按比例征收。……这是将公共财产供公共使用,当全部地租被征为税收以供社会需要时,那时才实现自然规定的平等。 生态循环与社会主义 何新《国家主义经济学》 在沥除了空想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之后,30年代苏联和50年代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民族工业的催生和保护体制,与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工业体制,同时与德国、美国19世纪的民族工业保护政策,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点。 李斯特:“作为我所创立的体系中的不同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本质是处于个人和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行保护贸易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 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源于其经济发展内在要求,除非放弃经济发展。而且其政策目标之一是纠正国际贸易中由于需求弹性不同而产生的一系列不平等因素,缩小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收入需求差异,因而并不会妨碍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然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对制成品保护旨在扩大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收入需求差异,如果发达国家对本国初级产品生产也进行保护,则进一步加重了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不平等贸易程度。因此,不仅不是必须的,而且还会降低世界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如果发达国家减少或取消贸易保护政策,发展中国家出口将增加,世界贸易将会扩大。不仅如此,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高的工业品进口需求弹性,因为贸易形成了“互惠”特征。 柄谷直人《世界史的构造@世界帝国》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视为旧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威特夫强调。俄国和中国革命建立在亚细亚专制国家的土壤上,因此,亚细亚专制国家得以再现。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俄国和中国乃是旧世界-帝国。在这里,有众多的民族-国家。(若如此将缺乏克服中心-边缘模式的生态环境)这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中确立起拒绝该体系的世界体系(基于非获利交换之上的经济圈) 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土地食利者阶层,从而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当均衡的社会结构。拉美国家常见的口岸买办阶层和大地主的联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存在。这就使中国可以在较少既得利益结构中国开始加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并为相对平衡有效率地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可能。 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起源》: “在大英帝国的模式中,既有统一法律、统一的官方语言和统一的官僚政府模式,也有对文化百花齐放的宽容,从多方面看,类似于历史上的准中华帝国,如马丁@雅克等人描述的那样。在中国,一种中央秩序——过去是儒家秩序,而今转化为社会主义秩序——达及每一个角落,但又允许55个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今日的中国和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庶几可有一比,而且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 《最后的能源危机@简约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基本生活必需品应该在我们的居住地附近生产,日益减少的能源供应会降低现有的产品包装水平和商品运输能力,从而使经济去中心化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我们需要将社区、郊区和城镇改造成充满活力的小型地域经济体,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资源为人们提供大部分必需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也将对银行系统进行“去中心化”,由民选的董事会管理小镇银行,银行储蓄只借贷给小镇或郊区的社会公益项目使用。只要项目合适,当地“创业园”协助小型公司取得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启动创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由许多小公司组成的网络,失业人员能够在这里生产商品以满足当前不被重视的各种需求。由于当地小型企业都归本地区居民所有,利润不受外地股东虹吸而流失,而是归当地支配或者重新在当地投入生产。 休闲生活丰富多彩,现在许多郊区几乎成了没有休闲环境的沙漠地带。这种新的地区到处都存在有意义的事情可做,有公益项目、畜牧业、小公司经营活动、园艺、城市林业和社区作坊。如此以来,人们在周末和节假日就没有了出远门的兴趣,国家能源消耗也相应减少。 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可在居住地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生产,事实上许多需求可以通过社区生产得以满足。 诸如收音机和火炉等商品可在10至20公里范围内的工厂生产,一个小城市可能需要一个冰箱制造厂和维修中心。只有个别特殊商品需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大厂运来,极少数商品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例如,高科技医疗器械。各地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选址需要通过理性的社会决策,这样所有城镇和郊区都可以获得少量但够用的出口收入,用于支付为数不多的进口费用。 哈维、阿明等:自由主义是民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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