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财阀压榨盟军战俘实录

阿拉丁神

国家人文历史   2015-12-30 08:53
http://news.qq.com/a/20151230/015904.htm

被日本俘虏的白人战俘

文 | [美]琳达·格特兹·赫尔姆斯摘自《不义之财：日本财阀压榨盟军战俘实录》，重庆出版社2015年12月

本文已获出版社授权

日本财阀最渴望白人战俘

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二战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失败。我们可以清晰记得它是如何在战胜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下结束的，但我们发现自己很难回忆起那场战争是如何以一次又一次盟军的失败，在混乱中开始的。

在1941年12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日军使美国海军大吃一惊，它不仅毁灭了其亚洲舰队，而且在几个月内，还阻截、杀害或俘虏了驻扎在亚洲的所有美军地面部队。到1942年5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整个太平洋军队官兵不是死了，就是被囚于敌人手中；麦克阿瑟将军自己（违背自己的意愿）则奉罗斯福总统的命令逃往澳大利亚，这样至少美国在太平洋最高级的陆军司令不会也成为阶下囚。

接近1942年尾声，26943名美国人已经成为日本的战俘。在任何战争的过程中，战斗部队都会俘获一些对方的军人。但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美国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为敌人的俘虏。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美国人在整场战争中被作为战俘长达三年半的时间。

共有36260名美国士兵、水兵、海军陆战队员、飞行员和建筑工人成为日本战俘，以及近14000名美国平民——男人、女人和孩子，一直在由日本帝国军队占领的领土工作和生活。比较1941年至1945年战争的两大战场中美国战俘的命运，将近40％的美国战俘在日本的关押下死亡，相比之下，只有刚刚超过1％的美国战俘死于纳粹之手。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90％的死亡的战俘处于日本关押下。

大约25000名美国战俘被送往工厂、船厂和日本工业巨头的自有矿山做苦役，这些企业已然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企业：三井、三菱、昭和电工、日本新日铁、川崎重工，还有至少40多家日本其他企业。我们的战俘被塞进商船，开往日本家族拥有的或被日本军方占领的海岛：中国东北、满洲（当时的伪满洲国）、台湾（1895年后成为日本殖民地，被称为“福尔摩沙”）以及朝鲜半岛。一些开始被送往修建不知名的缅泰铁路的美国人，后来被船运至日本，但并非所有人都存活到了靠岸。在55279名被商船运送的盟军战俘中，10853名战俘，包括3632名美国人，由于运输船未被标记而被鱼雷攻击时溺水而亡。在大海上，船只里地狱般的恶劣环境下，还有至少500人死于疾病和缺水。国际法要求船只和交通工具在运送战俘时要有明确的标记。但在这些船只上却没有任何的标志提醒——也有例外，据在码头工作的战俘们所说，除非那些商船是运送日本军火武器或者补给的。

当他们抵达“安全的”日本门司港口，所有战俘或意识模糊，或疾病缠身，迷失方向并且时常赤身裸体。他们至少在海上漂了1个月，有的甚至2个月。有一艘船载着战俘在海上航行了整整63天。日本平民经常向战俘扔石头、吐痰和嘲笑，而战俘迷迷糊糊地发抖，他们在道路两旁等待卡车、火车或者渡轮，这些交通工具将带着他们去企业的工地：800个在这里，400个去那里。

根据日本政府官方公布的记录，1945年，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有12180美国人在日本本土的公司工地劳动。但是许多后来去的人是已经死在工地上的那些美国同胞的替代者。整个战争期间，参与劳动的战俘沦为日本企业的一个残酷的“走马灯”：伤员被送达，以取代那些死去被火化的。1945年9月，麦克阿瑟将军汇报，从日本接回19202名盟军战俘，其中包括11295名美国人。

一个美国人在日本奴隶劳动中幸存下来，每日都看到日本战后繁荣的标志：驾车跟在一辆整个尾门印着“三菱”字母的皮卡车的背后；或沿I-95高速公路，经过带着三井独特的三个波浪线标志的承载了巨大货柜的车队——透过这些相同的标志，他也许常常看到自己在这些公司的建筑和船只中曾经历过的艰苦的每一天。又或者，在纽约市他乘坐在川崎制造的一个全新的地铁里，并认识到自己纳税的钱购买了这些。川崎重工在其神户船厂至少使用了250名美国战俘的劳工，但在1998年12月，由纽约大都会交通局批准，该公司获得了190万美元的合同，建造了100个新的地铁车厢。川崎更获得了交通部在马里兰州和波士顿更大的项目合同，但是我们的前战俘从没收到过他们的前“雇主”的一毛钱。

三井，日本最大的战时战俘劳工剥削者，目前经营着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队，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贸易公司。三井不仅是日本皇室之外最强大的家族，而且这个家族拥有的企业集团，在最近几年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三富有的法人，仅次于通用汽车和福特 汽车。数千名美国人认为，是他们牺牲了自我帮助了三井的繁荣。

日本的经营者如此渴望获得白人战俘，尤其是美国人，成为他们的战时劳动力。他们为自己公司使用的每个战俘向日本帝国陆军支付了每天的费用。他们还为战俘提供了生活区域——你可以形容它为破败、无暖气、害虫出没的军营。而一些拥有商船的公司签订了用自己船只运送战俘的合同，被日本政府指定为“辅助海军”舰艇。

尽管精心承诺战俘，尽管战俘被迫签署工资表（用日文写的），并违反了日本官方的政府记录报表，可是在他们多年残酷的苦役中，没有一个战俘从日本公司见过任何报酬。“强迫劳动”一词通常用来描述盟军战俘被拘禁时的工作性质。术语“奴隶劳工”，到现在为止，一直只适用于被迫无薪工作的平民。而日本尽一切可能使战俘像奴隶一样劳作，没有任何权利。

日本劫持者拒绝给战俘提供需要的肥皂、热水，甚至是卫生纸，然后叫战俘“肮脏的白人”。每个战俘都被标注一个号码，他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标注在服装上，日本人还要求他们用日语在日常的点名中大喊，没有任何战俘被叫真正的名字。在三年半的时间里，被拘禁的大多数战俘的衣服没有变化。他们曾在日本北部山区，雪一直积到屋顶的情况下工作。穿着相同的棉布衣服，他们也在菲律宾或爪哇岛（印度尼西亚）的热带气候条件下穿着。他们往往没有鞋子，在矿山、高炉、船厂或工厂从事危险性的工作也没有安全设备。

战时日本产业因为战俘们而获利极大，大多数战俘是操作复杂设备的高度熟练工人，这些无偿工人使一家日本公司在战争期间保证持续的全速生产，至少直到美国轰炸机找到自己的目标。战俘们经常长时间工作，甚至在空袭期间，12—14个小时的工作量是常见的。有时，一个轮班需要昼夜不停地工作，休息日根本是闻所未闻。而这些战俘会被利用到极致：如果一个人因工作过度或饥饿而死，那么有足够的人代替他的位置。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记录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全部公之于众。甚至在半个世纪之后，一些美国政府部门依然坚持对于某些太平洋战争中被俘的战俘的资料进行保密。一些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文件于1996年被解密，而最直接和强有力的证据显示，日本企业应该对战俘劳工负责。第一条线索，如前面提到的，是最新解密的日本战时电文，表明日本企业是多么渴望把大量的白人战俘带到他们的工厂，越快越好。日本官方记录显示，某一个公司名称几乎在每一个战俘营都出现。在对数百名前战俘的详细采访之后，一个统一的答案呼之欲出，对于战俘实施控制、监督、分配职责的是公司的员工，而非日本军队。

“谁提供了你们宿舍？”我会在采访时这样问。“谁陪同你一起工作？谁在工作时间内进行监督？谁制定的纪律？”（有经常遭受毒打的例子）。而他们的答案总是公司员工——除了偶尔的公路、铁路或大坝项目，不过在完成这些任务后，战俘们仍然会被发送到工厂。大多数美国战俘在被关押期间多次变动了住所。

整个故事中，美国人和盟军战俘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事实的真相仍在拼凑？即使是一些日本人都感到惊讶，他们都对自己国家的侵略历史十分模糊。我认识一对年约60岁的日本夫妇，成长于东京，他们清楚地记得当他们还是孩子时经历的轰炸。多年来，他们一直住在纽约，并在这里工作，时常会去夏威夷度假。最近，他们漫步在檀香山的街上时，一对度蜜月的年轻日本夫妇向他们跑来。

“我们太困惑了，请帮助我们，”这对新婚夫妇恳求道，“我们刚刚去了某个叫珍珠港的地方，那里似乎有关于美国军舰的纪念。请问我们的国家曾经在这里与美国开战吗？”

老夫妇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轻轻地回答说：“是的，我们在50年前曾在那里与美国交战过。”

“那么请告诉我们，”新郎说，“最后谁赢了？”

据说，如果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这个答案将是日本。在战争中使用盟军战俘作为奴隶劳工的企业以深厚的基础开始了它们的和平时期。每一个日本财阀的资产负债表中都应该有一个隐藏的列注明：“通过剥削劳工或其他手段不当得利。”

本书特别关注了五家日本公司：三家利用美国战俘数量最多的企业——三井、三菱和新日铁；以及另外两家，在他们的工地使用美国战俘，并在美国有着很大业务量的昭和电工和川崎重工。

战俘营

以日本钢管株式会社（NKK）为例

由三菱制造的大日丸，从新加坡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42年11月末载着幸存的500名战俘抵达坐落在本州北部山脉釜石制铁所的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北部山脉里气候严寒，这些病怏怏的战俘却依旧穿着夏装，不住地颤抖着。前战俘罗伯特·奥布瑞恩回忆当时的温度时说，大部分时间是低于零摄氏度的，“但我们没有任何保暖的衣物”。（最终，他们才被发到粗糙的毛纺裤和夹克，但是没有发放内衣。）这儿将成为他们未来三年的苦难之家：位于大桥的仙台俘虏收容所第5分部。

在矿井里，在磨粉机旁，在焊接车间里或者在铁轨上，战俘们被迫超长时间工作。他们开采铁矿，切割废铁（其中很多废铁上都标着“美国制造”），用以制造日本战争武器。

美军战舰休斯顿号上的罗伯特·奥布瑞恩记得，他曾被发到过一本日本银行的存折（可能是一家邮政银行的账户），账户里的钱据说是他的工资，并每周到账。但他从未看到过一毛钱。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员工对奥布瑞恩进行了痛殴，以至于奥布瑞恩的几颗牙齿都被他们打落了。奥布瑞恩的伤残分类中有一项是“骨痛”，毫无疑问是因为他在大桥战俘营所遭遇到的野蛮殴打所致。

来自得克萨斯州第131野战炮兵营的前陆军中士杰西·斯坦伯吉（Jesse Stanbrough）是和奥布瑞恩一起在爪哇被捕的。他记得在大桥战俘营每天有3或4名战俘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在岛内其他日本钢管株式会社战俘营里却非常普遍。

1934年，日本制铁（日本钢铁工业，例如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在战前的称呼）创立。到日本轰炸珍珠港时，该公司除了在釜石大桥有综合制铁所外，还在广田、八幡、川崎和轮西进行采矿。大量美国战俘被派遣到几乎所有的工厂里去：492人去广田；1200名战俘中的500人去八幡；200人去川崎。在日本钢管的钢铁帝国内，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作是不艰辛、工时不长、不残忍的。

下面一段文字出自技术军士罗伯特·伦弗洛（Robert Renfro）于1944年11月5日在日本钢管株式会社东京俘虏收容所第5分部（位于川崎）写的日记：

几天前，有4名美国人在工作时被日本平民殴打。然后负责该战俘收容所的日本人走出来，把更多的美国战俘打了一顿。该中尉在警卫室内又揍了他们一顿后，在断粮的同时关了他们三天禁闭。休斯（Hughes）想要更换砂轮，但日本人不给换。日本人把一把老虎钳砸在了休斯背上。而康尼克（Cornick）、菲利普斯（Phillips）和斯坦德蒙特（Stendament）赶过来阻止，也被打了一顿。在这我们要时刻警戒！每次下雨雾气蒙蒙时，我们要警戒；没有食物的时候，我们要警戒。他们没有蔬菜，我们就没有汤喝。四分之三碗的玉米（喂鸡的）和一（小）只橘子，就是我们所分配到的食物。我们就这么一天三顿地吃鸡食，吃了两年。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我有时候想，我是否能坚持活到这场战争结束……现在日本人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窃取所有他们所能窃取的一切。我不能把在这儿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写入这本簿子里。伙计，这是怎样一个地狱啊。

几个月后，在1945年1月初，伦弗洛在日记中写道：

一天晚上，他们（日本钢管株式会社雇佣的看守们）把我们拉出营房，并让我们列队立正。年初的天气很冷，他们不让我们聚成一团取暖。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彼此靠得太近了，就会用刺刀刺我们。我们整夜就这么站在那儿。一些患病或有些虚弱的战俘晕死过去，摔在了地上。为了确认他们是真的晕倒，日本人用步枪的枪屁股敲击他们的头。当然，这一举措是为了让剩下的我们好好站着。

第二天早上，没让我们吃早饭就开工了……那天晚上我们当中没人能进屋休息。我们立正站了一整夜……在酷寒中一动不动的，从下午五点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七点，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痛苦困难的一件事儿了。这仅仅只是日本人对我所施加暴行中的一件。如果没有求生意识的话，我们早就死了。

一些从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川崎战俘营内幸存下来的战俘们至今仍旧很迷惑，某些人是怎么活着回来的。伦弗洛的朋友们看着威克岛当地的建筑工人乔·戈伊科切亚（Joe Goicoechea）被一名公司看守狂殴不止，被打得血从他的眼睛和耳朵里流出来。

“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狩猎季节里的兔子一般。”对于自己在日本钢管株式会社位于广田钢厂内的生活，海军炮手希曼·爱德华·塞特尔（Seaman Edward Settles）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描写道。该地为大阪俘虏收容所第12分部。时时遭遇死亡威胁，不断尝试去躲避殴打，没有安身之所——一桩桩都令人不寒而栗。

每天，有那么多的战俘死在了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八幡制铁所厂里，那个被称为福冈俘虏收容所第3分部的地方，事实上是日本员工将垂死的囚犯们拿来开玩笑的场所。

“日本士兵（部分是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雇员）走进病房，并且用随身携带的棍子戳那些垂死之人。”杰克·伯顿（Jack Burton）是一名威克岛平民，他记得：

日本人跟他们说，他们快要死了，他们将是怎么个死法？……当有人就快要死还没死时，日本人就会将其放进松木箱子里，并把箱子放在房子的出入口边上。这样，出去上工的人在经过门口时，就能看到死去的同伴……我们看起来就像是马钱子碱瓶上的纸片（皮包骨的骷髅）……日本医生告诉我，我看上去病得很重。“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你放进箱子里，你就能和你的朋友们在一块了……你将永远留在这儿。”

当他们埋好（一名战俘）……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死了、被埋了，我最大的愿望是，他们能将我火化。一想到我将被埋在日本，就让我感到难以忍受……那个邪恶的国家。

杰克·伯顿所提到的那栋建筑——死去的战俘们被摆在那栋建筑的入口处，以展示给他们的同伴观摩——就是战俘营医院。战后，在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它被形容为“一栋好房子……安装了蒸汽管道，但是日本战俘营负责人除了在冬季的半夜里允许开蒸汽取暖外，其他时间一律不许开”。不管是外套或是其他衣服，生病的战俘不得不全都穿在身上，以此保暖。那儿没有热水，自来水也有股异味。

战俘营收到了大约1300箱红十字会物资，包括药品、医疗外科用品、衣物和食物。除了在1944年圣诞节前后这一短暂的时期内战俘们用了用外，平时这些物资都是日本工作人员在使用，并不给战俘们使用。政府报告中写道：“1945年某次战略轰炸后，是两名美国医生用一把钢锯、两把老旧的手术刀和极少的止血钳在做截肢手术，在另一边战俘营仓库里有一整套尚未拆封的外科设备。”此事发生没几天，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不断有人死去，并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最终，一名异常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员对此激愤不已，奋起反抗。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日落前，特伦斯·科克（Terence Kirk）下士在中国北部被捕。1942年11月中旬，他抵达八幡市。大约一个月后，他被转移到公司的另一个营房。科克决定想办法把发生在他们这些人身上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及发生的原委也记录下来。“我想了好几个月，取得了一些患病和濒临死亡囚犯们的照片，以便有一天，所有的美国人都能知道日本人是怎么对待美国战俘的。”

在1945年春天，科克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勇敢的日裔美国人译员的帮助。这位译员在旧金山长大，1940年底他突然接到一封祖母病危的电报。回日本后，他在码头上见到了日军的军官，被征召为日军的译员。像科克一样，这位译员冒着生命危险，从战俘营附近的医院找来了X光机的胶片。科克找来了两个盒子，做了一个照相机。他在12岁的时候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做了一个手工打造的相机。“当他们被捕时，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健康……并且，我认为应当有人受到追责……看着坛子里的骨灰，人们是看不出这家伙是死于饥饿、脚气病或是其他疾病的。（一张照片）却是无可争辩的证据。”

科克询问海军外科医生马科维茨（Markowitz），从他的诊所里挑出五名病得最厉害的患者，并且让他们一起站在户外的太阳底下，一旁的科克则给这些垂死的人拍了5张特别清楚的照片。其中有3人太虚弱了，根本无法独自站立，只能每人身后站一名海军看护兵来支撑住他们，以便拍摄。其中4人是美国人。据科克所言，这些人后来全都死了，不是死在了小仓市，就是死在了战后返回家乡后的头六个月里。

科克的暗房，是他利用日本人浴缸底下的空间改造而来的。特伦斯·科克现在的照片中还有一些是独一份的，是由一名在日本的被俘获的战俘所拍摄下来的。（有些照片是由澳大利亚人秘密摄于泰国境内的缅甸铁路，因为其中有些人在被捕的时候随身带有微型照相机。）许多被释放出来的战俘，虽然解救部队或日军征用来的摄影人员给他们在日本拍摄了照片，但只有科克这类照片拍得最成功，原貌展现，而且还带着它们一起离开了战俘营。

中间的这位战俘是在中国被日军俘虏的，他当时已经无法站立了。在他身后还有一个医护兵护着他。这位战俘第二天就死了。左边和右面的两位美军战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死亡。特伦斯·柯克供图

在译员的帮助下，科克印出几套照片分发给情报人员。他希望，战犯审判法庭能将此作为证据。他曾相信法庭肯定会这么做的。科克甚至获得了战俘营长官威廉·O. 多里斯（William O.Dorris）少校的书面许可，许可他公开和出版照片。

在科克回家后，一些现役和文职的情报人员和科克进行了面谈，认为出版这些照片对他们不是很好。从华盛顿传来的命令，让他后半辈子想来都觉得异常愤怒。科克被告知，用他的话说，“把这些照片带回家，带得远远的，不要给任何人看”。他被口头警告，如果他违背这一命令，他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随后，他被命令签署了一份声明，内容是说，今后如未事先经过军方审批，他不得讨论自己的那段日本被俘经历。

历经38年后，科克才鼓起勇气，自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第一批限定发行1000本，书中采用了他的那些照片。“最终，我说，够了——必须要公开这个事。”科克说道。

但是始终有个问题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如果特伦斯·科克的故事和照片能在上半个世纪就得到更广泛流传的话，日本企业的责任能否在东京军事法庭上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