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风云：王直@丰臣秀吉@朱舜水@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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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风云：王直@丰臣秀吉@朱舜水@明治维新

郭艳茹《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机构变迁——以明清为例》

明清王朝治乱循环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中制度体系的产生和演化，与其特定的地理、人口、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现代科技，包括交通、通讯、会计、管理技术也削弱了地理因素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落后国家摆脱制度锁入提供了契机。

全球化之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国家置于一个竞争的背景之中，使其在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之下，同时将生产要素的流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快的速度之下，使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资源禀赋的快速提升中被更细致的观察到。

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制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

《东亚的复兴：500，150，50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而在当下，美圆贬值所造成的财富掠夺（国际假币）和霉菌基地演戏所造成的强制发行（垃圾国债），在此次亚欧峰会和上合组织军演中得到了有力回应。虽然日本试图以钓鱼岛来转移冲绳霉菌殖民的内部压力，但是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中国是防止日圆重蹈“广场协议”命运的最后屏障。从“威胁”到“责任”的种种歇斯底里，美、俄、欧向东看本身是东亚复兴和殖民瓦解的直接证明，并且这本身是人类文明（亚非拉多数民主）对丛林法则（20%/80%食物链）的革命。

天下龙凤：关于万历朝鲜之战
     更进一步来说，其实明朝中后期骚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的所谓“倭寇”，其中占主体的往往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因为明朝严禁出海贸易，使得很多私商假冒倭寇走私甚至是抢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峰船主”王直。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也属此列，郑成功的崛起的家世及资源也来源于此）

王直在日本是个传奇人物，被称为“净海王”，因为他势雄财大，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中日间的走私贸易，连日本人也都畏之如虎。说王直勾结倭寇是不确切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倭寇，说王直是汉奸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不是勾结日本人，而是雇佣了大群日本浪人甚至封建大名的武装为他效力，“八幡海贼”之类，其实都曾经当过王直的下属，是帮他咬人的恶狗。
倭寇所侵扰的区域，其实并不仅仅中国东南沿海，也包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对于这种国际问题，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便最终王直被明朝政府逮捕，斩首示众，也只能使东南沿海略微太平一段时间而已。这个问题必须从内部去解决，一方面日本结束战国乱世，迈入了和平的江户幕府时代，无主无业的浪人越来越少，另方面中国经过明末大乱后，在清朝前中期国力达到鼎盛，在这两个条件的影响下，倭寇之祸才算最终平息。

《筹海图编@开互市》：

若曾按：

倭人服饰器物，多资于中国。有不容一日缺者，安能待十年一贡之期，而限以三船所栽之数哉！若禁其贸易，则入寇劫夺，一定之势也。彼既不容不资于我，而利重之处，人自趋之，岂能禁民之交通乎！故官法愈严，小民宁杀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炽也。此只消一海道，有机敏有力量者活动行之，不失于纵，不失于激。如某海屿，某人历年商舶之头也，欲律以通番死罪，罪未必及，而乱先激矣。必申明朝廷之法，宽处而羁縻之。而重其责成，曰商贩贸易，姑听其便。但一方之责，皆系于汝，一方有倭变，即汝一人之咎也。彼以利为命者，利既不失，而又不峻绳以法，则感恩畏危，必不偾事矣。一面修吾海防，不容倭舶近岸贩货。出海者，关口严加盘诘，勿容夹带焰硝等违禁之物。载货入港者，官为抽税，以充军需。岂不华彝两利，而海烽晏如也哉！此之谓不治治之也。现今广东市舶司，处西洋人用此法，若许东洋岛人亦至广东互市，恐无不可。

《筹海图编@擒获王直》：

    王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状，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一时恶少，若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游。间尝相与谋曰：“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携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六七年，致富不赀，岛人大信服之，称为五峰船主。则又招聚亡命，若徐海、陈东、叶明等为之将领。倾赀勾引倭酋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为之部落。又有从子王汝贤、义子王滶为之腹心。

会五岛寇为乱，直宿有宿憾于寇，欲籍手以报。及以威慑诸岛，乃请于海防将官而剿之无孑遗者。而声言宣力本朝，以要重赏。将官馈米百石，直以为薄，大诟，投之海中。从此怨中国，频入内地侵盗。直又尝以扁舟泊列表，参将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直以火箭突围去。怨中国益深，且眇官军易与也。乃更造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据居萨摩州之松津浦，僭号曰京，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彝皆其指使。时时遣彝汉兵十余道，流劫滨海郡县，延袤数千里，咸遭荼毒。

独总督胡宗宪前按两浙时，见贼纵横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遣无疑。先是，间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金华府狱中。至是出之，丰衣食，洁第宅，丰之以为饵。而疏请以移谕日本，禁戢部彝为名，其实注意伺察王直也。上从之。公乃遣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假市舶提举名色，充正副使以往。……初，直闻母妻为戮，心甚忿，欲犯金华。及闻洲等言无恙，又窃自喜。于是始有渡海之谋，日夜集所亲信者计之。遂托宣谕别国为名，留蒋洲在岛。令叶宗满、王汝贤、王滶同陈可愿回至宁波。诘之，皆云宣谕未至。时徐海、陈东已拥萨摩州倭过洋入寇矣。今王直归顺，先遣叶宗满等投赴效力。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已。公得报，已揣知其计，姑从所请。疏奏，上许之。

《明史·胡宗宪传》 ：

宗宪慰藉之甚至，令至杭见本固。本固下直等于狱。宗宪疏请曲贷直死，俾戍海上，系番夷心。本固争之强，而外议疑宗宪纳贼赂。宗宪惧，易词以闻。直论死，碧川、清溪戍边。滶与谢和遂支解夏正，栅舟山，阻岑港而守。官军四面围之，贼死斗，多陷殁者。至明年春，新倭复大至，严旨责宗宪。宗宪惧得罪，上疏陈战功，谓贼可指日灭。所司论其欺诞。帝怒，尽夺诸将大猷等职，切让宗宪，令克期平贼。时赵文华已得罪死，宗宪失内援，见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会得白鹿于舟山，献之。帝大悦，行告庙礼，厚赉银币。未几，复以白鹿献。帝益大喜，告谢玄极宝殿及太庙，百官称贺，加宗宪秩。既而岑港之贼徙巢柯梅，官军屡攻不能克。御史李瑚劾宗宪诱汪直启衅。

《明史·外国列传·日本》

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杨载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日本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囘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时以山城州渠信长为之。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囘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跷捷，有口辩。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后渐用事，为信长画策，夺并二十余州，遂为摄津镇守大将。有参谋阿奇支者，得罪信长，命秀吉统兵讨之。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杀，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囘长等乘胜还兵诛之，威名益振。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时为万历十四年。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乃改国王所居山城为大阁，广筑城郭，建宫殿，其楼阁有至九重者，实妇女珍宝其中。其用法严，军行有进无退，违者虽子婿必诛，以故所向无敌。乃改元文禄，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召问故时汪直遗党，知唐人畏倭如虎，气益骄。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囘京者用朝囘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虑琉球泄其情，使毋入贡。

朱之瑜

反清复明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弘光帝出走，方国安、阮大铖投降清军。弘光帝败亡后，明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明绍宗隆武帝（唐王朱聿键）政权和鲁王监国（朱以海）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杀了隆武帝。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后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之瑜首次赴日本筹饷，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复中原。由于日本实行海禁，不许外人停留，只得返回舟山。永历四年（1650年），朱之瑜再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寇白刃合围，逼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誓死不降，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次年，朱之瑜又去日本，后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起程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鲁王走避厦门，朱之瑜的最好师友王翊、朱永佑、吴钟峦等人，先后为国殉节，尤以王翊死事最惨。朱之瑜在海外闻知后痛言“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

东瀛讲学

永历二十四年（公元1670年），日本初造学宫，朱之瑜绘画图纸，度量尺寸，亲临施工现场指导，事后撰《学宫图说》。又造古祭器簋、笾、豆、登等，率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永历二十六年（公元1672年），德川光国设置彰考馆，由朱之瑜门生安积觉任主编，聘请朱之瑜指导，编纂鼓吹“尊王一统”之说的《大日本史》，其影响直至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德川光国对朱之瑜敬爱有加，就任藩主之际朱舜水也随同前往江户，朱之瑜与同为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安积澹泊、木下道顺、山鹿素行结为好友，并对水户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萨摩藩

明治维新

之前，萨摩藩就是倒幕运动的策源地，仁人志士辈出。维新后，萨摩藩掌握了海军，与长州藩

并称为“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名人辈出，一时之盛。最早的旧日本海军几乎都是萨摩藩的人。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海军三巨头（海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都是萨摩人。

​西乡隆盛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电影《最后的武士》中森胜元的原型。

大久保利通 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伊藤博文还只是他的副手

东乡平八郎 东方的纳尔逊，日本海军军魂。对马海战是其一生的辉煌

山本权兵卫 旧日本海军之父，四次担任海军大臣，两次担任首相

大山岩 日本陆军第二人（仅次于山县有朋），日俄战争的日本前线总指挥，与东乡并称为“陆之大山，海之东乡”，日本九元老之一

西乡从道 历任日本海军大臣，内大臣，陆军大将等要职，西乡隆盛的弟弟，日本九元老之一

笃姬（天璋院）：大河剧《笃姬》主角，在无血开城中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万物一体之仁：郑和——哥伦布大交换

经济生态构成

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动力学》：

    如果你环境的涨落非常大，系统大起大落，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会从复杂系统演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如果你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

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

11世纪，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汉堡，意大利的威尼斯、弗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一至二万人；而中国的首都有一百五十万人。中国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中国城市已经有成套的旅馆、食店、公交工具的配置，有供水与消防设施，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社会公益和福利设施……这是进人认为“城市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全汉升《评杨联升：从经济方面看中国在同一帝国时代的公共工程》

他认为“均”与“和”这两个观念在中国历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要实行“均”的原则，所以公共工程的兴建费用，各人或各地应该按照将来可能得到的利益来分别均摊。因为实行“和”的原则，故重要的公共工程计划，为着要避免妨碍农民的耕作，要等到农产收成以后的秋冬之间才好进行。

中华民族很早就能够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造像长城、运河这样伟大的公共工程。当日从事兴建的人们固然要忍受“一时之劳“，可是这些工程在建成以后，却成为“万世之利”。通过公共工程的营建，庞大的劳力便转变为资本设备，有助于国防或经济方面的建设。例如在隋炀帝时代辛苦筑城的运河，因为把纬度、气候及物产各不相同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密切联系起来，故唐宋及以后南北商业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若干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

罗格斯比《哥伦布大交换》：

    大哉之问，可能会引向简化之答。谈到天花登陆美洲以及第一次在此地传播感染的经过，我就表示：独据这项事实，欧洲人当会美洲大获全胜。的确，没有免疫准备的人口，一旦爆发疫病，常会导致高死亡率。可是若无其他外力介入干扰，他们的人数久之自会恢复。

比方欧洲人口，即曾在14世纪因黑死病失去1/3，却随着时间重新恢复。但如同时成吉思汗的蒙古牧族也涌到欧洲，故事就会很不一样了。事情的发展，说不定如同美洲在天花及其他疾病蹂躏了先前从未见过它们的印第安人之后，欧洲人又接踵而至，如此这般的类似命运。

R@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欧洲人控制下的新大陆农业从一开始就以出口为主（三角贸易）。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几乎所有的糖料作物、烟草和棉花都在使用非洲奴隶的种植园内生产，其原因在于大死亡造成美洲劳动力短缺，而欧洲人又不愿意移民新大陆。与印度和中国的农民或东欧的农奴不同，在美洲的非洲奴隶所需的食物大多不是自己生产的。食物尤其是鱼和谷物不得不靠进口，特别是从北美殖民地进口。奴隶也需要穿衣，这就为廉价的棉纺织品提供了市场。日益增多的印度纺织品被运到西非，在那里换取奴隶，然后把他们卖到加勒比海地区。最后，新大陆的产品如蔗糖、烟草和原棉运回英国。

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旧生态体制的局限会迫使不列颠人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食物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减少工业生产的资源，使工业革命的任何希望破灭，就像19世纪中国的遭遇一样。

《国富论》（三）：

    在每一个拥有领土的社会里，事物总会根据自然进程，遵循着这样的顺序:资本首先投入农业，然后是制造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与农业自然先于制造业的理由一样，在利润相等或接近的条件下，资本投入制造业也自然先于对外贸易。

与之类似，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提到国家与资本、资本主义与地主阶级、市场与计划的辩证关系。

政治社会构成

查尔斯@蒂利《政权与斗争剧目》

越是低权能的政权体制，革命形势发生越是频繁。越是低权能的政权体制，越是难以形成革命成果。因为现有的统治者及其盟友往往以消灭或安抚对手的方式终结革命成果。如果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奉献，则内战只是内战而不能称其为革命。

与革命形势不同，革命成果的产生主要集中于相对高权能的非民主国家，之所以这类政权更加有利于革命成果的产生，是因为当新的政权联盟掌控的是一个高权能的政权时，其所作所为远比低权能的政府更具影响力。

中心@外围：

（西班牙）荷兰、（中国）江南

——（土耳其）英、（中国）日

——（欧洲）美、（中国）苏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在项羽封建复辟和秦始皇现代专政之间，汉高祖的政权采取折中路线。周贵族和汉贵族的区别，类似17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的区别。汉隋之间三百年混乱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何崩溃，而是中国为何再次统一。罗马帝国后，尽管查理大帝和神圣罗马皇帝的努力，仍得不到重组。汉朝之后的多国制度凝固成欧洲一样的半永久制度，也不是不可想象。
……
很多农业社会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使粗放增长，马尔萨斯式的零和。（但是中国仍然通过）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
   （特别是以中央平原为轴心的长城和运河体系，可以说是城邦联盟对游牧民族自然经济的平衡和融合，成为原始工业化的欧亚一体化原动力（匈奴（奥匈）——突厥（土耳其）——蒙古（俄罗斯）。）

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
    英国封建王权是在诺曼征服的基础上，由正在本土形成的王国国家体制与大陆日益成熟的诺曼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看法，（征服者威廉以后）实现了封建的“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按形式来说，要比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更为完备”。体现了国家公权与封建私权的合一……
在于西欧封建社会诸多差异的中国，封建君主与贵族也同样存在着“统一与对立”的辩证关系，在程度和规模上都让中古西欧难以望其项背。诸如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南北朝、宋辽金元）

大卫@兰德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

在这里，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确立的基础和法律依据在于：

这些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对所有有关法律的事务进行管理，这种职业的官僚体系可以保证官员和公务员阶层的职权与其个人利益分离。这就是使得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追求连续的执政目标成为可能。如果这场（中央（集权）和地方（封建）权力斗争中逐渐兴起的商业和工业利益集团发现自己向君主一方倾斜，其部分原因便是这种官僚体系能够为他们提供确定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是）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甚至综合）。”

我们可以的这段话加以推演，世界体系的构成是欧洲体系的历史和中华体系的历史的一个综合，这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呼应。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的结论部分提到欧亚交界带的情况：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柄谷直人《世界史的构造@世界帝国》：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视为旧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威特夫强调。俄国和中国革命建立在亚细亚专制国家的土壤上，因此，亚细亚专制国家得以再现。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俄国和中国乃是旧世界-帝国。在这里，有众多的民族-国家。（若如此将缺乏克服中心-边缘模式的生态环境）这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中确立起拒绝该体系的世界体系（基于非获利交换之上的经济圈）

从“9．3阅兵”回望世界体系

欧亚体系之初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