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源流：江河@两河@地中海 克

chinablue

世界史的源流：江河@两河@地中海

克拉克《东方启蒙》 ：

启蒙时期法国的中国爱好者毫无疑问首推伏尔泰。在《风俗伦》（1756）一书中，伏尔泰宣称在东方能找到最古老的文明、最古老的宗教形态，以及一切艺术的源头，以至于“西方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东方。中国还被伏尔泰用作武器对天主教进行抨击，追随耶稣会士的指引，并与贝尔认为中国人是不信神民族的观点相反，伏尔泰坚持认为儒家学者是自然神论信仰者，其对最高神性的信仰不是宗教信念，而是对理性的自然之光的崇尚。他“相信在中国能够发现宽容的宗教信仰结出的花朵，它没有教条，没有牧师，一言以蔽之，它是纯粹的自然神论”。

（谭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十八世纪前期的英国自然神论者经常利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攻击启示宗教，在当时“显然产生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大卫休谟宣称“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沟口雄三《中国的脉动》：”十七八世纪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人为”中国的君民关系不是如欧洲那样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即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清末冯桂芬提出  ”盖君民以人合（人为的结合），宗教以天合（自然的结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维系之，而其合也弥固“。）

在另一个颠覆基督教的战略中，伏尔泰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清晰地表明了东方主义者话语的革命性潜力。人类谱系在《圣经》中的基本轮廓：不但人类是由亚当、夏娃传承而来，就是全世界的文明也都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和犹太民族。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以及全球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的自觉探险，这种标准的观点已经屈服于不同的人类居处的发现所带来的质疑与批评。尤其是东方伟大文明的发现，以及对古老的中国和印度的了解，都意味着把历史优先权给予《圣经》的以色列这一观点开始显得问题颇多。

（为什么欧洲人不用自己悠久的“希腊史”来反驳呢？可见到那时为止，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希腊史”或理性神话的“希腊三哲”！）

在166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在世界的真正遗址上》的书中，艾萨克@沃思林向传统的圣经年代学发起挑战，他宣称中国文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900年，这比《圣经》所宣称的大洪水要早五百年，伏尔泰立即抓住这个证据，指出正统观点所谓《圣经》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优先权在此露出了明显破绽。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雷海宗对欧洲史作了一番解构，发现欧洲史学所提分期和领土论断与论断者的位置完全没有关系。西欧认为希腊和罗马是自己古典遗产的源泉，而希腊的文化世界当时属于小亚细亚和埃及。在埃及的兴盛时期，欧洲还处在石器时代，但欧洲史却先写欧洲石器时代，再写埃及。
    雷氏坚信，要解释历史，必须始终将文化和疆域联系起来。某一地域也许会有两种时间上间隔的文化，但如果它们没有发生关系，便无历史可言。西欧人宣称他们同希腊、罗马历史有紧密联系，但他们在人种特征和文化中心位置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有宣称与古罗马有历史关系的拉丁人——法、西和意人——都已同日耳曼人彻底混杂。雷氏运用西方史学中的实证和唯物主义来驳斥那种贪他人之荣耀为己有的做法。

（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在《风俗伦》中提及希腊的部分：

偶像崇拜，神谕，奇迹，神殿，巫术，人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

所谓创造西方理性精神原典的“希腊三杰”却不见踪影？

反而20世纪英国的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

“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主教的《世界史》）。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许倬云《中国古文化的特质》兼论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

以色列文化和希腊文化都承接了地中海东岸那一条狭窄通道，有不少地方性的文明出现，接受了南北两大文化的影响，却又交给了希腊和以色列发扬光大。
魏尔曾指出，突破是随着崩坏而发生的，但在希腊文化中却又未见崩坏的背景。若以更长的文化延续关系着眼，这几个枢轴文化的转机，可能种因于其祧继的祖系，我们须在两河和埃及的古文化中找寻枢轴时代转机的前因。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清楚，由新石器文化而三代而春秋战国一系相承，较之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交流交错，中国的轨迹可作参考演变的良好个案。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之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

总而言之，18、19世纪古典学将古典时期雅典的学术成就推高到人类知识登峰造极的境地，标榜在一个小镇里、一两代人时间内，完成了全人类需要几千年才可能完成的事业，成为奇迹。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语言学家和解剖学家都旨在探讨那些在自然界无法直接获取或观察的事物；一副骨骼和一张肌肉线描图，与语言学家纯粹通过假想建构起来的闪语和印欧语原型一样，都是实验室和图书馆的产物。”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欧洲的各种书面语言只是一种拼音记录，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音、形、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记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这也是韩国口语拼音与汉字古文献的矛盾，这一点反不如日语）

人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迄今为止，只有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腓尼基）字母对语音进行记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书面语言。19世纪德国柏林科学院《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成了后世的蓝本，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主要古本都印在中国纸上，波斯战争前的古典历史是神话，斯巴达的法制史是文学作品。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总结“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时说：“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历史也采取虚构故事的办法。”）

《历史的地理枢纽》：

“在阿提拉领导下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

《世界：一部历史》蒙古人创造的世界

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3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范式

想要阐明13—16世纪欧洲与东方关系的轨迹，我们可以比较生活在13世纪的罗杰@培根和生活在16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他们的生活差异印证了两个主要变化：东方和西方在地位上的互换；欧洲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变更。
萨瑟恩爵士把欧洲对中东的认知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称为“无知时代”，大约从公元700-1100年，欧洲人的认识主要基于宗教神话和对宗教经典的演绎。
第二阶段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9），十字军带来了关于穆斯林世界的更为详尽的情节。12世纪上半期，关于“撒拉逊人”、穆罕穆德以及在十字军东征中遇到的富有修养、英勇无畏的对手的作品汗牛充栋。萨瑟恩将这一阶段称为“理性和希望的世纪”。到12世纪中期，尤其是在1143年古兰经最终被译为西方语言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开始取代神话。有了这个译本，西方首次掌握了认真研究伊斯兰世界的工具。
13世纪时，欧洲人期望十字军东征所到之处都能皈依基督教，并期望基督教文化能够通过伊斯兰文化掌握的或是经由伊斯兰文化传播的知识而得以变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罗杰@培根必定会对“东方学术语言”产生兴趣，而圣托马斯@阿奎那也必定会通过阿拉伯语作品来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恰好在13世纪中期之前，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形而上学，随后还有伦理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哲学理论逐渐得以重现。阿奎那完美地调和了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前，二者都相安无事。
   然而，到了1250年，尤其是欧洲“发现”了蒙古人之后，欧洲人对非基督教世界的面积和人口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让整个世界都皈依基督教的良好期望破灭了。正如萨瑟恩所言：
    【欧洲和蒙古人的遭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看法的影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正如日本的“神风”崇拜）……蒙古人极大地扩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让他们认识到的世界人口规模增加了数倍……可敬的彼得【估计】伊斯兰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3,甚或1/2……到13世纪中期……人们的认识……显然过于乐观。异教徒可能十倍，或者百倍于基督徒。无人知晓确切数字，只是随着认识的加深，这个估计也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十字军东征看起来要么是毫无希望了，要么就得彻底重估东征的目的和方式。
     罗杰@培根在写给教皇的信中，强调了以教育和布道取代战争和东征的必要。13世纪的培根注重宗教，而16世纪的培根注重政治，这是欧洲专制主义国家取代宗教秩序的明证。弗朗西斯@培根的生命跨越了伊斯兰教势力的衰落以及欧洲在16世纪攀升到演进中的世界体系顶峰的漫长时期。对罗杰而言，只是源于东方，因此他关注东方语言和伊斯兰教。而弗朗西斯认为他人身上没有什么可学，并断言可以在本土习得知识。或许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晰地揭示东方和西方的相对地位在这三个世纪里是怎样转换的了。
（诸玄识：真实的古希腊——读董并生新书

中世纪的欧洲人对“西方古典”一无所知；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从阿拉伯人了解到它们。阿拉伯的文化成果让欧洲分享，而与基督教的伪造[17] 相结合，就成了“古希腊”了，再被“人文主义”变本加厉地以讹传讹！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只不过是基督—神本内部的、受东方影响的“新朝派”而已；真正的西方的“人文主义”开始于由“中国热、儒教化”所推启的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进而言之，在中国技术所奠基的欧洲科学—工业革命中和中国文化所激发的启蒙运动中，与基督教经院学派同流合污的“希腊元素”，或是进步阻力，或是无人问津。[19只是到了启蒙运动发生“质变”（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驱动资本—帝国主义胜利进军之际，“希腊元素”才有机会“发扬光大、登峰造极”的。

西方文明开始于“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不仅在“物质文化”（科技等）[86]，而在“非物质文化”（思想与制度）[87]上，中国全面地造就西方。这里只讲物质文化。它主要是：中国技术连通世界地理和奠基科学—工业革命。在此前后，纸与印刷术催生了欧洲的书写文字，促成了它的社会变革：血缘部落→地缘国族；火药和指南针导致其内部与外部的征战，从而形成了民族国家必需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书写文字。

尼尔·鲍得教授说：没有纸就没有西方文明。[88]人类学家张伯伦认为，西方文明是从纸开始的，而古希腊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尽管他正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武断地把造纸的“专利”归于西方）。[89]英国古文字学家大卫·迪林格说：“……在纸的引进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的帮助下，字母写法已经普遍解决了文字语言的难题。”[90]所以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坚持用“书写文字”的标准，来否定西方“历史谱系”。）

马克思《致安年科夫》：

“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
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并非仅仅是宋朝蓬勃发展的合法和不合法贸易的结果，也不是元朝海上野心的结果。甚至也不是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它的根源在于更深的领域，既有地理的，也有文化的。海上扩张是气候变化及西北部入侵者的压力导致的社会剧变的结果。
直到南宋时期，中国才考虑让海军作为一种具有自主能力的永久性军事力量，而非仅是陆军的简单补充。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密集河道网络构成了一个防御带，保护着新朝廷。在宋朝与蒙古的对抗中，海战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蒙古人很快将他们的海军转入了进攻1281年，他动用了15万人和4400艘船只对付日本，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拯救了日军。（“神风”的由来）

早在16世纪，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盆地就发现了经济和社会融合的迹象：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市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基本上等于通过大西洋运往大西洋运往欧洲的数量。经陆路运输的数量更大，其中大量流入中国，以换取丝绸、漆器和瓷器。一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条鞭法）加速了这种进程。

《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

欧洲和北美在技术、政治和社会革新上的这些相似的、长期存在的表现不仅归因于亚洲和非洲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短期政治失败，革新时间的相对滞后有一些长期和更广泛的愿因。我们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首先，欧洲通常比亚洲人、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面对战争时更易动员，在法律上更无情。欧洲的地形要求军队在海战与陆战之间、在高山和平原上、在寒冷和炎热中能迅速适应，因为相对小的政治单位不得不时常进行革新以适应这些不同的地形和气候，而东方和南方大的帝国中，则是发展更松散的、更缺少专业（狩猎经济）的军队类型以控制广袤的土地。在欧洲，相对小的区域中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战争技术的发展上，并且要确保他们的武器可以与敌手的武器相匹敌。亚洲、非洲和最初俄国的军队经常要合并各种数量巨大的附属军队，这些附属军队要供应自己的武器和马匹。军事财政推动了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的发展，但欧洲出现了更有效的支付和税收体系来应对当地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亚洲在17世纪的相对和平是它失败的原因。

东海风云：王直@丰臣秀吉@朱舜水@明治维新

郭艳茹《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机构变迁——以明清为例》

明清王朝治乱循环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中制度体系的产生和演化，与其特定的地理、人口、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现代科技，包括交通、通讯、会计、管理技术也削弱了地理因素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落后国家摆脱制度锁入提供了契机。

全球化之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国家置于一个竞争的背景之中，使其在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之下，同时将生产要素的流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快的速度之下，使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资源禀赋的快速提升中被更细致的观察到。

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制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

《东亚的复兴：500，150，50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而在当下，美圆贬值所造成的财富掠夺（国际假币）和霉菌基地演戏所造成的强制发行（垃圾国债），在此次亚欧峰会和上合组织军演中得到了有力回应。虽然日本试图以钓鱼岛来转移冲绳霉菌殖民的内部压力，但是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中国是防止日圆重蹈“广场协议”命运的最后屏障。从“威胁”到“责任”的种种歇斯底里，美、俄、欧向东看本身是东亚复兴和殖民瓦解的直接证明，并且这本身是人类文明（亚非拉多数民主）对丛林法则（20%/80%食物链）的革命。

天下龙凤：关于万历朝鲜之战
     更进一步来说，其实明朝中后期骚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的所谓“倭寇”，其中占主体的往往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因为明朝严禁出海贸易，使得很多私商假冒倭寇走私甚至是抢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峰船主”王直。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也属此列，郑成功的崛起的家世及资源也来源于此）

王直在日本是个传奇人物，被称为“净海王”，因为他势雄财大，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中日间的走私贸易，连日本人也都畏之如虎。说王直勾结倭寇是不确切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倭寇，说王直是汉奸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不是勾结日本人，而是雇佣了大群日本浪人甚至封建大名的武装为他效力，“八幡海贼”之类，其实都曾经当过王直的下属，是帮他咬人的恶狗。
倭寇所侵扰的区域，其实并不仅仅中国东南沿海，也包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对于这种国际问题，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便最终王直被明朝政府逮捕，斩首示众，也只能使东南沿海略微太平一段时间而已。这个问题必须从内部去解决，一方面日本结束战国乱世，迈入了和平的江户幕府时代，无主无业的浪人越来越少，另方面中国经过明末大乱后，在清朝前中期国力达到鼎盛，在这两个条件的影响下，倭寇之祸才算最终平息。

《筹海图编@开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