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源流（三）：“中途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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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克拉克《东方启蒙》：

在启蒙时代的国际学界，英吉利海峡从未成为思想的屏障，大量法文著述被译成英语，例如，1691年一本匿名之作《孔子的道德：一位中国哲人》出版，大约同时，关于中国经典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拉丁文译本被翻译成英文。再加上旅行家如威廉@钱伯斯爵士在东方的见闻，帮助那个时期的英国建立起对东方的普遍想象，以及对中国思想家观念的了解。

英国思想家们对中国的兴趣最大的毫无疑问首先是自然神论者，他们常常用儒家理论来支持自己的学说，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文人在骨子里是赞同自然神论思想的，实际上，对大卫@休谟而言，中国人是“宇宙间最固定不变的自然神论信仰者”。自然神论的观念最初由哲学家、诗人切尔布里的赫伯特爵士提出，其后自然神论者相信自然信仰无须依靠教会和神示的权威，而只依靠每个人天生的“理性之光”。基督教自身也不过是众多宗教中的一支，它也建立在基于人类理性的宇宙力量之上。稍后，马修@廷德尔，最为博学的英国自然神论者，再次强调儒家的道德学说是建立在理性而非神示的基础上，以之与基督教学说相比较，从而支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廷德尔赞同莱布尼茨关于中国应向欧洲派遣传教士的说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他甚至宣称“迄今为止，我一直在思考孔子格言与耶稣基督的不同，我认为前者的平易简朴能帮助我们理解后者的晦涩不明之处”。

这是时期中国对英国的影响也许在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简要地回顾后者颇为有益，这不但是因为对艺术的兴趣，也是因为它与该时期观念史的联系相当紧密。在广阔的欧洲语境中，中国装饰图案对于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影响广为人知，同样广为人知的是中国对华铎和布歇绘画风格的影响。进一步，对“中国风”的迷恋——换言之，欧洲人将中国风格应用到家具、陶瓷、纺织设计等各个方面的奇思妙想——在整个17至18世纪都曾出不穷。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 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 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 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 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 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 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蒋百里：中国之新生命

——军国主义与立宪政治之衰亡

方欧战之未起，而固未有敢对此二巨灵而加以讥评者。幸也，自种其因，自收其果。而欧洲之大战起，自是战结局，而欧洲之新局面开，而中国之新生命起。

自个性之自由发其源，其流入于阶级制度之民族，于是对内而有立宪政治，对外而有军国主义，而其间承上起下之机关，全在一种特别阶级之贵族。其自身既有坚固之组织，而在政治上又立于垄断之地位。于是利用国民势力，对于君主而确定其条件，则谓之曰宪法，英是也。奉承君主之威灵，对于国民而扩充其教育，则谓之曰征兵令，德是也。俄则贵族之势强于平民，故为片断的军国主义。法则平民之势强于贵族，故成綦端之共和政治。

日本之变也，适当其封建之初衰。其士族制度之组织地位尚在，故长萨用之于军国主义而成功，而立宪运动则让诸自余诸藩士。

（附注：日本今日攻军阀者，政党也。然军阀若亡，则今日之政党亦必随之而倒。）

我中国非阶级制度之国家，故立宪政治、军国主义，于历史上不能得其据，于事实上无以立基础。盖承上起下之机关不备，虽有良法，无术以运用之。此三十年扰扰纷纷，所以徒为东施之效颦，而一无实效也。

反之，国家元首，无一定之同姓相续之必要，则无论尧舜之禅让，无论汤武之革命，历史上之事实，入于国民之思想者，至深且厚。此各种革新运动，所以惟共和一事独告成功也。

是故中国失败于十九世纪之原因，盖同时即为成功于二十世纪之证据，贵族消灭，农民自由，盖三千年之历史性，乃适然吻合于今日大战以后之新潮流。大战者，军国主义之尾声，而立宪政治动摇之初步也。

蒋百里《国防论》
所以法西斯也罢，国社党也罢，苏维埃更逃不了，所谓五年计划、四年计划，都是一种农业文化的表现，这不是一定说农业文化的优越，可是商业文化的破产，是决定的了。英国人听见法西斯国社党苏维埃都有些头痛，其实许多事情，还是他自身先进国家开辟出来的。消费合作社在英国最先创办，成绩也最好，这不是废商的先声？基尔特明明是古时代手工组织的遗产，英国就首创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就可见我所谓“演变”。大陆农业统制精神，乃孕育于商业自由的海国，这是因为商业顶发达的国家，感受痛苦最早，因为商业扩充同当年地中海文明一样，受了天然的限制！
这中间科学的进步也是一大原因，如果许多天惠不厚的国家，根本上不能自给自足，那么这国际贸易还可以相当维持，但是现在化学工业进步，汽油也会人造，橡皮也会人造，于是工业家就同农民合作，而商业走上了自杀的一途。

这种新农业文化的趋势，影响到制度上有两种需要：
（一）专制的政治
即首领制。如今日美国罗斯福，且权力加增。
（二）民主的经济
即协作制，以职业代表成协作会议。
    今日世界都处于准战争状态之下，犹欲举大战前的民主政治议会制度以为鼓吹文明之具，真可为不知时务，所以政治上之必用首领制殆无疑义。但是统制经济名义虽则是国营，实际则是劳资合作。生产与分配均趋合理化，实含有至大之民主精神，故俄之合作社，义之“行业合作国民会议”都建立在这个精神上。今日首领制之根本不同于古代帝皇专制者，其原因全在于此。这种经济的议会制度，政治的专制办法，实为国民总动员的根据，也就是国防经济学上基本原则之实现。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一种同所有其他文明对抗的文明》

这些文明把它们无数的岛屿散布在外国的水域里。例如从8世纪穆斯林征服北非起到13世纪迫害阿尔摩哈德家族止的这段时期的北非的各个基督教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次迫害几乎使这些社会灭亡。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在第三世界各国的殖民地在这些国家获得解放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被西班牙用冷酷无情的仇恨行动粗暴赶走的摩里斯科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
但是这些对手却有奇怪的良好机会：当一个君主迫害他们时，另外一个君主却保护它们；当一种经济使他们倾家荡产时，另外一种经济使他们发财致富；当一种伟大文明抛弃他们，另外一种伟大的文明却欢迎他们。1492年西班牙驱逐他们，土耳其却接纳他们，乐于利用他们来对抗希腊人正如葡萄牙的犹太人的情况充分显示的那样，他们也可能施加压力，代位行使诉权。他们拥有钱财收买共谋。
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作出了相反的证明。从生物学观点看，他们的群体依存于它们与之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和民族，德意志犹太人、西班牙犹太人是半德意志人、半西班牙人，因为血统混合的现象屡见不鲜，。犹太区往往产生于某个地方的就地改宗犹太教这一改宗行动。不管颁布什么样的禁令，并不是种族血统这种空谬乌有的力量，而是别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和犹太人对别人的憎厌维护着犹太社会。这一切都是宗教问题，是遗传的习俗、信仰甚至烹饪方式等组成的合成物产生的后果。
但是，所有的犹太社会当然都不得不同别的社会进行接触交流。所有这些环境使他们成了周围文明的无意的继承人。接着，他们朝着这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传播这些文明的货物。他们作为哲学家、数学家、医生、宇宙志专家，直到13世纪并且在这个世纪以后，都是阿拉伯思想和科学传入西方的中间人。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们在东方是各种会谈的天生的翻译。但是，总的说来，犹太人不容异说这个事实是明显的。犹太人区不仅仅是囚禁犹太人的监狱的象征，而且还是犹太人自动退守其内以保卫他们的信仰和犹太教法典的继承性的堡垒的象征。

    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16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正是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的商业网撒布、延伸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没有犹太人的这些集体命运和这些总的成就，像纳克索斯那样的生涯和经历是不可能有的。同样，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如果没有奥格斯堡和约缔结之后的和平安定年代和为德意志犹太人以后进行报复铺平道路的财富积累，德意志犹太金融家，亦即这些“宫廷犹太人”的财富是不可想象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在16世纪末，控制着糖和香料贸易，拥有巨额资金的葡萄牙犹太人的网，促成了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兴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整个（当然不是印第安人时代的）美洲被纳入犹太人的贸易网中……
这并不是说犹太人全都富有或者无忧无虑。这也不是说犹太教由于它的进行冒险投机的神召或者由于它的伦理原则应该对我们称为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称为16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的事物负责。这也不是说，“以色列像太阳一样在欧洲上空转行；它在哪里发光，新的生活就在哪里萌生；而在被它抛弃的地方，所有已经开花的事物都凋谢枯萎。”更主要的是，犹太人懂得像适应商业世界中不断变化的局势那样适应地理形势。我们大家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是“太阳”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被人从地球进行遥控的太阳。
每个资本主义都意味着一张网，一系列信任、一系列在世界棋盘上的合作。单单特赦令的撤销本身，并没有自动导致新教徒经营的、始于16世纪的银行业的成功。但是，此举却为这个行业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新教徒在法国、日内瓦、荷兰和英格兰之间，布设了一张情报网和合作网。在若干世纪之内，对犹太商人来说，情况都是这样。可以肯定：哪里人口稠密，哪里的生活就十分困难，哪里的流放者就必须从事任何行业，即使是收入微薄的行业。他们在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当织工、染匠，他们是在当地农民的集市贸易上的行商负贩。另一方面，与此相反，比较小的犹太人移民地往往是犹太人中的富商巨贾的居住地。这些商人受好些利市百倍的生意买卖的定位集中之惠，被这些买卖吸引，因而是新来的人。
如果我们把构成犹太人历史的殉教者列传中的迫害、屠杀、驱逐、强迫改皈宗教等事件用年表的形式进行排列，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和上述种种残暴措施之间的一种关联就标示出来了。后者总是依存于经济生活的恶劣气候，并且伴随着这种气候。正如1350年-1450年的百年衰退把犹太商人抛向意大利和意大利的受保护的经济一样，1600年-1650年的危机使他们置身于北海地区的也受到保护的经济领域中。于是信奉新教的世界拯救了他们，给了他们优惠。反过来，他们也拯救了信奉新教的世界，给了这个世界优惠。总之，正如维纳尔@宋巴尔特所指出的，就通向美洲、印度和中国（当然不是阿拉伯人时代）的海路而言，热那亚的地理位置和汉堡或者阿姆斯特丹同样优越。

     对犹太人的命运不能在世界历史范围之外，特别不能在资本主义历史之外进行考察研究。如果我们最后把这个问题的讨论缩减为仅仅对西班牙的引人注目的情况的讨论，犹太人的命运的图象映照在西班牙的历史的多面镜里，而西班牙的历史也映照在面对着它的犹太人的命运的这面镜子里。
伊比利亚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突出部分或者海角，这个海角以前几乎被外国的海洋覆盖淹没。在“漫长持久的”16世纪，西班牙半岛为了再度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了战斗的基督教国家。它用两中加得多余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希伯来人的宗教——来分割自己。它拒绝按照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和现代的非殖民化的过程相像的过程变成非洲或者东方。我们可以为伊比利亚设想其他的命运，例如它本来可以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和它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使命继续成为欧非之间的桥梁。（《唐吉柯德的甲胄背后》）但是，桥梁意味着双向的交通。欧洲对西班牙的再政府，被加进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对穆斯林的土地的再征服之中。地理大发现则在后来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这些发现把西班牙半岛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亦即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行动的中心。
在19世纪缔造的各种民族主义产生以前，各个民族只感到自己被结合在一种宗教归属产生的感情里，换句话说结合在一种文明归属产生的感情里。15世纪的西班牙的广泛的团结一致，是一个长期面对另外一种文明，处于劣势的、最弱小的、最不引人注目的、最不精明的、最不富有的和一下子就解放了的民族的团结一致。这个民族再度变得最强大后，还没有获得内心的自信或者最强大的民族的习惯行为方式。它继续战斗。可怕的宗教法庭迫害的人最后之所以寥寥无几，乃是因它进行的斗争多少有些无的放矢。
每个人都乐于就各种文明说自己的真话。当邻居说这种真话时，这种真话听起来永远也不会顺耳。唯一肯定无疑的是：以色列的命运、它的力量、它的永恒存在、它的不幸等都来源于它永远是一个坚硬的、顽强地拒绝稀释冲淡的核，即一种忠于自身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既是自己的天堂，也是自己的地狱

J戴蒙德《GGS：人类社会的命运》

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不可能进行可复制的对照试验的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是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

  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试验中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

【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问题的关键，那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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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1号

在对华贸易和交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进行扩展，而俄国所处的地位却显然令人大为羡慕。真的，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个钱，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到头来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极为奇特的。当英国人和我们（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245）驻伦敦通讯员的口气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常指美国，“我们”常指美国人。）自己——至于法国人，他们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只能算是客串，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固然，据说这种特权是俄国甘愿被天朝计入中华帝国的纳贡藩属之列才换得的。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影响。

　　因为俄国人被排除在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之外，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同有关这个问题的纠纷，都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或牵连；他们也没有尝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反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然而俄国人却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这成了他们被排除于海上贸易之外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不会有什么竞争者。这种贸易是依照1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订立的一项条约进行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算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注：1787年中俄并未订立任何条约。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1762-1796年），中俄曾在1768年对1727年恰克图界约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在1792年订立恰克图市约。这里所说1787年的条约恐年代有误。——699。） 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注：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有时也把蒙古泛称为“鞑靼”。——编者注）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约100英里的地方。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10年或12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175 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完全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锻造金属、毛皮，甚至还有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 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1853 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注：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被明火执仗的起义者队伍占领，所以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到5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600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 000箱。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被选中成为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 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以传递公文。

　　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停止，欧洲所需的全部茶叶可能就只有靠这条商路供应了。实际上，有人认为，即使在海上贸易畅通的情况下，俄国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设以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场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喀琅施塔得和利包两港同俄国内地的古城——下诺夫哥罗德（在恰克图经商的商人居住的地方）之间的交通。欧洲将从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自然比使用我们拟议中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可能性要大。中国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丝，它的体积远远小于它的价值，由陆路运输也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工业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内陆贸易。它占领黑龙江沿岸的地方——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编者注）期间曾受阻中断，但是，无疑它将来会恢复并大力推进这种努力。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比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支舰队，无疑它将来会利用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来谋求参与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不过对它说来，这与扩大已经为它所垄断的陆路贸易相比，其重要性就差多了。

　　写于1857年3月18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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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共 产 党 宣 言

马克思　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