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 战友★
本文摘录了大量资料，全方位的展示了民国所谓的“重视教育”、“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等历史真相！ 目录： 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绝不牺牲国民向外国压力屈服 政府爱民如子，百姓安居乐业 部队纪律严明，于民秋毫无犯 干部素质极高，官员清正廉明 军官爱兵如子，士兵忠勇尽职 人人皆知礼义廉耻，内忧外患消弭无踪 工业发达，技术进步 位列国际四强，广受世界尊重 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即如讲教育，匪区(即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即共产党)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3页注释说表3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件。 “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 ——同上书，195页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报告还批评了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报告为纠正教育制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建议，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和公立小学免除入学考试和学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O%，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 ——同上书，200页 (注：以上出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均为描述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情形，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其中最后两段是转引1932年国联对当时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份报告。)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11页 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以下文字摘自[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33页 “由于国民党执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满中掌握政权，政治镇压便成了南京统治必不可少的特点。暗杀、夜间搜捕及死刑是那时司空见惯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称是共产党员的囚犯被戴上手铐脚镣，拉出去枪决了，其中有几人可能尚未断气就被埋掉。刘温生是一位报社编辑，1932年年中被捕，随后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册堆积如山。” 35页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书杨栓带着14岁的儿子乘车离开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他刚进汽车，四、五个理伏着的特务一齐射出了子弹。杨铨试图去保护自己的儿子，中弹身亡。汽车司机受重伤，杨铨的儿子腿被子弹击穿。据揭露，因为杨铨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收集关于丁玲失除的情报，他被内定为行刺目标。” 36页 “中学和大学是重点打击对象。政府从193l-1932年满洲危机中领略到了学生运动的潜力，并深信共产党分子是学运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决定把学生引上轨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学生团体，学生受到突袭搜查、突然失踪及集体拘禁等恐怖的威胁。没人能淮确地说出到底有多少学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数字肯定会是上千，也可能是几千。” 37页 “检查制度开始于1927年的清洗，那时国民党集团所追求的不仅是根除共产主义组织，而且还要“从根源上限制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检查官的手不仅伸向共产主义作品，而且伸向所有与南京当权者背道而驰，或表示不满的出版物。” 38页 “到1930年9月，一部综合性的《新闻法》顽布了。它是一个包括44项条款的细致文件，然而它的一些最严厉的条款却又含糊不清，检查官对条款几乎有无限的解释权。如第19条，禁止攻击国民党和它的主义，损害国家利益，危窖公共和平及秩序，或是破坏良好的道德。 依仗新闻法授予的权力，检查官员对国家的出版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1929一1936年间，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查禁单上的外国作者包括：约翰•D•帕斯欧斯、西奥多•德莱塞、伯特兰•罗索、戈凯和厄普顿•辛克莱。1936年，国民党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出版物。那十年间，总计约有1800种书籍或杂志被查禁。” 39页 “从法律上讲，一个政府不能没有舆论豹监督，来揭露它的腐败和弊政。蒋介石要求舆论界这么傲。中国的舆论界也试图充当公众利益监护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只是不断失败的纪录。只举一例，《商报》曾指责一个法宫在审理案件时接受贿路，报纸的编辑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务”的指控。” 40页 “外国记者也要受到检查官的干涉。他们说，中国的新闻检查要远比日本严厉得多。据《基督教科学能育报》记者H .J,蒂姆伯利(Timperley)统计，1932一36年间，日本有关机构对美国新闻单位所发重要消息的删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国检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时间内删除同一美国单位发出消息的字数，是日本几年间所删的4倍。蒂姆伯利说，如果哪位外国记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从检查官手下通过，他会感到幸运。中国检查官最令人不快与丧气的手法，是将记者的文章重写，通常是将主要观点完全篡改了，而记者本人直到几周之后——文章已公开发表了一段时间，才得知这些改动。” 40-41页 “形成对比的是，对新闻检查制度以及对国民党统治的批评，又主要来自中国的新闻界。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有几种，最值得提出的便是，新闻法不可能在南京政权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外起作用。在华北:北平和天津的报刊——如《大公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指责南京时所受到的惩戒要相对轻些。广东的报纸也能自由地评论南京政府的弱点，尽管它们尽量避免直接攻击蒋介石本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直接进入外国租界，至少法律上是如此规范的，不平等条约的大伞保护了不少报刊。尽管中国检查官能够，而且经常确实取消这些出版物的邮寄优惠特权。” 以下文字摘自[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页 “我同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谈过话。抗战以前，这个独裁者曾把马教授请到他的官邸，请其私下指教经济问题，就象他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者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那样。马寅初认为，他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是抗战期间，当他在大学讲课时，他开始指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时蒋再次请马寅初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在马寅初乘坐这位独裁者的轿车回家时，坐在前排座位的两个带枪的人对他说，他已经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 绝不牺牲国民向外国压力屈服 “一名《新生周刊》的撰稿人指出，日本天皇没有实权，真正的统治者是军部和资本家。这篇看似无足轻重的小文章，却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巨大震动，由于它曾经检查官过目，受到冒犯的日本人因此指责南京当局与讥讽日本帝国尊严的作者是同谋。此插曲轰动一时，南京当局解雇了七名检查官。判处《新生周刊》的编辑14个月的徒刑，并不许上诉，事情才算乎息。” ——[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39,40页 “后来，刘良模给我讲了一件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发生卢沟桥事变几天前，”他说，“……我叫每一个学生唱一支他喜爱的歌曲……一个从东北流浪而来的学生站起来。他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充满悲伤情绪的《在松花江上》，歌中以丧失国土的满怀悲愤，描写了东北富饶壮丽的山川、原野和森林;第二首是流浪的东北人爱唱但被当局禁止的、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打回老家去》。”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2页 “1937年9月18日……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 如前所述，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8页 1937年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应付日庚款及善后结款，为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计，仍应暂予照付，以全债信而免纠纷。除面陈次座外，谨电请鉴核。” 1937年8月27日（注意这个时间，全面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孔祥熙致梅乐和电：“宥电悉。月款可照议暂付。”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6页 1937年9月7日（注意这个时间，中日已经全面开战，而国民党还在给日本支付庚子赔款）梅乐和致关务署第11969号呈：“……至日本庚子赔款部分计英金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前以奉到钧署八月卅电饬暂缓拨付，未即照拨。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准拨付，即于当日将款如数拨付，已由日方收讫。嗣后对于日本债、赔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应遵照此次电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时照拨，以全债信……” ——同上书，197页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政府爱民如子，百姓安居乐业 “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 ——《李敖回忆录》第三节 “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抉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18节“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①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部队纪律严明，于民秋毫无犯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1949年10月22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3卷42页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 “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 “今天，我们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声音似乎来自南面。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日本人就会到(南京)城里来。我担心中国军队被困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收了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市的东南地区。” ——《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8日 “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乾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几年来剿共劳而无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剿共部队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腐化恶化，为人民所痛恨，致共区有‘宁可给匪杀，不可给兵扎’之语。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2章第8节“张英部的改编” “军纪废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陈诚总结的“围剿”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744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282,283页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干部素质极高，官员清正廉明 民国的高级官员都是喝过洋墨水的高材生，素质极高，治国有道!绝不是土包子!各级干部清正廉明，毫不腐败! “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它根本不管士兵们的生活福利或作战目的的教育。如此亏待士兵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抗日战争期间，每一个士兵明白为什么要抗击外国侵略者，然而，甚至在那个时候，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十分猖獗。在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当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设法将经济合作署尚未使用的资金转用来支付军饷之后，听我们年轻能干的财务代表保罗·帕克说，高级将领把三千万银元装在自己的腰包里达数月之久，我恶心透了。” ——《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230页 “国军第五师副师长余有壬，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二十六日曾有信给我，其中有一句很扼要的话说：‘一切问题均以贪污为焦点。’” “国防部监察局上士文书掏文卿，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向我投书言事，中有云：‘将领中之贪污一日不除，则百姓一日被其毒，军队纪律败坏，由于将领之贪污。’”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中所说)‘中国政府之失败，并非由于美援之不足。据我方在当地的军事观察员的报告，国军在关系重大的一九四八年期间，没有一次失利是由于缺乏武器弹药。事实上我方的观察人员，早在战争初期，已于重庆发现腐败现象。此一腐败现象，已将国民政府之抵抗力量，断丧殆尽。’” ——以上均摘自台湾“国史馆”民国94年初版《陈诚先生回忆录》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 “中国落入共产党人的统治，是因为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而不是华盛顿的任何阴谋。” ——[美]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战争中的美国”丛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101页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粮食，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麦，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还要渗杂沙土。”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4页。 “部队里面的军饷，也没有按月发清，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问我们一般士兵；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试问，这叫什么军需独立?你们军需人员作的什么事?”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5页。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三章第一节 “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迟至1936年9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三章第八节“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蒋介石1938年依旧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他宣称：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1章第2节“中国的战争动员” “中等收入的群体，“不包括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们的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民正在遭受种种压迫，包括“由士兵、土匪、征粮、征兵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劫掠”。伍教授问道：“由于社会就是如此状况，不管有没有中国共产党，能没有一场内战吗？”②但是《观察》的社长储安平则在评1947 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关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报告时，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众的看法： ……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3章第2节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11页 “当时有一位美国顾问说，中国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在于委员长不懂经济，而在于他的财政部长对此也一窍不通……孔祥熙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还停留在上海外滩兑换银元和铜板的那种货币兑换商的水平上。我几次采访过他，还记得他关于通货膨胀的一番令人难忘的议论。“通货膨胀，”孔祥熙吃惊地喊道，“通货膨胀!你们美国记者老是谈论我们的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如果有人想花两万块钱买一支自来水笔〔这是人们当时喜欢囤积的一种物品〕，那是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的，与通货膨胀无关。他们不过是发疯罢了，他们不应当付那么多钱。”他在对政府的建议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我记得中国兵工署的一位受过美国训练的工程师曾露出惊异的神情嗫嚅地同我谈起他和财政部长一起开过的一次会议。当时兵工厂发现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买不到生铜或生铁;这个国家钢的年产量已经降为一万吨，而且价格高得不合情理。孔祥熙提出一种高见：假如兵工厂开始生产卷烟机并以高价出售——因为香烟的需求量很大——然后，他们用生产卷烟机所得的利润，就能给兵工厂买到原料了!”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131,132页 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5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 ——杨天石：《找寻真正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3章第2节“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在这两种公认的预算之外，还有第三种预算，即委员长个人的预算，其数额之庞大，无法计算。这位委员长可以向任何政府银行开出个人支票：给一位得宠的将军一亿元，让他补充给养;给一位面临地方危机的省主席六千万元。这里几千万，那里一万万，多不胜数。没有人、甚至连财政部或行政院也不知道，为了承兑委员长个人的政府支票，需要出笼多少纸币”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133页 “据估计，1947年9月，在清华和北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感到沮丧，认为即使是共产党的统治，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4月版，182页 军官爱兵如子，士兵忠勇尽职 “他(国民党33集团军参谋张开厦)承认，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着行军” ——[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394页 “我昨天所講的徵兵冒名頂替之事，大家都知道這是由於社會不良和役政辦理不善所致，但部隊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比方我們部隊駐老河口要派官長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並不領到足額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隨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更是任意丟棄不顧；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費用，歸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駐地老河口附近，為要歸隊復命起見，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眾充數，以致發生張冠李戴，冒名頂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係臨時強拉而來，為要防其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 ——蒋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三)》(1942.9.10)《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281,282页 “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作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莩，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征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這種情形，兵役署長知道不知道?現在軍政部在貴州沿途都設有合作站，你們所派的站長幹的什麼事?”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9页 “蒋介石曾否确实用手杖敲打兵役署长程泽润的脑袋，然后因为新兵训练营的条件非常恶劣而把他关进这个营房呢?一位部长懊丧地告诉我说，那是真的”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47页 “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粮食，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麦，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还要渗杂沙土。又部队军粮，都要到距离几百里以外的指定的地点自去领取，而军需署并没有规定领粮的经费。于是派去领粮的官兵不得不出卖一部份军粮，作为来往的盘费。军粮既可以公开出卖，无形之中，就引起这些被派领粮官兵偷盗军粮的动机，而军纪因以破坏。最违犯纪律的，就是军需人员或特务长带了领粮的士兵到达领粮的地点之后，自己就离开部队，置职务于不顾，任令领粮的士兵长久等候，夏天淋雨，冬天受冻，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强占民房，强取民物，或以变卖军粮所得的款项，嫖赌吃喝，任意挥霍，有些甚至卷款潜逃；其回到部队的，亦往往身染花柳病，不堪服役。总之，前线部队常常缺少粮食，而后方粮秣不能输送到前方，要由前方第一线派了官兵到后方来领取，这实在是最不合理的办法，此不只减少战斗力量，而且更影响战事进行非鲜。这都是由于军需和兵站人员不负责、不尽职、懒惰腐败的表现。至于部队里面的军饷，也没有按月发清，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问我们一般士兵；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试问，这叫什么军需独立?你们军需人员作的什么事?”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4、475页 “去军营慰问部队时，学生注意到军官的残忍。在村子里，他们听说年轻人宁愿剁掉手指、掏掉眼珠，也不愿忍饥挨饿，遭受蔑视和侮辱，而这正是被抓取派往前线的亲戚朋友的遭遇。三十年后，一个从前的学生对那位奔赴战场的广东同学的外表记忆犹新：“他们更像一具具骷髅，而不是一个个人。他们虚弱得什么都拿不动了。”同样是在滇缅公路上，除了可怜的士兵，还有一群走私者——他们衣冠楚楚，手头阔绰，有权有势。这些人与当地的投机倒把分子、贪官污吏和蝇营狗苟的乡绅，使得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联大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不平等。 明目张胆的不公使闻一多教授成为炽烈的激进分子。在学生时代，他就尊崇诗人屈原，把他奉为麻木不仁的统治阶级刚正不阿的批评者;但亲身经历中国统治者的残暴时，他仍然惊诧不已，于是他开始行动了。有一天，和一位学生散步时，闻一多突然冲上前去，高声吼道：“放下你的手!”原来，有个士兵由于生病，骨瘦如柴，身体羸弱，倒在路旁，军官正用鞭子抽打他，想让他起来。听到反对的声音，那个军官看着这个长胡须穿长衫的中年男人，僵硬地咧嘴一笑，用最下流的话要他别管闲事。闻一多火了：“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 那个军官试图指示部队围攻这个鲁莽的不速之客，那位学生赶了上来。“你们要干什么?”他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时，有一群人围上来，那个士兵已经死了。那个军官破口大骂了几句，猛然扯下死者制服上的徽章，扬长而去。 闻一多回到家，气得直哆嗦。“太无耻了!太无耻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大骂着。妻子劝他安静下来，朋友也劝他：这种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发生，个人能做什么呢?“我不管，更没人管了!”闻一多厉声应道。接下来几天，他神情恍惚地坐着，连鼻涕流到胡子上也没有察觉，他心乱如麻，无法工作。” ——[美]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99年，376-377页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美]布莱恩·克劳泽：《蒋介石传》17章“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在送交蒋介石的那份关于中国军队征兵状况的出色的备忘录中，阐明了这些词语的含义: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象灾荒或洪水来临一般，只是来得更正规，每年两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罢了……征兵的军官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钱，这些钱由地方官员移交给他们，并用抓来的人充替应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贩子已形成一种生意。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儿子更为迫切，或者从县长那里买一些多余的人…… 壮丁们经过隔离和集结成队后，被驱赶到训练营地。他们从陕西行军到四川，又从四川走到云南。他们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头几天里就开小差逃跑了。以后他们就虚弱得无法逃走。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酷的拷打…… 在行军途中他们变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脚气病，双腿肿胀，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尸体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册上却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报告此人已经死亡，他就永远是军官们的一今大财源，因为事实上死者已停止花费，于是军官们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军粮和薪饷就变成指挥官口袋中的长久的纪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下册641,642页 “(国民党军队)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长官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 ——台湾“国史馆”民国94年初版《陈诚先生回忆录》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 “無論如何勞苦，都祗有堅持忍耐，勇往邁進，否則受些勞苦，就去逃跑……這種玷辱軍人的不肖士兵，如果抓到，一定槍斃。” ——蒋介石：《怎样才是军人》(1932.8.1.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0卷653,654页 (蒋介石亲口说的，逃兵抓到“一定枪毙”。但结果呢?视死如归的逃兵们一茬一茬的……)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11章第3节 人人皆知礼义廉耻，内忧外患消弭无踪 蒋介石1943年对民国社会的总评价 “现在我国社会，一般人的心理苟且萎靡，所表现于行为的，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所以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所以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所以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有的人则繁琐浮华，贫穷的人则卑污混乱。其结果，就使得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防备，人祸不能消弭，内忧外患〔第15页〕，纷至沓来，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民国32年2月2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2卷(书告类) 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总评价 “国民党的最初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革命一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于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 ——司徒雷登1949年2月5日发给国务卿的报告，[美]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 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78,279页 工业发达，技术进步 (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国除轻兵器能自制外，所有军舰、飞机、战车、火炮等均购自国外，不能自制。”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67年版，241页 (抗战后期)“兵员300万也只有步枪100万支，即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每月用原料300吨也全赖美援空运;制成的步枪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发，包括机枪所用在内。” ——[美]黄仁宇：《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几点看法》，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217页 “美国之击败日本，须动员其大部舰队。轰炸其城市时出动成百上千之飞机不算，尚须制造原子弹。中国不能出产飞机一架，连空投炸弹尚须外方供给。……至于中国认为独自对日作战四年半，已对各盟国作有具体贡献，则甚少有人认真相信。”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5页 位列国际四强，广受世界尊重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页 “大家都以为现在我们还有四五百万的军队，有这许多的人民，有这样广大的土地，在国际上我们还有讲话的资格。但你们要知道：现在一般联合国已经看我们军队不是军队，看我们军人不是军人，看我们军事机关更不是机关了。由于我们自身种种腐败缺点的暴露，可以说他们到了现在，已经根本没有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6页 “現在實在的情形怎麼樣?你們有的在前方，有的在部隊，分處各地，很少和國際上接觸，沒有看到我們在國際上所受的輕視和譏笑” ——蒋介石：《革命軍人必須信仰主義》(1946年2月16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49页 “我們一般將領固然不能自暴自棄，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次的勝利之獲得，大部份是由於聯合國的力量。打倒日本的力量，至少應該說是美國大部分的力量。” ——蒋介石：《革命軍人必須信仰主義》(1946年2月16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51页 “如果單於我們本身的實力而言，那我們獲得這次勝利實在是萬分僥倖，毋寧說是出乎我們預料之外的。但是現在有許多同志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我們現在抗戰已經勝利，我們中國應該列為世界四強之一，〔第351頁〕而現在世界上都不承認我們是強國，甚至於輕視我們，侮辱我們，反不成為一個國家，因此心裏就覺得憤憤不平。其實這都是因為對於自己的實力缺乏真實估計的緣故。我們如果反省一下，就可以知道我們本身實在是一個貧弱的國家，而這一次勝利不過是時代的勝利而已。” ——蒋介石1946年7月18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350,351页 1944年8月23日邱吉尔给外相艾登电报中说：“称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乃是一个绝对的笑话。”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7页 “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还决心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六版，第608页 蒋介石1942年1月3日日记“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惶惧而已!”1942年1月31日日记“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2页 “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己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一卷)停战谈到的帐笼和战斗前线》，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565页 “难道中国在1940年即已成为四强之一？美国之击败日本，须动员其大部舰队。轰炸其城市时出动成百上千之飞机不算，尚须制造原子弹。中国不能出产飞机一架，连空投炸弹尚须外方供给。……至于中国认为独自对日作战四年半，已对各盟国作有具体贡献，则甚少有人认真相信。驻美武官朱世明认为中国‘有权’取得美援武器，即受马歇尔驳辩。”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5页 “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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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6-3-4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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