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源流（之五）：东西@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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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跨文化研究译丛》总序：

    现代性思想试图在一种理想的时空框架中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建立一种“观念秩序”：世界的空间分为东方与西方，是二元对立的；时间从过去穿过现在通往未来，呈三段式进步。西方现代性为世界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观念秩序，进而塑造世界的现实秩序。这种挂念秩序以线性历史观和元地理学为基础，为现代知识规定了明确的时空框架，《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分析了“隐秘的权力地理学”。元地理学是一种无意识的空间结构，通过它人们不仅构建起关于世界的知识，引导着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甚或博物学等学科的研究，而且发挥着国际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权力。西方现代思想将地球随意分成大洲，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都不是简单的地理学概念，而是文化与地缘政治利益的隐喻，“元地理学神话”在源头上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痕迹。

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

     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所谓“摩登”与近日一般的见解略有不同，并不是“非古”，而是“复古”的意思，是一个“新的古代”或“新的经典时代”，或“经典复兴的时代”。

西历前的希腊与近百年的希腊是否同一的属于西洋的范围？

若说欧洲与地中海沿岸为西洋，起初不知有地中海的古巴比伦人为何也在西洋史中叙述？

埃及已经开化之后，欧洲仍在新石器时代，但西洋通史的书中为何先叙述欧洲本部分的石器文化，然后跳过大海去讲埃及？

  希腊文化最初的中心点在小亚细亚，与埃及处在相同的经线上，为何埃及为“东”而希腊为“西”？

回教盛时，西达西班牙，却仍说它是“东方”。同时，西洋通史又非把这些“东方”的民族叙述在内不可？

总之，这都是将事实去迁就理论的把戏……

    欧西的人尽量借用希腊、罗马的文献，当经典去崇拜，所以两者之间较比任何其他文化，关系都密切。但推其究竟，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希腊、罗马文化的重心在小亚细亚西岸与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处在附属的地位，北部是偏僻的野地，地中海沿岸其他各地只是末期的薄暮地带，今日希腊半岛的民族已不是古代的希腊民族，今日的意大利人也更不是古代的罗马人。至于欧西文化的重心，中古时代在意大利北部与日耳曼，近代以英、法、德三国最为重要。希腊半岛与欧西文化完全无关，最近几百年才被欧西所同化。上古比较 重要的意大利南部也始终处在附属地位。地中海南岸与欧西文化也完全脱离关系。连今日所谓拉丁民族的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人中也有很重要的日耳曼成分。

美籍希腊学者约翰·托马斯·拉西：

  我们应用基于社会学的诠释原理，那就是，社会化过程依靠合作习惯来形成其规模，而使便利的、持久的交往交流成为可能。希腊的整合的潜力受阻于缺少密切的经济产业关系，后者可以带来民族凝成的动机和开放领域……，其地理空间和“文明时段”皆不能承受社会发展的波动。

    现代希腊已完成政治统一，这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但即使在革故鼎新的今之希腊，地域封闭的旧习犹存，这在那些与外界的生活潮流隔绝的内地乡镇尤为明显。旅行者可注意到那儿的狭隘的部落观念依旧顽强，它正如前文所说的，是植根于其独特的地形。罗德说：“停滞的特征和分离的现象从一个河谷、山地到另一个，被该国的自然地理所强化，交通困难……。我们听到，居住在斯巴达的居民鄙视其近邻……。”从古到今的希腊都存在着地方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倾向。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之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

总而言之，18、19世纪古典学将古典时期雅典的学术成就推高到人类知识登峰造极的境地，标榜在一个小镇里、一两代人时间内，完成了全人类需要几千年才可能完成的事业，成为奇迹。

董并生《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之娜希亚《欧洲由希腊走来》：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世纪的罗马朝圣（这又是13世纪教皇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得到了文艺复兴运动文人及艺术家所掀起是旅行及艺术家所掀起的旅行时尚的推波助澜，并在16世纪晚期乃至整个17世纪达到了有史以来组织规模和波及范围的最大程度。菲利普@德@罗西，这位曾经分别著书描写古罗马和新罗马的作家，在17世纪中叶形象地指出，两个罗马如此紧密相连，与其说是长相相似的孪生姐妹，不如说是两个年龄段的同一张面孔。

……

“对于18世纪的欧洲人来讲，罗马早已不能包罗万象了，更确切地说，一种坚决摆脱罗马人的愿望开始初露端倪。而这里所说的摆脱，无异于放弃对罗马投下的历史赌注，无异于将罗马排斥在这个旧世界里新（欧洲）身份的核心之外。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及心脏的罗马，大势已去，沦为了欧洲人弃之身后的过往岁月。正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后来所发生的象征性变化，只不过是缩短了早已规划好的行进路线而已。

从此，罗马的历史贡献有了新的角色，这一方案将其降格为世界遗产的一支，或用一个词来概括——模仿。罗马人依旧存续着，只不过附加了相应的条件：模仿的载体或借光者。正像人们谈及罗马人所常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先师。而按照18世纪对“文明”的定义的理解，唯独希腊人被公认为是不可超越的原创典范。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序：林鹏：“文明”的唯一性

     萨义德揭露了西方近代“东方主义”的实质：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纪西方学者们通过“编定文本”的方法，虚构了概念化的“东方世界”，目的是为了支配与控制东方世界各民族。

15世纪以前欧洲没有文明。1827年歌德在谈到中国的一部长篇小说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就有这类作品了”。

《历史的地理枢纽》：

“在阿提拉领导下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

正如萨瑟恩所言：
    【欧洲和蒙古人的遭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看法的影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正如日本的“神风”崇拜）……蒙古人极大地扩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让他们认识到的世界人口规模增加了数倍……可敬的彼得【估计】伊斯兰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3,甚或1/2……到13世纪中期……人们的认识……显然过于乐观。异教徒可能十倍，或者百倍于基督徒。无人知晓确切数字，只是随着认识的加深，这个估计也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十字军东征看起来要么是毫无希望了，要么就得彻底重估东征的目的和方式。

江沛导读雷海宗《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兵》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理论，是从文化形态史观推导而出，提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熟于中日战争相持阶段。

     雷海宗认为，唯一在文化上可与中国相比的印度文化，由于缺乏可靠史料而无从比较。“其他任何能比较持久的文化在帝国成立后也没有能与中国第二周相比的伟大事业”，中国在“二千年间大体能维持一个一统帝国的局面，保持文化的特性，并在文化方面能有新的进展与新的建设，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

他认为，所以有第二周发展，是由于中国文化由黄河流域扩展到了长江和珠江流域。他从人口数量、行政区域的角度勾画出自南北朝后中国文化南北消长的线索后说：“到明清时代，很显然，中原已成南方的附庸了。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当然都与此有关，这个发展是我们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业”。

雷海宗从“中国文化二周论”出发，把抗战置于中国文化第二周结束期及第三周长期的交汇点，认为明清之后中国社会重心的南迁，致使珠江流域将继黄河、长江流域之后称为第三周的创始地，“二千年来养成的元气，今日全部拿出，作为民族文化保卫战的力量，此次抗战的英勇，大半在此”。此次中日战争将像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一样，决定中国文化能否再生。因此，“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春秋大义：保定军校@北大@西南联大

顾炎武《郡县论》：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

贾雷德@戴蒙德《GGS:人类社会的未来》：

“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这让我想到‘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过往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尚父阴符，武侯韬略，简练揣摩成一厅；

报国有志，束发从戎，莘莘学子济斯望。”

校长：蒋百里

学校贡献

保定军校之所以中外闻名，与人才辈出及对中国近代史影响之大分不开。仅民国改元后十一年的毕业生，即达6553人。其中不少毕业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知名人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北京大学

校长：蔡元培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这十年，被视为北京大学校史上的一段辉煌期，“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开学，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蔡元培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西南联大:永存的精神力量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北大校史馆提供)

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纷飞的战火中,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尽艰辛而办学不辍,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色的联合办学之先河。就是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2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陋屋斗室中的爱国奉献

联大校友、教授陈岱孙说得对:“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又或许如联大校歌所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人们形成共识的是,联大的成功纵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名师荟萃, 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当年,三校师生从长沙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250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几乎是用双脚横跨了三省。联大师生置任何艰难困苦于不顾,教师为国之振兴而教,学生为抗战建国而学,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时隔70年,今天的联大校友仍然会时时提起“知识报国”、救亡图存的铮铮誓言。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消逝的西南联大再度传出了巨大的历史回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传道解惑中的治学之风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被许多大学校长引为经典。而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已得到最好的体现。

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关键在于有这样一支值得信赖的教师队伍。“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为我们树立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

而联大也真心实意地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七十年风雨兼程,联大已成历史,而在许多人心中,联大永存。刘东生院士曾说:“6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杨振宁先生则写道:“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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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作者：诸玄识

     在中国人已经写了千百种小说的时候，我们（西方人）的祖先仍然生活在森林里呢。——歌德（the Chinese have them ( novels) by the thousand and already had them when our ancestors were still living in the forests.）

   （一）

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在形式上和在西方中心论的定义中，是“封建社会”；但在实质上或在原生态上，它则为原始的。中古欧洲受变于华夏的前后、直到“近代转型”，分为四个阶段：

Ⅰ.长夜蛰眠（华夏影响欧洲之前）：前文明、前国家、前文字和前历史的原始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神权禁锢”窒息着人欲人智人为，以免族群吞噬，恶性循环，走向毁灭（下文详述）。
Ⅱ.人神火拼（马可波罗与中国科技的效应）：华夏技术（纸、印刷和火药等）西传造成“神权失控”，引起部落战争和宗教战争；社会趋于毁灭，幸亏华夏技术（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扭转乾坤——“发现新大陆”，从而纾解其内部矛盾，带来“发展佳境”。
Ⅲ.否极泰来（华夏技术不再加剧欧洲毁灭，而是变成了“正能量”）：美洲殖民不仅是嫁祸于人，而且使得世界的财富与资源倾注于欧洲；在此条件下，诸多的华夏技术奠基了近代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后者得力于中国的纸币、金融模式和贸易体系）。
Ⅳ.启蒙欧洲（中国文化与文明模式改造西方）：建立了非宗教、俗世性的“人文民本、利用厚生”的儒式文明——近现代文明。A.自由经济：儒教道家思想→重农学派→亚当·斯密；B.民主政治：选贤举能、天下为公→启蒙与革命→引进文官考试制度。

以下专论“Ⅰ阶段”——基督教中古欧洲是原始性质（其中的很多方面一直延续的近代早期）。

   （二）

〔中世纪欧洲是原始社会：〕中世纪或哥特时代是原始的、迷信的文化荒漠。——《1775年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 [1]

〔近代以前的欧洲是“自然状态”——“霍布斯邦”：〕没有中心权威保持法律与秩序，带来和平。匪徒横行，个人生命毫无保障。经济状况是原始的……。在这社会动乱和文化沙漠之中，教堂与其说是文明的守候者，不如说是实际的代理。——莫迪凯·罗什瓦尔德 [2]

第一、史前性质

中世纪欧洲被称作：“原始村落的进化幸存”。 [3] 亚利桑那大学教授阿尔布雷希特·克拉森指出：“最重要的是，‘黑暗时代’的神秘应该被打消。……毋庸置疑，中世纪欧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被确定为野蛮、原始和简陋，以及缺乏文化和卫生等。” [4]
从军事及其技术与组织来看，受到中国影响之前的欧洲，其“社会进化”的程度远低于华夏战国。中世纪欧洲的战争是部落式的。人类学家L. H.基利认为：“中世纪族群和中古后期的民族缺乏军事组织和技术，这些早期的战争遭遇是小规模的集团卷入，冲突在很少的伤亡之后便停止，（非洲部落式的）突袭和伏击是通常的、较大消耗的暴力方式。” [5]

第二、前国家性

鲁思·约翰逊说：在中世纪初期，作为日耳曼部落的分支，“哥特人在意大利，盎格鲁—萨克森人在英格兰，法兰克人在法国和德国，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他们都是相对原始的和没有文明的……。欧洲中世纪是日耳曼部落成长的时代，发展了政府、文化和技术……。” [6] 应该指出，后三者都是近代之事。
关于中欧的东部——括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地区——社会政治状况，匹兹堡大学教授珍·塞德拉说：

农村居民通常很少与外界联系……。中世纪农民不是以民族、而是以家庭、宗教和地方来参照其身份。在几乎全是文盲的中世纪社会，……大多数人不可能把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与异地通融……。中世纪时代的政治忠诚大部分是向着个人权威，而非在情感上系于文化和语言的共同体。政府归依王室或贵族，而不是民族感情的产物。 [7]

第三、前文字性

中世纪欧洲大体上是处于“前文字”的阶段，确切的说，在来源于中国的造纸术与印刷术被普遍使用之前，欧洲基本上是个“口语社会”。 [8] “整个中世纪，口语传统根深蒂固，它是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除了少数神职人员之外，广大的普通人——也包括许多贵族（部落头目）——都是依靠口语交流，而且根本不会使用文字。亦即“文化的细小的尖顶处在广大的文盲的海洋之上”。 [9] 克里斯蒂娜·鲍德温博士说：

在中世纪，例如，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即贵族和国王都是文盲，（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指望文士为其读和写。与此同时，随着罗马天主教的建立，神父和教士学习读和写，而教友们则没有机会。 [10]

关于中世纪早期，巴德斯利说：“……几乎没有学校，乃至大部分贵族都是文盲；知识仅局限于修道院里，……抄写手稿，而非传播思想。” [11]
后来怎样呢？诺曼•罗斯教授说：“大部分基督徒，甚至包括贵族，都是文盲。……地方牧师通常也和庶众一样，都是文盲。……资料表明……在中世纪的中期，很难想象有受过教育的贵族……，农民和个人阶层就更不用说了。” [12] 欧米沙拉博士说：“一个可论证的事实是，12世纪以前的欧洲几乎是非文字的和极大地依赖‘口语传统’，与此同时的穆斯林世界则享有很高的文化，广泛凭借书面语和档案与文献资源。……中世纪欧洲的特点是原始文化。” [13] 唐普勒弗也说：“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成员的主体是文盲。”“在中世纪后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文盲。” [14]
尽管今学者用好听的话来说：“中世纪是个文盲的俗众与有文化的牧师之共生社会。” [15] 中世纪研究权威埃里克·库珀指出：“在中世纪，在印刷被发明和推广之前，信息资源基本上是个人性质的，口头传递是最通常的渠道，书写文是极个别的。……在中世纪社会，口语交流是普遍的，文字表达是例外的。” [16]

第四、前文明性

Ⅰ.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大卫·尼古拉断言：“日耳曼部落的农业是原始的。” [17] 林奇和阿达莫说：“在西元700年，莱茵河地区是原始、无文字和充满暴力的世界的部分。……人们生活在动乱的村落，住的是木棚，学着保持他们的原始农业和牧业。” [18] 卡尔·佩尔松说：“……经济生活当然是比较简单、原始的，……中世纪的村民依靠原始农业维持生计。” [19] 实际上，欧洲农业的原始性一直持续近代之初。罗伯特·坦普尔指出：在诸多的中国农业技术西传之前，亦即在18世纪之前，欧洲的农业是很原始、绝望的。 [20] 中世纪后期，欧洲许多地方的交通都很原始，运输工具没有轮子是众所周知的。 [21]
Ⅱ.中世纪欧洲的生活。关于乡村生活，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中世纪欧洲的农村很原始，缺衣少食，住房简陋，卫生极差，人似动物，而且纷争不休。 [22]

中世纪是欧洲最长的历史阶段，……生活很原始，比罗马帝国更粗糙。蛮族成分的社会是单一的和好战的，被主宰于排他性的宗教，它防止社群世俗化。 [23]
在中世纪，人们委身于教堂与上帝，求得个人拯救。生活……是原始的，比罗马帝国时期更困难。通常，一般人一年才吃一两次肉，十年沐浴一次。身上有香味就被怀疑是巫术……而被烧死……。大多数农民只活到35岁，……死于各种病疫。 [24]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赫利希指出：“对人的平均寿命的大致估算，在1427年意大利皮斯托亚地区，女性是29.8岁，男性是28.4岁。” [25]
Ⅲ.中世纪欧洲的居住条件。克里斯托弗·戴尔说：“不少历史学家评估道……‘比简陋棚好不了多少’，……‘房子是原始的，……人像动物一样’。这种印象源自考古学家……。一个村庄的遗址显示，建筑是单薄，木料很差。” [26] 帕特里夏·贾瑟克说：“在中世纪的“城镇”，“房子都是使用原始工具和粗糙材料修建的。” [27] 另外，交通状况：沃德·霍尔德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交通条件是原始的。 [28]
Ⅳ.中世纪欧洲的精神。在这方面尤其能够说明欧洲的“千年黑暗”——全然是未开化状态。拉里·米尔纳说：“在中世纪，是迷信，而非科学，主宰着世界观。中世纪的精神，即使是宗教的或‘科学的’，都是相信神秘和魔术……。基督教时代充满着迷信，盛行于凯尔特、日耳曼和斯拉夫族群。” [29] 关于艺术：唐纳德·马修说：“中世纪欧洲的艺术……被唾弃为粗糙与原始，它不存在透视法与古典风格。……被标签为“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昭示着其北方蛮族的起源。” [30]
Ⅴ.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罗姆·布劳恩说：“……许多即使是统治阶级的人也都是文盲。……直到十字军的时代，欧洲的国政依旧是原始群落文化。” [31] 谢和耐比较道：1789年“米拉波……将当时的法国视为‘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而（古代）华夏……则善于系统安排其空间：道路、驿站、粮仓、城池、水库和运河以及御敌围墙与河水调节等，她的政治功能如此发达……。” [32]
Ⅵ.中世纪欧洲的卫生状况。上文所言“十年沐浴一次”是非常委婉的说法，实际的情况是“农民可能终生都不会洗一次澡，甚至贵族也从不洗澡。” [33] 许多欧美学者形容中世纪“一千年没洗一次澡”，这似乎太夸张了。但医学史权威奥斯勒爵士断定，中世纪的卫生状况比这还要可怕得多。——“……骇人听闻的卫生条件：中世纪是一千年没洗一次澡。如果对中世纪的医疗有任何兴趣的话，那是绝望地去面对麻风病和瘟疫。即使第一次病疫的历史可追溯千年，第二次更普遍流行于从文艺复兴到近代早期。麻风病和瘟疫变成了‘中世纪病症’。如果中世纪社会没有‘发明’这些病毒的话，它的愚蠢和肮脏实际上也是罪有应得。” [34]
何止“一千年没洗一次澡”，到近代之初依旧如此！1906年《教士工作学会杂志》写道：“在玛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英格兰：16—17世纪），我们的艰辛祖先从来不洗脸、洗手和洗衣服，洗澡是闻所未闻的。仅詹姆斯国王局限于其个人，沐浴和用湿布檫手。历史学者们知道中世纪的恐怖，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肮脏！” [35]
关于中古欧洲的饮食卫生与疾病，琳内·埃利奥特博士指出：

……农民和城镇人……都穿粗糙绒衣，其生活于虱子跳蚤臭虫相伴。……很多地方都没有流动活水。……很差的饮食和食物，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及其所提供的维他命C。……中世纪的人……因细菌滋生的肮脏的水和食物，几乎都有肠胃病，……乃至痢疾伤寒霍乱。病毒传染，四处扩散，因为中世纪没有医药和育苗来阻止瘟疫。[36]


附录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一书作者——论中世纪欧洲

欧洲人不久前都是文盲，七百年前欧洲无人识字。
伏尔泰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法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帐簿。”（[法]伏尔泰《风俗论》中译本上册第87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  
在中世纪欧洲的概念中，意大利最为先进，整个北部欧洲只有文盲。
就北部欧洲来说，北欧差于德国、德国次于法国，而英国属于北欧海盗活动的范围，更差于北欧。距今700年前，法国人不识字，德国人是文盲，北欧人是海盗，英国人还不如北欧海盗。
当时的英伦三岛，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从经济上来说根本不可能有生产剩余，哪里会有贵族？ 更不可能有什么国王，有部落首领就不错了。
在中国纸张传入欧洲之前，所谓英语根本就没有文字记录。早期的英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不可能留下任何纪录；说当时英伦三岛的人使用拉丁语，是后来欧洲人编造的故事（诸玄识按：因为1066年“威廉征服”不列颠——王室是来自法国诺曼底的征服者，英格兰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都是部落头领——都讲原始法语，而被统治阶级都讲原始英语（属于日耳曼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语）。而这两种语言在当时都是口语方言，它们形成文字语言要再过几百年、是印刷术普及之后的事。）。
英国人至今没有法律，只有判例；其殖民地香港也没有法律，只有判例； 七百年前欧洲无人识字，八百年前英伦会有《大宪章》？不啻为痴人说梦……。（详见 诸玄识《欺世盗名的《大宪章》——反民主的伪造品 》）

董并生：欧洲中世纪伪造历史举隅---以英国伪造民族英雄「阿瑟」的历史为例

  “杰弗里的作品写于1130年代，不仅开启了阿瑟传说，而且以各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宣称这段传说是历史。杰弗里的作品是否具备事实基础，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兴趣。他清楚知道当时人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而他的聪明才智显然足以让叙事免于受到史料支配的危险，而又能写出一部详细的历史给读者。……
  杰弗里并未宣称自己是作者，他说他自己只是把牛津会吏长沃尔特（Walter）交给他的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从威尔士语翻译成拉丁文。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本书真的存在。……一般认为，虽然书中含有威尔士传说与系谱的轨迹，部分来自口述传统，但本质上仍属杰弗里的创作。……它声称填补了不列颠历史知识的重要漏洞。”（[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1版第229-2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1]
  “阿瑟的历史证据十分薄弱，但他的传说……却是一种历史事实。它深刻影响甚或支配了许多不列颠人对过去的想象，包括英格兰人，特别是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后，人们对于历史与传说的差异更敏锐，但又倾向于不去理会这样的怀疑，于是阿瑟这个角色在十九世纪变得举足轻重。在杰弗里之后，阿瑟与他的王后桂妮薇儿（Guinevere）的遗骨于1191年被格拉斯顿伯里的僧侣‘发现’，而阿瑟与他的骑士成了新兴骑士精神的中心，连带也出了一些次传说，发展于法国与日耳曼地区，激励了以阿瑟圆桌武士为蓝本的中古时代骑士勋章的建立，如十四世纪爱得华三世创立的嘉德勋章。……到了十五世纪，托马斯•马洛里爵士的《阿瑟之死》赋予英格兰读者阿瑟传说古典的形貌；……十六世纪时，阿瑟的原型是都铎宫廷崇拜的对象，都铎王室成员有时带有一种威尔士人的自觉，亨利七世的长子在受洗时被命名为阿瑟。到了十七世纪，米尔顿构思以阿瑟为主题的史诗未果。……维多利亚时代的想象把效忠之臣区分成绅士浪漫的阿瑟与较亲民的阿尔弗雷德；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曾以阿瑟传说为题材，而这位诗人受洗时被命名为阿尔弗雷德，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1版第228-2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阿瑟是伟大的国王与军事领袖，他的性格举止比较近似于凯撒与查理曼，而非后日的游侠骑士。……阿瑟的宫廷位于乌斯克（Usk）河畔的卡尔雷翁（第九卷），它的壮丽无可比拟，成为各地骑士景从的对象。阿瑟征服高卢之后，也在巴黎建立宫廷。” （[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1版第23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比杰弗里晚了半个世纪的纽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说到：《不列颠诸王史》完全是虚构的。”（同上234页）

董并生：大宪章时期英国的历史背景

“英国历史当中有一个年代是大家知道，1066 年，威廉一世（外来征服者。在位1066-1087）。
威廉来自法国北部诺曼底是北欧海盗的后裔，到了英国之后努力统一英格兰，
使英国比法国、德国等国家统一早四百、八百年前。虽然王府常用法语，而老百姓仍说英格兰语，但是过了几百年新来的贵族与一般人民混合了有新的语言，即今日的英文出现。”（雷敦龢《英国大宪章今译》序“历史背景”，若望保禄二世和平研究中心2002 年）
从威廉一世时代（11世纪）开始，英国王府里说的是“法语”，而英格兰百姓说的是“英格兰语”。
但是请注意，当时无论法语还是英格兰语，都不是书面语言，都没有文字。
所谓的“今日的英文”，即可以书写的“现代英语”是在中国纸张传入欧洲之后，在十五世纪之后开始逐渐形成的。15世纪写在中国纸上的不同英语方言，相互之间不能理解对方方言的意思，通过标准书面语言的设定，才慢慢形成了通用的“英语”。这是“英文”的起源。英伦百姓说的是一种口头语言“英格兰语”，英王宫廷中说的是“法语”，当时都没有文字，而所谓英国大宪章却用另一种外文“拉丁文”写成，编故事编得也太离谱了。

亚洲人所见英格兰初民：一丝不挂或穿兽皮。据说最初亚洲人（腓尼基人）乘船见到的英国人是这样的：
“起初那些岛民都是些可怜的野蛮人，他们要么一丝不挂，要么仅以粗糙的兽皮蔽体，还用有色的泥土和植物汁液在身上染色---就像其他野蛮人常做的那样……。”（[英]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讲英国史》中译本第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7月第1版）
    在腓尼基人到过之后，一些法兰西人和比利时人也来到了不列颠岛英格兰南岸定居下来，“尽管这些人自己也属于蛮荒民族，却教会了野蛮的布立吞人一些有用的技术，提高了那儿的土地生产率。也许还有其他人从西班牙远道而来，在爱尔兰安家落户。就这样，外来者逐渐和岛民们融为一体,未开化的布立吞人形成了一个野蛮、大胆的民族。”（[英]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讲英国史》中译本第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7月第1版）


附图

中世纪欧洲的日耳曼人的住房
         贵族宴会
              农奴与贡赋
                      部落战争
        掳掠妇女
                    宗教战争
             森林匪徒
     民生困苦
          宗教法庭
      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危机与“末日”（天启四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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