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凭什么欺负中国50年?(深度好文)2016-03-10 程万军
从1895年甲午日本战胜中国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间跨度是五十年。这个五十年间,东方舞台,总体上是“日主中从”的局面,也就是说,日本压制了中国整整半世纪。
中国的东方领袖国地位是从十九世纪末叶正式失去的。取而代之的是日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十九世纪末末叶,西学之后的中日两国最显著变化,是综合国力发生巨变,彼时时局,已不是朱元璋时中国要不要征服日本的问题,而是日本把征服中国正式纳入时间表。
1894年开启的中日甲午海战,是两国西学之后的总较量,也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较量,更重要的,是争夺东洋一哥的决战。甲午海战主要含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三个阶段,真正的海上交战,是黄海海战,前后耗用5小时,交战的结果,是日本以5:0(中方沉舰5艘,日方未沉1艘)取得黄海制海权。
日本取得黄海制海权,这是东洋格局中,日本取得的重大历史转折。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这是一封闻名于史的劝降信,堪称“史上最牛”。
1894年,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的最后时刻,日本海军统帅伊东佑亨致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笔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在海军司令对海军司令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
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
中日海战,败亡的中国海军其实不是亡在战舰,是亡于政治。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满清灭亡,民国成立后,中国虽然政治上已经开天辟地,但是日本仍是压在中国政府心头的一块巨石。因为先前的那帮大佬们把坑挖得太深,很难一下子填平。超越天敌短期内不仅不可能,而且由于日本也在大踏步前进,摄于天敌之威还愈演愈烈。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左起(中方)外交次长曹汝霖、外交总长陆征祥,秘书施履本;(日方)参赞小幡西吉、驻华公使日置益、书记官参赞高尾
尤其北洋政府时代,传承了晚清“亲日传统”,中日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军政府统治中国十五年间,虽然走马灯般换寡头,但在外交上,基本上都“唯日本马首是瞻”,国际舞台上,北洋政府心甘情愿跟着日本后面混。
身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早在朝鲜领教过日本的厉害,所以国家权力到了他手上之后,一上台就确立了“与日友好”的“北洋传统”。《二十一条》开了北洋军阀与日本交易的“大单”先河。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亲日传统”呈“可持续发展”。 为了得到“实惠”,打败本国对手,直、皖、奉三派军阀无一例外地都与这个天敌进行紧密接触。
东洋制华五十年,在北洋政府十五年间“制力”尤甚。北洋三系,日本培植了两系。目的就是为了养好胃口,造好工具,有朝一日一口吞掉这个“食物链”下的庞然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是段政府时期,在日本的唆使下,中国加入了日本那一伙——协约国。大战中后期,日本对德宣战。然而日德交战的主战场,却中国本土——胶州半岛。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这是中国的屈辱,却是日本在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巴黎和会显耀的资本。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谈判代表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段政府有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
当时的段祺瑞政府令
日主中从”的局面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战后的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和会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至中国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态度”下,中国希望得到5个席位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事变。“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日本给予中国的最大国耻。虽然后来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事变,中国失去的领土越来越多,但没有一次输得比这次窝囊。中国东北军及其领导者的表现,让敌国藐视透顶。
关于这场事变,全世界都感到匪夷所思——
为什么2万日本关东军仅用7小时就打跑了30万中国东北军,占领了沈阳?东北军260多架德国战斗机,3000多门大炮,1万多支步枪,5800挺机枪,一夜之间,就落入日军的手里?
显然,这是一支失去战斗意志的军队,是精神上一盘散沙的民族。
“九一八”事变主谋、日本关东军“大脑”石原莞尔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对于占领中国,他信心十足,理由是:“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
无论这是不是一个侵略者的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时中国人足够团结,没有一盘散沙的景象,那么石原“吞华”的念头即使萌生,也未必能实现半步。
接下来是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军国者认为,对中国人只要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并习惯下来,变成驯顺的奴仆。 于是,就有了卢沟桥事变,有了南京大屠杀。屠夫的目的,就是想像从前的游牧民族一样,以屠杀威吓征服华夏民族,成为中国新主。
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 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
汉口《大公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南京大屠杀场面太记录多了,听起来就像抽我们的耳光——上千名中国被俘者,只用几条长绳大致那么一牵,就老老实实地被三个日本兵押到江边杀光;被活埋者遵从刽子手的意志先为同伴、后为自己挖好了坟墓——这是何等令屠夫们感到“省事”的对手!
无需讳言,在大屠杀中那些奉命挖坑活埋同胞及自己,还有跪着等死的华夏男人,早已泯灭了血性。但是这能全怪他们?血性的相对词是奴性,在侵略者未来之前,是谁令他们失去了血性、尽染奴性?
对于屡遭外敌屠杀与侮辱的民族而言,反复使用的手段往往是谴责。然而就“日本欺负中国五十年”的历史而言,即便是谴责,最该受谴责的首先不是野蛮的侵略者,而是欺压国民、把国民变成一盘散沙的政府。
毋庸置疑,日本之所以能压制中国五十年,是与清政府政治上不思进取、北洋政府热衷内耗、没有为中华民族找到精神出路有很大关系。当一个民族政治不争、精神不振,则无论人数如何之多,都是毫无反抗力的“土豆”与“羔羊”。这样的民族,国民既不能在本国政府面前做个大写的人,又如何能令侵略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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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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