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战于野”：朝鲜、越南战争再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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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战于野”：朝鲜、越南战争再评议

    史学家、思想家对于“抗美援朝”的评价不乏其人，如邹谠、刘小枫、汪晖等，军界之栋梁也已多为有最近“越南战争”经验之军人所胜任，熟悉现代战争史的也已知晓毛委员的“三把尖刀”（朝鲜、台湾、越南）之论。但论者大都仍属盲人摸象，当事者也因各司其职未及综述，当此朝鲜、台海、南海问题未竟之际，颇有继往开来之必要。

   “三把尖刀”是战略战术的综合判断，并非仅指一时一地之论，非经历史事实之回环往复不易明了其中三昧。陈寅恪说：“盖此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系武事之方面者，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系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运用之道存乎一心，但于七尺之身而言，地球的褶皱确是不易突破的障碍，死生之道不可不察，现代所谓历史地理者是也。吴晗在1950年代讲明史时，讲到“万历朝鲜倭乱”就直接把它同最近的“抗美援朝”联系起来。

具体史实而言：

    “刀一”朝鲜：1950年-1953年抗美援朝

     “刀二”台湾：建国后到1968年与台弯在东南沿海的以海空战斗为主的战争，其中典型的有1951年东山岛抗登陆战役，1954年一江山岛战役，1958年大规模炮轰金门（炮轰金门的作战其实从建国后一直间断持续到60年代末58年那次是大规模），1958年福建空战，1968年崇东八.六海战。

     “刀三”越南：1954年-1973年抗美援越，同时援老挝、柬埔寨，其间1967年-1968年派出高炮部队入印度支那3国参战。

其中以“抗美援朝”最为惨烈，最为集中，也最为必要，非直接大规模出兵无以扭转世界格局，可以说是非打不可！

    用毛委员的话来说就是“你打你打，我打我的”，熟悉战争史的都知道1954年的“一江山岛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这场战役的条件来自于“抗美援朝”所取得的战略优势……

（1950年，钱学森同志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反过来说，“抗美援朝”是基于世界史的宏观判断所作出划时代的伟大人民战争。它以己之长（解放战争打蒋伪军美式陆军装备积累的经验），攻彼之短（霉菌远隔重洋需以日本、台湾、韩国殖民基地为跳板，这也是日、台、韩等作为霉菌基地而崛起为“亚洲岛链”的欧亚大陆背景），极大的消耗了太平洋海盗的“霸权之资”，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五十周年之际，决定性的瓦解欧美殖民体系的统治地位。

（请问：

台湾是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霉菌基地的？

南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霉菌基地？

那么琉球呢？

朝鲜呢？

日本？）

阿瑞吉、滨下武志等《东亚的复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工业化军事路线来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却造成了一个美国独霸的体系在东亚海洋地区出现，并使该地区的工业军事主义达到了极盛。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与（中华）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地中海）模式。
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到，经济因素比军事因素（狩猎经济）能更加有效地决定世界霸权。（伊拉克战争是最近的证据）日本80年代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政府和企业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商品，帮助美国保住了其摇摇欲坠的权力宝座。如果没有这些贷款和商品，里根政府要想大幅削减国内税收的同时展示于前苏联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即使不会完全不可能，至少也会使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并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美日由附属关系转为依存关系）
    而此间，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资本家群体的作用（相当于明末清初在东南亚与荷兰殖民贸易抗衡的郑氏集团），这些群体似乎开始承担起中国和东亚经济的领导责任，而与此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停滞的10年（近年因重回东亚有所恢复、国内政治版图也如台湾、澳大利亚发生变动）。中国通过向南方国家提供有关天然资源开采的更慷慨条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条件并免除昂贵的咨询费提供更大额的贷款，并且以只占北方竞争者一半的成本在偏远地区兴建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等，不断在与北方机构的竞争中胜出。（这也减少了加勒比海盗的掠夺后援）石油国家也将顺差转向了南方国家，对中国带头的行动起到了补充和弥补的作用。委内瑞拉利用高油价带来的意外之财使拉美国家摆脱了对北方利益的从属，这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意义。（美洲人的美洲）

王霸之道：东西方的对立统一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__卡尔．马克思1853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唐湘龙：中国到底何时才崩溃？

中国近代的屈辱从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英国在工业革命后壮大，羞辱了中国。之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壮大，羞辱了中国。不管是英国或是日本，从大历史的角度，这些屈辱，在2015年，都象征性结束了。

我只是要你想想，英国为什么要让习近平这么风光？从「亚投行」开始，英国；从「九三阅兵」，韩国。这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同盟，这个同盟的军事意涵短期不会改变，但军事以外的关系，全变了。以冷战思维、集体防卫所布建的军事同盟，是落后指标。

英国媒体讲：中国崛起是挡不住的。太平洋的势头超过大西洋了，亚洲势头超过欧洲了。习近平访英，不是中英「两国」关系而已，卡麦隆说：中英要在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区域事务上全面合作。

和讯博主邱林888:《中国或用英国这颗棋子平衡美国》

    相比英国人，美国人还是嫩了点。美国想通过自己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对中国的进行挤压，同样，美国通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来对英国独特作用进行挤压。关键是，美国的TTIP首先牺牲了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才会另辟丝径，美国无可抱怨，只因自己已无能力一手遮天。显然，美国把事情搞砸了，最终促成了中英一拍即合。

这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在任何一个集团内（例如英国与美国均是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某人只想着自己吃肉，其他人连汤也喝不到。最终的结果是，这个集团的其他人都会对他敬而远之，至少不会让它任意指手画脚。这几年，美国人都在扮演――不管针对中国干的事也好，还是针对英国所干的事也好，恰恰都是在做那个自己吃肉，饿死对方――的角色。

占豪 :英国转向中国，德法紧跟背后隐藏着玄机？！

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依然是维系其全球霸权地位，保持世界单极化以获得超常规的国家利益。但无论是英、法、德及欧盟的其它主要国家，如今都再不希望这样，老欧洲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也在努力推动欧盟成为世界权力的一极。

美欧这种战略上的矛盾在进入21世纪后越发凸显，其中最典型的动作不是欧盟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是欧盟要发展与俄罗斯的新关系。所谓欧俄新关系，本质上是摆脱美国的一种新的欧俄关系，这是欧盟试图从美国手中解套的动作。这种关系一旦确立，代表美国控制欧盟的北约必将解体。欧盟这种世界多极化的强烈意愿，在2010年欧债危机发生后显得更加强烈。美欧的这种战略分歧决定了，双方在政治外交上必然会出现方向性的不一致，其中很重要的不一致就是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

    对中国来说，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至关重要，这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事实上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起来了，那么欧亚大陆上大多数的地区紧张和问题都有望逐渐揭开，反之战争则可能不断扩大化。中国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而欧盟就必然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东方的中国只有和西欧这些发达国家连起来，欧亚大陆整合所迸发出的经济能量才能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问题。所以，中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仅是因为欧盟转向发展与中国关系，更是因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谋求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欧洲。

子政：习主席威斯敏斯特演讲是自由民主人权的胜利

    然而，习主席并非为清算历史旧账而来。他说“中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这种话属于强国语言，当年李鸿章访问英国时是说不出来的，即使在蒋介石与美英首脑并列为开罗会议三巨头时也仍然说不出来。殖民地无外交，弱国也无外交，根据国家利益自主选择与其他国家发展何种关系，这是强国专有的自由。 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强国，国家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人民享受着充分的自由。这种曾为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所梦寐以求的自由，完全是中国自己所争取和创造的。

这个大转换完成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大都忘记了这三个政治哲学词汇的本意。经过西方学界和政界的重新解释，自由不再代表被压迫人民的政治和经济解放，而单指当年美英起草的“大西洋宪章”中那个起源于18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四大自由”。民主也不再代表人民主权、大众政治，而单指一人一票这个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教会的选举形式。而至于人权，更是不再代表普通劳动者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基本权利，而单指各国反对派人士挑战政府、分享权力的政治要求。

于是人们看到一种不可理喻的怪现象：一国政府经过巨大努力使半数国民摆脱了贫困，使另外半数国民享受到了巨大的经济自由，这些似乎都不算是人权进步。而寥寥几个亲西方异议人士的煽动性言论被封杀、颠覆性活动被制裁，立刻成了巨大的人权事件，引动西方各国政要的群起围攻。

丁耘：儒家引导中国崛起？

我觉得在对待大陆崛起的事情上，是倒过来的。怎么说呢？就是距离越近的，适应越慢。欧洲适应的最快。美国人早就证实了，虽然他把我们当敌人。但是当敌人也是它认识到我们强大才把我们当敌人，当成潜在的最大对手。然后最近亚投行来投奔或者说来投机的是英国人，英国人想保持他们世界老二的地位。要保持这个地位就得认准老大是谁。所以他这个老鼠跳船的选择是对的。一叶知秋，老大帝国的选择可以看出这个态势。但是很有意思，偏偏是在亚洲，接受不了。感情上接受不了，理智上也接受不了，这个最不接受的是港台，其次是日本。越和我们近的，越不接受。

首先是感情上没有转过来。理智上，大陆崛起也非常难解释。刚刚那句话说错了，最不接受的是我们大陆的某些人。他们觉得这么多年，不崩溃也就算了。你非但不死，反而让我们的宗主国都来投奔你，这个太说不过去了。钱永祥先生，包括大陆的某些新儒家，就是想拿儒家来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下一步的政治发展，以及指导社会伦理和文化基础的建构。我觉得这个是积极的态度。但儒家朋友忘了一点，就是，你怎么解释中国的崛起？

我在讲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讲过了，这个话非常重要，我讲过不止一次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性的作品，至少跟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的重要性是一样的。1949年新中国建国起，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毛主席的解释是，因为农民占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把领导权交给社会的大多数，这是什么原则？这是民主制原则。但是在工农联盟里面为什么要以工人为主导？因为你贯彻民主制原则就要以农民为主导，工农联盟里肯定大多数都是农民，但是因为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富有远见。这个原则就不是民主制原则了，这是贵族制的原则。大公无私、富有远见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要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他的出身可能是农民，地主甚至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意识是无产阶级意识。这个就是正当性论述。他这个先进跟人民有关系。这个先进性是从人民中选拔出来的，最能代表人民。

对我国的政治来说，最关键的是保持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这个联系是对儒家很好的回应了。在历史上对儒家的解释传统和在乡村社会组织工作都很好地做到了。在儒家的脉络里，是理学这派，不是经学这派，不是说不要读“经”，但唯经学是务，把经学看成是儒家的正统，这是门阀的儒学，在中国没有社会基础。在权贵变成门阀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到强大的历史阻力。中国革命这一百多年不是白搞的。中国人民的平等意识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当中，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今天我们到华东师大来的一个机缘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最大的教育就是，要在人民社会、人民国家的地基上重新看儒家。

我认为这些东西在思想史上，在观念史上是有渊源的。西欧的启蒙是跟儒家在西欧的传播有很强的联系的。为什么要让启蒙走到西方的现代思想甚至是后现代思想当中去？我认为儒家的根本要意就是启蒙。启蒙就是新民。康德说勇敢地运用你的理智，理智就是明德中的一部分。儒家就是教化人，不就是新民么？整个的道德理想不就是止于至善么？“Enlighten”不就是“明”么？我2013年去美国开会，当着舒衡哲的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可以翻译成“enlightible virtue ”。舒衡哲非常高兴。“明 ”直接翻译成英语就是“enlighten”。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辩护。文明兄认为启蒙对新儒家是挽着走，这个说法对，但是挽着走就得把他挽到你需要的路上。就像搀老太太过马路一样，也许老太太根本不想过马路，小朋友学雷锋硬把她挽过去了。

苏兢逸

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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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曰：“曹操（联军）之众，远来疲弊，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麦客阿塞）。且北（西）方之人，不习水（陆）战；又荆（亚）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霉）军破，必北（东）还，如此则荆（中）、吴（俄）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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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 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蒋百里所说的原则也应当是“一带一路”区别于TPP@TTIP的原则


蒋百里《国防论》

合与分有联带的条件，这不仅是战争的真理，也就是人生生活的原则。如果种田的人反对织布的人，那么他有饭吃他可没衣穿，推之百工的事都是一样。所以要“合”才能“分”，同时又可以说要“分”才能“合”。如果从表面来说，从前各国空军有的是隶属于陆军的，有的是隶属于海军的，这不是空陆空海联络格外容易些么？那知道这却是走了合的反对方向，现在主张研究陆海空联合作战的人，没有一个不主张空军独立的，因为空军能独立，所以才“要”联合，才“能”联合。这与上文所谓“自由——自动的纪律”精神相一致，我们知道下等动物其组织最为简单，饮食，消化，生殖都靠一种机关，生物愈进步，分功的机关愈多，而他的能力愈大，而统一的运动愈巧妙，譬如吃菜，要各味调和，譬如听乐，要各音合奏，这才是统一，是联合，不然就是“孤立”、“杂凑”，孤立与统一，杂凑与联合形似而精神不同，这是千万要注意的。
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据历史，根诸世界潮流。 虽以孔子之学理，定君权于一尊，而终不能改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之事实，使后世之二十五朝，变而为万世一系君主之相继，权不操诸君主，而操诸人民，此真吾国体尊严之大义也。而秦汉以还，阶级制度消灭殆尽，布衣卿相，草莽英雄，而农民自由，尤为吾中国国家社会之根本。以视彼欧人，侈言自由，而农奴制消灭，仅仅在六十年前者，何可同日语。故一部二十四史入于帝国主义时代之眼中，为一片失败羞辱史，入于民主社会主义时代之眼中，则真一片光荣发达史也。

​若夫军事天才，则孙子实首发明“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之原则。（欧人兵略之精者，孙子多言之，而孙子此义，则吾遍读各大兵学家之书未之见）而自华元守宋，乃若赤壁之战，睢阳之守，而坚壁清野，而保甲团练，乃至近世湘军之兴，盖皆寓积极于消极之中，利用国民自卫之心以卫国，而无不有成。盖历史之遗传，与环境之影响，使我国民视侵略为不必要，自卫为当然权利，其至高之道德，乃适为今日与世界相见之用也。呜呼，岂不伟哉！（注：虽以侵略主义之国家，亦必借“国防”二字以自掩饰。虽然，充其国防之意义，则虽全太阳系为其军略上所占领，而未有已也。甲与乙邻也，乙不得，则甲危，固也，乃得乙，乙又与丙，丙又与丁，其邻也，乃相续于无穷。则虽占领太阳系，而此外之恒星犹无穷也，此种国防政策，他人不之信，即自身之国民亦不之信，自欺欺人，以盗灿烂之勋章而已。）是故吾中国之不得志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则事理之当然者也，何也？性不适于军国主义也。虽然，侵略政策，国家主义终有一旦之自毙。故欧战一起，而世界之新局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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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
欧洲和北美在技术、政治和社会革新上的这些相似的、长期存在的表现不仅归因于亚洲和非洲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短期政治失败，革新时间的相对滞后有一些长期和更广泛的愿因。我们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首先，欧洲通常比亚洲人、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面对战争时更易动员，在法律上更无情。欧洲的地形要求军队在海战与陆战之间、在高山和平原上、在寒冷和炎热中能迅速适应，因为相对小的政治单位不得不时常进行革新以适应这些不同的地形和气候，而东方和南方大的帝国中，则是发展更松散的、更缺少专业（狩猎经济）的军队类型以控制广袤的土地。在欧洲，相对小的区域中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战争技术的发展上，并且要确保他们的武器可以与敌手的武器相匹敌。亚洲、非洲和最初俄国的军队经常要合并各种数量巨大的附属军队，这些附属军队要供应自己的武器和马匹。军事财政推动了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的发展，但欧洲出现了更有效的支付和税收体系来应对当地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亚洲在17世纪的相对和平是它失败的原因。
   最激化革命的事情是各大国对法国的入侵，这些国家对法国革命者处决国王和贵族极度恐惧，又急切地想获取法国在前一世纪的战争中得到的土地、殖民地和领土。外国军队在法国土地上的存在导致了一股反抗的浪潮，大革命期间及后来遍布法国边界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甚至欧洲自身的军队受到影响。对欧洲军队的控制也有助于补偿法国在与英国的海外争霸中丢失的众多殖民地和海外领土。就像著名的“蝴蝶效应”：西班牙军队对拿破仑军队的失败引发了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反叛，奴隶贸易的衰落和白银生产的中断又在西非和亚洲，尤其是中国，创造了变革浪潮。

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1840年英国因为中国拒绝他对华贩毒就敢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兵力不超过两万，就让中国赔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数字是按中国当时的人口计算的，也就是说要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实在是野蛮至极了。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的对手，而是任人宰割的对象。但五十年以后，到1950年，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阻挡在了国门之外，赢得了迄今五十年的国家安全，赢得了对手的尊敬。朝鲜战争始于三八线，终结于三八线。但是中国军队参与的战争始于鸭绿江，终结于三八线。
    为了扭转1840年以来中国的衰弱，中国人一直在学习。满清王朝学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北洋政府学过西欧的议会制，孙中山要搞“军政”，蒋介石尝试过德国的法西斯，共产党人学了苏联的“专政”。自上个世纪开初，我国的留学生不绝于途，哪个国家先进就如潮水般涌向哪个国家学习。结果呢？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绝不“思想僵硬”。百年来，主流意识形态换了好几次了，恐怕比世界上任何社会的主流思想换得频繁。中国是最早放弃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若非近二十年来中国开辟了一条极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不会产生恐惧，认认真真地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
中国已经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什么却出现那么多对政府的不满呢？我们的学生们不去了解亚洲的其他欠发达地区，如印度；也懒得去比较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我们的建国与印度独立几乎同时，起点全面低于印度。与拉美比，我们的起点更低。在20世纪初，阿根廷和巴西还属于第一世界，属最富裕的国家之列。如果你们了解现在的印度政府，和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其他后进国家的政府，大家恐怕会非常满意我国政府的表现了。反过来说，如果那些后进国家的人民能享受到我国这样的政府，他们大概要念佛了。然而，关键不在于我们的知识青年不了解落后国家，关键是我们的青年根本不屑于了解与我们一样落后的国家，不屑于与他们比较。我们的眼睛盯紧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永远盯着北美、日本、西北欧、和澳洲呢？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这样的国家。这就要说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自汉唐的强盛以至明清的繁荣，我国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富裕的先进国家。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今日何在？惟我中华文明三千多年绵延不绝。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原因在于我们的文明有深厚的底蕴。我们的传统文明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极为出色；因其出色而悠久，亦因其悠久而出色。《易经》讲，既然“天行健”，就要“君子以自强不息”，“与时偕行”。我国的传统文明讲求格物致知，好学不倦，而且有教无类，造就了世界上最好学的文明。没有这深厚的文明底蕴，就不会有先贤们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不可能有百年来的艰苦学习，不会有近半个世纪来的持续进步。

高柏《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发展受到当时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冷战的严重制约。当时美国的欧洲战略是“拒俄压德”。为了在欧洲与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美国的策略是扶植苏联在二战中的死敌德国，和中国在15年战争中的死敌日本。然而，利用德国遏制苏联必须使德国的经济再工业化，这引起了法国和英国的极大恐慌和强烈反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大力推动欧洲一体化，同时又辅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军事同盟。这样就把德国有效地融入欧洲，使其不再对他国构成威胁，从而使欧洲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忠实盟友。
一旦中国推动并实现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中国就很容易将注意力和发力点在环太平洋与欧亚大陆之间根据战略的需要来回移动。这样就可以减少甚至切断与有关国家的经济联系，又使中国的这种损失从与欧亚大陆国家增加的联系中获得利益替代。这样有关的东南亚国家才能认识到，正像他们有TPP这一选项一样，中国自己也有欧亚大陆这一选项。
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两者并存的世纪。
由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地缘优势，因此很难出现两个经济圈同时对中国展现敌意的局面。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印度也可以加入。然而，俄罗斯和欧洲可以施展的空间就很有限。相反，在欧亚大陆经济圈中，欧洲使重要的一极，俄罗斯也是重要的行动主体。美国虽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但肯定不如它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地位。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将变得无关紧要。印度有何种地位将取决于它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整合过程中互相排斥，而中国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却可以二者通吃。
2011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突显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城市化向东部集中，把中国最好的、种植效率最高的可耕地用作非农业。中国可耕地本来就很少，18亿亩是一个不能跨越的红线。……发展高铁与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促进中国西部的发展，而西部的发展将为中国的城市化带来新的局面。新疆的地理条件，为发展21世纪的新兴技术即太阳能和风能，提供了极好的场所。同时，又有大量的非可耕地……结合将为中国提供一个在新兴技术支持下大力发展低碳和生态城市的机会。这将国土综合利用与城市化打开一条新路。
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必然地要伴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对中亚、中东而言，中国的软实力的建设离不开新疆的文化产业。因此，发展新疆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将为少数民族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大战略的角度来看，防范“疆独”的手段不应该是西医式的以动外科手术为主（欧洲的中东难民危机），而应该是中医式的，通过和整个中亚、中东经济整合与一体化，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或主导价值确认：纵向分层与财富和特权的分配有关，
属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应该缩小和消除。但横向分类却是社会开放和政
治文明的标志，应该给予承认、保护和尊重。总之，纵向分层和谐的管理目
标是控制和缩小差别。横向分类的管理目标则是保持多样性的活力。必要时，
各国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濒危文化，包括其生态环境和无形遗产。”
郁离子曰：“人能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则其夺諸物以自用也亦弗过。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蚩蚩焉与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养我也，則其获罪于天地也大矣！”
罗伯特@罗杰斯《系统效应》：
‘一对夫妻中，妻子有时会想她要是与别人结婚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听到这样的想法，丈夫很可能烦恼不安，认为妻子可能喜欢别人而不是自己。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配偶不同，她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不同喜好的截然不同的人。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轻易地问这样的问题，即她更喜欢怎样的丈夫或生活，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单独作这样的选择。同样的推理也解释了这样一种常见观点的局限性，即国际制度无足轻重，因为国家在紧急关头和生死攸关时会忽视国际制度。尽管这一陈述是正确的，但它却没有注意到国际制度在建构国家利益和缓解事态严重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社会主义也自当从现存的民族关系和经济关系中转进，而不是抽象的宗教式的非人际关系中产生，从这种现存关系的转变中：私人的、民族的、国家的、国际的关系的链式反应中，人作为整体来调控作为总体的生产资料，而不是人人以他人为敌的丛林法则，即如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主要以生产资料、思想改造为进路，要不然难道那些人还不如日本战俘？ 而没有世界范围内的改造，单独的改造即如文革式、苏联式都无法达成，很难想象武统世界（在美国对苏联时代即已非如此），文革与冷战格局的调整是同步的（邓小平@尼克松），习式经济革命是毛时代南南合作的继续，而不是美苏争霸军阀混战的继续，正如核弹与核电、星云之于黑洞……


“美国因无力威胁而惧怕中国”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