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世界史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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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世界部分地区被法西斯主义所挫败。日本屈服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德国也败给纳粹。于是，从这种苦涩的教训出发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强调这种上层建筑具有独立于经济基础的相对自律性。但即便如此，很难说其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强调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可是，这种观点有一种单纯的启蒙主义倾向，放佛人们从这个想象中觉醒过来民族就可以消解掉似的。实际上，民族并非那种靠启蒙能够消解掉的东西。

（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本来，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视为如同文学或哲学一样的上层建筑。从广义上，它们分别植根于“经济基础”。就是说，民族、国家、资本分别建立在三个不同的基础性的交换样式之上——A互酬制、B掠夺——再分配、C商品经济。如果称交换为“经济性的”，那么可以说它们都是“经济性的”基础构造。而且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上层建筑”。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透过商品交换的形式看到了巨大的信用体系得以形成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上层建筑。因此，它时而会遇到“信用危机”。另一方面，国家和民族尽管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们分别是从商品经济不同的交换样式派生出来的。

然而，真正使三者实现“结婚”的乃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中，正如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所倡导的那样，资本、民族、国家作为不可分离的整体结合到一起。所以，近代国家应该称其为资本制——民族—国家。它们构成相互补充和强化的整体。例如，经济上为所欲为，结果造成了阶级的对立，那么可以通过国民相互扶助的感情来消解，由国家加以控制而实行财富的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试图单纯打倒资本主义，则会走向国家主义的形态，或者在民族感情上资本主义得到拯救。前者为斯大林主义，后者则是法西斯主义。这样，把资本包括民族和国家视为交换的诸形态，此乃“经济的”视角。如果说经济基础这个概念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那也只是表现在这个方面。

可以说，在以上三种“交换”原则中，近代以来商品交换逐渐发展起来而压倒了其他交换形态。但商品交换形态并没有彻底化，在有关人类和自然的生产方面，资本只能依赖于家庭和农业共同体，从根本上讲是以非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民族的基础也正存在于此。另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君主（主权者）虽因资产阶级革命而消失了，但国家本身还是保留了下来。国家并非可以被国民主权的代表者/政府所消解掉的东西。国家总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作为主权者存在着。国家总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作为主权者存在的，因此，当面临危机（战争）的时候讲期望强有力的领袖出现，正如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上所显示的那样。如今，可以听到这样的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将遭到瓦解。然而，国家和民族并不能因此而消解的。比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各国的经济遭到压迫，那么，就会走向谋求由国家来保护（再分配）包括民族文化同一性和区域经济进行保护的方面。反抗资本，同时必须反抗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其理由也正在这里。资本制——民族-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故十分强大有力。如果只是想否定其中的一个方面，结果只能被收回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圆环当中去。工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东西不过是此三位一体圆环的完成形态，而绝非对此的扬弃。

（中东-北非-西亚问题，东南欧-南非—拉美问题，日韩-东南亚-澳洲问题无不如此……）

   （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在欧洲，根深蒂固的世袭贵族、独立的商业城市、天主教和形形色色的新教派别，都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能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类似的这些东西在中国一开始就比较软弱，强大国家又采取行动，使之始终停留在软弱状态之中。所以在中国，贵族行使领土主权的程度比不上欧洲；像佛教和道教那样的宗教受到严格控制；城市更像欧洲易北河以东的行政中心，而不像西欧独立的大都市。重要的是，由于如前所述的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如果从国际着眼，欧洲的权力比中国更为分散。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如果想扩张进而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马上就会遇到邻国的抵抗。这些邻国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对付外来侵略，另一方面很乐意支持侵略国内部的竞争对手。欧洲国家的合并在20世纪中期达到的水平，只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期，其时中国的大国总数降至六七个。或许，欧盟有一天会完成中国在秦初就已取得的统一，但迄今尚未发生的现实表明，欧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多么不同于中国。

王夫之《读通鉴论》
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因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与一般流行的思考不同，后期马克思在“联合的联合”取代资本—国家—共同体中发现了共产主义。他这样写道：

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这个合作社的联合由欧文以后的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亦将此与股份公司放在一起进行了考察，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果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消极的扬弃”，那么，联合则是“积极的扬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联合主义。不过，马克思也看到了它的“局限”，即其命运不是在必然与资本的竞争中遭到挫败，便是要自己转化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要想创造出与此相对抗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容易之事。

（卡尔．马克思1853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
    在一民族猛烈的压迫别一民族的时候，被压迫民族之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之于
压迫阶级相同。在一八四八年间，欧（亚）洲大陆各国之于英国（英镑霸权——美圆垄断、定价权），和无产阶级之于商工业资本家相同。当时社会主义者的意见是怎么呢？
   “依一切‘独占’的撤废，竞争得以自由，资本迅速集中于大工业家之手，小市民阶级迅速消灭，并且资本独占国英吉利迅速隶属其周围各国于本国工业支配之下。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的资本阶级独占权打破了：德意志、法兰西，及意大利，对于并吞一切的英吉利资本阶级，衰落为一介无产阶级。和一个个英吉利资本家对一个个英吉利无产者所行的压迫一样的压迫，英吉利资本阶级全体对于德意志、法兰西及意大利实施起来。尤其在这个情形之下吃苦的，便是这诸国的小市民阶级。

至于英吉利的劳动者呢？  “英吉利工业上独占的地位继续的时期，英吉利的劳动阶级，在某种程度内，有对于随伴这独占的利益的分沾。这利益在他们中间，分配得极不平等的。有特权地位的少数人垄断了最大部分，但是大众也时常暂且均沾一些利益。所以，不平等民族之间，被压迫民族的劳动阶级有民族的感情。这个事情，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

（世界四阶层：富国资本家——富国工人—穷国资本家——穷国工人））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

1848年的革命的确是一场“世界同时革命”。但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却如此轻易地失败了。而且，与其说它败于反革命，不如说是败给了民族国家主导的对抗革命。其结果，出现了敏感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存在的政治体制。（英国）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政府接受了劳动阶级的许多要求，开始实施福利政策。在法国，路易@波拿巴作为圣西门主义者，试图依靠国家的介入来解决相互矛盾的两个课题，即在振兴产业资本主义的同时解决劳动问题。波拿巴甚至对“第一国际”的形成提供了后援。在普鲁士也是一样，借机登上舞台的卑斯麦，其政策目标是在靠国家振兴产业资本主义的同时谋求劳动问题的解决，乃是呼应其友人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848年的世界乃是社会主义者以国家权力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形成的。从别的角度说，这使得资本-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即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积累予以限制并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和福利政策以消解阶级对立。

（资本主义（工资劳动）的扬弃不可能仅在一国实施。或者可以说：仅在其内部无法扬弃国家。因为，国家是存在于世界体系之中，即与他国关系中的东西。）

罗莎@卢森堡经历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日俄战争）后，开始提出边缘区革命论的思考。进而，基于中心区（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来自对边缘区（落后国家）的掠夺这一理论，这并非单纯追随发达国家之后，而是可以给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以打击的革命。

马克思在1848年的时候，曾对布朗基的先锋起义和无产专政表示赞同。托洛茨基发展了“不断革命”的理论，革命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最为激烈的地域爆发，而且在此“跨越”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列宁受到了托洛茨基的影响。

    可以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视为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在这里，有众多共同体和国家统合在一起。如果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旧世界-帝国将分解为众多的民族-国家。这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国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及国家殖民体系）中确立起拒绝该体系的世界体系（基于非获利交换之上的经济圈）。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国共合作
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

科耶夫：“19世界的无产阶级就是20世纪的第三世界国家”。 地中海体系的拉丁帝国是科耶夫构想的超越民族国家的西欧北非区域体系。他试图以此（天主教）对抗以英美为首的基督新教国家和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正教国家。奥斯曼帝国也曾试图以重构世界-帝国的形式应对世界殖民体系的挑战，但最终为西方列强所瓜分，各自的民族国家成为西方列强的属国。（类似于民国式的军阀混战）

    当前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叙利亚-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正是一种对殖民体系的反叛：不管是萨达姆、卡扎菲，还是土耳其、伊朗都是以统一的伊斯兰帝国为期许的… 现如今，正如科耶夫所担心的，整个欧洲半岛成为美国与俄罗斯所争夺的中间地带。而中华体系对美苏体系的冷战制衡，在当下以亚非拉联盟的形势，正在促成以亚非欧腹地（西亚-东欧绿洲）、亚美腹地（东-南洋岛屿）为焦点的世界体系重构）

阿瑞吉、滨下武志等《东亚的复兴：500，150，50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工业化军事路线来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却造成了一个美国独霸的体系在东亚海洋地区出现，并使该地区的工业军事主义达到了极盛。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在另一面由越战导致的美国义务兵役制的废除又似乎导致了如当年印度的“雇佣军”的反祖现象，这似乎会导致一种军国主义的军事产业下的“屠宰工人”？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印度（欧亚混战的隐喻）是英国在东方海洋上的兵营，我们可以从那里招募到任何数量的兵员而不必给他们报酬。”这些军队完全由印度纳税人出钱资助，他们组成了欧洲风格的殖民军，并经常用无休止的一系列战争中使英国打开了亚洲和非洲的大门，接受西方的贸易、投资和影响。他们是“维多利亚扩张主义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拳……是工业资本主义国际化背后的主要强制力量”。
　　（而在当下，美圆贬值所造成的财富掠夺（国际假币）和霉菌基地演戏所造成的强制发行（垃圾国债），在此次亚欧峰会和上合组织军演中得到了有力回应。虽然日本试图以钓鱼岛来转移冲绳霉菌殖民的内部压力，但是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中国是防止日圆重蹈“广场协议”命运的最后屏障。从“威胁”到“责任”的种种歇斯底里，美、俄、欧向东看本身是东亚复兴和殖民瓦解的直接证明，并且这本身是人类文明（亚非拉多数民主）对丛林法则（20%/80%食物链）的革命。）

和讯博主邱林888: 《中国或用英国平衡美国》

    相比英国人，美国人还是嫩了点。美国想通过自己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对中国的进行挤压，同样，美国通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来对英国独特作用进行挤压。关键是，美国的TTIP首先牺牲了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才会另辟丝径，美国无可抱怨，只因自己已无能力一手遮天。显然，美国把事情搞砸了，最终促成了中英一拍即合。

这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在任何一个集团内（例如英国与美国均是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某人只想着自己吃肉，其他人连汤也喝不到。最终的结果是，这个集团的其他人都会对他敬而远之，至少不会让它任意指手画脚。这几年，美国人都在扮演――不管针对中国干的事也好，还是针对英国所干的事也好，恰恰都是在做那个自己吃肉，饿死对方――的角色。

占豪 :英国转向中国，德法紧跟背后隐藏着玄机？！

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依然是维系其全球霸权地位，保持世界单极化以获得超常规的国家利益。但无论是英、法、德及欧盟的其它主要国家，如今都再不希望这样，老欧洲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也在努力推动欧盟成为世界权力的一极。

美欧这种战略上的矛盾在进入21世纪后越发凸显，其中最典型的动作不是欧盟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是欧盟要发展与俄罗斯的新关系。所谓欧俄新关系，本质上是摆脱美国的一种新的欧俄关系，这是欧盟试图从美国手中解套的动作。这种关系一旦确立，代表美国控制欧盟的北约必将解体。欧盟这种世界多极化的强烈意愿，在2010年欧债危机发生后显得更加强烈。美欧的这种战略分歧决定了，双方在政治外交上必然会出现方向性的不一致，其中很重要的不一致就是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

    对中国来说，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至关重要，这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事实上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起来了，那么欧亚大陆上大多数的地区紧张和问题都有望逐渐揭开，反之战争则可能不断扩大化。中国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而欧盟就必然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东方的中国只有和西欧这些发达国家连起来，欧亚大陆整合所迸发出的经济能量才能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问题。所以，中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仅是因为欧盟转向发展与中国关系，更是因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谋求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欧洲。

                                          

蒋百里《国防论》
合与分有联带的条件，这不仅是战争的真理，也就是人生生活的原则。如果种田的人反对织布的人，那么他有饭吃他可没衣穿，推之百工的事都是一样。所以要“合”才能“分”，同时又可以说要“分”才能“合”。如果从表面来说，从前各国空军有的是隶属于陆军的，有的是隶属于海军的，这不是空陆空海联络格外容易些么？那知道这却是走了合的反对方向，现在主张研究陆海空联合作战的人，没有一个不主张空军独立的，因为空军能独立，所以才“要”联合，才“能”联合。这与上文所谓“自由——自动的纪律”精神相一致，我们知道下等动物其组织最为简单，饮食，消化，生殖都靠一种机关，生物愈进步，分功的机关愈多，而他的能力愈大，而统一的运动愈巧妙，譬如吃菜，要各味调和，譬如听乐，要各音合奏，这才是统一，是联合，不然就是“孤立”、“杂凑”，孤立与统一，杂凑与联合形似而精神不同，这是千万要注意的。
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据历史，根诸世界潮流。 虽以孔子之学理，定君权于一尊，而终不能改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之事实，使后世之二十五朝，变而为万世一系君主之相继，权不操诸君主，而操诸人民，此真吾国体尊严之大义也。而秦汉以还，阶级制度消灭殆尽，布衣卿相，草莽英雄，而农民自由，尤为吾中国国家社会之根本。以视彼欧人，侈言自由，而农奴制消灭，仅仅在六十年前者，何可同日语。故一部二十四史入于帝国主义时代之眼中，为一片失败羞辱史，入于民主社会主义时代之眼中，则真一片光荣发达史也。
​若夫军事天才，则孙子实首发明“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之原则。（欧人兵略之精者，孙子多言之，而孙子此义，则吾遍读各大兵学家之书未之见）而自华元守宋，乃若赤壁之战，睢阳之守，而坚壁清野，而保甲团练，乃至近世湘军之兴，盖皆寓积极于消极之中，利用国民自卫之心以卫国，而无不有成。盖历史之遗传，与环境之影响，使我国民视侵略为不必要，自卫为当然权利，其至高之道德，乃适为今日与世界相见之用也。呜呼，岂不伟哉！（注：虽以侵略主义之国家，亦必借“国防”二字以自掩饰。虽然，充其国防之意义，则虽全太阳系为其军略上所占领，而未有已也。甲与乙邻也，乙不得，则甲危，固也，乃得乙，乙又与丙，丙又与丁，其邻也，乃相续于无穷。则虽占领太阳系，而此外之恒星犹无穷也，此种国防政策，他人不之信，即自身之国民亦不之信，自欺欺人，以盗灿烂之勋章而已。）是故吾中国之不得志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则事理之当然者也，何也？性不适于军国主义也。虽然，侵略政策，国家主义终有一旦之自毙。故欧战一起，而世界之新局面开！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 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蒋百里所说的原则也应当是“一带一路”区别于TPP@TTIP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