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不平等条约居然有积极作用 ——评袁南生的“不平等条约有益”论2016-04-18 16:36:52 来源：察网 作者：千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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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发表题为《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演讲。在演讲中，吴建民就开放的心态、对世界主题的清醒认知，以及对现阶段国家利益的界定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在谈到对世界发展主题的认知的时候，吴建民提到“现在很多人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完全搞错了时代”，其中就拿《环球时报》为例，批评其经常发表一些言论极端的文章。“去年胡锡进请我参加环球时报论坛，有个开场白，他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啊，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我心里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他是报社主编，很有学问的，但是搞不清楚状况。” 紧接着，原驻苏里南大使和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以《中国外交上“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为题发表文章，并且搬出他的《不平等条约的另一面》(2011-07-12 )与吴建民的演讲一起，可谓是三箭齐发。如果说，吴建民的演讲还比较隐晦含蓄的，并且生搬硬套扯上一点点话政治的话，那么袁南生的观点则完全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侵略有功，爱国有过。 他的《不平等条约的另一面》一文(下面简称《另一面》)显摆了一通他的历史知识丰富以外，开宗明义宣称：“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作用。”并且偷换概念，拉大旗作虎皮，把殖民地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单向掠夺财富和倾销毒品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并且露骨地宣称：“毫无疑问，没有鸦片战争以来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或迟或早也会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清王朝的基本国策同全球化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轰开中国的大门，是一种慈善行为，目的是帮助基本国策同全球化是背道而驰的大清王朝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为了掩人耳目，他对不平等条约来了个“抽象否定，具体肯定”：“不平等条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负面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不过，笔者认为，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近代史上还起到了另一种作用。” 既然如此，我想请问袁南生的是，第一，同样是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的非洲，为什么现在依然落后于其他州?既然不平等条约是那么好的东西，原“日不落帝国”“米字旗”阴影下的那些殖民地为什么在二战以后都纷纷摆脱殖民地宗主国实现民族独立?袁南生你认为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论证了“不平等条约”的好处以后，袁南生进一步为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他认为中国没有“因此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轨道”，并且导致列强大动干戈的原因： 一是“1848年以后沿海开放口岸的绅民和地方官极力反对洋人入城”，他引用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话牵强附会地说：“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洋人连城都不能入，自然无所谓今天的“招商引资，筑巢引凤”。原来改革开放的“招商引资，筑巢引凤”起源于列强的侵略。 二是皇帝坚持天朝朝贡体制的旧规矩：只有朝贡使臣才能入城。反对入城透露的信息就是拒绝开放，拒绝负责任地履行国家承诺的义务，在力量不如人的时候，更加恶化中国本已经恶劣的国际环境！”(李扬帆《走出晚清》。并且不让洋人使节向驻在国国家元首亲递国书。认为反对不平等条约中某些合理的条款，比如本身是互利的入城和开放口岸条款，从而导致更大的侵略，更大的侮辱，就是得不偿失的非理性选择。原来列强的侵略都是因此引起的，请问袁南生，这种借口跟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寻找失踪的士兵的借口的差别在哪呢? 袁南生还认为，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从朝贡外交转向“现代外交”。什么叫“现代外交”?清王朝时期的那种丧权辱国的外交叫“现代外交”? 袁南生的忽悠术高明之处在于，把两个在逻辑外延上是“反对关系”的概念平列在一起，证明其中一个是错误的，就想得出另外一个是正确的结论。但是逻辑常识告诉我们，“反对关系”的两个概念可以同假，因为“朝贡外交”和所谓的“现代外交”的外延之和小于全部“外交方式”的外延，比如，为什么不是既不是不平等对待外国人的“朝贡外交”，也不是列强铁蹄下的所谓“现代外交”呢?如果袁南生认为当时列强与中国的外交可以跟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现代外交”画等号，那么他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了。 而摆出一个错误的东西作为目标，用另外一个错误的东西去否定它，然后说那另外一个东西是正确的，这就是某些人惯用的忽悠术。并且往往会欺骗到很多人。 至于所谓的西方列强通过战争迫使中国中央政府签字答应互派使节常驻对方首都当成进步更加是无稽之谈。虽然在当时建交双方互派使节常驻对方国家是国际通行惯例，但是并没有国际法的强制力，也就是说，我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尤其是在列强侵略中国推行殖民主义以后，从王室到民间有这种反感的反应是正常的，假如当年美国独立战争不是以胜利告终，袁南生会不会也认为英军事后镇压美国起义者是合理的呢? 袁南生还认为“不平等条约对增强国人的谈判意识和条约意识发挥了作用。”这种说法完全是站在侵略者的角度说的。众所周知，弱国无外交，军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外交官不可能在谈判桌上拿到，弱国的所谓外交只能是与列强签订城下之盟，袁南生的所谓“不平等条约对增强国人的谈判意识和条约意识发挥了作用”无非是警告从政府到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能服服帖帖，不能有任何的反抗和不满，否则就是“谈判意识和条约意识”薄弱。并且在这里又玩起以错否错的诡辩术，用清军统帅僧格林沁趁英法联军拟从大沽口来京换约毫无戒备时，下令突击，一举击沉击伤英舰，击毙英兵的事情和将参加谈判的巴夏礼等39名英法外交人员扣押，且杀了其中的21名这种极端的做法为侵略者后面的暴行寻找合理的借口，称这“导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国在批准原有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又被迫签订了更为屈辱、苛刻的《北京条约》。损失了更大的权益。”也就是说，只允许我侵略，不允许你反抗，否则我就更加变本加厉。换个角度说，当年国民政府就曾经与日本签订很多不平等条约，后来的参与抗战是否也属于袁南生的所谓“谈判意识和条约意识”薄弱呢? 袁南生还一厢情愿地认为，英法要以武力护送公使进京，“当时它们并非蓄意立即发动战争，如果尊重经双方谈判已达成的《天津条约》（尽管《天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守诺换约，火烧圆明园等事件是有可能避免的。”请问他到底是哪一国的外交官?英法并非蓄意立即发动战争他是怎么知道的? 袁南生在他的两篇文章中都是掉书袋，单方面选择一些对论证 其观点有用的事实，并且跟贺卫方一样，都是搬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蒋廷黻1965年去世之前的文章作为依据。 从政治倾向性来说蒋廷黻是亲西方的，他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实行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反对当时国人要求武装抗日、收复失地的正义呼声,在外交上支持南京政府与苏联恢复外交,因而深受蒋介石的关注与赏识。从文章的发表时间来说，是1965年以前的观点。其参考价值如何可想而知。 文章最后，袁南生感叹道：“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内容就是一个铁证。不平等条约反映出当时的中方官员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蒋廷黻语）。列强要求互派公使常驻对方首都，要求通商，要求来华旅游，这些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要求，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却认为是大难临头，而对放弃关税，放弃治外法权和割让领土等伤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条款却麻木不仁。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为之长叹！ 文章到此已经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用清王朝的一些无礼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借口，而且对从清朝开始到民国到新中国的全部外交历史进行了颠覆性评价，只不过每次都假惺惺地策略性地说一句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空话作为掩护而已。真不知道他是在为谁搞外交。 吴建民与袁南生相比，毕竟还拉大旗，还打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旗号，而袁南生则用“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方法美化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史，吴建民与袁南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至于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国外交上“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就不必要评论了，在他的心目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都有那么多积极意义，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自然就会被他反对并且蔑称为“愤青”了。 侵略有功，爱国有过。就是他两篇文章的总的主题思想。 对于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是无法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探讨的。有这样的的外交学院书记，外交工作想不出问题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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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6-4-19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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