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因写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的1917年初,作者对西方文明的评价可能略显偏激了些。但是,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1917年前后,精英知识分子们要么不敢睁眼看世界、死死抓住"天朝大国"的幻梦作为自己心灵最后的避风港湾;要么急不可耐地主张"全盘西化"、横扫一切中国固有之文明的两种极端化取向始终占据着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地位,那么,杜亚泉在那个群情激昂、甚至情感往往压倒理性的年代里,所显示出的冷静客观的认知态度与高瞻远瞩的文化战略眼光,实在难能可贵,尽管这种声音与"五四"时代的主旋律明显地不怎么合拍。惟其如此,才更加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独立思维的能力与特立独行的处世姿态。而这样一种姿态,或许只有在"五四"那样伟大的时代里才能绽放出如此绚烂夺目的光彩。(《长城》2003编者按)
托尔斯泰之言曰:“方今之世,为改革时代,人类生活,当起一大变化。中国为东方诸国首领,有当实行之一大问题,盖中国、印度、波斯、土尔其、俄罗斯、日本等东洋国民之天职,不独获得欧洲文化之精彩,必当表示真正自由之模范于人类也。”此近世大哲人之所以诏吾国人者如斯,吾人思之重思之,则战后之人类生活,必大起变化,已无疑义。改革时代,实近在眉睫之前,吾代表东洋之中国人,果有若何之天职乎?对于世界,能有若何之表示乎?愿吾国人自审之。 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凡研究现代文明者,殆无不有如是之感想。盖文明之价值,不能不就其影响于人类生活者评定之。西洋人对于东洋文明之批评,亦常以东洋文明发源地之中国,日即于贫弱,为东洋文明劣点之标准。此不特西洋人之眼光如是,即在吾国人,亦不免自疑其固有之文明,而生崇拜西洋文明之倾向。然自受大战之戟刺以后,使吾人憬然于西洋诸国,所以获得富强之原因,与夫因富强而生之结果,无一非人类间最悲参最痛苦之生活。吾人至此,纵不敢谓吾国人之贫弱,然信赖西洋文明,欲借之以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平情而论,则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而新文明之发生,亦因人心之觉悟,有迫不及待之势,但文明之发生,常由于因袭而不由于创作。故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此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也。 于人类生活中最要之关系者,一曰经济,二曰道德。盖人类所需之衣食住及其他生活资料,苟有所缺乏,则生活不能维持。经济关系之重要,固无待言。然使经济充裕,而无道德以维系之,则知心无所拘束,秩序不能安宁,生活仍不免于危险。故即富加教,实为人类保持生活之大纲。文明之定义,本为生活之总称,即合社会之经济状态与道德状态而言之。经济道德俱发达者为文明,经济道德均低劣者为不文明。经济道德,虽已发达,而现时有衰颓腐败之象,或有破坏危险之忧者,皆为文明之病变。…… 西洋社会之经济,因机械之利用,事物之发明,而日益发达,此固科学之产物,为东洋社会所望尘勿及者也。然科学仅为发达经济之手段,苟目的已误,则手段愈高,危险亦愈甚。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与东洋社会截然不同,吾人之经济目的,在生活所需之资料,充足而无缺乏而已。……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则不在充足生活所需之资料,而在满足其生活所具之欲望。……[以下省比较西洋与东洋经济的目的与结果数百字。] 至西洋社会之道德,其优胜于东洋社会者,在于具力行之精神,慈善团体之发达,协同事业之进步,固吾人之所羡慕者也。然重力行而蔑视理性,与吾人之讲理性而不能力行者,又适成反对之现象。吾人之道德,根本于理性,发于本心之明,以求本心之安。由内出而不由外入。西洋古代希腊罗马之哲学家,虽亦研究理性,所谓希腊思想者,略与吾人之道德观念相近,然不能普及于社会,当时民众所信仰者则多神教而已。自罗马未造,改宗基督教后,道德之本原,悉归于神意,以人类之智能为不足恃,关于宗教之事项,不适用普通论理上之法则,决定其正否,惟依神之启示与默佑,勇往直前,以行其神之使命,是为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正相反对,其极端者至恶智巧,杜学艺,要桎梏理性之故,至起中世纪后半期之反动。文艺复兴,希腊思想,大占势力于社会。中世纪以后,二大思想几经冲突融会,各有几分变质,仍成对峙之形势。至十九世纪科学勃兴,物质主义大炽,更由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说,与叔本华之意志论,推而演之,为强权主义,奋斗主义,活动主义,精力主义。张而大之,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其尤甚者,则有托拉邱克及般哈提之战争万能主义。不但宗教本位之希伯来思想被其破坏,即理性本位之希腊思想亦蔑弃无遗矣!现代之道德观念,为权力本位、意志本位。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弱者劣者,为人类罪恶之魁,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如此观念,几为吾人所不能理解。……故就道德状态而言,在东洋社会,为精神薄弱,为麻痹状态;西洋社会为精神错乱,为狂躁状态。 ……[省关于战后西洋社会的经济及道德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性分析并进行比较,提出西洋社会战后经济将走向社会主义而此理想早在中国孔孟之书中就已存在,西洋战后会形成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的调和面成的新道德,如此与中国社会道德思想有接近之观] 吾代表东洋社会之中国,当此世界潮流逆转之时。不可不有所自觉与自信。近年中以输入科学思想之结果,往往眩其利而忘其害。齐其末而舍其本。受物质上之激刺,欲日盛而望日奢。……吾国经济力之丰厚,本不如西洋,勉强效尤,则破产而已。吾人平日,当维持其简朴之素风,无为西洋物质文明所眩惑。西洋事物,输入吾国者,必审其于生活上之价值如何,科学上之智识技能,当利用之以生产日常须要之物,使其产出多而价值廉,以应下层社会之用。……经济之配布,当渐使平均,勿任贪黠之徒,利用科学,以施其兼并侵略之技。至科学上之学说,如竞争论、意志论等,虽各有证据,各成系统,但皆理性中之一端,而非其全体,当视之与诸子百家相等,不可奉为信条。吾人当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但吾人虽不可无如是之确信,却不可以此自封自囿。世界各国之贤哲,所阐发之名理,所留遗之言论,精透深辟,足以使吾人固有之观念益明益确者,吾人皆当研究之。……且吾人之所取资于西洋者,不但在输入其学说,以明确吾人固有之道德观念而已。读西洋道德史,不论何学派何宗教,皆有无数之伟人杰士,大冒险大奋斗,以排除异论,贯彻主张,或脱弃功名富贵,数十年忍耐刻苦,以传宣义理,感化庸众。虽其宗派之间,盛衰兴替,更起迭乘,而献身之精神,亘上世中世近世而如出一辙。其中诚不无过于偏激者,然以彼之长补我之短,对于此点,吾人固宜效法也。是故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再吾人理性的道德。以主观言,为理想生活之实现,以客观言,即自由模范之表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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