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金融危机、环境灾害、公共卫生和教育系统的慢性崩溃、复苏的儿童贫困问题、孤独感的蔓延、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甚至是近日的巴拿马数据泄露事件……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之间有着什么关系呢？其实，在它们背后，一种理论发挥着一以贯之的催化作用（或者说是恶化作用）。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被提出以来，这种理论变得越来越明确，其背后的逻辑也越来越清楚，其名称却被抛弃了，这种匿名性甚至被保护了起来。专栏作家乔治·蒙博在近日发表在《卫报》（The Guardian》的文章《新自由主义：现代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根源》（Neoliberalism – the ideology at the root of all our problems）中说：“一些人将自己描述为传统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论者，但是这些描述都会让人产生误解并且在古怪的自谦……英国——这个最严格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欧洲孤独之国也不足以让人惊讶。现在，我们都是新自由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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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一个“匿名”统治的意识形态
试想一下苏联人民从没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
如今统治我们生活的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没有名字。你与别人的交谈时提起它，对方会耸耸肩表示从未听闻，即便对方听说过这个词，他们也很难给出定义。新自由主义：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无名”是新自由主义的症状，也是新自由主义权势的起源。它在各种严峻的危机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财富和权力的外移——近日的巴拿马数据泄露事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公共卫生和教育系统的慢性崩溃；复苏的儿童贫困问题；孤独感的蔓延；生态系统的崩溃；政坛新星唐纳德·特朗普的“冉冉升起”。然而，我们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个孤立的现象来回应，对于一个理论对其一以贯之的催化作用——更准确的说是恶化作用——毫不知情。这个理论有一个名字；或者说它曾经有过。还有什么力量，能比匿名地操控局势更强大的呢？
新自由主义渗透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甚至都不曾意识到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似乎在接受这个命题——乌托邦式的千禧年信念描绘着一股中立的力量，一种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一样的生物学定律。然而，这个理论却有意尝试着重塑人们的生活，转变权力轨迹。
新自由主义把竞争看成人际关系中最典型的特征。它将公民重新定义为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的民主选择被交易所决定——即在这个过程中奖励功绩、惩罚低效。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创造的效益是计划经济永远无法实现的。
限制竞争在这个意识形态中被认为是伤及自由的。对竞争企业的税收和管制应该最小化，公共服务应该私有化。劳工组织及工会组织的劳资谈判被描述为对市场的扭曲，阻碍着市场中输家赢家的自然分配结构。不平等被重塑为正义的化身，它是实用主义的回报和财富的生产者，可以逐渐让所有人共同富裕起来。而那些为了创造更平等的社会所做的努力，结果将背道而驰，并导致道德腐败。市场，才能确保所有人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回报。
我们把新自由主义内化并再生产它的信条。富人说服了自己，他们的财富是成功应得的报酬，忽略了他们所受的教育、所继承的遗产和所处的社会阶层对成功的保证作用。同时，穷人也因在市场中的失败而责备自己，即使他们根本无力改变自身的处境。
更不用提结构性失业了——如果你没有工作，那是因为你没有事业心。更不用提那令人难以承受的高房价了——如果你的信用卡刷爆了，那是因为你不负责任又没先见之明。在受竞争支配的世界里，落在后面的人被定义为失败者，就连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
就像保罗·韦哈格在他的书里《那我怎么办？》里提到的，这些结果是自我伤害、饮食失调、抑郁症、孤独感、行为焦虑和社交恐惧症的蔓延。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英国——这个最严格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欧洲孤独之国也不足以让人惊讶。现在，我们都是新自由主义者了。
在这一观点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一运动的名称被抛弃了。1951年，弗里德曼还兴奋地称自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但之后不久，这个称谓就消失了。还有一点奇怪的是，尽管新自由主义思想变得越来越明确，这场运动的逻辑也越来越清楚，却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来取代之前被抛弃掉的那个。
凯恩斯主义的失败：新自由主义重新登台
最初，新自由主义是一个边缘学说，尽管有非常慷慨的资助来促进其研究。战后人们所形成的共识可以说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凯恩斯开出的经济处方被广泛实施；充分就业和摆脱贫困是美国和西欧大部分国家的共同目标；对最高等收入人群施加的税率很高，政府可以放开手脚去发展社会事业，比如说新的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
但是在1970年，当凯恩斯主义政策开始土崩瓦解，经济危机冲击着美国和西欧，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成为主流。弗里德曼评论道：“做出改变的时候到了，而你手边正好有现成的替代方案。”在同情心丰富的记者和政治顾问的努力下，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建议—尤其是货币政策方面——开始被美国采用，也被英国所接受。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一开始执政，剩下的那部分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跟上了：给富人大量减税，打击贸易联合会，放宽监管，促进私有化，以及将公共服务外包并且在这些领域引入市场竞争。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世界贸易组织，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成为了全球政策，尽管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民主许可。最引人注目的是，很多此前偏左的政党也采取了这些措施：比如工党，比如民主党。斯特德曼-琼斯说，“要找到一个乌托邦比新自由主义实现地还要彻底的，恐怕是很难了。”
这看起来很奇怪，新自由主义的一个信条是选择的自由，然而却打出“没有替代者”的标语。但是，正如哈耶克在访问中所言，在皮诺切特的统治下的智利——最先普遍应用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之一——“我个人偏向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独裁政府，而不是一个没有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自由，用通用术语表达时听起来是那么具有诱惑性，结果是意味着于佼佼者的自由，与无足轻重的人无关。
贸易联合会与集体谈判的自由意味着压减工资。制度的自由意味着随意荼毒河流，危害工人，收取奇高的利率和设计奇异的金融工具。税收的自由意味着免除救人于贫困的财富分配。
娜欧米·克莱因记录了新自由主义者倡导利用危机在人们心烦意乱时强制实行不被欢迎的政策。
正如娜欧米·克莱因在震荡学说中所记录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倡导利用危机在人们心烦意乱时强制实行不被欢迎的政策：例如，皮诺切特政变，伊拉克战争和卡特里娜飓风的余波，被弗里德曼称作在新奥尔良“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教育系统的机会”。
当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本国不被接受，它们则在国际上强制实行，通过包含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贸易条约：大公司可以在境外审理庭施压并要求社会和环境保护条例被消除。当议会投票决定限制香烟的销售，保护水供应不受矿业公司的破坏，冻结能源法案或者防止医药公司敲诈国家，大公司曾经上诉，并往往胜诉。民主被贬为戏剧表演。
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矛盾是普遍竞争依赖于通用量化和比较。结果是工人，求职者和各种公共服务受制于一种吹毛求疵的、令人窒息的评估和监控管理体制，用来辨认赢家和处罚失败者。米塞斯提出的将我们从中央规划带来的官僚体制中解放出来的学说反而制造了同样的噩梦。
新自由主义并不认为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非法勾当，但是它很快便成为了那样。经济增长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在80年代的英美）相比先前的十几年明显减速；但对极其富有的人却不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持续了60年的下降之后快速的增长，这正是由于贸易联合会的破碎，减税，租金的上升，私有化和撤销管制。
例如能源，水，列车，健康，教育，道路和监狱等等公共设施的私有化或市场化使企业能够在面对重要资产时处于向市民或者政府建立起收费站和收取租金为自己牟利的位置。租金是非劳动所得收入的另一称谓。当你为一张火车票付出虚高的价钱，费用只有一部分补偿给经营者在燃料、工资、运行车辆和其他的开支。剩下的则反映了你受到了他们摆布的事实。
在墨西哥卡，洛斯·斯利姆被授予了控制几乎全部手机服务的权力，很快便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那些拥有并控制英国的私有或半私有服务的人通过少投入并多收取的方式创造惊人的财富。在俄罗斯和印度，商业大亨通过抛售获取国家资产。在墨西哥，洛斯·斯利姆被授予了控制几乎全部手机服务的权力，很快便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金融化，像安德鲁·赛尔在《为什么我们承担不起富人》中提到的，有着相似的影响。“就像租金，”他主张到，“利息是……非劳动所得收入，是没有任何努力就累积起来的”。于是穷人变得更穷富人变得更富，富人越来越多的有对另一些至关重要的资产的控制：钱。利息支付，不可抵抗的，是钱由穷人到富人的转移。随着地产价格和国家资助的撤销使人们不堪负债的重荷（想想从学生补助金到学生贷款的转变），银行和他们的主管因此挣了大钱。
赛尔主张过去的四十年不仅仅以财富从穷人到富人的转移为特征，而且在富人的层级中也有转移：财富从那些通过生产新的产品和服务挣钱的富人，到那些控制既有资产和收取租金、利息和资本收益的富人。劳动所得被非劳动所得替代。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各个市场失败的地方出现。银行大到以至于不能失败，现在连提供公共服务的大公司也一样。如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指出，哈耶克忘记了：至关重要的全国性服务不能被允许垮掉，这意味着竞争不可能自由按常规发展。企业享受利益，国家承担风险。
失败越严重，这种意识形态越加极端。政府将新自由主义危机同时作为借口和机会进行减税，私有化剩余公共服务，撕裂社会安全网，撤销对公司管制和加强规制公民。自怨自艾的政府将爪牙伸向公共部门的每一个机关。
也许新自由主义最危险的后果不是它造成的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在政府领域减少之际，我们通过投票表决改变命运的能力也缩小了。然而，新自由主义理论断言，人们可以通过花销来行驶选择权。但是有些人有更多的钱来花：在大消费者或股东民主主义中，选票并不是平均分配的。结果是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力量被削弱。由于右翼和前左翼采用相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力量就变成了剥夺公民选举权。于是，很大一部分人民被逐出政治领域。
克里斯·赫奇斯评论“独裁运动的基础建立在政治不活跃，而不是活跃的群体上，那些失败者正是认定自己在政治体制中没有声音、没有角色的人”。当政治辩论不能传达到我们耳中，人们反而对口号，符号，和轰动作出反应。以那些特朗普的崇拜者为例，事实和论点显得无关紧要。
托尼•朱特解释说当人们与政府之间茂密的交互网被简化到只有权威和服从，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就仅剩下国家政权。哈耶克所畏惧的极权政治更容易出现在，政府失去了履行公共服务义务而产生的道德权威，降格到仅仅用“劝诱、威胁、和最终胁迫人们去服从”。
被捍卫的匿名性：
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无名和无位置紧密相连
正如共产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令人失望的上帝。但是这个僵尸学说还在蹒跚前行，原因之一便是它的匿名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系列的匿名性。
这个被忽视的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学说由无名的支持者宣传着。缓慢的，我们开始发现一些支持者的名字。我们发现经济事务协会在媒体上力争反对对烟草产业的进一步管制，背后是英美烟草从1963开始秘密提供的资助。我们发现查尔斯和大卫科赫，两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成立了组建“茶党运动”的机构。我们发现查尔斯科赫，在建立他的一个智囊团的时候提醒道，“为了避免令人不快的批评，组织如何被控制和指挥不该被广而告之”。
新自由主义的用词通常是掩盖多于阐明。“市场”听起来像会平等的影响我们的天然系统，像重力或者大气压力。但是它充满着权力关系。“市场想要的”倾向于表示大公司和它们的老板想要的。“投资”，如赛尔所言，表示着两个不尽相同的东西。一个是对高产的和对社会有用的活动的资助，另一个是购买现有资产并用他们汲取租金，利息，收益和资本。用同样的词汇形容不同的活动“掩盖了财富的来源”，让我们困惑的以为榨取财富和创造财富是相同的。
一个世纪之前，新富被那些继承财富的人所贬低。企业家将自己伪装为收租者来获取社会的认同。而今，这种关系反过来了：收租者和继承遗产的人称呼自己为企业家。他们声称自己挣得了他们的非劳动所得收入。
这些匿名性和困惑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无名和无位置紧密相连：特许经营模式让工人们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卖力，公司注册在一个境外保密体制网络，它复杂到连警察都查不到收益所有者是谁；税务安排欺骗政府；没有人明白的金融产品。
新自由主义的匿名性被猛烈地保卫着。那些被哈耶克、米塞斯、弗里德曼影响的人仍然倾向于不接受这个词——这是不无公正的——如今它的应用都是贬义的，但是他们并不提供替代词。一些人将自己描述为传统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论者，但是这些描述都会让人产生误解并且在古怪的自谦，因为它们暗示着《通往奴役之路》、《官僚体制》或者弗里德曼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都是没有新颖之处的。
左翼的失败：凯恩斯无法解决21世纪的危机
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项目还是有一些令人敬佩的，至少在它的早期。它被一群条理清楚的思想家和激进分子有明确计划地推进，是一个独特鲜明，富有创新精神的理念。它有耐心并且坚持。《通往奴役之路》成为了通向权力之路。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同时反映了左翼的失败。自由放任经济在1929年导致大灾难，凯恩斯设计了一个全面的经济理论取而代之。当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在70年代撞击缓冲区，它的替代品已经有了。但是当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崩溃，这时候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僵尸还在行走。左翼和中间派已经有80年没有生产出新的经济思考通用框架了。
任何向凯恩斯勋爵的祈祷都是对失败的承认。对21世纪的危机提出凯恩斯式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无视三个明显的问题：很难让人们的老想法松动；在70年代暴露出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对我们最严肃的困境发表言论：环境危机。凯恩斯理论经由刺激消费者需求带动经济增长起作用，消费者需求和经济增长都是环境破坏的推动力。
凯恩斯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同时展示出：反对一个破碎的系统并不够，需要提出一个连贯一致的可替代选择。为了工党，民主党和更加宽泛的左派，核心任务应该是发展一个经济阿波罗计划，一个致力于设计符合21世纪需求的新系统的有意识的尝试。
（本文为破土翻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原标题《新自由主义：现代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根源》。翻译：孙一丹、esperanza 。校对：禽禽。责任编辑：禽禽。 图片编辑：Negation.N）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4-24 10:06
George Monb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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