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解牛”：世界史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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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世界史的“长征”

《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以无厚入有间”，从北伐、长征到远征军、志愿军，从根据地到革命老区到连片贫困区，从农村包围城市到“一带一路”，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是也……

西闪《黑格尔导读》的导读：

卡尔·施米特，这位被科耶夫认为是“惟一值得交谈的德国人”，前纳粹的桂冠法学家，一直将敌我关系视为政治最根本的基础。科耶夫却轻蔑地告诉他，政治的根本标准不是敌我关系，而是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所谓敌我关系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刻，终将因为人们彼此承认而随着政治的消亡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有管理，没有政治的“世界国”。科耶夫对人类前景的描述，让施米特忧心忡忡了一辈子。

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

《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是人所皆知的。这个故事为分析历史的时候如何处理对象的问题提供了线索。就是说，如果无视对象自身的内在脉络，只是依靠外力来裁决对象，那将是无视客观的主观行为。
      例如，在战后半个世纪里，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关于儒家思想的看法，基本上都是把它视为封建遗物，并进而依据打倒家长制统治、建立平等的社会主义的框架来把握中国革命的整体结构。根据同一个思路，也有人试图这样处理明清思想史的整体脉络：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阳明学视为促使儒教解体的思想，但是由于在现实当中，阳明学并没有在清代发扬光大，相反，倒是体现“家长制统治”的“吃人的礼教”控制了整个社会，因此只能说在中国明末开始，“近代”遭到了挫折。也就是说，中国的“近代”没有发育成熟，只有等到鸦片战争之后，欧洲的“近代”入侵之后，才开始了充满了苦难的抵抗和接受的近代过程。我希望顺便在此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儒教也就是王朝的传统视为封建遗物的观念，是“西方的冲击”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造成的危机感的产物。
    在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的儒教在阳明学之后作为民间秩序伦理而广泛渗透，到了清代，它以“礼教”的形态进一步广泛地扩展，这使得民众参与政治的途径得到了开拓。在原理层面，自宋代以降，中国的道德原理被视为政治原理，政治秩序也一向以道德秩序为支撑；从基本事实出发，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一个关于历史动力的虚构：随着礼教作为民间秩序伦理的扩展，它的主体不再仅仅限于官僚阶层，也扩展到了民间的实力阶层，这意味着民间自治领域的确立。即使在敏感的知识分子被危机意识所驱使，高呼“礼教吃人”的时候，明末清初以降开始显现出来的民众的政治意识在清末民初也仍然在继续成长，宏观地看，这个基本状况构成了其后国民革命和共产党革命的基础。换言之，如果没有清代成熟起来的“民间”社会基础，也就没有民国时期的革命。

孙歌《根据地哲学与历史结构意识》

那么，和平革命的内容是什么呢？借助于对毛泽东著述的阐发，竹内好勾勒了一个基本的轮廓：这就是在流动性的敌我关系中转化抗争双方的战斗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制约敌人的威胁以消灭战争。在《鲁迅》中竹内好已经提供了这个视角，“无”并不是“没有”，而是一个大于“有”因而通过无数的“有”来暗示其存在的本源性范畴。

竹内好为毛泽东、鲁迅与孙中山建立了一个共通的思想维度，那就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后发达社会建立自身主体性的时候，必须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吧外在于自己的要素转化为自我主体的组成部分，而这个转化不可能发生在直观层面上，需要动员必要的理论想象力才能够把握。

竹内好说：“根据地并不意味着一定的地域，而是哲学的范畴。它意味着绝对不可剥夺的东西。它并非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并非需要固守的，而是发展的；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敌人进入根据地战斗力便会低下，绝对优势的敌人与处于劣势的我方之间就会产生力量均衡的瞬间，这便是反击的机会。随着反击，敌人被歼灭根据地就被扩大了。根据地概念的特征就在于伸缩自如地动态性把握这一力学关系。”

刘小枫：游击队理论与现代性

    施米特的游击战理论时抓住一个要点：本土性才是游击队真正的自己政治品质的要害！游击队不是土匪，传统没有游击队，土匪不是游击队。土匪不像是职业革命家，不是为了信念。而游击队是为了信念，为了事业，他们可以在全家被杀情况下继续革命；不像土匪那样容易被收买，而我们的游击队收买了多少土匪！所以，首先游击队的政治品格是其要害，政治品格靠在哪一个上面，靠在本土性还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上？施米特认为如果游击队像俄国共产党那样靠在历史哲学上面——解放全人类，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个游击队就变质了；那么，如果守住本土性，这样才能保住自身本色。而这个本土性是什么意思呢？守住本土性，对抗技术性，对抗技术世界的侵略，所以游击队抵抗正规军就是抵抗现代性，所以施米特说了一句名言，说“游击队是最后一个抵抗技术化污染大地的战士”。这话说得很有诗意。为什么要抵抗技术化进步呢？施米特说这是两种法系的冲突，土地法系和海洋法系。整个世界近代的历史就是，人本来在稳靠的土地上生活，可是有一群人喜欢在海上弄潮，然后建立国家，制定了些法律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美法系。而近代历史就是英美法传统颠覆大陆法传统的历史进过程。在施米特看来，本土性和技术性的冲突就是现代性对人类生活品质的败坏！由此看来，法的根本属性是守护人本性、天性上贴近大地的生活方式。所以，施米特喜欢讲法这个词（normals），在希腊文上的原意是划分一块土地养育人们，就像喂养羊群一样，这是法的基础；可是海洋法一出来就改变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法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像我们一般理解的那样），这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是非常一致的，比如罗马的“共和”在当时就是一种法律制度。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法律是宗法制的，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是盲目地来批判和唾弃中国传统的国宪，就不知道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跟我们有土地有水份滋养的生活方式是紧密联系的，而遇到新的法、现代化的法、普适的法出来后，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断掉了。

内在问题是这样的：游击队、游击战是反抗现代性的，它身上是不是也沾染了现代性的病菌？这是施密特所要问的问题。这是他在谈到毛主席的理论的时候说的，他说：“不过，毛泽东的环境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将一个无空间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绝对的世界敌人（刘小枫：游击战和正规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是游击战总是没有绝对的敌人，只有实际的敌人。今天是敌人，明天只要你同意和我一起去搞暗杀就是朋友了，就像当初我们还在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中南海和尼克松握手了。当时毛泽东考验了一下林彪说：“我们的军队应该怎么样布防呢？”林彪就瞎猜，经常试图摸索毛主席的意图，他以为毛泽东心中的敌人是美国人，说当然要重兵放置在南方，因为美国人打到越南来了嘛，北方我们可以是空着的。可是毛泽东听了冷笑了一下：‘林彪啊，永远只是懂战术，不懂战略。’因为毛主席的敌人已经定位是俄国人啊，美国人已经不是敌人。没有绝对的敌人，看实际情况转变，这是毛主席胜利的一个法宝。）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与一个可划分地域的、中国和亚洲在抗击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时的实际敌人结合起来。”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游击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总是面临着一个概念上的含混，他有一个实际的敌人——日本人，甚至国民党。但是，由于游击队组织是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个组织后面抵抗绝对敌人这个概念，这两个概念融合起来的话就是一个麻烦，虽然毛主席从来就是偏向（绝对敌人、阶级敌人是他玩的一个政治的手段）于实际敌人，但是我们要理解毛泽东。据我的阅读，我觉得没有哪句话施密特短短的一句话说得更加透彻：“这是一个一体世界（One World）——即一个地球、一个人类与一个在其自身和相互间理性地达致平衡的多数大空间的对立。毛泽东在一首题为‘昆仑’的词里表达了对一个新的大地法的多元论观念，其中说：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韩毓海：“开天辟地大地法”

在《国家主权与自由的海洋》一文中，卡尔施密特首先指出了海洋世界观的“空间革命”意义。他说：“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源于这种（航海与地理大发现）的空间革命，而并非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19、20世纪大行其道的个体观念的倡导。”

现代海洋战争根本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战争，这里的核心是，现代海战具有典型的“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即利用环境（海洋）为依托，采用先发制人、封锁、骚扰、制裁和突袭式的海盗方式，以小型的、民间的武装采取行动，不以夺取对方领土，而只是以夺取敌方实际财富、夺取市场利益、封锁和垄断海洋贸易商道为目标。这一战争形式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不同，英国甚至没有一个国家常备军，而只有一个军商合一的全民动员体制。但也正是凭借着这种海洋战争体制，英国在19世纪崛起为世界霸权。

英国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游击战争特征的海战的上述有效性，在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第一叶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中国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鸦片战争英国的战略战术时，不是把清帝国的战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而是归结为英国所采用的新型的、现代海洋游击战争的方式，他这样指出：

    “英国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足七千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整一个月。以少数的兵力，以小击大，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式的劫掠行为。所以，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海岸线上任意选取一点来进攻，但决不永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采取突袭取胜，心理战术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而重新回到广州；占领了厦门、宁波和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但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的目的达到之后，即退出长江。”

在著名的《游击战争理论》中，施密特惊讶地发现――实际上，最终击溃包括英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并把他们从中国、随后是越南驱逐出去的，恰恰就是英国为代表的那种海洋战争模式在大陆上的创造性运用，――而这不过印证了拉岑霍夫一句伟大的格言：“一个不尊重其他国家在海上财产的海洋国家，其领土和公民的财产一旦意外着陆，也将同样无法得到尊重。”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实际上正是被另外一种海洋所淹没，这就是陆地上“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就是现代海洋战争理论和海洋法被扩展到陆地、并被应用于大陆的典范：其穿插于无边界的战场的空间运用，它的声东击西的运动战、心理战技巧，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一城一池为攻击目的的战争手段，――这些其实都属于现代海洋战争的逻辑，而唯一的、但也是根本的不同是，曾经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屏障和支撑的“无边海洋”，现在变成了人民基于反抗而形成的广泛参与、同仇敌忾，即变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毛泽东革命战争理论，就是这种“陆地上的海洋观”的集大成者。

但是，与上述“海洋世界观”完全不同，施密特认为，毛所代表的却是既不同于单纯的“海洋法则”，但同时又不同于孤立的“大地法则”的新的空间法则，施密特因而把毛的空间思想称为一种“新的大地法”。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现代人类现代历史并不是一个“陆地被海洋所战胜和覆盖”的过程，而是陆地――即毛所说的伟大的“昆仑”――通过自身的裂变和消融，重新划分出陆地与海洋秩序的过程。

汤因比《历史研究》

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

李普曼《冷战》：

单靠北美和南美是供养不了西欧工业化地区的，这只能解救那里的一些最迫切的眼前需要。西欧工业化地区必须恢复同东欧农业区和欧陆俄国的贸易关系。要是不这样，想在西欧维持一个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为了设法付这笔代价，将会需要对整个西半球的经济来一个革命性的重新调整。

陈其人《<资本论>中的政治学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民族独立国家脱颖而出，改变了新世界市场原先的结构。由于主权的作用，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劫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殖民地独立后，原宗主国对其政治上的控制松弛了，原宗主国的垄断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得靠自己的实力在新独立国家站稳脚跟。……从这一点说，各国垄断资本都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在这一活跃的、又是机会均等的新世界市场面前，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是不必诉诸武力的。”

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边缘的核心》

许倬云曾论及中华帝国体系形成的过程，“纲目之间，必有体系所不及的空隙。这些空隙事实上是内在的边陲。在道路体系中，这些不及的空间有斜径小道，超越大路支线，连紧各处的空隙。在经济体系中，这是正规交换行为之外的交易。在社会体系中，这是摈于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社群。在政治体系中，这是政治权利所不及的‘化外’；在思想体系中，这是正统之外的‘异端’”。显然，白莲教教众最为集中的区域，都是这种“内在的边陲”区域都是这种“内在的边陲区域”：在地理位置上，是边缘地带；在交通网络方面，是小径交叉的地方；在经济体系中是走私贸易等非正规贸易的地盘；在社会关系中，是游离的人群；在政治体系上，是政治权力不及之区。

这种在“合法性”社会体系的边缘区域、由边缘人群凝聚而成的异端宗教的传教核心区，受到“合法的”政治控制体系与经济、社会体系的阻隔和抑压，不太可能由一个核心区逐渐扩散开来形成相对完整的区域性结构：当它扩散到“合法性体系“较为核心的区域时，就必然受到限制。因此，其空间扩散的方式，实际上是从一个“合法性”社会的边缘地带，跨越其核心地带，直接进入另一个边缘区域，或者说，从一个空隙调到另一个空隙。与此相适应，其核心集团也往往采取“裂变”的方式，以实现扩散的目的：由一个传教的核心集团中，分出一个或几个核心成员，通过不同途径，到另一个边缘区域传教授徒，营构另一个核心集团。

阿诺德《对自然的殖民》：

   英国人为了推进他们的生态前线，鼓励印度农业扩张，大量扩展到从前未曾被开垦过的或者极少有人居住的地方去，比如缅甸地区。这样来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减轻稠密人口地区的土地压力，进而防止饥荒的发生。印度的森林，很久以来一直是所谓“原始人”的家，特别是那些部落或者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在19世纪的英国人眼里，是落后的，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而已。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英国的宏观的殖民经济来说，没有任何益处。所以，在所谓“进步”“改良”过程中，很多的印度森林居民被赶了出来，或者被定为“犯罪部落”的成员，或者被要求加入到农业生产队伍中去。森林，被视作对未来的政府稳定和农业生产最大的障碍，它包庇盗匪和暴徒，印度“1857-1858后叛乱”的事件，就发生在北印度河中印度的森铃地区，这再一次证明了，森林是叛乱分子和背叛者的庇护所。因此，砍伐森林，就能加强殖民政府对边境的控制，镇压犯罪和反抗分子。“一个开阔的地带，就不会为反抗者、逃亡者，或者为暴徒提供避难所。就像殖民政府清除了1857年兵变遗留在农村的火器一样，经济发展清除了当地小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抵御。

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网》：

      在过去的岁月里，大多数城市都是一些人口聚集之地，寄生在周边乡村之上，因为这些城市的食物和人力都是从乡村输入的。至今，各个城市仍然无法使自己再生，仍旧依赖农村的迁徙人口来承担城市的各种繁重而肮脏的劳动。根本性的抉择迫在眉睫。要么通过就共生问题进行再度协商来沟通化解城市与乡村的隔阂，要么（或者）出现新的基本共同体结构类型，以抵消城市生活中不可名状的纠结。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全我们现今拥有的一切，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必须要通过学会如何在一个世界性网络体系和各种不同的多样化的基本共同体的环境中共同生活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现有的各种生活方式。

“人造系统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氮、磷、硫以及其他废弃物危害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空间不断缩小）发挥服务功能。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垃圾遍地的工业化社会，面对物理以及化学反映的交相侵袭，自然生态系统是唯一能让我们免于被埋葬、被闷杀、被焚化的载体。”

                                        ——《最后的能源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有机土壤是可持续的矿藏

游修龄说：“生物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约的食物链联系，形成了分级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效率的系统。现代把这种自然生态中高经济效能的结构原理应用于农业生产，称之为生态工程。生态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就是无知能量的分级使用。”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

      被发射到外太空的宇航员，深陷嵌满仪器的太空舱中，因为他和他周围环境的任何真正物理接触都会立刻 导致他丧生。这个宇航员也许可以作为海森堡式的人象征性化身，他越是热切地想从他和他周围非人世界的交往中消除一切人类中心主义的考虑，他越可能陷入他自己和人造物当中。     “人类有意识地扩大他的物质力量的结果，毋宁说它是一个大型的生物过程。”我们释放核能的过程（这通常只在太阳里发生），我们企图在一个试管里发动宇宙演化的过程，想要建造在地球自然的家园里根本不存在的能量生产和控制机器。虽然还没有实际地占领阿基米德曾经想要站上去的点，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式，能对地球如此行动。

​蒋百里《国防论》

​合与分有联带的条件，这不仅是战争的真理，也就是人生生活的原则。如果种田的人反对织布的人，那么他有饭吃他可没衣穿，推之百工的事都是一样。所以要“合”才能“分”，同时又可以说要“分”才能“合”。这与上文所谓“自由——自动的纪律”精神相一致，我们知道下等动物其组织最为简单，饮食，消化，生殖都靠一种机关，生物愈进步，分功的机关愈多，而他的能力愈大，而统一的运动愈巧妙，譬如吃菜，要各味调和，譬如听乐，要各音合奏，这才是统一，是联合，不然就是“孤立”、“杂凑”，孤立与统一，杂凑与联合形似而精神不同，这是千万要注意的。

    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据历史，根诸世界潮流。 虽以孔子之学理，定君权于一尊，而终不能改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之事实，使后世之二十五朝，变而为万世一系君主之相继，权不操诸君主，而操诸人民，此真吾国体尊严之大义也。而秦汉以还，阶级制度消灭殆尽，布衣卿相，草莽英雄，而农民自由，尤为吾中国国家社会之根本。以视彼欧人，侈言自由，而农奴制消灭，仅仅在六十年前者，何可同日语。故一部二十四史入于帝国主义时代之眼中，为一片失败羞辱史，入于民主社会主义时代之眼中，则真一片光荣发达史也。

    ​若夫军事天才，则孙子实首发明“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之原则。（欧人兵略之精者，孙子多言之，而孙子此义，则吾遍读各大兵学家之书未之见）而自华元守宋，乃若赤壁之战，睢阳之守，而坚壁清野，而保甲团练，乃至近世湘军之兴，盖皆寓积极于消极之中，利用国民自卫之心以卫国，而无不有成。盖历史之遗传，与环境之影响，使我国民视侵略为不必要，自卫为当然权利，其至高之道德，乃适为今日与世界相见之用也。呜呼，岂不伟哉！（注：虽以侵略主义之国家，亦必借“国防”二字以自掩饰。虽然，充其国防之意义，则虽全太阳系为其军略上所占领，而未有已也。甲与乙邻也，乙不得，则甲危，固也，乃得乙，乙又与丙，丙又与丁，其邻也，乃相续于无穷。则虽占领太阳系，而此外之恒星犹无穷也，此种国防政策，他人不之信，即自身之国民亦不之信，自欺欺人，以盗灿烂之勋章而已。）是故吾中国之不得志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则事理之当然者也，何也？性不适于军国主义也。虽然，侵略政策，国家主义终有一旦之自毙。故欧战一起，而世界之新局面开！

​​所以法西斯也罢，国社党也罢，苏维埃更逃不了，所谓五年计划、四年计划，都是一种农业文化的表现，这不是一定说农业文化的优越，可是商业文化的破产，是决定的了。英国人听见法西斯国社党苏维埃都有些头痛，其实许多事情，还是他自身先进国家开辟出来的。消费合作社在英国最先创办，成绩也最好，这不是废商的先声？基尔特明明是古时代手工组织的遗产，英国就首创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就可见我所谓“演变”。大陆农业统制精神，乃孕育于商业自由的海国，这是因为商业顶发达的国家，感受痛苦最早，因为商业扩充同当年地中海文明一样，受了天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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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罗思义：西方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对中国大有裨益
经济学界“哥白尼革命”
中国谚语“实事求是”在国外也很有名。其蜚声国际，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果理论与事实相悖，那么理论必须做出改变，因为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但这也会决定学科发展进步与否。如果理论与事实相符，学科发展通常不会取得大的进步，因为学术研究只不过证实了现有理论。但当理论与事实相悖时，学科发展反而会取得最大的进步。
当理论发展与事实相矛盾时，科学与教条主义的应对态度往往截然不同：教条主义往往试图否认事实，以坚持错误的理论；科学则往往会要求理论必须为符合事实而作出改变。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项进步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
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哥白尼只能无助地利用肉眼进行天文观测，导致他得出“地球绕太阳公转”这样影响深远的结论——这与人类以前的结论并无不同。当伽利略（Galileo）用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围绕木星转动的月球时，“所有天体绕地球公转”的理论不攻自破。
达尔文（Darwin）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物种的详细观察发现，该岛屿上的物种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发现，物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会发生演变和进化——“进化论”由此诞生。
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正式革命——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 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对此有详细论述。我将会一直关注这一过程的最新进展，因为它与我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格斯•麦迪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统计学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经合组织（ OECD）的成立促进了数据领域的进步。经合组织前首席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运用这些数据，首次对发达经济体进行了系统性比较研究。随后，他在其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中，对此进行了总结。
这些研究导致理论与事实出现典型的矛盾。西方经济理论比如罗伯特•索洛 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宣称“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一小部分，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问题是，经合组织与麦迪森的分析显示，事实完全相反——绝大部分的增长是源于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特别是资本。TFP变化对增长的贡献小于其他增长要素，相反对增长做出重要的贡献不仅包括技术，而且还包括国际贸易、生产规模等要素。相关的数据可在麦迪森的实证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中找到。
麦迪森本人并没有试图对这些研究成果作出理论解释。相反，他将研究方向放在截然不同的问题——长期增长研究，结果他的经典著作《世界经济千年统计》 由此诞生。现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学教材，都在引用这些数据。
麦迪森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通过研究他们的著作，我得出结论，经合组织和麦迪森的分析无可辩驳。即使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理论说法与之不同，那么这也仅仅显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
通过观察麦迪森与其他人的研究方法，我下定决心，将来我的所有分析都要依据事实。我相信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西方和中国。我也因此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这帮助在1992初期撰写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篇经济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 》。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就指出：
中国的地区从上到下分七层，最高层是国家……最后是户。这七层是从上到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联起来的。……从这个世纪转换时候来看，以一个天然资源相对地贫乏的国家而言。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
正如李伯重在《“过密型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附录中所说：“明清江南农村经济确实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成长，但是它却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
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
更一般地说，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以及批评他们的人所运用的斯密增长概念的问题在于，斯密加以理论化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沿着一条道路而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出现的，即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者以外贸为基础的道路，和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道路。因此，与德弗里斯、黄宗智和布伦纳一样，斯密也认为中国和欧洲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的；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不认为欧洲道路（荷兰）比中国道路（江南）具有更大的潜力。
马克思赞成斯密的看法，即经济发展的欧洲道路不是建立在短距离（国内）贸易上，而是建立在长距离（对外）贸易上。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资产阶级和现代工业在欧洲统治的兴起。
斯密所说的经济发展的“非自然的”道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道路。更重要的，斯密主要关注需要通过政府行动来反制资本家的权力，而且他还偏爱以农业和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发展，这对马克思完全是陌生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政府丧失了反制资产阶级势力的所有能力，后者“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几乎把政府降到了管理事务的委员会的地位。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
    由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取得了成果，这一问题便必然会提出来；据此，便已不可能指望资本主义在现存经济财产的私有制、生产—分配制发生某种变化（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所要求和期望的）之后会告消失。无论是想通过革命一次性了结，还是通过遵循所谓现代经济生活内在固有的方向法则（成为大企业的倾向、资本日益集聚到少数人手中，等等）而推行的演变逐渐使资本主义消亡，都不可能（况且，这种所谓发展的方向法则对于农业而言不存在，在农业上，小企业同大企业相比，具有一种基于之物种植结构和牲畜养殖之本质的、持久性的经济优势，这些是不可动摇的国民经济学的事实）。
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网》
       在过去的岁月里，大多数城市都是一些人口聚集之地，寄生在周边乡村之上，因为这些城市的食物和人力都是从乡村输入的。至今，各个城市仍然无法使自己再生，仍旧依赖农村的迁徙人口来承担城市的各种繁重而肮脏的劳动。根本性的抉择迫在眉睫。要么通过就共生问题进行再度协商来沟通化解城市与乡村的隔阂，要么（或者）出现新的基本共同体结构类型，以抵消城市生活中不可名状的纠结。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全我们现今拥有的一切，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必须要通过学会如何在一个世界性网络体系和各种不同的多样化的基本共同体的环境中共同生活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现有的各种生活方式。
   
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
从一方面看，他明确赞同斯密的观点，即正是技术分工的影响造成了劳动力的道德和智力退化。他告诉我们，技术分工“把工人变成了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种倾向，反过来有可能成为经济进一步的障碍，因为社会上日益扩大的变化着的分工“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而不是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工业产生的“畸形物”。
因而，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明确赞同斯密的观点，即技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从根本上远逊于社会分工。此外，即使在描述19世纪各个产业中正在出现的工业革命时，他强调的重点也几乎完全放在社会分工而不是技术分工上，在这个描述中，技术变化扩散到工业的各个领域，它们“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
可以说，在以上三种“交换”原则中，近代以来商品交换逐渐发展起来而压倒了其他交换形态。但商品交换形态并没有彻底化，在有关人类和自然的生产方面，资本只能依赖于家庭和农业共同体，从根本上讲是以非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民族的基础也正存在于此。另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君主（主权者）虽因资产阶级革命而消失了，但国家本身还是保留了下来。国家并非可以被国民主权的代表者/政府所消解掉的东西。国家总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作为主权者存在着。国家总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作为主权者存在的，因此，当面临危机（战争）的时候讲期望强有力的领袖出现，正如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上所显示的那样。如今，可以听到这样的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将遭到瓦解。然而，国家和民族并不能因此而消解的。比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各国的经济遭到压迫，那么，就会走向谋求由国家来保护（再分配）包括民族文化同一性和区域经济进行保护的方面。反抗资本，同时必须反抗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其理由也正在这里。资本制——民族-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故十分强大有力。如果只是想否定其中的一个方面，结果只能被收回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圆环当中去。工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东西不过是此三位一体圆环的完成形态，而绝非对此的扬弃。
可以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视为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在这里，有众多共同体和国家统合在一起。如果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旧世界-帝国将分解为众多的民族-国家。这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国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及国家殖民体系）中确立起拒绝该体系的世界体系（基于非获利交换之上的经济圈）。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国共合作 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

相对于西方的殖民-生化能源式现代化（资本有机构成）的特点，乔万尼•阿瑞吉在《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一文中做了比较：
在总结中国相对于南非而言的发展优势的时候，吉利恩•哈特同样强调了乡镇企业在当地范围内进行利润再投资和再分配，以及将之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消费等方面的贡献。此外，在家庭之间相对平等主义的土地分配，使许多乡镇企业的当地员工能够通过在极小的地块上精耕细作以及做工业的和其他形式的活计来谋得生计。……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指出的，这些数据没有标明美国工人的高生产率是与复杂的柔性自动化和原材料处理系统对大量工厂工人的替代相关的，这些复杂系统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却抬高了资本及支持系统的成本。通过节省资本（包括管理成本）和让劳动力重新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工厂把做事方法翻转了过来。用手工来制作、处理和装配零部件的方式，举例来说，可以将所需资本总额降低三分之一。
陈其人则在《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最后一章提到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问题，即农村公社实行现代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需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从西方输入所需的民用技术。关于中、苏成败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参考杉原熏在《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中的观点，西方道路是一个“生产奇迹”，东亚道路是一个“分配奇迹”；前者是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工业革命，后者是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的勤劳革命。从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西方道路是以化石能源和殖民体系为基础的，因而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只有促使“生产奇迹”向“分配奇迹”的趋同，才能实现全球化的共同富裕和集体民主。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场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
我们以《资本论》中的这段话，作为对陈其人先生关于“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呼应。由此观之，“李约瑟之谜”也只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融合东西方发展道路的分析工具。

chinablue

【形式因】万物惟一：逻辑的焦点和盲点 “
语言与思维 西方语言虽以象形文字为词根，但基本上是表音文字，是线性思维的基础。 东方语言当然也以象形文字为基础，但发展出形声结合的复合文字，是辩证思维的基础。 线性思维与表音文字密切相关，因为本身已无意义，基本上靠不断的自我修饰来界定概念，容易流于诡辩和循环论证。 形声字则不同，以形部为基础的形声字，本身构成一个意义序列，或者説文字本身即构成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形成立体的辩证思维。 福科的《词与物》主要的是表音文字的问题。这也集中的体现在西化思维影响下的拼音化运动，在日语（中文+音符）与韩语（音符）之间尤为明显。

     “我受什么教育是我个人的事，我个人的事应该基于我的自由选择，所以你给我安排这个书单是强加于我，我是可以不接受的。”实际上这个论证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甚至是小孩子都（受它影响）：“爸爸妈妈，你们干吗要把我生出来？生我的时候有没有征得我得同意？” 如此说来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生我这件事算我原谅你们。干吗要教我中国话？你们俩人一天到晚在我身边说中国话，弄得我母语就是中国话，这个又没征得我的同意。还有你们教我直立行走也没征得我的同意。”你们都知道教直立行走孩子肯定是不情愿的，要哭要喊，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恐怕不是要通过你自由选择，恰恰是带给你生命、基本教养、基本心理人格的长辈给你的，就这么给你的，他给你不是害你。
如果让你自由选择，把你生下来，其它什么都不管你，那你成什么了？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但是所有的权利都保持着，这是什么东西？这个难道是可爱的自由主义者们的理想人格？刚才那个是一些细论，归根结底他们是说：“你们要给我们的教育，代表我们文化传统的教育，中国人基本的东西，没有经过我同意，我也许经过自由选择不同意，所以我不原意接受。”这种想法把传统看成你可以要可以不要的一件衣服，但是实际上传统不是这样的。
                                    ——丁耘《我们现在如何做中国人》

     模式认知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推理是人类神经网络运转的最基础的方式。“人们根据综合后的模式，而不是根据逻辑进行思考，因此，它通常可以超出句法或机械关系所能达到的范围”（Edelman@Tonini）
社会环境是规定人类相互作用框架……的人为构建。其规律被细分为各个不同的学科……但我们需从中分辨出的人类意识的构建并非与这些人为的分类一致……我们的分析框架必须整合从这些人为的单个规律中得到的洞见，而且必须理解驱动人类做出构建的潜在力量。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名实混淆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痼疾（诡辩），严重影响了人文和科学的发展——人文学术常常变成政治家廉价的工具和大学教授自娱自乐的玩物；自然科学普遍接受的还原论容易导致理论假设和实验证据的混淆，即使在分子生物学这样尖端的领域也是一样。对名学的无知，使以西学为主体的现代学术有再次陷入中世纪繁琐经院哲学的危险。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化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数学工具的应用使经济学更像物理学，但是又没有物理学的实验基础。基本上成了一个好看的花瓶，最主要的用途是欺骗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界精英和美国市场上的普通投资者。
2010年当《财经》记者问及为何单独挑中国经济学家参加此次（芝加哥大学“生产的工业结构”）会议时，科斯这样回答：“欧美的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由理论推动的学科。我希望中国经济学能够实证化，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为经济学做出他们的贡献。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果我们能劝说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人加入我们，我们就能拥有一支大军。如果他们研究中国经济，并解释中国的产业生产结构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将能促进经济学的进步。”

                                      ——翟玉忠《重建名学》
             还有其他的世界和不同且更高等的理性物种存在……这些更高层次的物种以模拟相互联结，而非合成在一起。
                                         ——哥德尔《我的哲学观》

    海森堡：“在我们选择了哪一种测量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自然的那一面要被测出来，那一面要被遮蔽”。他认为，“原子物理学最重要的新成果就是承认有可能将完全不同类型的自然规律无矛盾地用在同一个物理事件上。  反对“征服空间”的辩论要想有效果、有说服力，除非它们能够证明整个征服空间的事业将导致自我毁灭。
“人类有意识地扩大他的物质力量的结果，毋宁说它是一个大型的生物过程。”我们释放核能的过程（这通常只在太阳里发生），我们企图在一个试管里发动宇宙演化的过程，想要建造在地球自然的家园里根本不存在的能量生产和控制机器。虽然还没有实际地占领阿基米德曾经想要站上去的点，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式，能对地球如此行动。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
    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不可能进行可复制的对照试验的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是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
  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试验中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
【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问题的关键，那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戴蒙德《人类社会的命运》

钱学森：我用的方法是系统科学方法，将中国的古代传统（整体论）和西方还原论方法结合起来，就是系统科学方法。
    他非常强调系统思维不仅要把握系统客体的整体效应，而且还要研究系统客体微观机制，深入分析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序列、层次、秩序和整体组合方式，分析各要素对整体效果的影响，这就是系统工程方法论的实质。它是先从整体性出发定性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然后借助于数量化的形式化的分析，从而达到对系统的定量化，最后在系统优化选择中进一步对系统进行定性分析，这样就为人们的科学认识提供了新的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内容。
何新树@卢新文                                    
爱因斯坦：科学没有宗教如同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如同盲人。
计白当黑@相反相成
“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是）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甚至综合）。”我们可以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这段话加以推演，世界体系的构成是欧洲体系的历史和中华体系的历史的一个综合。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的结论部分提到欧亚交界带的情况：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这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呼应：“‘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

兽道，人道，自然之道
    物理世界遵循物自体的惯性，植物则开始自我繁殖形成生态循环，兽类进一步形成进化史，于是时空的物理边界开始被跨越。终于人类作为生物世界的自由意志出现在时空之间，历史是这样一种东西，开始作为一个个体观照自身，进而一个部落，一个地域，一个物种，以至于生物界，及至物理的时空边疆.... 人道就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于兽，勿施于物，推己及人及兽及物，民胞物与，万物与我为一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一种“万物之尺度”的自觉，然而人类仍只是万物之一种，即便是生物之首脑，是自然之中枢神经系统。“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兽的方式，人的方式，还是自然的方式。就生物金字塔来说，兽道已绝，而人道未立。作为百兽之王的人类，在驯化生态圈中的生物的过程中如何驯化自身成了关键的问题，问题不是核武器或者某一物种的灭绝，而是人能否把已知的生物世界应用于包裹着她的物理世界，或者为自身所噬。  
因为人不可能通过核武器或病毒消灭别的什么，物理、生物世界都先人而存在，所有的恒星都是核蛋，所有的生物都比人更适应人类之前的世界。问题只在于人类能否把生物世界、物理世界乃至人类世界改造得更适合于自身，而自身也更适合于世界。从而使得偶然出现于宇宙中的生物之自觉能栖身于核弹与太阳乃至其他恒星之间的合理距离，栖身于生物与人类之间的情理之中.....  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⑴，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⑵，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⑶。人世难逢开口笑⑷，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⑸，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⑹，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超体》不是某个超人
而是作为联合体的网络
导演：吕克•贝松
主演：斯嘉丽•约翰逊摩根•弗里曼崔岷植

《家哲学》
人类的物质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物种的延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由人母为核心的人的再生产，是圣父为核心的物的再生产的目的。马克思为西方的启蒙运动指出了人类精神生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特别相关于成年男性和上帝的解释者。人类精神的另一部分、更有决定作用的解释者，还有待东方文明涉及妇孺老幼及其人家的独特实践和深刻洞见来予以补充和纠正。
这或许间接表明，随着东亚在物质力量方面的崛起，由真家价值代替宗教伪家价值，由基于家的泛近距离文化来和平地操控人类前进的方向，而非由基于战国的泛中距离武化来暴力地决定世界格局的时代，已经不太遥远而曙光在望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从存在到演化》（从混沌到有序）
“按照斯达尔的说法，普适的法则只有在判定生物要死亡、要腐烂的意义上才适用于生物；组成生物的物质是如此脆弱，如此易于分解，以至于假若它单单遵守物质的普通规律的话，它就无法逃脱在一瞬间腐烂和解体的命运。如果某个活的生物想不顾物理学的一般规律而幸存下来，哪怕它的寿命比起一块石头或另一个无生命物体来是多么短暂，它就必须在其自身之内具有一种“守恒原理”，以保持其身体的组织与结构的和谐的平衡状态。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和构成该物体的物质的极端易腐性相比，具有惊人的长寿命，这一点正好表现出某个“自然的、永恒的、内在的原理”在起作用，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这种原因与那些非生命物质的规律完全不同，它与那些规律认为不可避免的不断腐败的过程经常地在抗争着。”

无时无地宇宙中的天体在相互作用中引发核爆炸（质能转换），在这之间的某个天体因为恰当的位置，磁场的有序涨落使生命的产生成为可能，生命的协同产生自觉的智慧，从模仿生命到模仿宇宙，最原始最强大的力量也为其技术性的调控，核武器遏制了无休止的残杀（气候决定战争的反转＠而气候是宇宙磁场的节律），核电能成为可持续的能源，智慧之网通过可控的电波连为织体，包括生命本身的密电码＠生命世界与物理世界的链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心）拱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