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兹、孟捷对谈“新自由主义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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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报道|大卫·科兹、孟捷对谈“新自由主义在中国”2016-06-07 14:43:40  来源：破土工作室  作者：破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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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卫·科兹和孟捷教授都认为，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并不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体制，但是这并不否认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不少新自由主义的因素。中国经济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应当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袭。

　　这次沙龙依旧来了不少听众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6月5日下午，破土在五道口三联书店举办了主题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沙龙，邀请了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孟捷两位学者进行了对谈。

　　沙龙开始后，大卫·科兹老师围绕着五个方面的主题展开了精彩的演讲：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政策建议及可能的后果、中国可以有哪些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第一，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大卫·科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整套的思想政策和制度，它在1980年左右兴起并迅速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替代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认为竞争性的市场能保证个人自由及经济产出;第二，认为私有企业一定非常有效率，而公有企业一定是没有效率的;第三，认为国家是个人自由的敌人，是私有财产的敌人。而凯恩斯主义则相反，它认为一个好的经济表现需要市场和计划的混合，而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一样，在经济中都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保证充分就业、快速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避免高水平的不平等状况等，同时能够防止所谓的市场失灵。

　　大卫·科兹教授(右一)

　　第二，新自由主义对西方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大卫·科兹分析了凯恩斯主义时代和新自由主义时代两个时代的不同和深刻变化。他认为，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时代，是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不仅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实现了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把通货膨胀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同时对一定的关键行业进行管控，严厉监管银行和金融业。政府还进行大量的公共物品建设和投资，建立了一个相对能保护工人权益的福利国家，并保证工会的利益和作用。

　　而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政府从一系列重要的领域中退出了，他们的口号是让市场来统治一切。政府停止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他们不再追求保持低失业率，之前一系列被管制的行业都被解除了管制。他们把公共行业外包给了私人企业，福利国家受到严重地削弱。政府对于富人和公司的税收减少了，同时对于中等收入者的征税增加了。大公司和政府联手，使工会不再发挥作用。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宣称，只要政府把肮脏的大手离开，所有的人，不管是穷人和富人都会获利。新自由主义实行后，确实实现了二十多年的低通胀，但是经济增长随之受到了严重影响，社会不平的程度也迅速扩大。从1948-1973年，美国GDP的增长率是4%，而1973年之后一直保持在3%的水平。工人的收入下降了，他们只能通过借贷的形式增加消费。与此同时，由于银行被解除了管制，他们日益从生产性的投资转向投机性的借贷，这些行为导致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西方整个的经济衰退。

　　翻译非常专业(右一)

　　第三，新自由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个时间点正好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开始对经济的重组是重合的。中国开始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也建造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呢?在大卫·科兹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组意味着从混合所有制经济转向了自由市场，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体转向了混合经济体。中国在市场和计划之间进行了调和，而在国有和私有之间也进行了调和。在我看来，中国这种经济形态更像是一种混合经济，而不是新自由主义。

　　大卫·科兹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首先，政府对金融行业仍然存在严格的管控，而且政府对于中国经济有长期好处的新产业进行了扶持和鼓励。同时，政府在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试图增加整个经济的总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和西方凯恩斯主义时期是类似的。政府对贸易也进行了一定的管制，尤其是管制了资本的流动。政府在教育科研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国有企业在一些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世界转向新自由主义的阶段，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快速发展，正是由于它没有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卫·科兹认为，正是由于中国这样一种非新自由主义经济加上强大的政府管理，才使得中国自2000年以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第四，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政策建议及可能的后果

　　大卫·科兹认为，虽然总体上来说，中国不算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但仍然有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元素在经济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医疗行业的私有化，让医疗行业进行资本化的运营，教育行业的资本化也体现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系统对于劳动者的保护也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卫·科兹认为，西方的教育和科研机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国人崇拜西方、崇拜西方的思想。许多中国学生去了美国的大学或者研究院，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同样，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也来自于西方的金融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等。这些组织经常向中国兜售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但同时，大卫·科兹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解释事物发展的最重要的是内因而不是外因，中国确实有新自由主义得到强化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首先市场关系会强化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在市场当中，成功者觉得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付出了个人努力，所以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不对他们进行管制，不对他们征税。而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生的资本家阶级。他们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能够从劳动者的劳动中获取利润。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促使资本家阶级不受到政府的管制和征税(但是他们在领取政府的补助和订单的时候还是非常高兴的)。所以中国也流行这样的口号，反对国进民退并希望实现国企的私有化。他们认为政府需要大幅度削减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求国家从经济领域中退出，并解除各种对资本的管制，保持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市场的自由化。同时，他们也一直鼓吹中国不应该管制经济的需求面，而应该管制供给面。

　　第五，中国可以有哪些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大卫·科兹认为。如果完全采用新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规划的话，将会阻止中国崛起的进程并让它衰落下去。中国目前确实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如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产能过剩、社会保障体系落后等问题，新自由主义只会让所有这些问题更加糟糕。

　　在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方面投资的减少，会使中国人尝到苦果。对于剩下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意味着任何的社会主义元素都从中国消失。而如果金融行业去除了管制，他们会从生产性投资转向金融性投机，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就像金融危机前的美国一样。如果政府停止需求侧的刺激，中国将会从一个低谷走向另一个低谷。同时，一个完全的自由贸易的政策，会把中国锁定在目前这样一种低端的地位。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采取和新自由主义完全相反的措施。为了减少不平等状况，政府必须鼓励企业给予工人的更高的工资，并且让工作条件得到改善。除此之外，建立一个以累进税为基础的税收制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扩大。同时，中国政府必须要扭转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趋势，实现这几个领域的社会化改造。

　　最后大卫·科兹认为，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改革，就是对中国目前的混合模式进行反新自由主义的改良;第二个解决方案是对目前的经济体制进行更彻底的调整，增大政府计划及公共所有制的比例，这样就能走向一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未来。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孟捷老师在听完大卫科兹教授的主题发言后，也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孟老师认为自己的基本观点和大卫科兹教授一致，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总体经济模式不是新自由主义，但是其中确实有新自由主义的因素存在。

　　孟捷教授(左二)

　　接下来孟老师从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新自由主义展开了论述，认为应从至少两种基本维度出发，以总体性的视角深入分析新自由主义：一，资本——劳动关系;二，市场(经济)——国家(政治)关系。孟老师十分形象地用1.0,2.0,3.0三个版本勾勒出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状况。在市场经济的1.0版本中，呈现的是亚当斯密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作的经典表述，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将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界定为守夜人，除却基本的公共服务和法律规范的制定，国家不能在市场中做任何超出自身责任边界的事情。而凯恩斯主义则在二战后作为市场经济的2.0版本出现，在《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中，凯恩斯认为由于单纯依靠市场无法满足经济的有效需求，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这实质上表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的诞生，扩大了国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权力，限制了自由市场的作用。而市场经济的3.0版本则是以中国的“三维市场经济”为代表，三维指的是“私企——国家(中央)——地方政府”。孟老师特别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是国家政治经济事务中的重要议题，无论是毛主席在1957年《论十大关系》中对此问题的强调，还是1980年以来的财政包干体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都是要力图界定合适的中央——地方关系。

　　孟老师接下来谈到，从市场经济的三个组成要素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同样不可行。在普通产品市场中，存在着凯恩斯所言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在公共产品市场中，由于其共享性因而私人资本没有利润动机去更好更充分地提供此类服务，因此这一市场尤其需要政府主导，而金融产品市场则因其对于生产的排斥，对于虚拟价值的追求营造了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与普通产品市场的规律相反，金融市场的产品价格越高，越能吸引人们来争相投资逐利。然而因其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严重不符，巨大的金融泡沫最终会在拥有大量资本的庄家的操控中破灭，不创造价值的金融资产只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进行着单向的财富转移，同时由于其资本对于生产的排斥，严重阻碍了实体行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在金融资产市场，更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干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纯粹私人主导的市场中，经济是无法良性运行的。

　　孟老师也谈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蕴含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劳动市场改革和土地市场改革。我们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从没有劳动市场到创造了一个高度灵活，富有弹性的劳动市场，使得超过5000万的城镇职工下岗，影响了上亿人的生计问题。只有在完成了这些关键性的市场改革后，我们才有资格加入WTO。此外，在医疗，教育，养老领域又深受科斯理论的影响，我们在90年代末把学校和医院变成了法人，走在了世界的前沿，而后来造成的教育乱收费，医疗服务外包等乱象也有目共睹。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富士康模式的背后其实和地方政府间的无序竞争密切相关，经调查发现，许多地方政府为引进外资不择手段，不仅免费为资方提供厂房土地，连劳动力的招工费也都从政府财政里面开支，最后地方经济除了表面的GDP外并无任何实质好处，实在是劳民伤财。

　　大卫科兹教授也对孟捷老师的观点表示赞同，同时认为美国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远不如中国的问题严峻。

　　本次沙龙也吸引了对外经贸大学的阳和平老师前来参与

　　接下来的自由提问环节，在场听众们踊跃发言，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沙龙结束后，许多观众纷纷表示自身收获颇丰，对于新自由主义和当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期待破土网今后多多举办此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