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一六通知》到《军报宣传方针》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毛泽东不满,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 1967年8月22日,因抢夺军备和援越军用物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时,严厉地批评他们“简直没有敌情观念”。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说: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谁都知道,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灵魂,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说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说的还是“一些”。“一小撮”是后来确定和流行的),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 196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 同已有的军委、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相比,这个紧急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军事部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有了军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的说法。可以说,这距独立和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顺便说一句,关锋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到职,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管了军报的。他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 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简称全军“文革”)小组,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确确实实、不折不扣地成为《解放军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解放军报》l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中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由于“七二O”事件的爆发,再次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推向高潮。
“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为替罪羊
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不策略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手脚,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嘱“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并装模作样、“义正词严”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泽东“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等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9月17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锋,关锋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红旗》杂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就“七二〇”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句话就是陈伯达改过的。这句话原为:“……实际上只不过银样蜡枪头一根”,陈伯达将其中的“蜡”字改为“”字。此语出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是红娘讥讽张君瑞的,说:“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枪头。”所谓“银样枪头”,即表面像银质其实是焊锡做的枪头,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银样蜡枪头”,则不通,也无据。编辑们看到陈伯达这一改,深深赞赏和佩服总编辑知识渊博。陈伯达撒谎有术,但是骗不了人。只是当时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毛泽东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1967年9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毛泽东,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罗隐这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诵和抄写过。应该说,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〇”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值得我们认真体味。(《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红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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