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长说郑成功“精神错乱”，有没有依据？

穆萨

腾讯历史  杨津涛  2016-09-14 11:17
http://view.qq.com/a/20160914/029674.htm

[摘要]对于郑成功的评价，至少有10余种不同观点。

图注：台湾媒体关于柯文哲谈郑成功的报道

短史记第546期

近日，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谈及郑成功和台湾的关系。他说，郑成功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日本人；7岁前住日本、7岁后回中国；20岁前是文人，20岁之后变军人；既是明朝官军，又是海盗；他们家一半投降清朝、一半效忠明朝。据此，柯文哲评价称：早在350年前台湾就已精神错乱，郑成功是台湾350年前精神错乱的代表，郑成功身份的复杂性，正可“反映台湾历史上常常面对多元冲突”的事实。

柯文哲的比喻其实是失当的。

郑成功生前的自我身份认同是“隆武忠臣”；当然，作为海商集团领袖，其举措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私心

郑成功原名郑森，生于1624年，其父郑芝龙出身海盗，后来成为雄霸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领袖；其母田川氏是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今长崎县平户市）人。郑成功7岁时，才被郑芝龙从日本接回福建。郑成功曾考中秀才，并拜于名士钱谦益门下。

郑成功一生事业，主要是抗清和复台。抗清方面。1645年，郑芝龙在福建拥立隆武帝，独掌大权。隆武帝饱受郑芝龙欺凌，但对郑成功颇为赏识，赐其国姓“朱”，封忠孝伯、招讨大将军。郑成功感恩，自此投笔从戎，率军抗清。郑芝龙降清后，多次招降，都被郑成功拒绝。他回信说自己“既不能匡君于难，致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并责备父亲“不顾大义，不念宗嗣，投身虎口”。1662年，郑成功去世前，犹自叹息：“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很显然，郑成功希望自己给后世留下一个隆武忠臣的形象。

不过呢，隆武帝殉国后，郑成功的很多举措，也有很少考虑抗清全局，多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的嫌疑。比如，他同清廷议和，未必完全是为了拖延时间，最后没能达成协议，很重要的原因是郑成功和清廷无法实现互信。郑成功自己也坦露过心迹：“清朝待天下投诚之人，猜忌多端，有始无终，谁不共晓？”“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①

复台方面。郑成功继承了郑芝龙留下的海商集团后，将海上贸易的收益作为抗清军费，一度在东南打开局面。1660年北伐失败后，郑成功始决定“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恢复中兴”。需要说明的是，最早开发台湾的不是荷兰人，而是郑芝龙。因此郑成功攻取台湾，驱逐荷兰人，兼有恢复父业，并完全垄断东南海上贸易的意味。②

在个人方面，郑成功对于自己的日本母亲有着很深的感情。田川氏病重时，郑成功对隆武帝说：“非成功敢轻离陛下，奈臣七岁别母，去秋接到，并未一面。忽尔病危，为人子者心何安？以其报陛下之日长，故敢暂为请假。稍愈，臣即兼程而至。”后来田川氏在清军攻打安平时，自缢而死，更加坚定了郑成功的抗清决心，但无论是当时的日本幕府，还是郑成功本人，都未将其视为日本人。

图注：郑成功势力范围图

郑成功死后，因为中国现实政治的需要，其历史面目极其多变，时而叛逆时而英雄

1、在明遗民眼里，郑成功乃是“存故国之衣冠于海岛”的诸葛亮、岳飞式的人物

明朝遗民对郑成功的定位，同郑成功个人的自我期许最为一致，即“大明忠臣”。如抗清殉国的名臣张煌言曾说: “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还有人赞扬，“台湾赐姓公之贤，以为诸葛忠武、郭汾阳、岳武穆后之一人也”③，将郑成功和诸葛亮、郭子仪、岳飞并列。黄宗羲也说，“自缅甸蒙尘以后，中原之统绝矣，而郑氏以一旅存故国之衣冠于海岛，称其正朔。”当然，明遗民对于郑成功一方面尊奉永历正朔，一方面又自行其是擅自议和的做法，也是不满的。

2、清廷出于现实需要，时而把郑成功斥为“海贼”“逆臣”，时而褒奖其为“海外孤忠”

清廷对郑成功的评价则经过了多次变化。在郑成功抗清时期，清廷视其为叛逆，称“逆贼郑成功”“海贼郑成功”。需要说明的是，郑成功在被隆武帝赐姓改名后，一直自称“国姓成功”或朱成功，清廷为消解其抗清的合法性，才改称其为“郑成功”，沿用至今。

1683年，康熙平定台湾后，一度对郑成功表示赞许，称“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并为其撰写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事，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康熙见明朝在台湾还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遂将郑成功再度贬为“海贼”。在乾隆时期编写的《国史逆臣传》中，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都被列为逆臣。

及至1874年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表露出侵占台湾的野心，当时负责处理台湾事务的沈葆桢遂上书光绪，请求为“明故藩郑成功准予追谥、建祠”，以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朝廷当即准许，为郑成功赐谥“忠节”，在台南新建“明延平郡王祠”，每年由台湾官员前往祭祀。台湾民众中的郑成功信仰也由此合法化。④

3、清末，民间知识分子将郑成功塑造成“黄族好男儿模范”，视之为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代表

及至清末，内忧外患。因郑成功既曾对抗满清，又战胜过西方殖民者，故而格外被汉族知识分子推崇。各种革命刊物都有介绍郑成功的文章，如《中国白话报》上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浙江潮》上的《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等等。其中，柳亚子的《郑成功传》颇为典型，视郑成功为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等一流的英雄，他“留万丈光焰于世界，拒满洲，排荷兰，辟台湾新地，永为黄族好男儿模范”，是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代表。柳亚子甚至假设，郑成功“使天假之年，内驱异族，还我河山之后，余力犹多，或尽取南洋诸岛，争霸权于海上，辟属地于环球，以步英伦之后尘乎，未可知也。”⑤

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宣传常拿郑芝龙和郑成功做对比：一个给人砍头遗臭万年; 一个轰轰烈烈流芳百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加大了对郑成功的宣传。将其列入“十个民族英雄”、“十大忠烈”，称之为“民族正气人物”。在当时的语境中，郑成功常被拿来同父亲郑芝龙对比，如“汉奸实在是不值得做的: 芝龙委曲求全，但敌人不会原谅，满洲兵到来，还是大杀乱奸，连他的老婆都给满兵迫得吊死了……父亲当汉奸，儿子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给人砍头，遗臭万年; 一个轰轰烈烈流芳百世。郑成功父子的故事，给了后人许多的教训。同胞们，俗话说: ‘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家慎重，努力保卫祖国！”同时，以南明与明郑为主题的《明末遗恨》《海国英雄》等剧目，也大受欢迎。

光复台湾前，中国国内即有关于重塑郑成功在台影响的讨论。至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即将郑成功的“民族英雄”和“开台圣王”的形象合二为一，肯定他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及发展台湾的功绩。为表尊崇，台籍将领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赴郑家故里致祭；国民政府在赤嵌楼举办“郑成功史料展览”；“228事件”后，白崇禧赴台宣慰，也去拜祭了延平郡王祠，以上举动都意在借郑成功，重申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⑥

图注：台南的延平郡王祠

5、国民政府去台后，将郑成功的祭祀升格为“国家祭典”，重在强调其“复国”涵义

台湾民间至今留有较为普遍的郑成功信仰。1999年时一项统计显示，全台湾共有祭祀郑成功的庙宇114座。但不同政治势力，对郑成功的解读完全不同。1949年后，国民党在基本延续大陆时期对郑成功的定位外，另为其加上了“反攻复国”的意义。在19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时，台湾当局将延平郡王祠的祀典升格为“国家祭典”，由“内政部长”主祭。当年《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政府迁台，以台省作为反攻复国的基地。大家缅怀当年成功公建台抗清的往迹，对他所遗留给吾人的精神力量，深入我们海内外每一个人的脑际，于是掀起了共同效法学步的热潮”。

1949年后，大陆对郑成功的评价有过变化，如曾说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个胜利；现在则已基本和民国时期相同，视其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只是由于两岸分治的现状，大陆尤为看重郑成功身上的统战价值。

6、当代台湾对郑成功的评价已严重分化，民进党赞扬“独立建国”，原住民控诉血腥屠杀

及至当代，民进党在纪念郑成功时，多强调其作为“开台圣王”的一面，着重刻画郑成功及其子孙以“延平王”名义独立统治台湾的历史。2002年，著名“台独”人士姚嘉文在台南市纪念郑成功的活动上说，“虽然，中国大陆也在同时庆祝郑成功来台纪念日，但却是扭曲郑成功开台历史。三百四十一年前，郑成功因不愿接受清朝统治而来到台湾，开国立家，并建立‘延平王国’，这些历史真相必须还原与清楚呈现，对于先人奋斗过程我们更应该了解”。⑦事实上，郑成功和永历帝死于同一年，郑经割据自守的倾向不能套用在郑成功身上。

在国、民两党外的原住民看来，郑成功是比荷兰人更残暴的统治者。郑成功在台湾将平埔族的土地任意分给文武官员，并向平埔族征收重税。面对平埔族的反抗，郑氏的“手段十分残酷，镇压‘番变’毫不留情”，甚至屠杀原住民。如1670年，刘国轩同大肚社冲突，“沙辘番原有数百人，为最盛；后为刘国轩杀戮殆尽，只余六人，潜匿海口”。⑧因此，至今有原住民要求拆除台南的郑成功铜像。

图注：台湾历史书上关于郑军镇压原住民的内容

不同的国家，对郑成功评价也两极分化，甚至有人把郑视为一位“暴君”

1、日本人将郑成功视为本国英雄，利用他树立统治台湾的“合法性”

日本人对郑成功的尊奉有两个方面，一是幕府时期，在国内宣扬郑成功的“日式忠勇”，编排了《明清斗记》《国性爷合战》（标题以“性”代“姓”表明其虚构）等作品。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开始借助郑成功抗清的历史，动员“日清之战”，依田学海在《国性爷讨清记》的前言中即说，“此书登载国姓爷以日本人之气象与满清战斗之大略，要攻取台湾，攻取台湾慰藉国姓在天之灵”，要“杀尽清人，恢复唐虞殷周以来历代衣冠之旧俗，在此之后令其归我日本所有，则不亦快乎”。直至2002年，中日合拍了电影《郑成功》，其在日本的宣传文案依旧是，“明末清初的时代，出现了拯救亚细亚的日本英雄，他的名字叫做郑成功”。

二是在台湾，日本总督府鼓励民间原有的郑成功信仰，但格外强调其日本血统，将他视为日本人开拓台湾的先锋，希望借此拉近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消解台湾人的反日心理，使日本统治台湾“合理化”。1895年，被任命为台湾副总督的高岛鞆之助即亲自前往延平郡王祠拜谒，称赞田川氏、郑成功“母子忠烈义勇，无一不出日本国风之余”。此外，日本人还将台湾的“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为郑成功信仰增加了一些神道成分。⑨

2、西方长期将郑成功当成声名狼藉的中国海盗，且残忍嗜杀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因经营海商集团，有着长期和西方殖民者打交道的历史。郑成功独霸中国沿海后，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都要受制于郑氏集团，因此他们对郑成功的评价都很恶劣，视其为“海盗”，称明郑政权为“海盗王朝”。

郑成功对待俘虏的残暴，也给荷兰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662年《荷兰信使》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汉人海贼攻打福尔摩沙岛……荷兰守军举措失当，让牧师离开妻子等人，子女被羞辱，被迫光着身子走、被杀害……”荷兰在台湾的末任长官揆一，说郑成功是“一位崇拜偶像，奉祀魔鬼的异教徒”。郑成功被描绘成一个“暴君”。

直至19世纪末，西方对郑成功的印象都没有改变，英国人必麒麟在《历险福尔摩沙》一书中说，“最后一位反抗鞑靼的汉人是国姓爷，是当时一个声名狼藉的海盗，不时攻击中国南部沿海”。⑩这种看法显然完全不同于中国、日本的既有观点。

“精神错乱”的不是郑成功，而是柯文哲自己

显然，以上中国、日本、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对郑成功的主流评价，都只抓住了郑成功身上某些特点，然后人为塑造出一个自己需要的郑成功形象。比如，现在我们肯定郑成功是“开台圣王”，但郑成功攻台之初并没有建设台湾的意思，不过是想将台湾作为一个落脚点。又如郑成功被称为“日本英雄”，而他本人其实从来没有自居为日本人。

如果非要给郑成功一个全面、恰当的定位，或许可以是隆武忠臣（未必是大明忠臣）加上有私心的海上霸主（不必用“伟大的爱国者”这样的字眼）。当然，无论郑成功多么复杂多元，都不能以柯文哲说的“精神错乱”来形容。毕竟，郑成功生前，有着明确的自我身份定位，他非常希望后人能够把他视为一位“隆武忠臣”。所以，“精神错乱”的不是郑成功，而是人为塑造自己需要的郑成功形象的后世之人，是柯文哲自己。

日本九州的郑成功儿诞石，相传郑成功出生于此

注释

①陈碧笙：《论郑成功“尊君”而不“忠君”》，《郑成功历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00年，第217—224页；②邓孔昭：《试论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批判与继承》，《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③刘廷献：《广阳杂记选》，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19页；④潘健：《从反清“乱臣”到海外“孤忠”——清代郑成功形象的政治形塑》，《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⑤《柳亚子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⑥陈忠纯：《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⑦（台）杨碧玉、郑仰峻：《从新闻传播看郑成功的形象》，《复兴岗学报》2009年，总第94期；⑧（台）《平埔族群的历史图像》，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数位典藏；⑨高致华：《神明信仰的政治性——台湾的郑成功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郭阳：《日本人为何宣扬郑成功的“抗清”事迹？》，澎湃新闻2016年7月29日；⑩（台）蔡佩臻：《谈西方人眼中的郑成功形象》，《人文社会学报》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