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主持：王 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
对谈嘉宾：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韩 炯（上海财经大学讲师）
科学而精准地评析各种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对于深化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实际上，当今的历史学研究正在面临严峻挑战，如碎片化、虚无化、背弃宏大叙事、解构唯物史观等。这些问题与一些史学思潮的冲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期我们邀请于沛、韩炯两位专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1 对国外史学思潮应择善而用
整体来看，近年来，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思潮激活了国内学界的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但其潜在的负面作用的确不可小觑。
王广：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大量进入，这为我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借鉴，但是否同时也带来一些其他影响？
于沛：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被大量介绍到国内来。这些思潮或流派的内容，从本质上说，主要反映了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诉求，不可能事事都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要求。对待国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正确的态度应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其善者为我所用。
以吴于廑先生为例。1985年，吴于廑教授在其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的《前言》中指出：“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吴于廑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
吴于廑提出的世界史体系，在中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长远的影响。吴于廑关于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有别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此外，吴于廑这个理论的提出，与其对国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的研究也有直接的联系。如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中的有益内容，以及对西方史学中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论”的批判。自然，这一批判建立在摆事实、讲道理、对世界历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批判，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
韩炯：西方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史学实践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思潮和流派，如年鉴学派、计量史学、比较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全球史等，近年来兴起的有公共史学、包含超长时段的“大历史”理论；另一类是以理论阐释为主、偏向历史哲学的研究，如通常所说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等。其中只有少数流派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可辨识的历史观，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后现代史观等。
西方史学思潮和流派传入中国的先后顺序与上述史学思潮和流派自身形成发展阶段大体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学界有较大影响的理论，主要包括文化形态学派、年鉴学派、计量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等；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现代化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新文化史学、全球史（学）。近十年来为调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西方史学界兴起了观念史学、经验史学、实践史学等史学流派。如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思想—观念史，以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为代表的文明轴心和多元现代性理论研究，以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为代表的记忆史学等。一些史学流派，如后现代史学、全球史等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不断结出一批成果。
于沛：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对待西方史学思潮是本末倒置的。他们或将追踪西方史学的发展，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全部；或以外国史家的好恶，作为中国史学评价的重要标准；或将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刻意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表现出来，不这样就寸步难行；或盲目崇拜、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理论，扬言用“西方史学理论”改造中国史学，中国史学的出路在于“全盘西化”。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评价标准、学术评价导向长期存在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改正。在学术评价上是非不分、良莠不分，甚至颠倒黑白，这在客观上只会鼓励这些做法长期存在，甚至见怪不怪。
韩炯：正如于老师所言，每一种史学思潮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必然带有自身的理论特点和局限，对此我们应全面审视。例如，计量史学在追求历史判断描述清晰化、明确化的同时，也存在着“非历史性”的计量陷阱，尤其是在经济史学和统计学携本学科理论方法介入之后，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计算思维”影响逐渐扩大的大数据史学研究中，这种理论风险仍然不可低估。
再如，后现代主义史学以其标举的“语言学转向”或“叙事的转向”在唤醒史学工作者更多地书写语言和语境自觉意识、对文本更精细入微考察的同时，其意涵的意识形态、审美偏好僭越历史认知的倾向不断扩大，导致史学研究越来越偏离其“求真”“史鉴”的基本功能，相对主义史学认识观念趁机大行其道。
此外，如经济—社会史、新文化史学研究在贴近大众日常生活、再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某些侧面的同时，也呈现精细化、碎片化，全球史、文明史等叙事视角的变更也伴随相应的去中心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这些理论主张反映历史学家从变化了的时代特征出发要求更加贴近历史面貌进行解释的愿望，但这也对现实中的民族国家的民族记忆和历史记忆产生了冲击，甚至颠覆，造成一些政治影响。
整体来看，近年来，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思潮激活了国内学界的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但其潜在的负面作用的确不可小觑。例如，难以舍弃和超越的西方中心论情结、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张力、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认识倾向、抛弃单线史观和一元决定论的同时却陷入多元折中的误区，以及历史时间和空间概念理解趋向深入的同时陷入无人历史之境，告别宏大叙事的同时又呈现出碎片化，祛除唯物史观教条理解的同时却又“泼掉”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保持史学对意识形态警醒的同时近似于否定了史学研究突破权力遮蔽达致“历史之真”的可能性等。这些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国内学界。
2 不负责任的“重写”不是学术创新
任何史家编纂的历史，都是渗透有史家自身立场、观念和感情的历史。
王广：当前学界有一种现象，就是宣称借助新发现的“材料”、“日记”、“档案”等来“重构历史”、“重写历史”。这种现象的背后，在学术理念与方法论层面，应当说与一些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关系。
韩炯：史学研究的推进和深入的确有不断“重写”的需要，发现新问题、利用新材料来重写、重构历史，在史学研究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否则就无法理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但关键在于，借助的新材料本身是否足够可靠，“重构历史”的理论方法本身是否足够科学。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于对以“人的消失”为特征的科学主义史学本体论观念的反弹，西方史学中兴起了以叙事为特征的新文化史或微观史学。其代表人物如卡罗·金兹伯格、娜塔莉·戴维斯等。边缘人群、儿童与婚姻、节日庆典与狂欢、食物与气味、阅读与书籍、谣言等研究对象进入历史研究视野。再者，一些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物品，如照片、民间文化标志、列车时刻表等，被视为可解读的新史料，史学学科的多样化和研究对象的琐碎化提升了社会和民众对过去的兴趣，也激发了普通人参与研究或者产生亲自研究这类历史的愿望。较之于以问题提出和结构再现、分析为主的以往历史研究，这类研究准入难度明显降低。加上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推广带来的获取传统历史资料的便捷性，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历史书写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非专业研究与职业历史学家研究竞争的“公共史学”盛行的热闹局面。
出于历史审美、历史娱乐或者消费历史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带来历史知识普及的同时也造成历史严谨性的降低和科学性的折扣。少数职业历史学家受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驱使走出象牙塔投入到“重写”、“重评”、“重构”队伍中，他们津津乐道于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的新奇内容和娱乐功效，而放弃了历史研究的“求真”目的与“镜鉴”功能。它带来的不是历史理性的弘扬，相反，却是虚无主义流毒的传播和祸害。尽管这些研究与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之间存在距离，但由于其影响面大和传播迅速，其不客观的甚至荒谬的历史结论短期内会导致公众的误传误信，危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乃至政治社会的稳定性。
王广：请于老师举例说明一下。
于沛：中外史学史都表明，借助新发现的“材料”、“日记”、“档案”等 “重写历史”改变以前的结论，是很正常的学术行为。
至于有些人借助新发现的“材料”、“日记”、“档案”等“重构历史”、“重写历史”，试图推翻很多以前的结论，来表达 “学术研究”旗号下的政治诉求，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具体的分析。例如，1937年日本挑起“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华民族展开了全国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西方和世界都颇有影响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却这样写道：“1937年7月7日，日本和中国的军队在华北的卢沟桥附近发生了战斗。地方谈判宣告失败，这个事件与1931年9月在沈阳发生的事件不同，看来不是任何一方策划的，但它逐渐升级，直到两国深深陷入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直到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下于1945年8月投降才告结束”。短短几行话，却颠倒黑白，谎言连篇：“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果真有什么不同吗？“七七事变”难道不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侵华战争吗？“两国深深陷入全面战争”，难道没有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原则区分吗？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做出重大的民族牺牲，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怎么变成了因“美国原子弹的轰炸”，才使日本投降呢？显然，任何史家编纂的历史，都是渗透有史家自身立场、观念和感情的历史，不存在所谓“客观主义”。
韩炯：值得注意的是，本来以倡导从时代主题和现实兴趣出发开展历史研究这一正确研究取向的克罗齐史学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今天被有意无意省略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结果反而变成了不负责任地重写重构历史，轻易修改历史定论，宣传其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历史主张的辩语和托辞。但凡只看支流不看主流、以片面否定整体、以断裂性否定历史连续性、把不同历史事件间的一般相关关系误作为本质相关关系，甚至凭借“孤证”来为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翻案，或者以微不足道的细节考证对民族英雄人物、领袖人物污名化处理来“暴得骤名”的各类“重写”、“重评”，大抵都可以归入“用全部历史的细节来伪造历史”之列。相反，任何严肃意义上的重写、重构历史，无不是以丰富的史料和科学的研究章法、程序为支撑，同时建立在史学同行可接受的社会历史观共识之上。
3 仰承后现代思潮鼻息难以致远
“后现代思潮”鼓吹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宣称一切都没有确定性。
王广：一个时期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牵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对我们的史学研究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韩炯：后现代主义史学作为一种思潮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90年代，在90年代传入中国后的二十年中影响较大。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最大影响在于，它否定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这种否定是通过两种路径来实现的：第一，对作为整体的“历史事实”无限细分加以解构；第二，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历史著述无孔不入地渗透。前一种路径主要与海登·怀特联系在一起，后者更多地与米歇尔·福柯关联。
怀特与本雅明、德里达和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相似之处在于，都反对以“过去”为题材编织的完整的、融贯的叙事，认为那是带有故事讲述人自身情感、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构想”。单就怀特而论，他是从对一般用语中“历史事实”概念所谓误用的辨析开始来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事实”包含有“历史事件”和“关于历史事件的判断”的双重含义。实际当中对“历史事实”的误用，是因为未能认识到历史事件一旦置于语言的描述之下，就不再是纯粹的过去事件的模样，而是变成带有解释色彩的“历史事实”话语。怀特并不否定单个“历史事件”的存在，只是认为单个的历史事件毫无意义，只有多个相连的“历史事件”才具有解释意义。而一般所谓的“历史事实”就是由可以再分的无数个历史事件组成的。在连接这些如同散点的多个历史事件成为“历史事实”构图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历史编撰的可读性，即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达到为读者所理解的程度，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虚构。正如同构建模型过程中为了确保模型的逼真完整，少不了构建者本身的补充和联结一样。即使是在纯粹的编年史中，也不例外。
与把整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无限细分并行的是，怀特夸大历史学家的“虚构”在历史书写和历史认识中的比例和作用。基于上述逻辑预设，主张历史即叙事的西方学者才敢于解构作为总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如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进而在历史认识论上否定历史客观性，在价值论上倡导多元价值标准，否定历史进步性、历史真理，虚无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怀特的目标似乎是打碎一切关于由“过去”构想所组成的“历史研究铁笼”的束缚，从而彻底地将人类从过去的包袱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不要整体性和融贯性，不以“客观真实”为历史研究的评价标准，不以历史话语符合历史实际面貌的“现实主义”书写历史的方式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原则。结果，怀特锯掉了他和他的理论栖身的树杈——语言工具本身。他引爆了“历史书写语言”这个充满歧义的爆炸物，他自己的语言表达、理论航船乃至信仰目标最终也不知驶向何方。对此，庞卓恒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称怀特是“价值花果山上的齐天大圣”，他的“纯粹人文主义”的抱负最终砸烂了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于沛：这个话题让我想起2006年6月27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来研究所作的题为“后现代思潮与历史学”的演讲。他说，后现代思潮从产生之日起，批评它的声音就没有间断过。艾恺教授希望中国学者能够认清后现代思潮的种种弊病，免受其害，而且还要像中国的“钟馗打鬼”一样，在批判后现代思潮这个“鬼”时作出自己的贡献。
艾恺在演讲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与18世纪以来欧洲的反启蒙运动一脉相承，其实质在于否定传统，否定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主观武断，否认客观存在，用“解构”和“颠覆”的方法，把猜测性的理论冒充为有根据的科学。艾恺还认为，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或理论进行历史研究，使这种研究没有实在的历史内容，而且对一些陈旧、往往是不言自明的观点，用十分抽象、艰深与晦涩的概念进行表述，让人永远无法理解其实质，对历史研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可言。
艾恺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后现代史学”的批判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后现代思潮”鼓吹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宣称一切都没有确定性，是对19世纪后期出现的反理性主义哲学潮流的继承，是一种破坏性的思潮。它极力鼓吹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有多少人、有多少种理论阐释，就会有多少种历史。追求真理不过是“一大幻想”。历史虚无主义仰承后现代思潮的鼻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在扭曲、篡改历史。
毋庸讳言，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后现代史学也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如它反对以单一的叙事模式来描述世界历史，主张对文本的理解和叙述的多元化，这使得批判“西方中心论”成为可能。
4 坚持唯物史观是治学正道
从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解读两个层面来提升唯物史观的解释力。
王广：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坚持唯物史观，并以唯物史观作为思想指南，更加科学地辨析史学思潮？
韩炯：理论辨析的目的在于廓清认识、清除不当的史观的偏颇和危害，更主要的是，引导和培育出一批恰当运用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的更扎实、更科学的历史研究著作。
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唯物史观的史学本体论中的一些核心原理和命题的研究，从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解读两个层面来提升唯物史观的解释力。例如，关于革命、改革的社会历史发展动力作用，如何看待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阶级分析方法，等等。此外，应当加强对经典唯物史观著作的研习，借此帮助史学研究者建构和巩固基本的历史观和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避免片面地、教条地理解和单纯寻章摘句式的生搬硬套，也防止完全“敬而远之”、“高高在上”的悬置、虚化式地对待，真正做到自觉学习和自主运用。
对中国优秀传统史学和当代外国史学理论积极成果的借鉴吸收，是继承和弘扬唯物史观科学理性的应有之义。唯物史观应当在与相关史学流派和思潮的理论争锋和实际较量中巩固其既有的地位，绽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的非凡魅力。
于沛：唯物史观是科学辨析史学思潮的理论武器，坚持唯物史观，自觉以唯物史观作为思想指南的前提不是一句空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习近平同志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多样化的趋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种社会思潮，包括史学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有了更加宽广的空间。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共产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科学辨析各种史学思潮，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效地澄清各种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9-21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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