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出兵海外，媒体就不可能再中立”

huangrunlin

“当日本出兵海外，媒体就不可能再中立”——来自《朝日新闻》的忏悔_中国·政治_独家网  http://www.m4.cn/2016/09/42636.shtml

南方周末          2016-09-26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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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展示日本友人大东仁捐赠的1937年12月17日出版的《朝日新闻》号外“今日南京入城式”。（视觉中国/图）

在大量接触史料之后，参与调查过程的日本记者惊讶的是，日本领导人从历史到今天，都缺乏在危机中领导国家的能力。就在完成《朝日新闻》历史调查后不久，发生了福岛核电站事故。日本政府拖延或遮掩信息，遭国际舆论诟病。这与战争时期中央政府无法压制军国主义狂热抬头如出一辙。

就媒体而言，从二战时期到今天，日本新闻界都缺乏持续、深入的调查报道——对公众交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揭露被人忽视或掩盖的真相，本该是督促领导者的最佳方式。换句话说，调查报道的缺失，可以看作助长日本政府“无领导力”的原因之一。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5分，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一声巨响，东北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爆炸。

当晚《大阪朝日新闻》指责“南方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是袭击凶手。《东京朝日新闻》根据日本军部信息提供了这样的细节：“6月3日晚11点，两个神色可疑的中国男子出现在皇姑屯铁路站附近，遭到盘查时，发现他们口袋里有张作霖列车的行驶时刻表。”

若干年后，当事人回忆、西方媒体揭露，证实爆炸是日本关东军所为，除掉“不听话”的张作霖，制造中国南北军事力量对抗。而当时，日本媒体一边倒地跟从军方说法，指责国民党。3年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关东军同样嫁祸中国军队而未遭本国舆论质疑。此后，日本军部主战派占稳上风，终于关东军绕过中央政府出兵，全面侵华战争无可挽回。

“当我们回看历史，忍不住猜想战争是否有可能被阻止？不要忘记，当时日本仍有两党制，如果日本媒体把皇姑屯、满洲国、‘九一八’这些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交予公众讨论，或许是可以阻止出兵的。但是，一旦日本士兵被派去了海外——我想那是一切的分水岭——媒体就很难不站在他们一边了。”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1周年，笔者在东京访问原《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他主导的调查项目结集成书《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Media,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20th-Century Japan），主线是研究与检讨《朝日新闻》在这段时期内的所作所为。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船桥是日本传媒界中流砥柱，退休后创办独立智库“重建日本”（Rebuild Japan Initiative Foundation）。

他们竟然选择不公开真相

《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介绍，除了来自军方的压力，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因素：报纸实际上在战争中获利。1925年日本第一次出现广播（NHK），冲击了报纸销量。传统媒体需要战争新闻大卖，而军方亦能通过控制纸张来要挟报纸编辑部。

他语速不徐不疾，铿锵有力。对《朝日新闻》历史调查的动机，源于个人思想的触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经历了同盟国占领等非常时期，直到1990年代，“如何报道日本的过去”，成了举国敏感的问题。

船桥在欧洲旅行时，读到欧洲人写的战争史，突破国家意识，而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写。“历史已经没有边界。”《朝日新闻》头版大幅刊登船桥的文章，呼吁日本以全球视野来看待战争历史。

而作为《朝日新闻》主笔，他一直想知道，从1926年到1989年整个昭和时代，这家新闻机构曾经做了什么？在历史重大时刻，做出了怎样的抉择？《朝日新闻》在1920年代仍是支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温和的，如何在短时期内转态，变为拥护军国主义？

于是，船桥组织了一批年轻记者与历史学家，展开了这场对《朝日新闻》的解剖手术。

“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扼腕，那么多紧要关头，媒体机构、记者个人，做出的选择如果不同，整个历史会不会因之改变？”《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的英文翻译项目负责人、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与船桥一同接受采访。翻译过程中，顾若鹏说，作为西方人，皇姑屯事件中日本媒体人的表现最令他惊讶：“他们不是不知道真相，不是没有做调查，但竟然选择不公开。”

书中记载，6月4日清晨爆炸当时，日本诗人Yosano Tekkan夫妇正在现场不远处，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第二天，他们拜访了《朝日新闻》驻当地记者OiJiro，谈到了“令人不快的猜测”——有可能是日本所为。《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中，提到过“来自中国方面的阴谋论”，但几天后这种论调都从所有日本报纸上消失了。

Oi Jiro与张学良私交甚笃。事发第九天两人会面。而事后Oi发出的独家新闻，仅仅是张学良证实其父死亡。Oi连续撰写数篇张作霖身亡后的局势分析，竟也没有提到袭击策划者。

“难以置信的是，像Oi这样一名资深记者，没有一丝怀疑过、察觉过，日本关东军参与其中？为什么他没有追究真相？”书中充满了这样的追问。

根据船桥团队的调查，日本记者不揭露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直接原因，来自日本军部禁令：“猜疑张作霖之死与日本人有关的新闻报道，将严重损害中日关系，应禁止这样无根据的谣言传播。”

这仅仅是日本媒体倒向军部的一个缩影，书中海量史实还原了媒体变质的过程。船桥洋一介绍，除了来自军方的压力，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因素：报纸实际上在战争中获利。1925年日本第一次出现广播（NHK），冲击了报纸销量。传统媒体需要战争新闻大卖，而军方亦能通过控制纸张来要挟报纸编辑部。

《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作者船桥洋一（左）和英文译者顾若鹏。（王嘉豪/图）

日本媒体的角色仍需定义

船桥洋一发现记者们以另一种方式自我约束：懒惰。“他们不花时间研究历史，相信‘现在就是一切’。他们加入‘新闻俱乐部’，每天都有大公司来做简报，年轻记者可以舒舒服服地写出新闻稿，但实际上是任由这些企业‘设置了议题’。真正的新闻应该是出去跑来的。”

魔鬼在细节中。《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并不是第一本忏悔日本媒体战时表现的书。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媒体》曾被译成中文。但是《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一书的描述范围，不止于战争时期，而是贯穿整个昭和时代，提供了更广阔的图景，与更丰富的细节。

参与调查过程的日本记者，曾告诉顾若鹏，接触史料之后最令他惊讶的是，日本领导人从历史到今天，都缺乏在危机中领导国家的能力。就在完成《朝日新闻》历史调查后不久，发生了福岛核电站事故。日本政府拖延或遮掩信息，遭国际舆论诟病。在那名年轻日本记者看来，这与战争时期中央政府无法压制军国主义狂热抬头如出一辙。就媒体而言，从二战时期到今天，日本新闻界都缺乏持续、深入的调查报道——对公众交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揭露被人忽视或掩盖的真相，本该是督促领导者的最佳方式。换句话说，调查报道的缺失，可以看作助长日本政府“无领导力”的原因之一。

战后日本媒体亦有过出色表现。共同通讯社资深记者Mikano Hirosuke第一个揭露14名甲级战犯名单，出现在靖国神社合祭名单中。日本天皇闻之震怒，再不去参拜。日本政治家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日后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的重要考验。

“日本媒体的确捅出了甲级战犯名单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后来的报道又流于表面。”顾若鹏指出，日本媒体的报道关心“首相或是某个大臣是否参拜”，而总是忽略一点：一些政治家前往参拜，是做给日本国民看的，显示自己不惧中国或韩国的压力。

忽视这一点，日本媒体当前的论述，设置了整个事情的“框架”，就是“参拜、惹怒中国、报复和反报复”的死循环，间接加剧了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对立。“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船桥满脸忧虑。

1887年朝日新闻已经独立于政府财政。战时受到军部审查，1949年美国接管日本之后，言论环境陡然改变。1952年占领结束，日本颁布法令保障言论自由。新闻界和整个国家一起经历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二十世纪日本传媒、宣传工具和政治》一书的封面，选择了一张历史照片：裕仁天皇和明仁皇太子一起在读报，美国占领时期发行的《星条报》（Stars and stripes）。

沧海桑田，时至今日日本媒体仍在摸索，定义自身在日本社会中的角色。

他们还会变回无知的帮凶吗？

《朝日新闻》的“沦落”，特别是战争中的自我审查，令顾若鹏亦作联想：“为什么2013年斯诺登找英国《卫报》揭露棱镜计划，而不是美国媒体？因为英美媒体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着不同定义。”美国2003年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应对恐怖袭击。一些美国媒体也倾向于认为，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应该选择与政府站在一起。

安倍出任首相以来，日本新闻自由度国际排名逐年下降。船桥认为，“政府不用直接施加压力，电视及电子媒体都在自我审查，因为怕失去采访政治家的机会。报纸的情况反而相对好些。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许多媒体的最高管理层根本不是记者，只管经营生意，并不相信什么新闻理念。”

以史鉴今，今天的情况与二战时期有无可比？船桥认为，当下跟战时天壤之别，日本的民主、言论自由已经在法律层面得以巩固，但是有些因素仍迫人联想。首先，日本经济二十多年来没有实现增长。他笑言，“我们这里没有发生革命真是奇迹”。在日本受到永久雇佣的人只有40%，大部分人是所谓“兼职”，不受全面雇佣保障。在他看来，“安倍经济学”不可持续。

其次是日本人对周边环境的敏感不会变。岛国资源匮乏，强邻环伺。与中国、俄罗斯、朝韩的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令日本人恐惧，民族主义情绪立即被点燃。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充斥在日本，在全世界的报纸、电视、互联网。历史记忆是看不见的手，在背后左右。”船桥在序言中如是写道。

全球出现经济低迷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类似二战前的日本。在此一低一高中，媒体的角色再次受到挑战，可能的结果令人脊背发凉。

“阻止战争的可能，发生在向海外派兵之前。”船桥回到最先的假设。他崇敬1930年代另一名记者石桥湛三。石桥曾任《东洋经济新报》总编，后来短暂成为首相。他当记者时，曾经公开批评日本的军国主义。当时报纸之间只顾着相互竞争。

最后，我问了一个问题，船桥一时无从回答：“如果中日之间真的再发生军事冲突，乃至未来战争，日本媒体的选择会不同吗，会挺身反对政府的决定吗？”

船桥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终于问：“你指的是哪种情况下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