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称：“虽然我们到达北京时已经接近冬天，但是对于我们两国的关系，却是一个温暖如春的季节”。杜还表示南海问题留待日后再谈。这本是一件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好事，万万没想到竟然刺激到了日本。据报，日政府因此内部不满情绪蔓延、担忧加深，并拟敦促菲律宾作为当事国尊重仲裁法院的裁决，挽回劣势。
二战中，这个战败国在南海地区犯下的反人类罪着实不少，著名的巴丹死亡行军即是该国“杰作”。而且，日本是南海区域外国家，怎么会突然对中菲两国搁置南海争议这样的好事如此反感？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
首先是对遏制中国意图的落空感到恼羞成怒。摊开亚洲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日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海洋的主人(当然，主人上面是不是还有个大洋彼岸的主人是另一回事)，随着中国的崛起，维护正当海洋权益的意志与能力日益增强。日本这个海洋的“主人”逐渐感到吃不消——钓鱼岛的控制权丧失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在东海上空被中国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分分钟教做人即是明证，因此想着在其它地方找回损失。为此，日本在中国周边海域想构筑一个针对中国的菱形包围圈，菲律宾就是这个菱形包围圈的重要一环。向来以吝啬著称的日本不惜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并鼓动其利用非法的所谓国际仲裁来对抗中国，而杜特尔特访华宣布搁置南海争议导致日本的意图落空，怎能不让这个器小易盈的国家不感到恼羞成怒。
其次是对价值观外交的挫折感到愤怒。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坛中的“海洋派”对“大陆派”更是取得了显著优势，历届政府几乎都以发展海洋作为战略方向。海洋战略的框架也逐步得到了呈现：在外交上，以促成日美同盟转型为基点，以“价值观外交”为壮大阵营之着力点;在军事上，以强化海洋军事存在和提升海洋应对能力为重心;在经济上，以深化亚太经济战略合作和突出日本的经济领导力为导向。安倍首次执政时期，外相麻生太郎提出“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并称之为除日美同盟、国际协调、重视亚洲近邻关系之外的第四大“外交基轴”。其核心内容，一是积极开展“重视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外交;二是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北约各国密切合作。日本提出价值观外交，与美国的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遥相呼应，以此巩固美日同盟，并塑造同其他民主国家的“我们”认知，凸显中国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另类，借此配置国际力量，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可是此次菲律宾这个与日本有着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居然不听日本的话，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在日本看来，这实在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挫折与羞辱，因此其外交官员以失态的方式发泄其不满，也算是国际舞台上的一出奇葩的喜剧。
最后是对菲律宾不听话的震惊。日本尽管是罪孽深重的二战战败国，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犯下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但是其罪孽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加上其二战后经济崛起，大举投资东南亚地区，因此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本地区国家享有一种不合适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反映在外交领域就是要求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倒是和美国很相像)。然而此次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总统为了国家利益选择了在南海问题上和中国搁置争议，这本身无可厚非——这是菲律宾内政，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往大了说也就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之间的事情，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也无权干预。然而日本大概认为菲律宾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罔顾自身利益而听从日本的安排(站在菲律宾的角度而言，这些巡逻艇的要价实在是太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日本的午餐)。然而菲律宾并没有，于是喜欢将意志强加于人(美国除外)的日本着实感到震惊。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玻璃心”(尽管这玻璃的颜色不正)屡次被“扎破”，真有点自作自受。
尽管日本对中国与菲律宾两国首脑围绕南海问题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感到愤怒、震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搁置争议本身符合历史潮流，更符合该地区人民的利益。时代的发展和演进从来不以日本的意志为转移。日本与其为这件事情感到伤心愤怒，不如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已经5年还没解决的福岛核电站问题，笔者认为那更符合日本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作者马尧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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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2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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