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革命：500年来谁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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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500年来谁著史

一、“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戴蒙德《人类社会的命运》：

【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问题的关键，那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作为传统农业之集大成的“杂交水稻”的贡献：土地的节约，劳动力的节约：人口增长（特别是工业人口）对“世界工厂”基础效应，工业用地规模扩大的生态容量。以及历史积累的良好的政治动员能力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上层建筑”的贡献。）

吴刚《戳破“古希腊文明”的神话,李约瑟难题迎刃而解 》：

    其实比李约瑟难题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很多很多。比如：为什么在自然科学体系和军事科技落后400年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主体没像其他地区一样被肢解？在人均占有资源远低于欧美，丛林法则依旧横行世界的残酷现实面前，在欧美也没睡大觉的同时，为什么中华文明主体仅用60年时间就追赶上来了？下一个500年，除了科技竞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传媒领域的竞赛是否更加激烈？中华文明靠什么样样取胜？中华文明可以带领人类走出丛林法则，实现真正意义的世界大文明吗？

二、资本主义不是普遍的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不出产业革命来的）。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

大卫@兰德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

    没有证据表明，在18世纪伟大的革新前，英国有任何非同寻常的智力储备。相关的证据指出，要产生一次规模如此巨大，以致仅凭一国之力，无法单独实现的技术突破，不仅需要一个最小必要市场为基础，还要掌握大部分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需求以提供推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由需求产生的压力作用在生产规模之上，便促成了新技术在英国的诞生，供应充足，响应迅速的生产要素又使新技术得以迅速开发，利用和传播。与其大多数大路上的竞争对手不同，它没有将精力放在维持高成本的军队和扩张领土方面，而是集中一切力量确保自己在贸易和维系海外殖民地方面的优势和特权。

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欧洲人控制下的新大陆农业从一开始就以出口为主（三角贸易）。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几乎所有的糖料作物、烟草和棉花都在使用非洲奴隶的种植园内生产，其原因在于大死亡造成美洲劳动力短缺，而欧洲人又不愿意移民新大陆。与印度和中国的农民或东欧的农奴不同，在美洲的非洲奴隶所需的食物大多不是自己生产的。食物尤其是鱼和谷物不得不靠进口，特别是从北美殖民地进口。奴隶也需要穿衣，这就为廉价的棉纺织品提供了市场。日益增多的印度纺织品被运到西非，在那里换取奴隶，然后把他们卖到加勒比海地区。最后，新大陆的产品如蔗糖、烟草和原棉运回英国。

    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旧生态体制的局限会迫使不列颠人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食物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减少工业生产的资源，使工业革命的任何希望破灭，就像19世纪中国的遭遇一样。

皮克提《21世纪资本论》：

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后期农地对德国的重要性更类似于法国的情形，而非英国——即使在莱茵河以东，农业也尚未消失。此外，德国工业资本的数量比英法两国都要多。相比之下，“一战”前夕德国拥有的国外资产仅为法国的一半，英国的1/4。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德国没有建立殖民帝国，这也是当时及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冲突的根源。我们可以联想到1905年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德皇试图挑战法国在当地的统治。欧洲列强对殖民地资产的争夺加剧时当时国际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最终导致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列宁对此议题的论述收录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1916年）一书中，我们不需全文阅读也能得到上述结论。

贾雷德@戴蒙德《GGS:人类社会的未来》：

    “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这让我想到‘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

   “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显现。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了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由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一个多层次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三、《国富论》：自然的道路

（内部积累的中国与失去殖民地的欧洲）

斯密《国富论》：

    “乡村居民须先维持住了自身，才以剩余产物维持都市的居民。……在利润相等或几乎相等的条件下，制造业自然不如农业，国外贸易又自然不如制造业。……按照自然的顺序，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次之，投在制造业上，最后，投在外国贸易上。……但就今日欧洲各国的情状，这个顺序，却是就许多方面说，似乎完全相反。”

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

更一般地说，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以及批评他们的人所运用的斯密增长概念的问题在于，斯密加以理论化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沿着一条道路而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出现的，即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者以外贸为基础的道路，和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道路。因此，与德弗里斯、黄宗智和布伦纳一样，斯密也认为中国和欧洲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的；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不认为欧洲道路（荷兰）比中国道路（江南）具有更大的潜力。

马克思赞成斯密的看法，即经济发展的欧洲道路不是建立在短距离（国内）贸易上，而是建立在长距离（对外）贸易上。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资产阶级和现代工业在欧洲统治的兴起。

斯密所说的经济发展的“非自然的”道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道路。更重要的，斯密主要关注需要通过政府行动来反制资本家的权力，而且他还偏爱以农业和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发展，这对马克思完全是陌生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政府丧失了反制资产阶级势力的所有能力，后者“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几乎把政府降到了管理事务的委员会的地位。

《大转型》：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

    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不来的。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并且这种活动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根本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者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 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因为“劳动力”这种所谓的商品，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之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将被破坏殆尽。

   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网》

     在过去的岁月里，大多数城市都是一些人口聚集之地，寄生在周边乡村之上，因为这些城市的食物和人力都是从乡村输入的。至今，各个城市仍然无法使自己再生，仍旧依赖农村的迁徙人口来承担城市的各种繁重而肮脏的劳动。根本性的抉择迫在眉睫。要么通过就共生问题进行再度协商来沟通化解城市与乡村的隔阂，要么（或者）出现新的基本共同体结构类型，以抵消城市生活中不可名状的纠结。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全我们现今拥有的一切，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必须要通过学会如何在一个世界性网络体系和各种不同的多样化的基本共同体的环境中共同生活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现有的各种生活方式。

大卫@兰德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

在这里，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确立的基础和法律依据在于：

这些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对所有有关法律的事务进行管理，这种职业的官僚体系可以保证官员和公务员阶层的职权与其个人利益分离。这就是使得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追求连续的执政目标成为可能。如果这场（中央（集权）和地方（封建）权力斗争中逐渐兴起的商业和工业利益集团发现自己向君主一方倾斜，其部分原因便是这种官僚体系能够为他们提供确定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是）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甚至综合）。”我们可以的这段话加以推演，世界体系的构成是欧洲体系的历史和中华体系的历史的一个综合，这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呼应。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的结论部分提到欧亚交界带的情况：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就指出：

中国的地区从上到下分七层，最高层是国家……最后是户。这七层是从上到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联起来的。……从这个世纪转换时候来看，以一个天然资源相对地贫乏的国家而言。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

正如李伯重在《“过密型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附录中所说：“明清江南农村经济确实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成长，但是它却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参阅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相对于西方的殖民-生化能源式现代化（资本有机构成）的特点，乔万尼•阿瑞吉在《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一文中做了比较：

“在总结中国相对于南非而言的发展优势的时候，吉利恩•哈特同样强调了乡镇企业在当地范围内进行利润再投资和再分配，以及将之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消费等方面的贡献。此外，在家庭之间相对平等主义的土地分配，使许多乡镇企业的当地员工能够通过在极小的地块上精耕细作以及做工业的和其他形式的活计来谋得生计。……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指出的，这些数据没有标明美国工人的高生产率是与复杂的柔性自动化和原材料处理系统对大量工厂工人的替代相关的，这些复杂系统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却抬高了资本及支持系统的成本。通过节省资本（包括管理成本）和让劳动力重新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工厂把做事方法翻转了过来。用手工来制作、处理和装配零部件的方式，举例来说，可以将所需资本总额降低三分之一。”

陈其人则在《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最后一章提到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问题，即农村公社实行现代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需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从西方输入所需的民用技术。关于中、苏成败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参考杉原熏在《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中的观点，西方道路是一个“生产奇迹”，东亚道路是一个“分配奇迹”；前者是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工业革命，后者是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的勤劳革命。从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西方道路是以化石能源和殖民体系为基础的，因而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只有促使“生产奇迹”向“分配奇迹”的趋同，才能实现全球化的共同富裕和集体民主。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场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

我们以《资本论》中的这段话，作为对陈其人先生关于“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呼应。由此观之，“李约瑟之谜”也只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融合东西方发展道路的分析工具。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

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是世界-帝国的复权。中国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世界-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及国家殖民体系）的超越，一种非赢利的赠与式的世界体系的复归。

科耶夫：19世界的无产阶级就是20世纪的第三世界国家。 地中海体系的拉丁帝国是科耶夫构想的超越民族国家的西欧北非区域体系。他试图以此（天主教）对抗以英美为首的基督新教国家和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正教国家。 奥斯曼帝国也曾试图以重构世界-帝国的形式应对世界殖民体系的挑战，但最终为西方列强所瓜分，各自的民族国家成为西方列强的属国（类似于民国式的军阀混战）。当前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叙利亚-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正是一种对殖民体系的反叛：不管是萨达姆、卡扎菲，还是土耳其、伊朗都是以统一的伊斯兰帝国为期许的… 现如今，正如科耶夫所担心的，整个欧洲半岛成为美国与俄罗斯所争夺的中间地带。

而中华体系对美苏体系的冷战制衡，在当下以亚非拉联盟的形势，正在促成以亚非欧腹地（西亚-东欧绿洲）、亚美腹地（东-南洋岛屿）为焦点的世界体系重构……

《最后的能源危机@简约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基本生活必需品应该在我们的居住地附近生产，日益减少的能源供应会降低现有的产品包装水平和商品运输能力，从而使经济去中心化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我们需要将社区、郊区和城镇改造成充满活力的小型地域经济体，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资源为人们提供大部分必需的产品和服务。

    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可在居住地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生产，事实上许多需求可以通过社区生产得以满足。

诸如收音机和火炉等商品可在10至20公里范围内的工厂生产，一个小城市可能需要一个冰箱制造厂和维修中心。只有个别特殊商品需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大厂运来，极少数商品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例如，高科技医疗器械。各地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选址需要通过理性的社会决策，这样所有城镇和郊区都可以获得少量但够用的出口收入，用于支付为数不多的进口费用。

有机土壤是可持续的矿藏
游修龄《中国古代对食物链的认识及其在农业上应用的评述》：
“生物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约的食物链联系，形成了分级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效率的系统。现代把这种自然生态中高经济效能的结构原理应用于农业生产，称之为生态工程。生态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就是能量的分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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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