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宋真宗《劝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这首诗把读书与教育的目的说得十分透彻了。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权。
本文来源：中国学术论坛，作者：薄守醒，原题：《科举制度与中国政治及国民性格》
世人皆以为四大发明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却不知中国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造力更是远胜于具体发明。科举制度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的表现。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的影响是广泛的。对外而言，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借鉴和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则惊叹和折服。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认为科举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越南、朝鲜更如中国一样是科举社会；日本也曾经学习采用过科举制度。对内而言，“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科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
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留下了科举的烙印。科举造就了中国的读书人群体。他们的性格就成了中国人性格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性格中，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蔑视其他行业的崇尚读书观念，宁可个人奋斗而不求集体解放的个人主义观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宗族观念，当官以求富贵的官本位观念，都与科举制度密不可分。可以称之为“科举性格”。这种性格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19世纪以前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士，无不对科举发生浓厚兴趣，并为这一制度的合理性所折服。那时侯，“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早在十世纪前后，意大利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就采用了对各阶层敞开大门的文官考试制度，伯尔曼敏锐地认为这可能是受到阿拉伯和犹太旅行家传说的中国做法的启发。中国人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的。它造就了中国的统一和历史上长期的繁荣稳定，也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使中国人对自己产生怀疑和自卑。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但是科举所首创的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全世界得以发扬光大。我国以及韩国、朝鲜、越南的高考仍然具有科举特征。被称为“现代之科举”的高校招生考试（简称高考）尽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并受到种种的批评，但人们却找不到比它更合理的替代制度。现代选拔公务员的考试，也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后创立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更是直接来自科举。国家教育部和一些省市如山东、福建等的自学考试中心还把自考与科举的比较列为重点研究课题。
一、从汉代察举到隋唐科举
1、汉代及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
任何人的群体都要有管理者，管理者少被管理者众也是客观规律。管理者就是掌握权力之人。管理者如何产生，这是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原始部落中，部落酋长或首领是选举产生的；在贵族制社会中，管理者由世袭的贵族担任；在民主社会中，民众选举是常用的方式；在无政府状态下，暴力是成为管理者的基础，然而，暴力不能称为制度，因为暴力不是权力的合法来源。人们服从于暴力，是因为“不得不”服从它，而不是“应该”服从它。
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制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三种形式：世袭制、察举制和科举制。科举制离我们最近。世袭制是在夏商周时代实行。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一级级下去，封地和身份相适应，而且往往是世袭的。政府需要官吏时，就在这些有身份的人中间选择。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人才争夺也十分激烈。推荐或者自荐成为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像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曹刿在齐国入侵鲁国时挺身而出为鲁庄公献计献策，并打败齐国军队，得以出头。那是一个“片言可致卿相”的时代。成语“毛遂自荐”就出在这时。不过毛遂自荐前已经加入了平原君的人才库。国君、贵族网罗人才的一个主要方法在当时就是招收门客。像战国四大君子都养有大批门客。秦相吕不韦的门客，多时达到3000人。这些人由贵族供给衣食，有些人甚至要求食有鱼、出有车，连养家费也向主人要求。他们当中不乏商鞅、吴起这样的雄才大略之士；或起码有一技之长，象毛遂、冯谖、豫让、荆轲、要离、聂正、唐且等或勇或谋或忠。当然其中也有鸡鸣狗盗之徒，还有南郭先生那样滥竽充数的混饭之辈。分封制下，国家的用人制度，只着眼于某些特殊人才，针对某些特殊情况。因为国家是一级级分封下去的，人才选拔的空间并不大。但诸侯纷争，人才可以选择明君而事之，所以春秋时期有“士择君”的说法。科举制度实行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变成“君择士”了。战国时代，
军事、政治人才最受重视，这种人可以通过展现自己的才能而受封，跻身贵族之列。
秦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由世袭贵族进行统治的模式面临瓦解。郡县的首长均由皇帝任命，靠推荐或自荐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候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制度来选拔官吏。但秦朝命短，未及彻底改革贵族世袭制就发生了农民起义。应该注意，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针对的正是贵族世袭制这一不平等制度。这是要求平等的政治口号，不同于明代李自成起义提出的要求生存的“均田免粮”的经济口号。秦朝速亡，非全因暴政。未能给平民精英一个出人头地的合法途径，也是重要原因。陈胜曾做雇工为人耕田，但他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甘于平庸的人。他自比鸿鹄，怀有强烈的求富贵之心，也可以说是野心。然而作为平民中的贫者，他又怎么达到富贵呢？在当时，除了革命，似乎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因为等着当政者发现自己、起用自己，实在太不确定了。怀有象陈胜这样的野心的在大有人在。刘邦、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羡慕得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一个当场说要“取而代之”。秦始皇没有给大家以分享荣耀的机会，加上暴政失去民心，终于被野心家“取而代之”了。
刘邦建立汉朝后，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这时实行的是察举制度。实际上是秦朝没有来得及实施的制度。世袭贵族制的残余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已经基本被扫荡了，为汉朝的安定创造了条件。汉朝的皇帝与开国功臣萧何、韩信、陈平、张良等均是出身低微。刘邦本身是农民的儿子，父兄均老实务农。在他们眼里，排行老三的刘邦简直是不务正业。刘邦不知节俭，喜欢交友和饮酒，因此常遭嫂子们耻笑。萧何是县中小吏，已算是有身份的了。韩信效仿古人，常在身上挂一柄锈剑。受人污辱，也只能忍气吞声从别人胯下钻过。可见，这时天下还残存一些游侠之风，但在人们眼中已不是正道。杰出人物并不都出身高贵。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给寒门英才以应有的机会，这个社会将是危险的和不安定的。如果秦朝能及早发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人才，授之以高官厚禄，那么即便徭役赋税再重，也不至于那么快亡国。汉代君主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把能否向中央推荐人才看作地方官政绩优劣的标志之一。汉之察举分两类，一是有特殊才能或专长足以定国安邦之人，称为贤良；另一类是品行端正足以为世人榜样的孝子廉吏，称为孝廉。司马相如就是因文章《子虚赋》引起汉武帝赏识和任用的。察举是要地方官留意发现这些人才并推荐给中央。汉武帝曾下诏训诫地方官员：一郡之内人口众多，不可能没有人才，察举不到只能认为官员失职。以后就形成了各郡都按一定的名额察举。汉代有一百多郡，据此每年察举的孝廉就在两百人以上。大体说来，西汉时举贤良多，东汉时举孝廉多。察举出的人才到中央后一般还进行面试，皇帝拿一些国家大事来问他，这称为对策。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经过两次对策而当上江都相的。汉武帝时设立了太学，招收一些年轻人入读，毕业按考试优劣安排录用。这些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雏形。
已如前述，汉政权从皇帝到大臣多为平民出身，可以说是平民性质的政权。而其实行的重农抑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政策也是对平民有利。察举只重才能品德，不重出身，甚至允许个人自荐，这都是开明的平民政策。察举制实行几十年后，官员逐渐以读书人为主，汉政权的平民性质得以巩固，统治基础扩大到全社会。这是汉帝国强大稳定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国历史之特别之处，在于自汉以后，政府再不是贵族政府，也不是商人政府，更不是军人政府，而是读书人的政府，是“士人”的政府。由于士人的广泛社会来源，以至于可以称中国的政府为平民政府，甚至称全民政府，都不为过。
一种制度设计，如果过份依赖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主观性，势难长久运行良好。汉代察制度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察举本意是发现真才，日久却慢慢变成地方长官的一项特权。被荐举者的光明前途，吸引无数人来争夺这一有限机会。那些与地方长官有良好交情或能给长官送厚重礼品者，在竞争中就有了优势。才能优劣只要不是太极端，在没有机会表现的情况下很难评判。而汉代的察举，缺乏硬性的客观标准，最终使察举制失去了生命力。察举慢慢背离了其宗旨。一项良好制度的败坏就是这样慢慢发生的。到了东汉，请托钻营、弄虚作假、察举不实之风盛行起来。以至民间讽语流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至此，察举已去人们的信任。上下沟通的渠道一旦堵塞，社会危机也就来临了。
三国时代，魏国吏部尚书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官员——大小中正，负责发现和举荐人才。人才按一定标准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级，所以称为九品中正制。选举方法和标准也比汉代有进步，但是它仍未能摆脱对选举官的主观性的依赖。日久，上品的官职即为豪门富贵之家把持，贫寒之士根本不可能达到较高的职位。九品中正制反而形成了一个十分腐朽的制度。盛行于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代的士族制度，成了特权阶层的代名词，也就是贵族。与西方的法定世袭贵族不同，士族贵族的世袭是事实上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十分令人——有时候是令统治者十分头疼的问题，就是不管当初大家是如何平均，结果却总是分化。就算机会对大家都是平等的，结果却总是不平等的。中国历朝都在与这个规律作战，最终均以失败而告亡。拿土地制度来说，开国之初人人有田，人人温饱，相差不大。慢慢地，有人上升成为地主，有人下降成为佃农。这一趋势终有一天会危及社会稳定。于是朝廷力图矫正。例如，汉末王莽实行王田制。但积重难返，不仅换不回农民民心，连地主的支持也会失去。改朝换代就是必然了。
2、科举制度——从隋唐到明清
从汉代察举到三国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人才选拔制度在标准客观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主观色彩仍很严重，最后不得不再行改革。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撤消了中正官这一设置，但仍以“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二科来荐举士人。隋炀帝则创设“进士”科，以考试选官，科举由此开端。唐朝使科举趋于完善，但世家大族势力仍然很大。科举官员与世族官僚两大集团的斗争，构成了唐代著名的朋党之争。宋朝使科举制度达到了颠峰，由此形成了代表性的士大夫精神。据黄仁宇先生测算，明代中期文官约有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十分之一。科举出身的文官完全居于国家的统治地位，武官被认为只是一种工具。清朝末年，科举制度文极而衰，面临全面危机，1905年被宣布废除。如果以此作为科举制度的终点，那么它自隋唐到清，前后达1300年。其间虽也有捐纳、恩荫等入官途径，但都不是正途。以考试来选拔官员就成了中国政治的一大创造。科举制度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它所体现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是其生命力所在。
二、中国人的科举性格
科举在中国造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统治结构。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科举制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价值观、文学、宗教、哲学、教育乃至日常生活，无不处处留下了科举的印迹。
1、科举与中国社会结构
在中国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期间，西方世界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毫无疑问，中国的制度是更为民主、更为合理的。这就难怪科举会令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羡慕。与科举制度相适应的，是中国的郡县制度。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免，不能世袭，有职则有权，无职则无权，所以中国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人平等的、不讲身份的、没有世袭贵族特权阶层的社会。中央的权力因此十分强大，完全控制着整个国家。为了防止官员形成地方势力，还创立了避籍就职和定期轮换等办法。这形成了中国不同于西欧的社会结构：人人都是自由民，是国家的公民，直接对政府承担义务。这使政府面向全国征兵成为可能。中国的农民是直接面对政府的，中间没有阻隔。西欧则不同。公元4世纪前后，日耳曼蛮族侵入罗马帝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小王国。整个中世纪，缺乏强有力的政权把它们统一起来。但出于安全的需要，一些农民投靠于教会或小封建主，小封建主投靠于较大的封建主，大封建主则投靠“王”，王则名义上承认皇帝的领导权。像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只是相当松散的一个军事、政治联盟。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从下而上的投靠和效忠而形成的，不同于中国周朝由天子自上而下进行分封形成的封建制，更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秦以后的郡县制度。
中国自秦以后，通行郡县制，封建制废而不用。其间偶有反复，但均迅即更正。封建制的弊端十分明显。受封者势力坐大，形成对中央政府的挑战。例如西汉初年汉高祖铲平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后，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希望以此来巩固刘姓江山，却终于发生刘姓王“七国之乱”。东晋实行分封，引发“八王之乱”。唐代后期节度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造成藩镇割据，唐朝因此灭亡。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前朝教训。大力推行文官统治，武将兵权被削，宋代以文官领兵打仗为常事。徽宗时李纲率兵保卫东京，还取得了胜利；南宋末年，领兵抗元的文天祥也是文官，以状元入仕。明代虽然也分封了诸王，但只是爵位并非实职。诸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任事”。虽有爵位，但并无行政司法权力，而且明法还不准诸王担任官职，不准他们干预地方行政事务。被封为王只是享受经济待遇，并非真正封建制。清初，有人建议实行封建制，雍正亲自作《驳封建论》加以批判。可以说，中国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就已经结束，为郡县制取代。郡县长官经由中央政府选拔任命，可以随时调任或撤换。他们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行使职权，管理百姓。这就形成了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封建制的社会统治结构。中国社会是政府直接面对基层民众，形成政府——农民的二层结构。西欧封建社会则是国王——领主——陪臣的多层结构。每一上层与下层均是领主与陪臣的关系，并不得越层。国王有权管理大领主，却无权干预领主的下层陪臣。因为“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
2、科举与中国人的政治观
由隋炀帝设立进士科起，到唐统一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得以确立，从此科举成为十分合理而有效的笼络人才的制度。政府官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全国的各个角落，政权基础由此十分广泛而坚实。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阶层。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视察端门，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那心情是看到野兽被诱入牢笼的欣喜。可以说，因为科举，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本上来说是皇帝带领科举成功人士来统治科举不成功人士和广大民众。只要科举有效维持，社会就能基本保持安然无事。科举不中者，论才能也可能称不上甚优，除非科场舞弊埋没一些人才。所以统治者在维持科举这么一种制度的同时，只要能让广大农民衣食无忧，自然天下太平，难有让少数野心者发难的机会。而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也多与科举有关。黄巢、王伦、洪秀全，均是因为科举失败，认识到现有秩序已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走上对抗政府的道路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达十四年，虽然终于被镇压，却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太平天国在南京仍然采用了考试选拔官员的办法。考试办法与明清科举没有大的差别，还是分县试、省试、京试三级，还是采用八股体作文，以试帖式作诗。秀才、举人、状元的称呼也没有改变。只是考试内容抛弃了四书五经改考新旧约圣经等。可以估计，假使太平天国能够成功，也仍然将是历史的重复。只是皇帝由爱新觉罗换成洪姓而已。只反皇帝不反制度、只反官僚不反特权，这就是中国人对待政治的基本态度。科举成功者虽然只是少数，却可以使全体读书人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自己成为幸运儿中的一个。科举不限制年龄，就使无数人至老都没有放弃这种希望。这是一种“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类似赌博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得官僚特权能够为全社会所容忍和接受。当今中国人在股市上的表现就是这种性格的反映。股市被大户、庄家、内部人士操纵，广大散户成了被欺骗和玩弄的对象。为什么却不见散户有什么抗议的行动呢？有人统计，股市散户七亏二平一赚，大家都希望自己成为那赚钱的一个，因而容忍了股市的黑暗与不公。
3、科举与中国人的特权意识
科举制度与分封制度造成的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权力极大，没有与其抗衡的地方势力。由于科举面向全国各阶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人并没有因中央政府的集权而造反，也没有向中央要求自己的权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农民十分分散，单个地面对组织严密的政府，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所以对苛捐杂税只有忍受。另一方面是由于科举有效地把各阶层精英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分享权力，共同剥削农民。而农民子弟即使认为社会对农民不公平，也多是希望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从而摆脱农民身份来改变命运，极少会为整个农民阶级进行运动。从这一角度讲，科举制度可谓阴险之极。它发现并巧妙得用人性之弱点，造就了中国人的自私性格，把个人命运的改善寄于个人奋斗，缺乏集体凝聚力。科举是平等的，但是科举的结果是不平等的。考中者为官，即可享受种种特权，地位上优于农工商等一切其他行业。对中国人来说，因为特权地位是可以争取的，所以特权制度是可以接受的，是不必反对的。贵族社会的特权意识是贵族才有的。而在中国，特权意识则随着科举渗透到一切社会阶层的思想深处。科举创造了一种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但并没有消除中国社会的特权制度。中国的特权阶层是官僚。从个体来看，他们是流动的和可以被替代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是个稳定的存在。
3、科举与中国人的教育观
中国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并不是对知识的崇拜，而是对权力和特权及物质的崇拜。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由于儒学被列为考试内容，儒家先圣孔子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师祖，儒家经典成了统领全中国读书人的思想，这造成了全中国人在思想上高度统一，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异端邪说。即使有，也打不开市场，因为人们关注的不是一种思想的正确与错误，而是信奉它能否让自己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科举既然关系到个人一生的前途命运，为取得中第而无所不用其极也就不难理解了。寒窗苦读之外，送礼请托、雇佣枪手、赂贿考官、泄露试题、夹带小抄等五花八门的手段也就跟着出来了。唐代大诗人宋之问就曾在主持考试时大受贿赂；《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董思因泄露试题被发配岭南而死。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的儿子参加明经考试，成绩不佳，杨国忠却通主考官将其取在高等。考中者固然欢喜，不中者则垂头丧气。若再有不公，则极易激愤闹事。宋代有个叫张元的考生，屡次殿试不第，一怒之下投奔西夏。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省试，为提倡淳朴文风，当时社会上推崇的“文章之士”一个也没有录取，引起考生骚乱。科举成了读书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成了读书人谋生的手段。然而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落第者大大多于中第者，许多人衣食无着，穷困潦倒。1300年的科举，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一喜而疯，并非夸张。时至今日，这些悲喜剧仍在年年上演。科举自创制以来，就成为中国社会最牵动人心的一件大事。清人王士禛的笔记《池北偶谈》中，记载了许多科举状元、解元、探花的姓名，凡同乡无不津津乐道。中国儿童从小就听说那些借月光或萤火虫而刻苦读书的榜样。科举发展到后来，已在世上形成对读书求学的一种病态畸形的热爱。祖孙三代同入考场的甚至被传为佳话。清朝末年在中国传教数十年的美国人史密斯在他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科举的一些故事。1889年春天的北京《邸报》报道，福州的考场中有几位考生超过80岁，两位超过90岁，有的人中秀才已经60年！安徽省90岁以上考生有18位，80岁以上考生有35位。报道还说河南的13位80岁以上考生和1位90岁考生，全部“通过为期九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炼，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史密斯惊叹：“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有这种奇观呢？”然而在中国，这完全不算奇观。今年高考取消年龄限制，各地报纸有不少六七十岁的考生的报道。中国人对科举的感情，是何等深厚与复杂！时至今日，有人批评中国学生死读书，学校追求升学率，搞应试教育，却不谈背后的制度。我们的学生并非出于兴趣而读书，实是为了考试而读书。学生最不喜欢的课，为了考试，也一样背得烂熟。不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而大讲什么素质教育，没有多大意义。科举劝学，以宋代尤甚。宋真宗《劝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这首诗把读书与教育的目的说得十分透彻了。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权。
4、科举与中国人的宗族观念
中国是宗族社会。中国人有着很重的宗族观念，表现在科举上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即使在现在，读书也是一种奢侈的事，在古代更是离不开父母妻兄的支持，离不开家族的支持。这一点黄仁宁先生有深刻的分析。科举成功表面上是一个人的事，背后则是全家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明代哲学家李贽曾作过姚安知府，以后为了脱离宗族关系的束缚，竟然选择了剃度出家。散文
名家归有光向朋友写信诉苦，说他不能避难他迁。因为他若离开昆山，必得携带族人百余口同行。中国古代法律讲究株连，荣耀也允许共享。父母可以因为儿子的成就而获得诰封。家族是一个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科举带来的荣耀也不是一个人的是，而是家族的共同荣耀。认识到科举的这一特征，一个人做官之后，就不能对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如果他不照顾回报亲人族人，是违背中国社会伦理的。外人也并不一定称其正直，反倒说此人六亲不认。这种人一般结局悲惨。海瑞可为一例，其行为耿介连皇帝都不认同。海瑞同时代的人虽称其清正，然却敬而远之。海瑞死后财产只有白银二十两，连丧葬费用都不够，自然没有余钱回报族人。历史注定了海瑞是一个悲剧人物。历代清官大多难以逃脱此种命运。
5、科举与中国人的婚姻恋爱观
中国人认为的理想婚姻模式是“郎才女貌”。女貌好说，朗才的表现就是科举的成功，重才实为重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青年男女自由恋爱遭到父母反对，他们要战胜父母，只有男子应试取得功名这一个途径。从唐人传奇《李娃传》开始，落难公子中状元就成了中国文学作品宣扬个人成功的一个固定模式。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制度下，科举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唯一手段，科举成功就有了一切。在西方，改变命运的手段是发财。唐代传奇《会真记》中的张生与莺莺的婚事遭到老夫人反对，张生被逼赴京赶考。考试得了官后，却又抛弃了莺莺。《会真记》的作者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元稹本来爱慕一位才貌俱佳的下层出身的姑娘，后来负心另攀高枝。同时代的人包括白居易等都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反认为是善于补过者。《会真记》中双方地位对比的变化完全取决于科举。而基度山伯爵则是因为发现了秘密宝藏而得以施展报复。西方封建社会因为实行等级制度，贵族世袭，断绝了一般人晋身仕途的道路，把人们的执着和冒险精神引入了商业与海外探险事业；中国则以科举制度把社会注意力引向求官。中国人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愚公移山的精神在科举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金榜题名”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被列为人生四喜之最大一喜。唐代新科进士有宴游曲江之俗，不仅人们争相观看，也是公卿门第择婿的好机会。到了宋代，门第观念淡化，科举成了决定一个人身份的唯一标准。王安石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金明池上路，就是新科进士赴琼林宴的必经之路。公卿有女待嫁者天不亮就在路上等候。夫贵妻荣。为妻者无不期盼丈夫科举得中，出人头地。唐代杜羔科举落第，其妻刘氏寄诗给他：“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杜羔接诗，无颜回家。回到长安攻读，后来终于得中。其妻又寄信给他，提醒他不要变心。科举成就了多少姻缘又毁掉了多少姻缘，谁能说得清？它给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关系蒙上了厚重的阴影，损害和扭曲了夫妻感情，使双方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科举失败固然是悲剧，成功了也同样是悲剧。科举对中国人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本质上是悲剧性的。
6、科举与士大夫精神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科举以笼络人心。唐太宗621年平定天下，622年即开科取士。清顺治三年，天下尚未平定，即恢复科举，搜求天下有才之士。象顾炎武、吕留良等拒绝与朝廷合作的人是少数。科举吸引了大多数的汉族读书人，对于迅速稳定和巩固满清政权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科举是悬于天下读书鼻子前面的一块陷饼，是诱使天下读书人与政府合作的香饵。科举的作用，一方面使政府选拔人才的目标与儒生个人的政治抱复相结合，另一方面使中国政府成为权力开放型的政府。与贵族世袭制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它却从思想深处斩断了中国人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陈胜吴广曾对王侯将相世袭进行挑战。到了唐宋，由布衣而为卿相是通过读书就可以实现的梦想。读书人那种以天下为已任、读书以报效国家的崇高理想有了制度的保证。王安石诗中豪迈地宣称“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王安石自己就是科场上的得意者，官至宰相，也是北宋相当杰出的改革家。“王侯将相有种”的不平等制度，到宋代已经完全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政治。士人，即读书人成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士大夫精神由此得以发扬光大。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士大夫国家主人翁精神的真实写照。遍翻西方古代史，实在找不到如此崇高的人物，制度不同耳！若无科举，则王安石、李纲皆可能成为宋江、方腊，谁敢说岳飞、文天祥不会成为钟相、杨幺呢？此非虚言！
自唐时起，科举就成了联系政府与士人的纽带，进而成为政府与社会之纽带，这也是科举的生命力所在。综观中国历史，凡科举顺畅，则政府与士人、与社会关系就良好，政治也就稳定，社会繁荣进步。唐代290年中，贡举272次，仅18年停举，都是由于战乱灾荒等特殊情况。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发生荒灾，京师缺粮。仅停举一年，韩愈就担心其影响社会稳定：“一则远近惊惶，二则士人失业”。士人与科举已经结成了生死同盟。科举偶而停考，士人就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倘若永罢科举，岂不天下大乱？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设西式学堂。科举一废，朝廷与百姓最古老最有效的联系纽带被斩断，清廷又怎能不覆亡？果然，未经几年，革命爆发，帝制推翻。然而以考试选拔人才这一制度，并未被抛弃。孙中山建国构想中，就有考试院的设置。我们今日之高考，基本的做法还是传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废高考，实行推荐制，其负面影响人所共见。所以邓小平复出后拨乱反正，其中一件大事就是重开高考。这不是创新，只是恢复传统，却有效地统一人心，稳定了社会局势。所以，传统的东西，无论好坏，若要一夜铲除，只能搞得更糟。科举制已经存在1300年，自有其合理性所在。武断地斥之为专制工具，培养奴才而压抑人才，并不妥当。中国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由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
三、科举制度的现代思考
评价科举，实难简单以好坏来概括。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讨论。
1．科举是否是一种民主制度？
钱穆先生曾经讨论过汉代之选举制及以后之科举是否合于现代民权思想。汉代的察举，被察举之人并无门第、财富方面的要求。察举的决定权虽在于地方长官，但公众舆论也不能不考虑。这显然有公众参与的意思，接近于民权或现代西方的民主选择。然而又不完全一样。一是长官不顾公众舆论察举私人时，公众并无否决权，舆论并无强制力；二是察举到中央后，怎么安排完全由政府说了算。这些都不是民主。由察举到科举，凭考试取人，标准更加客观化、科学化，自是进步。科举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平等精神和对政权的开放。虽然不能说它主是现代的民主，但与同时代西欧的贵族世袭制相比，其开明，进步不言而喻。皇帝为考生亲自出题面试，这也只在中国才有。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后），举行制举考试，四方之士应试者近万人。武则天亲御洛阳城南门，就治国大计策问考生。年仅22岁的考生张说对策天下第一，受到重用。这对天下士人是何等的鼓舞！宋代皇帝更是亲自主持殿试，一切考生均称天子门生。清朝更传说雍正皇帝亲自为应试考生举烛。科举也许确定有许多不如意处，但它实现了政权的开放却是真的。民间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谣。平民子弟入仕成为政府决策人物不乏其人。因此钱穆先生才认为，有了科举，中国的政治再说是专制政治就有些不妥了。
察举与科举并不限制出身。汉代虽然禁止商人为官，也禁止官员经商。这并不完全是身份的歧视。因为商人追逐私利，为官则必须以公利为首，若身兼二任，难免冲突。实际上，汉代的政策只是要求个人在商和官中择一，停止经商的商人出任官职没有什么障碍。汉武帝时大司农桑弘羊就曾是大商人，事实证明他确实是理财高手。至唐代科举，允许考生“怀牒自列”，自由报名，无需任何人推荐。唐初实行均田制，产生了无数中小地主的殷实之家，他们也提出了参政的要求。实行科举正应了这种要求。结果是享有特权的豪门士族渐渐被淘空，重要政府职位渐渐被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把持。唐政权成为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平民政权，因而也异常稳固。唐代可以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公正、最平等、最不讲究身份的开明的社会。唐代科举分明经、明法、明算、进士等科，其中进士最为尊贵。整个唐代单中进士者就有6700余人。进士科录取比例约百分之一。据此推算参加考试的读书人就应在67万人以上！社会影响之广泛可以想象。
科举创造了全民向学的社会风气。唐代，科举得中成为人人羡慕的荣耀的事情：“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洵而周闻天下”。“是以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到了宋代，科举改革进一步扩大平等和自由竞争。平民知识分子真正成为中国政治的脊梁。据研究，《宋史》有传的人约1953，其中布衣入仕的占55%。宋代大大增加了录取人数。以进士科为例，唐代每年取士不过20多人，宋则每年达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唐代的一些限制也被取消。不仅商人不受歧视，僧道百家均可参加。各地广开学校，甚至有和尚道士还俗参加考试的，足见科举之吸引力。科举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从宋人王栐的话可以见其真谛：“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凯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资贼奸尻”。科举在宋代创造了相当宽松的政治气氛。士大夫以怀疑经典、标新立异为时尚。王安石批评孟尝君爱才只是鸡鸣狗盗之徒就是一例。与明清的文字狱不同，宋代很少有因文获罪的事情。
2．科举与现代文官制
中国历史上就是文官政治。近代西方国家应用于文官的考试制，是源于中国的科举。西方国家多数实行选举制，执热闹闹，使中国人以为选举乃是西方选人的唯一办法，其实不然。试想，一国官员大小数十万数百万之多，尽行选举，社会如何能承受？所以选举之外，西方各国采用了以考试为基础的文官制度。不妨以美国为例看看西方的文官制度。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最初的移民都是因不满于欧洲的迫害而来到美洲新大陆的。当美国从英国统治下争取到独立时，开国元勋们认为只有实行多党选举才能保持民主。然而美国建国后的一个世纪，尤其是南北战争后，政治却是十分混乱黑暗。政府官员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相当严重。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党分肥制”。也就是竞选中获胜的总统在政府各部门安插亲信，甚至早在竞选中就封官许愿。由此政府从上到下都被一党控制，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一旦下次选举时另一党获胜，势必又从上到下大行换血，引起政府乃至社会的混乱。为了克服这种弊端，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决定建立文官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功绩制”，即文官必须经过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独立于政党选举之外，不能因执政党的更迭而撤换；文官在政治上应保持中立，不得被强迫参加政治活动或进行政治损款。以后于1912年设立了文官事务委员会对文官工作进行监督考核。1978年卡特总统进行改革，取消文官事务委员会，设立了联邦人事管理总署和功绩制保护委员会两个替代机构，至今没有大的变化。
文官制度的建立，很好地克服了“政党分肥制”的问题，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场真正的革命。”现在美国的文官队伍约有280万人。随着文官制度确立，形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利益的，握有庞大权力，人数众多的文官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如科举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一样，现代文官制度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警惕，甚至构成对民主政治的威胁。文官是国家政令的直接执行者，他们的活动直接影响百姓生活。例如是否对外国宣战和缔结同盟由国会说了算，这对普通百姓是遥远的事情；但是否提高水电价格和规划城市，却近在百姓身边。所以说，不论是否三权分立，实权仍是掌握在行政部门即文官手中，他们是国家的实行控制者。而且文官不由选民选举，不对选民负责，又不受政党控制。总统虽有罢免文官的权力，但程序上之复杂使此权力形同虚设。没有文官的配合，总统的意图很难实现。官僚主义、有令不行、执行政令有违本意的事情在美国并不少见。如何防止文官“阉割总统的政策”，是“历史上每位总统都遇到的问题”。历次文官改革也都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中国的科举制度，既创造了世界上最早也最成熟的文官制度，同时也为反对官僚主义提供了不少经验和教训。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在我国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许多措施是历史上早已有过的，并不是我们的创新。这不怪我们缺乏创造力，而在于古代许多制度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此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科举就是其中之一。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与由上级任命相比，显然优越。所以近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已形成气候，许多地方政府也把一些中低职位如处长、局长甚至厅长拿出来面向社会公开招考。近期湖南省就公开招聘了文化、建设等数名副厅长。制度出台，问题随之产生。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人类对抗自身的劣根性，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
3．科举与中央集权专制
按韩非子的说法，封赏之权乃人主之权，若与他人分享，就是削弱人主之权威。用人权正是如此。贵族制下也卿世禄，封赏虽始于天子，但封赏完毕，天子就无权剥夺和改变继承人。所以有贵族“可以被杀死却不能被剥夺身份”的说法。自然，天子权威是有限的。汉代的察举制，察举权在下不在上，是把天子用人的权柄放给了郡县长官，也是不妥的。科举制度在避免主观、力求公正的前提下把取人用人之权完全收归中央，有效地增强了中央权威。说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科举制度是一个重要方面。统治者通过调整科举考试的内容，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儒家思想由于被历代列为考试经典，从而成了天下读书人思想的统领，也成了中国人思想的统领。儒家思想的崇高地位，是科举造成的。
在唐代，由于科举对因门第荫封而得官的世家大族构成威胁，受到它们的反对。由此导致了绵延数唐代两百年的朋党之争。一方是科举出自身的官员，如张说、张九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元载、杨炎等；另一方是世袭官僚为首的一派，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就十分瞧不起科举得官的寒门子弟。他认为世族子弟天生就是做官的料，主张朝廷显官，应由他们担任。“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治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他这种主张旨在维护特权，显然是反动的，听去却也似乎有一定道理。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根深蒂固。一派得势另一派必定遭殃。唐文宗感慨地说：“去河北之贼（指藩镇势力）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朋党之争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存在，安史之乱后进一步发展。代宗、德宗时，世族的李揆主持朝政，轻视出身寒门的元载。元载后为宰相，重用进士出身的官员如杨炎等。再后来刘晏掌权，杀元载。杨炎为相后又杀刘晏为元载报仇。后来范阳大姓卢杞做宰相，又杀死杨炎为刘晏报仇。贯穿唐中后期的朋党之争，实质上是自魏晋以来形成的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后之后由科举而入仕的新兴官员的斗争。是“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也是以中小地主为代表的平民阶级向贵族特权阶级的挑战。特权阶级屡次试图废除进士科取士，强调门荫，均未成功。平民取得决定性胜利，则是在宋代才实现的。朋党之争中，皇帝总起来说是倾向于科举派一边的，但又不能过分偏袒。科举有利于中央集权，世袭门荫则容易培养地方势力。皇帝的态度是不难决定的。让两派争斗，皇帝从中可以起到巧妙的平衡作用，所以有利于维护皇帝权威。再者，平民毕竟为多数，世族只是少数。照顾平民利益有里利于皇权的稳固。所以李德俗、郑覃等人请求废进士科时，均被皇帝否决。
前面讲到科举是向平民开放政权，包含有民主色彩，今又谓科举有利于中央集权，似乎矛盾，其实不然。权力分享者越是广泛，就越容易形成少数人的控制。如同今日之股份公司，股份越是分散，越易被少数股东控制整个公司，就是此理。而全民选举，若运行不好，或缺乏民意基础，效果也实在不佳。印度举行选举时，向农村贫民换取一张选票，只需一包方便面而已！一个人在生存尚无保障时，是难以产生民主要求的，给他民主，也不能好好地行使，选举徒具形式罢了。所以中国之急务，仍应经济为先。
孟德斯鸠谈到共和国中人人平等，因为人人“什么都是”；专制国中人人平等，因为人人“什么都不是”。这两种情形对科举制的中国，均不符合。科举制度下人人“都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考试机会人人平等，实际结果却无平等可言。中国的统治者通过确定科举考试的内容来引导读书人的思想，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民族精神，伦理价值观，另一方面加强了思想上的专制。至少从法律上，由于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因而其结果的不平等，也就为人们所接受。一项制度或一项法律即使不合正义，只要能为人们接受，就有其意义。古代社会的神明裁判就是一例。盛行于中世纪的欧洲的决斗断讼更无正义可言。决斗中失败的一方未必就是无理的一方，但他愿意接受以决斗来判定诉讼输赢，决斗就起到了解决纠纷的作用。
4．科举制度与政治腐败
中国古代政治官僚腐败与科举制度有关是肯定的。是权力就注定要腐败，是制度就必然有漏洞。人类的智慧正是在不断的腐败与反腐败、钻漏与补漏之间发挥和较量。当察举、推荐完全变质的时候，科举考试制度应运而生。这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一种FAIRPLAY的游戏规则。为了保证公正、公平，我们祖先也挖空心思。有些办法我们今天仍在使用。在宋代，发明了糊名制，把考生姓名糊起，使阅卷者无从作弊。后来还采用代誊制。考生答卷由他人代为抄写，以免阅卷之人从笔迹上辨认出考生。
既然中国读书人把科举当作谋生手段，又加上中国历代官俸很低，不能维持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开支，做官后贪污受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西方选举制的结果是富人当选主持政府，因此只有先求富而后才可以求官；中国不然，是先求官后求富。贪官多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贪是对寒窗苦读的回报。经典上讲读书做官为了报效国家，匡扶正义，为民做主，但并不排斥由此给个人带来的名利和荣耀。虽然不能说废除科举就能消除政治腐败，但中国的腐败问题与科举制度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却不容否认。
近年来中国连掀反贪风暴。所发巨贪如胡建学、胡长清、成克杰等，均出身贫寒，引人深思。胡建学是普通农家子弟，实属不易；据说胡长青是放牛娃出身，幼时无钱买鞋，常赤足。他们无不在当官之后疯狂敛财，肆无忌惮。贫寒子弟为官是否比富家子弟更容易腐败，是个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
科举成为经济、科技、民主思想发展的阻碍，有以下原因。首先，科举把国民的注意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官这一渠道，冷落了其他学科和行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和风气。结果中国最多的人才是文学人才和政治人才，而少有经济、科技人才和思想家。中国在科技、基础科学方面落后，是由于科举不考这些内容。数学家祖冲之、郑玄，建筑家鲁班，物理学家墨子，均远在科举产生之前。思想家也是一样。科举考试在唐代还考数学、法律及其它一些应用科学，后来逐渐变成以儒家经典为主，至明清则成了死板的八股考试，不允许考生思想自由发挥，这大大钳制了人的思想。中国学术思想的奠基时代，是在春秋。此后再也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儒家无人超越孔孟，道家无人超出老庄，兵家无人超出二孙，法家无人超出韩非，至于墨、农诸家，则已经消亡了。
科举阻碍科技与思想进步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无世袭贵族，缺乏有闲阶级。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学科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有赖于有知识的有闲阶级，只有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同时又不为生计发愁，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抽象问题。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奔忙的社会，是不会有繁荣的艺术和哲学的。科举制在中国就造成了一种没有世袭贵族的社会状况。“君子之泽，五世而渐”。科举并非一劳永逸。子孙要做官仍需再考。这种制度是公平的，但也是有缺陷的。读书人个个忙于考试，疲于应付，哪还有心思去发展个人爱好？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奠基人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出身贵族。贵族一向被视为腐朽保守势力，然而否定其阶级特权的伟大思想家，都是从贵族内部产生的，这是事实。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由于科举制度的一定的公平合理性，缓解了制度变革的要求，是以中国出不了卢梭或孟德斯鸠。中国不仅自身缺乏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对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还有天然的抵抗力。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反对贵族特权为起点的，而中国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在科举制下实现了平等。中国没有封建贵族，何来反封建革命呢？如果革命意味着制度的创新，那么中国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中国虽然存在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但这是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并非特权。反封建就是反对贵族特权，中国不存在贵族特权，因此也不存在反封建。或者说，中国的反封建革命，早在唐代的明党之争后就完成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驱除鞑虏”的这一纲领，是推翻满清少数民族统治，1911年就已实现。中国共产党反帝的口号，在1949年也真正实现了。假如没有帝国主义入侵，假如统治中国的是汉族皇帝，中国革命又是什么性质呢？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改朝换代，都不能称为革命。因为它们都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统治方式。更换的只是演员，演出的则是不断重复的剧情。一句话，没有制度创新。人民公社是可以称得上革命的一次尝试，可是却失败了。包产到户与唐代实行的均田制没有本质不同。中国的政治结构从来就没有改变，也没有人愿意改变。科举制与官僚体制结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就是官僚集团。他们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虽然违背公平与民主精神，却为人们所接受。对暂时不为官，不享有特权的人们，特权是可以争取的，因此是不必反对的。正是科举造成了中国人容忍特权的社会心理。人民容忍官僚集团的特权，下级官僚容忍上级官僚的特权。理由是：当你坐到人家的位置，你也可以享受。这是科举制留给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成为中国实现民主的最大心理障碍。古代官员分九品，我们现在则分十五级。每一级在住房、薪水、津贴等方面均有差别。可是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因为我们的传统就是如此。中国要走向民主、平等，何其艰难。科举缓和了人们变革等级制度的要求，消蚀了人们对官僚特权制度的斗争精神。是以中国历次起义或改朝换代，都是对特权位置的争夺。即使领导人真有争取天下平等的崇高，也难以实现。一番动乱之后，新的官僚集团代替旧的官僚集团，百姓则仍为百姓。科举虽然为各阶层开了入仕参与政权之门，但并不妨碍事实上存在两大对立集团。因为科举本身决定了只会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集团的矛盾，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人民大众反对官僚集团的压迫。这一矛盾始终存在，激化时就发生“革命”。
四、结语
科举制度曾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它为中国长期的繁荣稳定和统一作出的重大贡献，但同时它给中国社会和国民性格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中国俗语说“是药三分毒“。制度也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重新研究科举制度，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加以改革和修正，以适应现实之目标。科举制完善了官僚制度，成为官僚体制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士人在庆幸取得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机会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诱入了专制主义的金丝笼。科举造就了中国的士人社会，士人为天下人之表率。士人之沉浮代表着中国之沉浮，士人之性格代表着中国之性格。没有科举制度，就不会有士大夫精神。科举所选拔出的，既有王安石、范仲淹、文天祥、海瑞、邹元标、张居正这样的忠直耿介定国安邦的能臣，也有秦桧、王钦若、严嵩这样的巨奸。科举可以判断人的才华，却不能评判人的品质。四书五经背诵如流者，未必就懂得何为忠义廉耻。毁也罢，誉也罢，中国人的性格确实已经被科举制度塑造。中国读书人忧国忧民、匡时济世的从政之风，特立敢言人所难的议政之风，缦胡之缨、化为青衿的劝学之风，甲科争路的投机拍马奔竞之风，满城冠盖九逵尘的结党之风，桂枝香惹蕊珠香的华奢与狎邪之风，命属天公不可猜的迷信与侥幸之风，无不因科举而形成。读书人或现代所称知识分子，是中国科举社会造就的一个特殊群体，西方国家历史上是找不到的。通过考试来求显名、求发达、求富贵，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科举有成功者也有不成功者。得水蛟龙失水鱼，其命运及感受之差别，天壤殊异。
“鸿鹄振羽融，翻飞入帝乡”是举子们辞母别妻前去应考，心中充满出人头地的期盼；“恬淡春风称意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成功者的扬眉吐气；“一日从此始，相望青云端”，是及第通显者的雄心和抱负。而“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却是落第者的失意与无奈。高尚其事、以道自尊是失意士人的自我安尉。中国人的性格，是得意时崇儒家，失意时尊道家。而得意与失意，就在科举之间。感谢庄子，两千多年前就为后人准备了这么现成的药方，然而这药却治标而不治本。要治科举祸疾，尚待今人继续探索。
中国社会重读书、重仕宦而轻农工商，使人们为出人头地，必得读书。而读书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科举做官才是目的。其积极方面是使教育空前的普及，消极方面是阻碍了创造性的人才在其他各业中发挥作用。科举之读书，不重实用，也是现在应试教育的根源。中国的出路，在于广开显达之路，改变官本位的观念，改变以官求富的传统观念，让有才能之人到农工商实业中发展。这样社会繁荣才有扎实的基础。美国因有了洛克菲勒、卡耐基、艾柯卡、比尔-盖茨等才成其为今日之美国，非因有布什、克林顿。一个国家，如果最显贵者是官僚，最豪华的办公楼是政府，这个国家是虚弱的；而一个社会，如果人的身份的改变，贵与贱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个社会是窒息的；如果一个政府，试图把全民的家底都摸清，试图把一切营利的事业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政府是专制的和贪婪的。科学制下，欲富贵必得考试，要考试必得听命于政府，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丧失，这是科举最终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原因。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1-10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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