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易水化 于 2017-2-24 07:54 编辑
近期,大量媒体炒作曹德旺逃离和对中国税收后,GWY总理和FGW主任,均对税收进行了表态讲话,并未认为zengzhi税推高了制造业成本,认为主要是非税负担过重。
这里,政事堂用个小学算术的水平,来看一看,增值税之后,曹德旺要交的税,是不是变高了。(计算并不是为了准确,而是为了做个模型)
我们以曹德旺的产业链,来探讨增值税与营业税。
曹德旺从包工头手里进沙子,加工成玻璃卖给车商。
我们按照每一层有100元的增值额,包工头(100),曹德旺(200),车商(300)的价格,营业税及附加按照6%,增值税按照17%
做一个简易的模型1:
模型1.1 国家增加税收 营业税(100+200+300)*6%=36 增值税300*17%=51 税收增加51-36=15
模型1.2 车商税负降低 营业税300*6%=18块, 增值税(300-200)*17%=17 税收降低18-17=1
模型1.3 曹德旺税负增加 营业税200*6%=12, 增值税(200-100)*17%=17, 税收增加17-12=5
模型1.4 包工头税负增加 营业税100*6%=6, 增值税100*17%=17, 税收增加17-6=11
在现行的营改增过程中,上游端受益,下游端受损。而且,下游端的人工等无法抵扣项,利润薄,加税后,只能向中游端通过提升价格,进行转移成本。
在原本的营业税模式下,曹德旺可以不要砂商的发票,可以直接降6块钱的进货价,而增值税模式下,由于曹德旺需要增值税发票,而没有进项抵充的包工头,不仅不会像之前合作那样,降6块钱的成本,反而还会将17块钱的增值税通过价格转嫁给曹德旺,也就是说,实际上曹德旺他原本的营业税成本只有12-6=6块钱,因营改增,反而要支付17+(17-12)=22块钱的综合成本,的确是大幅增加。
你要是曹德旺,你会不会认为中国的税负高呢?老百姓油价高了几毛还骂FGW的娘呢,曹德旺咋就不能发发牢骚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汽车玻璃的产业链其实更长,我们继续做一个模型2:包工头100,砂商150,曹德旺200,工厂250,车商300
模型2.1 国家税收降低 营业税(100+150+200+250+300)*6%=60 增值税300*17%=51 税收减少15%
模型2.2 车商税负降低 营业税为300*6%=18 增值税为50*17%=8.5 减税率53%
模型2.3 工厂税负降低 营业税250*6%=15 增值税为50*17%=8.5 减税43%
模型2.6 包工头税负增加
营业税100*6%=6, 增值税100*17%=17, 增税183% (包工头的税收会通过价格向上传导,增加砂商以及曹德旺的成本)
营改增对于产业链顶端的企业,降低税非常明显,有利于国家产业升级转型,但对于大量如玻璃制造这种,处于底层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看似减税,实际上税负反而上升,真的蛮伤的。
虽然我国政府一直在宣扬,执行增值税会大幅减税,的确,大量的顶端企业税负大幅下降,但实际上,随着增值税的执行,我国财政收税也一直在大幅增长。
原因也很简单,在上一个模型中2.1是有问题的,名义税收虽在减少,实际税收却在增加:
模型2.1.1、国家税收增加 营业税(200+250+300)*6%=45 增值税300*17%=51 税收增加13% 注:因包工头100和砂商150原本是不开营业税票的
在模型2中,国家税收增加,车商收大幅减少,汽车工厂税收大幅减少,总量不变,国家增加的税负从谁那来?当然是曹德旺和他的供应商。
增值税的确是一个好税种,通过了上下游的相互监督,在掌控着采购权的甲方威胁下,底层的供货一方不得不全额纳税。因此,大幅提升了国家税收的征收率,实际上就是以前底层那些收不到的税,国家现在能收到了。
中国之前微观经济活力旺盛,与大量的中小生产型企业较低的税负是有一定关系的,而强势的增值税,势必会推升这些中小企业的成本。因此,增值税有了一个致命伤,就是没有起到税收杠杆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劫富济贫。
而且,从公司法人角度来看,高收入公司和低收入公司税率完全一致,这与阶梯式的个人所得税逻辑,也是相悖的。
要知道,目前产业链越顶端的企业,越是掌控在外资手里。
进一步说,目前的增值税,在不对劳动报酬进行抵扣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取消了对国内劳动力的“关税保护”。与国外政府的就业补贴(如美国特朗普提出的,就业减税)相比,实际上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开始下滑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增值税能够通过呢?
一方面,增值税的确是一个非常强悍的税种,能够提升产业链顶端升级,对大企业、大财团能够极大地降低税负。
另一方面,增值税能够大幅提升中央相对于地方的博弈能力,此后地方更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譬如当年朱相分税制,一改中央对地方长期以来的颓势,算是给党国续了口命)
因此,这个双赢的税种,很容易在中央政府层面得到一致通过。
再把话题扩展一下,
自从我们由游牧民族变成农耕民族之后,粮食可不像肉那样含盐分,因此我们需要每天摄入盐分,而且盐还能成为古代的冰箱,储存我们多余的食物。
因为这些特点,盐税在古代税收中,还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1、每个人劳动生产过程中,每天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盐。(营业税)
2、劳动消费后剩余的鱼、肉、奶,需要盐来腌渍保存。(所得税)
3、多余的鱼、肉、奶通过盐腌渍后,可以跨区域交易。(增值税)
4、作为硬通货,盐和盐票可以作为货币来储存和交易。(铸币税)
因此,盐税是中国历代最大的收税来源之一,由政府专营(毛主席在陕北时也曾说过,宁失延安,不丢盐湾。意指盐是革命的命根子),因为盐税,就和我们现行增值税类似,税收高,征税面广,征收成本低。
在古代的极低的行政效率下,针对全国几千万乃至数亿人口收农税和人头税,尤其是边疆地区,征收成本甚至不够于养活官员和军队,于是那些地方一般也就放任分封了事。
而控制盐税,就能够实现对全国百姓进行无差别的征收,却几乎不用额外招募一个税吏。(任何一个税目都有大量的既得利益团体,并加重盘剥纳税人,如朱相主导的取消农业税,搞了5年,直到卸任后才在人大通过) 但最重要的是,盐税是一个阶梯税,越有钱的人征收的越多。
每个百姓的食盐消耗较低,即使价格翻番,也未必会引发多大的底层震荡。 而且,百姓先满足了最基础的食盐摄住,之后才会去满足更进一步的肉鱼奶消费,而那些能够储藏食物,乃至能跨区域交易食物的,都是有钱人家甚至巨富商贾的玩意。
因此,盐税还能起到税收中最重要的作用,劫富济贫。
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大汉中央,与古代资产阶级代表的儒家商贾,关于盐铁专卖进行了一次大辩论,后来被记录下来,那本书叫做“盐铁论”
争论的核心,是武帝倡导的国营垄断,与儒家倡导的自由经济。
你猜,谁赢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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