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一直在为中国苦苦寻求一条发展之路,他们为选择哪种政治体制而争论不休。 五花八门的政治体制,无论选择哪一种?归根结底都是要让中国变得独立,强大,富裕,让人民不再被列强奴役,让财富不再任人掠夺,让子孙后代能够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吗?否则,何必争论?浑浑噩噩便是了。 今天,有的“姿势分子”总想把所有火力,大到国际博奕,小到随地吐痰,引到体制之上,甚至奥运金牌拿多了,也是体制弊端。 如果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一百年多来存于世上的所谓“先进体制”,没有中国不曾尝试过的,也没有一个成功的,直到1949。 胡适迷信杜威,呼吁民主,蒋介石不爱听,胡适就改为“开明的专制”“好人政府”,梁漱溟公开警告道:若是中国现在就开始实行民主,这个国家将进一步削弱,恶化不安定的状况。 蒋廷黻说的更不寻常:只有专制,才能把中国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蒋廷黻论据是:如果没有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精神和物质上结为一体的大英帝国。还有法兰西的波旁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经过专制这一历史过程,把各民族结为一体。 然后,胡适怼蒋廷黻肤浅,而哈佛大学的法学家钱端升为蒋廷黻辩护,他在1934年说: 我不能不对这样一种政府形式感兴趣,即这种政府组织良好,富有理想,并且是能够为民众利益考虑,哪怕这种政府是个专制政府。 陈之迈(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驻美公使),则声称:我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旧式的西方思想,我们应立即抛弃对民主的迷信。 张奚若(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说胡适的观点才恰恰是幼稚的。 知识界就这么怼来怼去,那些民国粉以为“民国大师”都是民主派,翻翻当年那些争论,专制派占绝大多数。 高校中的教授,他们有着最出众的政治敏感性。从意识形态上看,他们可分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 除了理论上的争论,中国也进行过各种政治实践。 模式探寻 中国百年政治剧变令人眼花缭乱,最有影响力的有三次: 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成立南京政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清王朝以为自己可以抢救一下,被迫去进行了一些变革,试图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式教育体系,禁绝鸦片,发展经济,建立全国交通网络(铁路,公路,水路),恢复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君主立宪制,在光绪皇帝与改良派之间达成妥协,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不仅仅受到清廷保守派极力反对,更孕育出了加速满清覆灭的新力量。 君主立宪制目的是让中国能在技术上赶上西方,实现工业化,但保留封建体制。 工业化道路,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 技术,以中国人的智慧,问题不大,1867年“同文馆”就增设了天文,算数,化学,物理,生物,冶金,机械,医学,政治,经济,万国公法等新式学科。1872年开始派出留美童生,还有一些人去欧洲接受技术训练。 1905年废除科举制,从改良派角度看,这是为了得到现代技术和现代行政管理手段,但科举一废,清王朝再也无法拥有知识分子对它的忠诚。 自隋以来,历朝历代读书人,想要成为社会管理者,只有科举一条路,因此他们必须依附现存的封建制度,才能出人头地。当依附关系消失之后,他们必定会做出另一种政治选择。 清王朝六年之后就覆灭了,中国也告别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派失去了基础。 但是1911年之后的行政机构效率比清王朝更无力,袁世凯抱怨他当总统的权力还不如当直隶总督的时候。 也就是说,虽然共和建立了,中央集权却削弱了,各省督军表面上拥戴总统,实际上军事和财政全部独立。 这时的中国,有总统,有参议院,有地方议员,1912年3月11日颁布《临时约法》,以宪法来限制袁的权力,政治体制又变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 1912年到1927年,中国正式宪法和宪法草案多达六部,够民主吧?够宪政吧?结果还是乱成一团,孙中山的支持者们还动不动搞一下“护法运动”。 政治上一盘散沙,经济上举步维艰,中国错过了当时最佳发展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回到欧洲打架。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代,陈炯明在广东提出“联省自治”,大家各自发展,划下地界,互不打仗,中国表面上可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联省自治”都有人倡议,中国还有什么体制模式没玩过? 1923年,曹锟“竞选”总统,议员们玩失踪,不去北京,让国会无法取得法定选举人数。这样,逼得曹锟掏钱买票,只要你们来北京投票,一人5000元。奉系皖系军阀又想把议员拉到上海,甚至想把国会迁沪,以图控制政局。 想拿曹锟钱的议员没关系,来上海,我们这边再给你每月300元补贴,聪明的议员就让人把图章拿去北京,钱嘛可以打五折,2500元盖章支持曹锟。 北洋政府在网络“历史真相”写手键盘下,很美好,那个是自由时代,各位大佬淳朴善良,吃斋念佛。 接下来,更美好的时代来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到1937年这段时间被称为“黄金时代”。 军阀时代名义上结束了,但除了南京控制的那点地盘之外,地方实力派仍保有军事和财政独立。而县一级政权全部落到乡绅手中,经济由买办集团操纵。 蒋介石强调革命,连军队都叫革命军,反对革命是有罪的,很多人以为“反革命罪”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反革命罪”就是南京政府设立的。 但蒋介石非但是个假革命,还是个反革命,他也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有效的政治体制。 南京十年,国民党政府的特点是效率低下,派系林立,腐败横行,南京当官,上海生活,是最成功的当官体验。 1931年设立监察院,是为了惩治贪官,严肃国民党纪律,结果,监察院成了元老的养老院,于右任当院长。 六年时间,调查过的涉贪案件有69500起,走司法程序免职入狱的贪官只有13人,还不如蒋介石在程序之外亲自下令枪毙的多。 于右任每天写书法,画图画,他不想办案吗?想办也办不了,1934年铁道部长顾孟余涉嫌侵吞公款,于右任想办他,结果汪精卫出面干涉,办不下去,蒋介石这边的人更加办不下去。 大家都有靠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挺好吗? 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又是土地问题,政治上依附地主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南京政府,根本不敢去真实触碰土地问题。 南京政府预算80%用在军事和偿还外债上,对农村投入不到13%,以自生自灭的态度对待农民,那么,注定农民也是这样对待国民党。 在政治体制上,国民党还尝试过法西斯主义,在三十年代初,法西斯主义并不是现在臭名昭著的概念。 法西斯对国民党的影响,主要是192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到来,负责人马科斯.鲍尔上校与希特勒关系密切,1925年鲍尔死后,接替他的克瑞伯中校更是纳粹狂热份子。(这方面材料国民党基本没有保存) 克瑞伯1923年不但跟希特勒一起参加过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还跟希特勒关在同一所牢房,在他们推动之下,仅1930年中国就派出176位军官前往德国和意大利学习。 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蒋介石对德国兴趣大增,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党卫军的资料,而是整个纳粹的资料。这是“蓝衣社”组织兴起背景,接下来就是1934年开始搞了三年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其实是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社会运动,不但拒绝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连武汉都不能搞通宵娱乐,卡巴莱餐厅被关闭,半夜跳舞的会被“蓝衣社别动队”泼硫酸。 不过,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路线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只学到了反共两字。不过,康泽,戴笠,贺衷寒等十三太保都是这段时期冒出的。 以上体制选择,都以失败告终,有人再想回到那个时代,装模作样思考,能有出路吗? 从“五四”运动兴起的民主思潮和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相伴相随,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答案在哪里?人们都在思考。 一位来自湖南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用理论和行动告诉了教授们最终答案。 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落后挨打地位,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历史必将永远铭记。 祝大盆友,小盆友们,国庆节快乐!吃好喝好(后沙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