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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之我见九------无处安放的青春
感谢狂马给了这个标题先.那些粉丝嘛,嘿嘿,俺也难得当明星,奏体谅一哈哈,俺也拽一把.实在没空,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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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前后,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西藏有了第一座水电站,夺底电站。从拉萨北郊的山沟里,一条电线拉到当时的藏军司令(代本)拉鲁家里。据说拉鲁常常坐在电闸边,除了dl喇嘛的照明用电和铸币厂,想让那块没电,那块就没电。因为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述,我不知道当时的贵族们首次见到电灯是什么感受。不过,当日后的电力调度工们谈起这些往事,大家经常会说,我们拉闸限电比拉鲁还厉害,限一条线,一片城区就完全黑暗,又打回农奴时代。
拉萨冬天那么寒,钻到被窝里睡觉都会经常冻醒。停电的时候,既没了电可偷烧电炉子,打个麻将也只能点蜡烛,经常胡了牌都看不清。
到我们进藏时,最初运行的夺底电厂虽然一直也在发电,但由于机组陈旧设备老化,已经处于半休眠状态。继夺底电站之后,才有了老一辈的词作者徐官珠写的《逛新城》中描述的“纳金电站发电忙”。纳金电站,座落拉萨河上游,开山筑坝蓄水,利用落差冲击机组发电,乘势而下的河流下游,又增加了一个梯形发电的献多电站。在火电和地热发电没有到来之前,这两个小水电,构成了西藏早期工业的基础。
在我到纳金实习之时,电工的工人主要有两批人,一是建站之初从内地抽调来的援藏者以及最早老一代的藏族骨干,另一批就是他们的后代和正在成为接班人的新一代藏族工人。电厂实行三班倒,每天晚上的后夜班有免费加餐。大家动手自已做吃的,公家出钱。
此时的拉萨,火电地热都已并网运行,由于火电成本高,加上夏季电力需求少,所以火电一般停运,而羊八井的地热电站刚刚建成不久,基本处于试运行阶段,但地热发电没有自已成熟的专家,所以一出问题,就得请国外专家来帮忙鼓捣。由于地热电站动不动就出问题,拉萨整个电网的正常运行,还得依靠纳金和它的梯级电站献多。纳金的小水电,经过近三十年的运行,平平安安,工人们大部分时间,没有需要特别担心的事情。
长夜漫漫,工人给我讲文革期间老一辈人留下的故事。据说其中一位老西藏,老婆在厂里去世后埋在后山上,他每天拉着小提琴,坐在老婆坟头。武斗时期,因为两派都要争夺制控权,在纳金附近的山巅展开枪战。有一天双方打斗正酣,老西藏拉着提琴就出现了,并且完全无意识的走进了火力交叉的中心。结局可想而知,在经历了短暂的愣神之后,老西藏最终还是被机枪扫得千苍百孔。得空的时间,他们指给我看老提琴家的墓,在远远的山坡上,与他妻子葬在一起。
休班时间,每天晚上大家一起喝酒。一群男男女女,每个人贡献一点菜,基本上是托老乡从内地带来的腊肉香肠白菜之类。他们中年龄大的不到三十,据说三十以上的早就成了他们的师傅,在前一批内调中,光荣隐退。此时的基层,还保留着早年中国内地的尊师习俗,这帮人虽然现在自已也成了师傅,但讲到某件事,涉及自已的师傅,崇敬之情还是溢于言表。如果此时有人对另一个人的师傅不敬,势必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场面。他们虽然很尊敬我,但对我不喝酒表示严重不满。连续十来天,每天晚上无论我怎么推托,二话没有,先跟大家干上一杯再说。一般是四川的白酒:竹叶青、绵江大曲,还有一些记不住名字的。在这里,无论藏汉,基本没有民族而只有师徒同事之分。师徒关系很清晰,师傅对徒弟的照应或徒弟对师傅的尊敬,也很分明。那些做了师傅的人,不论年纪,在徒弟面前绝对是一副大拿的样子。说话郑重其事,很少玩笑。但对其它人就不同,有啥说啥,说到不对付,动手的事也眨眼就会发生。
这些人大多数要么父母亲戚在拉萨,要么男女朋友在拉萨,反正一到休班,都是到拉萨去。厂里有专门送大家进城的班车,每天往返一趟。大多数令他们自豪的故事,通常也发生在拉萨。有一位姓王的小伙子,家在拉萨三车队,实际上,那只是他姐姐的夫家。但他一到休班,就会回到姐姐家。在我们认识之后,知道我住在离三车队不远的北郊,经常会告诉我,在拉萨,别的事他帮不上我,但如果说在北郊有什么人敢欺负我,或者有什么难处,只要我说他的名字,就一定能够摆平。接触久了,小王虽然喝起酒来脾气暴躁,但大部分时间,说话还带点口吃,尤其是跟女人说话,动不动还会害羞红脸。跟小王一起的另外几位汉族师傅一样,大家最大的心愿,就是数着日子,计算合条件内调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我在纳金的实习告一段落,转到羊八井地热电厂实习,临行之际,大家又为我摆酒送行。大家对我没别的意见,但是,在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考察之后,终于认定,我与酒无缘,这是他们引以为憾的事情。此后的很多年,这些人差不多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到拉萨休班,也总是会想到来看我,顺便还不忘带些老乡从内地带来的礼物。他们中的一位,在我离开之后不久,考上了一所内地的中专,虽然没有摊到内调的机会,但是,一想到能离开西藏回到家乡,他觉得已经是老天开眼的大好事。
到了羊八井,给我指派了一位姓金的师傅。我住进了师傅的宿舍。那是一间大约二十平米的铁皮屋。所谓铁皮屋,就是一种木板拼成的墙面,顶上搭盖白铁皮的一种简易平房。此时的羊八井电站,除了厂房是按正规标准建成的,工人们的住房,就是这种连成一排排的铁皮屋。一到刮风下雨,铁皮屋顶就兴风作浪,乱成一团。碰到下冰雹,可以静静的坐在屋里,听冰雹有节奏地打击屋顶的声音,就象后来才兴起的打击乐合奏。老金的住所,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工住所没多少差别,屋子里凌乱不堪,找不到一件干净象样的衣服,各种工具零部件到处可见。倒是一张大床虽然简朴,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带我实习了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老金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在厂里。他有一辆摩托车,在那个年代,这件事就象个奇迹,在远离拉萨几个小时车程的小电站里,老金的摩托车站不多是他独特身份的标志。有人说老金因为有摩托车,所以在附近的某个村子里有个情人。也有人说,老金与老婆离婚之后在拉萨另外找了个有钱人家的对象,所以,他只要不上班,就骑摩托车回拉萨。反正我在羊八井实习的一个月里,老金除了赶回来上班,大多数时间根本见不到人影。我俩名为师徒,但每次我有什么疑问想问他,老金总叹口气,说,这些东西有啥学的,看两天你就知道了。他对我跑到这里来,深表惋惜。有一天老金终于没有出门,大概是因为下雨的缘故,他还做了几个菜,我俩破天荒第一次坐在一起,没上单位食堂吃饭。
老金看我不喝酒,也不勉强,自斟自饮,但很少说话。大约三两白酒之后,老金红着脸,想说什么,但舌头似乎已经打转,终于还是没说。实习终于结束了,临走之际,老金对我说,别来了,这里条件太差。
羊八井的实习总算结束了。回到拉萨之后,我又在位于西郊的火电厂开始了另一个月的实习。大概因为火电厂的条件好,这里的师傅大多都是年青的女师傅。她们的一些人,在拉萨还是小有名气的美人。上班时间,谈论最多的也是一些女人感兴趣的事情。象董事长一样讨论打毛衣的针法,象茶馆的午夜场一样讨论八卦绯闻。再加上火电厂邻近西郊菜市场,这里的午夜加餐也比任何地方都丰富。经常是女师傅们唱唱闹闹,一盆好吃的罗卜炖猪就做好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在火电厂的实习飞快就结束了,我好象还没来得及了解这些师傅们的故事,她们就从我生活中远去了,留下了一段温暖的回忆。
回到调度所,我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我继续跟着调度所为我指派的师傅和北郊变电站的工人们一起上班。这里有个原因。早在我进单位之时,我的同宿舍师傅多布吉就告诫过我,说主任对我的穿着打扮颇有微词。我一直没在意。直到跟我一起上班的工人师傅提醒我,才发现,就连比我晚来的进藏学生,都在短暂的实习之后,担负起了比一般值班工人更重要的职责,在办公室里上着白班。只有那些长年在西藏上过夜班的人才知道,在这里上夜班,对身体的损害远胜于白班。但更重要的,还是个面子问题,无论你是否在意,被轻视或挤兑的感觉,总不会令人舒服的。
坐在调度台上,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拉萨的用电由于缺少工业的相互调剂,主要集中在三餐的高峰和夜间生活开始的几个时段。高峰时段与一般时段的负荷差异,大约是28开。这就造成了闲时有电供不出,忙时供不上。尽管有火电的调剂,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上地热技术不成熟,机组运行无法稳定,所以一旦地热电厂出现波动,在没有全自动监控调节的情况下,靠人工操作,根本无法迅速有效地处理问题,电网随时面临瘫痪状态。
这一天,电网又瘫痪了。瘫痪的意思,就是全部机组脱网,拉萨全城停电。据说最早出现这种情况,会出现病人瘫在手术台上,政府机关政令不通闹出事来。后来虽然医院和政府有了备用的小型发电机,并且重点的供电单位,比如部队的雷达指挥中心,都是双线路供电。但是,这种状态毕竟不能维持太久,因此,一旦出现电网瘫痪,迅速恢复供电,也成了此时调度机构最迫切的任务。电网一瘫痪,我被叫到了主任家里。主任叫周金道,也是六十年代援藏期间从四川泸洲电厂调来的一批技术人员中的一个。老周早年,在林芝的八一电站工作,据说那时候因为老母在老家无人照顾,老婆怀孕也没法在身边,所以情绪不定,喝酒闹事也没少干。在生他女儿的那年,老周的老婆因为难产去世,女儿只好跟着老人在内地,但从那以后,老周虽然变得沉默寡言了,但却一改年青时好酒贪杯的恶习,一直做到我所在单位的头儿。
老周坐在沙发上。在他房间的一角,挂着一幅巨大的系统电网图。此前,另一位新来的大学生已经在坐,看看人到齐了。老周连头也没抬,对我俩说,又断网了,你们说说,怎么办才好?这天下午,大概是我心里积压着一股子怨气,所以,看着老周头也不抬的样子,我不管三七十一,一口气就把系统恢复供电的流程,一五一十全都讲了一遍。等我讲完,老周说,去吧,就按你说的,把电供上。
外面下起了雨,我找到老周的司机,坐着那辆颠簸不已的旧式吉普车,开了几十分钟,才来到西郊电站。在这里,我先恢复主干线和通讯系统用电,然后再通过电话,一个个电厂并网,几个小时之后,拉萨重回光明。第二天一早,老周让人通知我,到楼下办公室上班,从此,我的实习生涯,彻底结束了。
此一时期,我住在一间三人集体宿舍。我、多布吉、伊斯玛,在一间大约二十五平米的平房里摆了三张床。多布吉比我大两岁,却是有着五年工龄的老师傅。他是藏族,家在八廓街里,所以,除了三班倒上夜班,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单位住。伊斯玛是单位的会计,他是土生土长的拉萨回族,是个个性难以捉摸且脾气古怪的人。在拉萨,各单位的会计,差不多都有会计老爷的外号。因为几乎每个人,尤其是汉族,往来休假,都必定面临整个假期工资的预支和假期结束的费用报销。在没有人全面了解或吃透文件精神的情况下,报多少,怎么报,加上会计什么时候心情好,给不给你及时报,都是让人一想起就头皮发麻的问题。所以,就连主任,也没有会计的权力大,没有会计拽。他们要是拽起来,任何人都拿他们没办法。伊斯玛似乎对每一个人吃猪肉的人,不管藏族汉族都有仇。他很少在单位食堂吃饭,所以对单位用于食堂的伙食补贴,也是能卡就卡,能拖就拖,弄得怨声载道。没住多久,我俩就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我回到办公室之后的一天,因为有了新的空房,老周为我作了调整,单独分给了我。搬家这天,除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我在此之前还有半箱擀面,而放面条的纸箱上,正好放着半包没有抽完的大前门烟。我没料到伊斯玛会主动来帮忙搬家,在我和多布吉抬床的过程中,伊斯玛顺手就将那半包烟放在了装有面条的箱子里。我连忙制止,我说伊斯玛,这样不行,烟都漏到面条上了。没想到,就是这样简单一句话,伊斯玛当场就翻脸了。他差不多是冲我吼道,你什么意思吗?!帮你忙还有错了?!
那会儿气盛,我俩说着说着,竟然差点动起手来。幸亏憨厚的多布吉在场,才把我俩劝阻了。现在想想,笑了。在我的拉萨十年里,这最初一场不欢而散的同事,一直让我感到迷惑,觉得拉萨的回族人其实属于一个更为隐秘的群体,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他们。
自从回到办公室之后,我与老周的关系得到了真正的改善。老周坦言,他最初觉得我的穿着加上披肩的长发,象个街头痞子。但是现在,不管工作上大事小事,老周都一定要听听我的意见。因为住宿和工作在一个院子里,老周大部分时间就以办公室为家。偶尔可以看到他背着手,一言不吭的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跟谁也没有笑容。他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用一副自制的钓杆,在离院子不远的河沟钓鱼。我吃过老周钓的鱼,跟大多数市面上出售的无鳞鱼没什么差别。不过老周的烹饪手法,基本是老家的做法,豆瓣烧鱼。这期间,我还会偶尔上夜班,通常都是一些年长的老师傅生病,或者是有人请假,我就替一下。但更多的时间,我会被人突然从被窝里叫起来。“周师傅叫你。”来人也不管我前一夜是否上过班,拼命地打门。我知道,电网大概又瘫了。
出乎我的意料,这一次,一看老周气定神闲的样子,电网没瘫。老周跟往常一样,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来。自从早年戒了烟酒之后,那些上门要电的人送的这些礼品,就成了我加班的额外奖励。都是好烟。有南洋兄弟的红双喜,也有中华。在我点烟的过程,老周显得犹豫不决,但他终于还是开口谈起了他的心事。
老周的女儿在内地上完中专之后,他通过关系给安排了一个份不错的工作。早在女儿进藏之前,老周有了第二次婚姻,并且有了一个比女儿小近十岁的儿子。眼下,老周与老婆的关系处于分居阶段,他没说原因,我也没有多问。现在,女儿看上一位教师,老周见过小伙子,也觉得不错。这些年来,老周手头略有积余。但他想不好,是把钱用于女儿结婚,他担心更激化矛盾,还是留给儿子?他想听我的意见。这一年我二十二岁。我不记得当时给老周出了什么主意。在我看来,这种事情太遥远了。
不久,在马原和另外几个哥们儿的鼓动下,我向老周提出调离。老周当场拒绝,并且苦口婆心把话说到,过不了多久他就要退休,单位的事迟早得我接手。他一再为我比较拉萨各个系统,各个单位,分析利弊,认为年青人的冲动可以理解,但后悔药千金难买。在此期间,正好中国电科院来了一个培训名额,老周让我去听课,顺便换换脑筋。当我在那个全部用英语讲课的高级培训班上,看到美国电网正在进行的直流联网系统,反观拉萨落后不知几何的电力,我当时觉得,我的选择大概是对的,所以,更坚定了调离的决心。回到拉萨,我再次提了出来。而这一次,老周完全如同父亲一样,有恨铁不成钢之慨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老周的帮助下,疏通了包括厅领导的关系,我得偿所愿。
这年大年刚过,多布吉有一天打来电话,我也顺便问起从前的朋友和同事,问起老周的近况。多布吉告诉我,老周在大年刚过的第三天,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没有人通知我,我连老周的葬礼都没参加上。很多人不知道,在拉萨哲蚌寺旁边的山坡上,有一块被称作烈士陵园的地方,那里不仅埋葬着早年的军人,也埋葬着象老周一样的平民。他最终还是没能回去老家。
很多年后,当我无意间翻到当年的培训笔记,想起老周,我看着记得密密麻麻的英文笔记,看到Why这个单词,觉得似曾相熟,但我实在想不起是什么意思了,就象我想起老周时,他的面目已经有点模糊,我不知道,有一天老周是否也会象这个单词一样,封存在我记忆的某个角落,空余下似曾相识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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