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之四（元代西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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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元代西藏历史
　　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后，走上了创建使中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空前大统一的新王朝的道路。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广大藏族地区也先后汇入统一的洪流。西藏地区也加入这一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是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1218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亚时曾率兵进入喀什噶尔、于阗等地，还追击逃敌直到印度西北，曾经打算通过阿里返回蒙古，走了一段后中途折回。当时可能有一支蒙古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到西藏西端的阿里（包括现今在境外的拉达克），占领了部分地区，设置过都元帅。1235年，蒙古首次分路出兵大举进攻南宋，窝阔台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由陕甘南下四川。阔端在进军中，经过秦、陇一带藏族地区，招降了一些藏族首领。为了巩固对西夏故地和甘青藏族地区的统治，保障蒙古军南下四川时的侧翼安全，阔端决定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把藏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经过短期准备，约在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藏区出发，前往西藏。由于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很快就打到拉萨北面，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区，并设立驿站供应物资。接着，多达那波转而寻求与藏传佛教的主要领袖人物建立关系。看来他很清楚西藏各教派当时的情况，因此他首先找的是前藏地区影响最大的止贡寺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1175－1255），请他到蒙古去会见阔端。虽然扎巴迥乃当时担任止贡寺的住持，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止贡噶举派，而是属于帕竹噶举派，他出身于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称朗氏），曾经担任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的住持。扎巴迥乃虽然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西藏户籍，表示归附，但是对去蒙古却故意推托，他向蒙古人推荐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请他们邀请萨迦班智达，他还鼓动和资助萨迦班智达前去，促成了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见阔端。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151）是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幼年即跟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戒出家，后又以1204年进藏的印度高僧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为师受比丘戒。他精通大小五明，著述很多，曾云游乌思藏各地，有许多弟子，对政教事务和讲经传法有丰富经验，是当时西藏佛教人士中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主持的萨迦派是当时后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派。在接到阔端的邀请信后，他慨然应允前往凉州。在动身之前，他对萨迦派的事务做了仔细安排。看来萨迦班智达对他去凉州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充分考虑，为了将萨迦派教主的职务按习惯顺利地传给其侄子八思巴，所以他决定把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同去凉州。萨迦班智达一路上会晤了各地僧俗领袖，解释他去蒙古是为佛教及众生的利益，特别是他因扎巴迥乃的请求到止贡寺会见，接受扎巴迥乃赠给的财物，这表明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并不仅是他个人或萨迦派一派与蒙古汗国之间的关系，他是代表包括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内的西藏地方的主要僧俗首领，前去凉州与阔端会谈和建立关系的。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跋涉，于1246年八月抵达凉州，并在1247年年初与阔端会谈，议定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降附纳贡，承认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统治，而蒙古则维持原来的各地僧俗首领的职权，并正式委任给相应的官职。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给在西藏的僧俗首领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向他们指出，为了佛教和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商定的条件归顺蒙古。这些信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亦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全文收入《萨迦世系史》中）。
　　1251年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去世。临终前他将自己的法螺和衣钵传给八思巴，并将众弟子托付给八思巴，使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第五任教主。此时八思巴仅十七岁，随即开始了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动。1251年蒙哥汗继位为蒙古的大汗，为调整蒙古各宗王贵族的关系，进行新的分封，随即下令在蒙古汗国统治下的各个地区进行扩户，即清查户口。这次范围广泛的扩户，也包括藏族地区在内。在派人进藏清查户口后，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自己的兄弟，蒙哥汗得到前藏的止贡和后藏的藏郭莫（似即后来的曲弥万户），忽必烈得到前藏的蔡巴，旭烈兀得到前藏的帕竹、雅桑和汤卜赤，阿里不哥得到前藏的达隆巴，阔端一系保留了萨迦作为封地。这些蒙古王子在西藏得到封地，又与该封地内的主要教派联系，把其宗教首领奉为自己的上师，还把地方首领委派为自己的官吏。止贡、帕竹、蔡巴万户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1252年6月忽必烈奉蒙哥之命，从甘肃进攻四川，驻兵于六盘山。因四川南宋军民坚壁清野，依山险抵抗，蒙古军进展困难，于是忽必烈向蒙哥奏请，以蒙古骑兵绕道藏族地区，攻取云南大理，对南宋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蒙古军的这一战略，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要穿过数千里人烟稀少的藏族游牧地区，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就需要依靠已经和蒙古建立起关系的藏族首领的支持和帮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派人去请在凉州的萨迦班智达和在康区一带活动的噶玛拔希到六盘山与他会见。当时因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应召到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1253年新年之际，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萨迦世系史》说忽必烈接受灌顶时，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实际上通过这种关系，八思巴成为忽必烈在宗教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并跟随忽必烈到开平府居住。噶玛拔希到忽必烈的营帐比较晚，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也很感兴趣，要求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噶玛拔希没有答应，而是辞别忽必烈到凉州、甘州一带传教，此时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噶玛拔希接受邀请，于1256年到达在漠北的昔剌兀鲁朵的蒙哥汗的营地。据说他向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传授佛法，受到封赏，据说蒙哥汗还赐给他一顶黑色僧帽，因此其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忽必烈即位后，噶玛拔希一度因为有支持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嫌疑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忽必烈又准其回藏。在元代西藏的十三万户中，噶玛噶举派没有自己掌握的万户府，但是其宗教影响却一直很大。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吉（1284－1339）曾两次受元朝皇帝的召请到大都传法，元顺帝曾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灌顶国师”，并赐给玉印，封诰等。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1340－1383）也很有名，1356年元顺帝就传旨命他进京，他于1358年从楚布寺寺出发，1360年到达大都，在元顺帝宫廷中活动了四年，被封为“大元国师”，赐给他玉印，1363年他离开大都回藏。他的侍从人员中还有被封为国公、司徒的，都得到赐给的印信封诰。
　　1269年蒙哥汗在率兵攻打南宋时在四川军中去世，1260年3月，忽必烈在一批王公大臣的拥戴下，在开平宣布即位为大汗。同年5月，阿里不哥也纠合一批宗亲贵族，在阿勒台住夏之所宣布即大汗位。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战争。到1264年7月，阿里不哥一方战败，被迫归降忽必烈。忽必烈坐稳的大汗宝座，使他得以摆脱蒙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的牵制，放手变通祖制，参用汉法，吸收汉地历代王朝的经验，建立新王朝的统治体制。因此可以说，忽必烈即位标志着蒙古汗国转变为中国的新王朝－元朝。还在1260年年底，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玉印，命他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1264年，忽必烈又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动身返回西藏，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对他们兄弟的这种封赐，显然与委托他们去办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就在这个时期，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到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国师之下设总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务，院使之下还有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宣政院的院使初设时为两员，后增减不一，最少时为一员，多时至六员、十员。《元史》释老传说：“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百官志说：“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可见宣政院自己有一定的人事权，其官员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蒙古贵族，也有藏族人，担任过宣政院院使的最著名的藏族人是忽必烈的丞相桑哥。宣政院使作为朝廷重要官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这就确定了八思巴建立的西藏的行政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与元朝中央的行政体制相联系的，是元朝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八思巴的领天下释教特别是统领藏传佛教各派寺院和僧人又同时领总制院事的这种身份，标志着忽必烈和八思巴对西藏行政体制的设想是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一种行政体制。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各级机构的高级官员，由帝师或宣政院举荐，上报皇帝批准，授与金牌、银牌、印章、宣敕。从藏汉文史料看，藏族世袭贵族和佛教僧人任职的，多由帝师举荐，宣慰使、都元帅、达鲁花赤等官职，多由宣政院举荐。宣政院还要管理西藏地方的法律执行情况，派员进藏清查户籍，审理万户之间的纠纷，覆核案件。另外，宣政院还要配合枢密院负责元朝在藏族地区的军事行动。
　　八思巴1265年返回西藏后，依照西藏各个地方政教势力管辖范围的大小，将他们划分为千户和万户，委任各政教首领担任千户长和万户长，归属元朝扶植的萨迦地方政权管理。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即是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返回大都，进献他遵照忽必烈的诏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晋封他为帝师，以后元朝始终设置有帝师一职，多数情况下由萨迦款氏家族的成员担任，在款氏家族无人担任时，则由萨迦派的高僧担任。八思巴以后是历任帝师。当帝师住在大都时，萨迦政权即由萨迦寺的住持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法王负责。由于帝师和萨迦法王都是出家僧人，又设萨迦本钦，在帝师和萨迦法王之下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萨迦政权直接管辖有约一个万户的属民，故专设朗钦管理。八思巴还仿照蒙古宗王的怯薛组织（掌管宿卫的侍从机构）为自己设立拉章组织，由一批侍从官员组成，后来拉章制度为许多宗教首领效仿，成为藏族地区掌管一方政教权力的宗教领袖必须的侍从组织。各个万户和千户中，有的万户长和千户长还直接到大都朝见，得到元朝皇帝的封授。藏文史籍习惯上说元代西藏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实际上各个万户的设置以及他们和萨迦的关系前后有过一些变化。
　　约在1280年，在平定萨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即贡噶桑布之乱和八思巴去世之后，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到1292年平定止贡派反对萨迦派的之战乱后，忽必烈依宣政院的建议，又把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官员，除从地方僧俗领主中委任的万户、千户之外，见于《元史》百官志记载的有：宣慰使五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捕盗司官一员。此外，附属于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有：纳里速古儿孙元帅二员，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乌思藏处转运一员，担里管军招讨使一员，担里脱脱禾孙一员。它主要的职责是传宣政令、管理驿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驻军。从藏文史料看，有一些萨迦本钦曾经在元朝中央的宣政院担任官职，然后回西藏担任萨迦本钦，有的萨迦本钦还同时兼任乌思藏宣慰使的职务。例如萨迦本钦甲哇桑布曾经为帝师贡噶坚赞掌文书，作为贡噶坚赞的侍从到朝廷。先被任命为宣政院的官员，后来又被任命为乌思藏本钦，返回西藏，娶妻生子。后来他又再次到朝廷，多次次担任宣政院的长官，得到过封诏，前后在朝廷住了十八年。后来他又回到萨迦，再次担任萨迦本钦。大司徒绛曲坚赞说“他是官至一品的官员，他是荣禄大夫，三任院使，要撤职或处死，只有皇帝才有权。”元朝还几次派遣官员入藏，在萨迦本钦的配合下，清查西藏各地的户口，确定各个万户的贡赋，并且建立驿站以及保证驿站交通的乌拉差役制度，在此基础上，元朝在西藏屯驻军队，设立各级官府，保证它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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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朝扶植下掌握西藏地方权力的萨迦款氏家族，在八思巴去世后不久，就出现内部的权力斗争。先是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巴拉继任帝师后，宣称他的叔伯兄弟达尼钦波桑波贝不是真正的萨迦款氏家族血统，由忽必烈将其流放到江南杭州。直到达玛巴拉去世后没有继承人，元成宗才把达尼钦波桑波贝接回，承认他是款氏家族成员命他多娶妻生子，因此达尼钦波桑波贝有七个妻子，十二个儿子。1322年达尼钦波桑波贝去世后，家族内部矛盾又有发展，1325年在达尼钦波桑波贝的儿子帝师贡噶洛追坚赞的主持下，将他众多的异母弟兄们划分成了细脱、拉康、仁钦岗和都却四个拉章系统，把萨迦款氏家族从元朝得到的权势和封爵分配给了他四个庶母的儿子们。细脱拉章得到了萨迦寺的法座，拉康拉章得到了帝师的职位，仁钦岗拉章似乎是与细脱拉章分享萨迦法座的继承权。都却拉章得到的是白兰王的封爵。在萨迦寺总的法座之下，各个拉章又有自己的座主，父子相承。在经济上各个拉章拥有各自管辖的属民、庄园和城堡。萨迦派尽管与往昔一样得到元朝的大力支持，各个拉章也都有显赫的官职，仍凌驾于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上。但在后来遭到帕竹万户强有力的挑战时，内部分裂松散的弱点均暴露无遗，造成萨迦派的权势迅速瓦解。
　　正当萨迦地方政权危机四伏、内部纷争不休之时，在山南雅隆河谷，帕竹万户正在朗氏家族的绛曲坚赞（1302－1364）的领导下不断积蓄势力，悄然兴起。绛曲坚赞少年时曾被送到萨迦去当达尼钦波桑波贝的随从，学习佛教，同时也学习管理行政事务的知识，这是当时西藏各个万户的贵族首领和萨迦保持关系的一种习惯作法。1322年绛曲坚赞出任万户长后，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并训练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绛曲坚赞认为，以前旭烈兀的封地范围都是帕竹万户的领地，至少是忽必烈及宣政院历次颁发文告圣旨中规定的领地，凡是在前几任万户长时丢失给其他万户的，都应该收回。他的这一想法不仅符合元朝的法度，也符合复兴的帕竹大小领主及属民的愿望。经过十几年中的多次挫折，绛曲坚赞终于打败了和帕竹有领地争端的邻居雅桑万户，收回了失地。萨迦不愿意帕竹万户过分强大，以调解纠纷的名义来压制帕竹，几次想以合法的名义撤换绛曲坚赞，都因绛曲坚赞的抵制而失败。1346年萨迦本钦甲哇桑布纠集同样不愿帕竹强大的蔡巴万户和羊卓万户的军队，兵临乃东城下，在绛曲坚赞和雅桑万户长在本钦面前诉讼时逮捕绛曲坚赞，逼迫帕竹交出乃东，由于绛曲坚赞事先作了安排，本钦未能占领乃东，只好将绛曲坚赞押解到后藏，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萨迦发生内争，甲哇桑布被撤职，绛曲坚赞被放回乃东。1348年8月，萨迦本钦旺尊调集蔡巴、羊卓等万户联军再次进攻帕竹，由于萨迦临阵易帅，指挥失利及内部不和，在万众一心、背水一战的帕竹军队的面前节节失利，屡屡败阵，帕竹占领了雅桑大部、迫使蔡巴万户割地求和。1350年绛曲坚赞派遣使者进京奏报，元顺帝承认了绛曲坚赞的既得权力和地位，赐给万户长银印两枚。1253年帕竹再次打败萨迦纠集的蔡巴、止贡等万户的军队，并利用萨迦的内部矛盾，与甲哇桑布结盟，反攻到萨迦，占领了萨迦寺和乌思藏的大部分地区，取代了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1358年，绛曲坚赞正式从萨迦派手中收缴了萨迦本钦的大印，并按元朝皇帝的圣旨经办帝师索南洛追赴京就职事宜。1260年，绛曲坚赞再次派遣喜饶扎西等人进京，请求元朝皇帝的加封。元顺帝赐给绛曲坚赞虎钮印章和封诏，规定贡噶、仁蚌等前后藏地区为绛曲坚赞的辖地，册封绛曲坚赞的部下释迦仁钦为曲弥万户长。在乃东当着蒙古都元帅和乌思藏宣慰司官员，举行了宣读封诏的盛大仪式。接着按帕竹派的旧规，在丹萨替寺隆重举行了绛曲坚赞启用新虎钮印章（相当于原萨迦本钦的印章）的仪式，这标志着帕竹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管理乌思藏地区过程的正式完成。
　　元代，由于国家统一，西藏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藏的科技文化事业也成果迭出，逐步走向了西藏历史上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由于元代佛学的发展，各种译经、注疏、著述学风的形成，带动了其它诸如历算、医学、天文、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领域学术活动的开展，并对后世的科技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朝时期，萨迦地方政权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八思巴往来于萨迦和大都之时，注意收集各种古籍和经典。与此同时，一些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的僧人前往西藏或萨迦讲经听法，也带来不少佛经典籍。八思巴每得到一种新的图书，总要命人抄写、译校，保存在萨迦。一些重要的佛经，往往还要用黄金、宝石研成粉末和汁液书写，以期长期保存。这些佛教经典都珍藏在萨迦寺内，萨迦南北两寺当时都有数量众多的藏书，仅萨迦南寺的藏经墙，保存至今的佛教典籍多达六万多函，其中还有不少旷古稀世的贝叶经文献，以其抄写精美、规格宏大而著称于世。在元代，西藏还编纂和缮写过好几部大藏经。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纳塘本大藏经，和布顿及蔡巴·贡噶多吉分别编纂的《丹珠尔》和《甘珠尔》目录。对后世的大藏经木刻版的编篡和刊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雄敦多吉坚赞等人从1260年开始到1286年的二十多年中，在八思巴等萨迦派首领的支持下将古印度学者旦志所著的讲述修辞学理论的著名著作《诗镜论》译成藏文，并进行了一些修订，这在藏族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诗镜论》经过藏族文人的消化吸收后，在藏族的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创作风格流派――诗镜论流派。音乐、美术在元代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音乐领域内的重大成果首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名著《乐论》。美术在元代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三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萨迦寺和夏鲁寺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作。据考证，萨迦南寺大经堂的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和密集金刚等密宗内容壁画和罗朗拉康中的呼金刚壁画残片为元代时期作品。作品精美细腻，体现出中亚和元代中原艺术影响的痕迹。萨迦寺壁画中最为著名的为坛城壁画，据记载本钦·阿迦仑扎西时期，曾在大殿顶层一共绘制了639幅坛城壁画。这些壁画影响到夏鲁、纳塘、江塔和明代白居寺等寺院坛城壁画的制作。夏鲁寺在元代前后历经三次不同规模的修耸和扩建，最后定型于古相·贡噶顿珠和布顿大师时期。系元朝宫廷式艺术影响下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吸收了内地的歇山琉璃式样和元官式结构，为典型的藏汉合璧式建筑。史学方面在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现代学者们推崇的重要历史著作。一批以“伏藏”形式出现的据称是写作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史籍如《松赞干布遗教》、《莲花生大师传》、《娘氏教法史》、《第吴教法史》等，在元代得到广泛的流传。由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撰著的《西藏王统记》（一译《王统世系明鉴》）、由蔡巴·贡噶多吉撰著的《红史》和布顿·仁钦朱著述的《布顿佛教史》都是写作于元代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信史，他们都在书中使用了由在河州的藏传佛教高僧和汉族学人共同翻译的汉文史籍《新唐书吐蕃传》的资料，吸收了部分汉文史书的编写方法和体例。这种藏汉史学的交流，对后世明清的藏文史学著述产生了不小影响。
　　由于元代西藏被正式纳入元朝版图和元朝对西藏的具体施政以及西藏和祖国内地之间官员、僧人、商贾的相互来往，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和内地经济、政治和文化科技的全面交流发展，共同促进和繁荣了包括了藏族、蒙古族在内的统一的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元代内地的建筑技术、造船技术、陶瓷工艺、雕版印刷技术及器材等科技文化相继传入西藏，对藏族的科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及其文化艺术也先后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内地的文化艺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碑刻、钱币上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和使用。元朝此外还用八思巴字刻版印行过《蒙古字孝经》、《大学衍义择文》、《忠经》、《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训》和蒙文译本《萨迦格言》等书籍。在当时推行政令，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两个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中心。藏传佛教艺术伴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而被介绍到内地。主要包括佛塔、佛寺的兴建和金属、石刻造像及木刻，有许多重要文物遗留至今，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居庸关云台、杭州飞来峰密教石刻等。

大麦茶

西藏与中国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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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明代西藏历史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当年明军北伐元顺帝逃离北京。攻取洮、岷等州，并进克元朝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脱思麻宣慰司）的治所河州，1370年攻取洮、岷等州，并进克元朝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脱思麻宣慰司）的治所河州，与此同时，明军另一路攻下元顺帝所据的应昌府，元顺帝不久病死，在北元势力大部被歼灭的情况下，原先一直忠于元朝的西北藏族首领才陆续顺应形势归附明朝。1370年河州地区的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降明，明太祖派人深入乌思藏地区招抚政教首领，1372年萨迦派的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归降明朝，并带领六十多人赴南京朝见了明太祖。喃加巴藏卜被明太祖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还先后两次向明朝举荐故元的藏族旧官一百多人，他们都受到明朝的封赏。当时控制乌思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政权的第悉（帕竹政权的首领的称号）是大司徒绛曲坚赞的侄子释迦坚赞（即《明太祖实录》所记的“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元朝曾封他为灌顶国师。河州卫在了解乌思藏的情形之后，即向明太祖建议对他给以封赏，于是明太祖下诏仍封给他灌顶国师之号，并遣使赐玉印及彩缎、表里。而释迦坚赞就在1373年正月遣使入朝，贡以佛像、佛书、舍利。
　　在争取到藏族地区大部分僧俗首领的归附以后，明太祖考虑到“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于是对藏族地区的管理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补充。1374年7月，明朝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使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后来又升朵甘、乌思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当年12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儿等遣使来朝，又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明太祖遂设朵甘宣慰司一、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十七，以赏竺监藏等分别为指挥同知、宣慰司使、招讨司官、万户、千户等，并派员外郎许允德携诏书及诰、印前往赐之。
　　明朝在确定藏族地区的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后，陆续委任了不少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明历朝实录和一些藏文史料中不乏这类关于藏族首领朝贡、受封赏的记载。由此我们可以说至少在明朝的前半期，明朝的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是在包括乌思藏在内的广大藏族地区得到实行的。例如，洪武十二年（1379）二月丙寅，“乌思藏指挥同知监藏巴藏卜、宣慰司官朵儿只令真、前都元帅索南藏卜、赏巴前司徒罗古监藏、仰思多万户公哥帕遣镇抚汝奴藏卜、僧哈麻剌来朝，贡兜罗帽、铁骊绵等物。”这里的赏巴前司徒罗古监藏是襄南木林的达那宗巴家族的罗追坚赞，他是著萨迦本钦甲哇桑布的第三子，曾被元朝封为司徒，《汉藏史集》说他在任襄南木林的首领时，兴建了同曼大城堡。这里的仰思多万户公哥帕即是江孜王家族的首领贡噶帕，是江孜白居寺创建者热丹贡桑帕巴的父亲。“仰思多”即“年多”，指年楚河上游地区，为江孜地区的异称。贡噶帕曾任萨迦朗钦，是江孜宗城堡的兴建者。江孜在元代并不是一个万户，这里称他为仰思多万户，显然是明朝封给他的官职。洪武十八年（1385）正月丙寅，“以西番班竹儿为乌思藏都指挥使。”这里的班竹儿应是蔡巴家族的班觉桑布，他是著名的《红史》的作者贡噶多吉的长孙。《西藏王臣记》称他为“指挥班觉桑布”。同月壬午，“以乌思藏俺不罗卫指挥使古鲁监藏为乌思藏卫俺不罗行都指挥使司指挥佥事。”这里的俺不罗即羊卓，在元代为一个万户府，此名是说古鲁监藏的官职从卫指挥使提升为都指挥使司指挥佥事，这两个官职都是正三品。最初，明朝是封蔡巴、羊卓、止贡、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为乌思藏的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职，对帕竹政权的家臣中的内邬宗、桑珠孜宗的宗本则称为寨官。后来在了解帕竹政权的情况后，明朝就开始任命帕竹政权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并且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最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明朝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并换发敕书和印信。
　　到永乐皇帝时，随着明朝对藏族地区情况的进一步了解，明朝对西藏的掌管一方、具有一定实力的高僧的分封也日益增多，其中地位最高、最为著名的有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等五个王。对于这些王的地位和性质、职权，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明代，在汉族地区只有皇帝的亲属朱姓男子才有可能被封为王，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被称为“藩王”，享受丰厚的物质待遇，但是一般不参与地方和国家的行政事务。其他的功臣即使功劳再大，最多也只能封为侯爵。对少数民族的政治首领，在他们表示臣服明朝的条件下，可以被封为王，例如塞北的蒙古各部的首领，有一些人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曾被明朝封给王号。而明朝在藏族地区所封的王则与他们有所不同，这些王是掌管一方的地方首领，但是他们又往往具有佛教僧人的身份。因此，他们的继承有的是师徒相传，有的是侄子继承，也有的是父子传承。因此他们的地位可以说是在世俗的王和明朝所封佛教首领的法王之间，既有掌管一方地区行政的世俗的王的成分，也与宗教的法王相类似的成分，因此明朝给他们的封号都带有佛教的内容。
　　永乐四年（1406）三月壬辰，明成祖派遣使者赍诏封乌思藏怕木竹巴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纽玉印、诰命，仍赐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绮五十匹、彩绢百匹、茶二百斤。以后帕竹政权的历任第悉，都拥有阐化王的封号。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令智光和尚出使乌思藏，灵藏僧人著思巴儿监藏遣使随智光来朝，被封为灌顶国师。第二年又被封为赞善王，并赐金印、诰命。赞善王的辖地在今天四川德格一带。永乐四年（1406），馆觉地方的政教首领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遣使入贡，被永乐皇帝封为灌顶国师，并赐以诰命。第二年（1407），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派遣使者入朝谢封，又被明成祖封为护教王，并赐金印、诰命，仍享有国师称号。馆觉地方即是今天昌都地区的贡觉县。赞善王和护教王的教派不详，可能与帕竹噶举、噶玛噶举和萨迦派都有密切关系。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封思达藏地方（在今天的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吉隆县境内）萨迦派首领南渴烈思巴（按《萨迦世系史》，他是款氏家族成员，全名为南喀勒贝洛追坚赞贝桑布）为辅教王，并赐诰印、彩币。此后贡使双方往来不绝，杨三保、侯显都曾被派往颁赐，而辅教王辖下的许多僧人也都前来朝贡，有的还留在北京任职。景泰七年（1456），南渴烈思巴派遣使者来朝贡，上陈自已年老，请求以其子喃葛坚粲巴藏卜代替，得到皇帝允许，赐以诰印、金册、彩币、袈裟、法器等。永乐四年（1406），止贡地方的止贡噶举首领锁南藏卜派使者朝贡，成祖封锁南藏卜为灌顶国师，赐予衣服、钱币等优厚的赏赐。十一年（1413），成祖又加封他为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并封其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赐以印诰、彩币，命其管理止贡地方。
　　明朝除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领外，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宗教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在明朝对这些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人士的封授中，以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封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宣德年间加封为大慈法王）最为重要，其次是封藏传佛教的高僧为大国师、国师及禅师等。1374年元朝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向明太祖举荐元故官六十余人时，可能也包括噶玛巴乳必多吉在内，明太祖封他为灌顶国师。1383年噶玛巴乳必多吉去世，其转世为五世噶玛巴得协银巴（1384－1415），本名却贝桑布，西藏娘布地方人，四岁开始跟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二世活佛喀觉旺波学佛，被认定为乳必多吉的转世。十八岁时受到康区馆觉地方首领斡即南哥的尊奉和供养，他在康区一带巡游传法，很有名声。永乐皇帝在他正式即位的1403年“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盖上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噶玛巴得知消息后，于1406年从楚布寺出发。当年7月，噶玛巴在康区噶玛寺见到了侯显等使者，领受诏书，即随侯显等人一道前往南京。他们经青海一路于十一月抵河州。然后经陕西、河南、安徽，乘船入长江，于1407年藏历正月抵达南京，驻锡灵谷寺。噶玛巴除了率领僧众在灵谷寺（今南京市中山陵东面）设十二坛城为明太祖夫妇作超度法事十四天外，还在皇宫中设坛为明成祖传授无量灌顶，讲经译经。噶玛巴活佛在南京所做的超荐法事和为明成祖传授灌顶等，自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佛教活动，当时明成祖刚刚用武力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皇位，在南京还面对着残留的建文皇帝的支持者的对抗和谴责，因此他急需利用从西藏招请来的噶玛巴活佛帮助他树立精神上的威望和表现他对其父母明太祖夫妇的思念和孝心。因此，明成祖对年轻的噶玛巴活佛表现了超乎寻常的倚重和尊崇。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明成祖决心对噶玛巴给予超过明太祖对藏传佛教首领加封的惯例的封号。永乐五年三月丁已，明成祖封锝银协巴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并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领禅伯为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并设盛宴于华盖殿，宴请噶玛巴师徒，以示庆祝。噶玛巴得银协巴在南京、五台山等地停留达一年多，于永乐六年（1408）四月辞归，明成祖赐给他白金、彩币、佛像等物，派中官护送。得银协巴回到拉萨和楚布寺后，向大昭寺的觉卧佛像献了无比珍贵的珍珠袈裟，并给前后藏各教派有五名僧人以上的寺院熬茶布施，拉萨地区的领主内邬巴把拉萨布达拉山上的庙宇供献给他作为驻锡之地。他给阐化王扎巴坚赞等人讲经说法。可是不久以后，得银协巴在藏历木羊年（1415）八月十五日因突然患重病而去世。黑帽系第六世活佛通哇敦丹（1416－1453）继承了大宝法王的封号，从1426年到1450年的二十多年中，他先后八次遣使向明朝进贡，明朝曾召请他进京，但未能成行。宣德元年（1426年）四月甲申，“赐如来大宝法王等使臣指挥使公哥等。金织文绮、袭衣等物有差。”当时通哇敦丹年仅十一岁，可见明朝是承认他自动地继承了得银协巴的大宝法王的封号的。
　　被明成祖封为大乘法王的是萨迦派都却拉章的贡噶扎西（明代汉译为昆泽思巴）。其祖父为元朝的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布（1333－1358年任帝师），父亲为大元却吉坚赞。大元却吉坚赞在反对绛曲坚赞彻底失败、萨迦势力被迫迁到达仓宗以后于1356年到大都，被元顺帝封为“中兴释教大元国师”，并成为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专门供奉的上师，他与帝师喇钦索南洛追等在朝廷继续控告大司徒绛曲坚赞，但是没有成功，而于1359年在大都去世。贡噶扎西从幼年时起就开始学佛，在1372年以喇嘛丹巴索南坚赞为师受比丘戒，专心学习各种经论，到前后藏各地朝佛巡礼，讲经说法，成为萨迦款氏家族成员在宗教活动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声名远扬，引起了明成祖的注意，两次遣使前来召他进京。贡噶扎西当时年事已高（已60岁），不听旁人劝阻，决心进京，于永乐十年（1412年）四月由萨迦寺动身，经过十个月的跋涉，于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到南京朝见，并多次讲论佛法，深受皇帝敬信，被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赐给管领僧众、护持释迦牟尼教法之诏书及金印。此后，他又去了北京、五台山等地，然后再到南京，为明成祖传授灌顶及经咒、护持等。明成祖赐给他银质喜金刚像、大威德像、铃、金刚杵等无数法器，此外还有大藏经、供器、僧帽、袈裟等，以及各种珍宝、金器、银器、绸缎、大小帐幕、茶叶、牛、马、骡等无数财宝。他于马年（1414）正月离开朝廷，十二月回到萨迦寺。贡噶扎西此次进京的另一重要收获是争取到明成祖发布命令让帕竹政权把萨迦大殿交还给萨迦派掌管，使萨迦众人努力了几十年的大事终于有了结果。1413年5月，明成祖派候显等人从京城出发进藏，以向乌思藏许多首领传达旨意，其中带去了命令帕竹第悉交出萨迦大殿给予原主萨迦派的诏书，12月侯显等人到达西藏，在颇章孜宣读诏书，萨迦派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庆典。此事反映出明朝中央对西藏政教势力之间的争执有决定处理的权力。
　　被明朝封为大慈法王的，是明朝初期才创建的藏传佛教的新兴教派格鲁派的代表人物释迦也失，而释迦也失是代表其师宗喀巴（tsong－kha－pa，格鲁派的创始人）入朝觐见的。还在格鲁派正式创立之前，宗喀巴的传法授徒活动就通过帕竹第悉、内邬宗本等人的介绍和明朝入藏使者的报告引起了明成祖的注意。1403年明成祖派侯显等人入藏召请噶玛巴得银协巴进京。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赍诏封帕竹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约在此时，明成祖给宗喀巴也送去了邀请的诏书，所以在藏历第七饶迥土鼠年（1408）六月，宗喀巴给明成祖写了一封回信，请明朝的使者带回。在这封回信里，宗喀巴对收到皇帝赐予的大量礼品表示衷心感谢，对皇帝的邀请则予以婉拒，“余非不知此是大地之大主宰为佛法着想之谕旨，亦非不遵不敬陛下之诏书，但我每与众人相会，便发生重病，故不能遵照圣旨而行，惟祈陛下如虚空广大之胸怀，不致不悦，实为幸甚！”明成祖仍然努力召请宗喀巴大师进京一见，永乐十一年二月（1413），当大乘法王已到京会见后，明成祖命使者侯显等再次赍诏召请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对众使者详细说明他不能进京的缘由，并给皇帝写了说明情况的回信，准备了回赠的礼品，请使者们带回。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明朝的使者们想到了请宗喀巴派一名弟子代替他入朝的办法，因此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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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也失出身于蔡巴地方首领的家族，于藏历第六饶迥的木马年（1354）生于拉萨东北的蔡贡塘。他从幼年时开始学佛，曾拜过许多老师学习佛法，后来以宗喀巴作为自己的根本上师，并随侍左右，担任了宗喀巴大师的司茶侍从。当侯显等使者请宗喀巴派一名殊胜弟子前往并得到宗喀巴同意后，释迦也失遂同侯显等同行前往内地。侯显等人随即将这一情况向永乐帝奏告。释迦也失师徒和侯显等使者们经山南、康区、里塘，抵达成都附近，受到成都府大小官员和军士的热烈欢迎。当他到达成都府城内时，永乐帝派来传送诏书的使者已在此恭候。诏书中说：“今闻上师你已离西土，不顾途中风雨烈日寒暑，渐次已行数万里之遥，前来此处，故朕心甚悦，难以言说。现今复遣人于途中赠礼迎接，以示缘起，以表朕心。”1413年11月，释迦也失等到达北京城附近时，受到九门提督等官员的欢迎。在他们的接送下，释迦也失抵达有三层外城墙的京城北面外城墙，并下塌于莲花池旁的海音寺（或法音寺？），这时永乐帝又派人送来圣旨，？对释迦也失“不计数万里之路，跋山涉水，触风冒雨，历尽艰辛前来，”表示十分高兴，考虑到上师“远途而来，身体疲乏”，谕示上师面圣时可免行礼。接着释迦也失在皇宫中心的大善殿朝见了皇帝。皇帝非常欢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并多次给予赏赐。次年明成祖调集全国五十多万军队，亲自率领，出长城攻打蒙古瓦拉部。在取得战争的胜利返回北京后，1415年4月，“命尚师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据藏文史料称，释迦也失在京期间，还用医药和传授灌顶的办法为明成祖治好了重病。此外，还在五台山建了六座寺院，这些寺院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行次第修习佛法。1416年释迦也失带着在汉地首次刻版印刷的大藏经《甘珠尔》朱砂木刻本的荐新样本和明成祖亲自撰写赞语的释迦也失的画像回到了西藏。这是两件重要的文物，前者是中国最早的藏文木刻版大藏经，对后来藏区的刻版印刷术和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这部珍贵的藏文木刻版大藏经至今仍保存在色拉寺中。1416年释迦也失回到拉萨后向宗喀巴大师供献了从汉地带回的大量财物。1419年，宗喀巴大师在临去世前到了色拉却顶，并指示释迦也失在此兴建一座大寺院，在释迦也失主持下，色拉寺在当年动工，费用由内邬宗本南喀桑布提供大部分，释迦也失从汉地带回的财物也起了重要作用。1425年5月释迦也失再次到北京，在北京居住十余年，并在这期间宣德皇帝封他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最后释迦也失于1435年在返藏途中去世，享年82岁。他在北京时曾带领藏族僧人为兴建法海寺捐资助缘，留存至今的北京法海寺的石碑上他名列首位。
　　明成祖不但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等，而且对他们的弟子也封给大国师、国师的名号。从明成祖到景泰帝、成化帝，明朝封了许多藏族僧人为大国师、国师等，并赐给封诰和印章，明朝所封授的大国师、国师等职，不仅仅是一个名号，而且还有品级。一般大国师为秩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他们在京城，还给以俸禄，所以当时留居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很多，其开支全由光禄寺供应。宣德十年（1435）明宣宗去世，明英宗即位，年方九岁。当时明朝为节约开支，曾下令减少在京居留的藏族僧人。据统计当时在北京各寺院中仅官府认为应当减去的藏族僧人即达1100多人。明英宗掌政后仍然大量封授藏族僧人，在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间更达到高峰，宪宗成化末年有时一次升职授职的藏族僧人达数十人之多，明武宗还专门在西华门内修建了一座“豹房”，同藏族僧人一起诵经、研习经典，以致于有记载说明武宗通晓梵（藏）语，他还自封为大庆法王，自已给自己颁发了一枚“定为天字一号”的“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的金印。正德十年（1515）明武宗派太监刘允到西藏赍送番供等物，迎请“活佛”。刘允这次出使，动员大批人力财力，严重扰乱地方，耗费巨大，结果却完全失败。到明世宗嘉靖时，由于明世宗崇信道教，排斥藏传佛教，藏族僧人在北京的活动才进入低潮。
　　帕竹政权在明代保持着对西藏主要地区的控制权，但是萨迦派还控制着后藏的一些地区（吉隆、拉孜等）。大司徒绛曲坚赞曾对帕竹政权规定了许多制度，如帕竹第悉必须是朗氏家族的出家僧人，并且要担任过泽当寺的法台，各个宗的宗本由有功的家臣担任，而且实行轮换，以保证政权的统一。第三任第悉京俄扎巴绛曲生于1356年，1371年担任丹萨替寺法座，本来是不应当担任第悉的，但是1373年第二任第悉释迦坚赞去世后，帕竹议事会全体成员恳请他兼任帕竹第悉。他同意在其异母弟索南扎巴成年前兼任这两个职务，因此被称为“喇本”（即同时担任帕竹第悉和丹萨替寺京俄的人）。1381年，他扶植索南扎巴任帕竹第悉，自己仍任丹萨替寺京俄。第四任第悉索南扎巴时，由于帕竹内部出现一些纷争，他辞去第悉职务，到丹萨替寺就任京俄。到1405年，他又辞去京俄职务，遁世修行，第五任第悉阐化王扎巴坚赞时，对一些制度作了改变，特别是宗本实行家族世袭，使仁蚌巴、琼结巴、内邬巴、扎喀哇等家族成为具有固定领地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扎巴坚赞还厘定条例，规定帕竹各级官员按品级的高低，穿戴不同的服饰，制定官员集会的礼仪，强化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度，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1432年扎巴坚赞去世后，帕竹朗氏家族开始发生分化和内争，第六任第悉扎巴迥乃的父亲桑结坚赞企图取代儿子的第悉职位，在1434年引起一场大动乱，一些贵族世家乘机掌握了实权。扎巴迥乃在担任第悉后还俗娶妻，破坏了绛曲坚赞关于帕竹第悉只能由僧人担任的规定。从此以后，帕竹政权的历任第悉由娶妻生子的在家俗人担任，帕竹第悉成为父子世袭的职位。贵族中权势最突出的仁蚌巴家族。以后藏仁蚌为基地，通过与帕竹家族的联姻，操纵帕竹政权，并引起多次的内战。后来帕竹朗氏家族分为乃东的一支和贡噶的一支。所以明代中后期西藏地方势力的混战和争斗持续不断。直到第悉藏巴在日喀则兴起，建立一个时间很短的第悉藏巴政权。
　　明代西藏历史中的另一件大事是格鲁派的的产生和发展。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是青海湟中县人，七岁出家，16岁时到拉萨学佛。他拜数十位各派高僧为师，学通佛法，后来自己招收弟子，宣传自己的佛教主张。他得到帕竹政权的阐化王扎巴坚赞和内邬宗宗本南喀桑布的支持，在1409年正月在拉萨发起正月祈愿大法会，并在同年兴建甘丹寺。由此建立起格鲁派。格鲁派宣布在教理上继承了阿底峡和仲敦巴所传的噶当派的教法，因此许多噶当派的寺院转为格鲁派，所以发展很快。宗喀巴在世时其弟子扎西贝丹建哲蚌寺（1416年），释迦也失建色拉寺（1419年），与甘丹寺合称为拉萨三大寺，这是格鲁派早期的基础。1419年宗喀巴去世时，格鲁派还没有采用活佛转世的办法来解决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是由他弟子贾曹杰、克珠杰等相继继承他的法座，称为甘丹赤巴。此后不久，新兴的格鲁派就受到仁蚌巴家族的限制和打击，处于低潮。这期间有宗喀巴晚年时的一个弟子根敦珠巴（1391－1374）在日喀则新建扎什伦布寺，成为格鲁派在后藏地区的中心。根敦珠巴去世时扎什伦布寺的法台仍是由其弟子继承。但是同时有一些人认为在达那地方出生的根敦嘉措（1475－1542）是根敦珠巴的转世，并把根敦嘉措迎请到扎什伦布寺居住。由于当时格鲁派中还没有实行活佛转世的制度，所以根敦嘉措的地位一直难以确定。后来根敦嘉措受到扎什伦布寺法台意希孜莫的排斥，离开扎什伦布寺到哲蚌寺学佛。根敦嘉措在前藏各地活动，逐渐有了名望，他又在山南兴建了曲科杰寺。1512年意希孜莫请他返回扎什伦布寺，让他担任扎什伦布寺的法台，这可以说是格鲁派中活佛转世对师徒相传取得了优势。这时仁蚌巴下令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拉萨正月的祈愿大法会，哲蚌寺僧众请求根敦嘉措返回，1517年根敦嘉措出任哲蚌寺法台，1518年由他主持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争回了格鲁派僧人参加祈愿大法会的权力。1525年他又兼任色拉寺法台。从此根敦嘉措的历辈转世都要担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这就使他的转世系统的影响和实际地位超过了甘丹赤巴，成为格鲁派的实际的领袖。内邬宗宗本还把哲蚌寺的别墅送给他，改名为甘丹颇章。
　　使得格鲁派能够取得更大发展的关键人物是根敦嘉措的转世索南嘉措（1543－1588）。他看到蒙古军事力量再次进入青藏高原给格鲁派带来的新的发展机会，在1577年应率部到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邀请从拉萨到青海，1578年他们在青海湖南面会见。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dl喇嘛”的尊号，这是“dl喇嘛”这个名词最初出现，格鲁派立即以俺答汗所赠的这个名号作为从根敦珠巴开始的这个活佛转世系统的称号，索南嘉措自然就成为第三世dl喇嘛。由于索南嘉措和俺答汗的关系，以及他按照明朝的要求劝说俺答汗返回蒙古，他又受到明朝的重视。在索南嘉措1586年到呼和浩特主持俺答汗的葬礼时，明朝派人封他为“朵儿只唱”，并邀请他到北京，但是他1588年在到北京的途中去世。紧接着格鲁派和土默特部认定俺答汗的一个重孙云丹嘉措（1589－1616）为索南嘉措的转世，成为蒙古人出身的四世dl喇嘛。云丹嘉措带着一些蒙古军队和贵族到西藏坐床，对当时遭到新兴的第悉藏巴猛烈打击的格鲁派是极大的支持，使格鲁派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云丹嘉措到西藏后由扎什伦布寺的法台洛桑曲吉坚赞（1570－1662）当他的经师和授比丘戒的堪布，这提高了洛桑曲吉坚赞在格鲁派和扎什伦布寺中的地位，以后扎什伦布寺的法台就由他和他的历辈转世担任，形成了格鲁派中另一个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即班禅转世系统。
　　1616年四世dl喇嘛去世，第悉藏巴利用战胜支持格鲁派的拉萨地区的首领吉雪巴的余威，下令禁止dl喇嘛转世，没收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土地和属民。格鲁派从青海请来蒙古土默特部的军队，打败第悉藏巴的军队，加上第悉藏巴彭措南杰去世，新任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只有十六岁，左右亲信意见不一，在洛桑曲吉坚赞的请求下，噶玛丹迥旺波同意准许寻找云丹嘉措的转世。这样五世dl喇嘛才得以认定并迎请到哲蚌寺坐床。到1630年，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受后金压迫，向西击败土默特部，并向青海移动，格鲁派再次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格鲁派第巴索南热丹派人向信奉格鲁派不久的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求救。1636年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兵进入青海，并在1637年到1639年攻占青海和康区。1642年固始汗和格鲁派联合攻打第悉藏巴，打下了日喀则，消灭了第悉藏巴政权，建立起和硕特部和格鲁派联合统治的甘丹颇章政权。
　　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以太上皇的身份接受出家戒和比丘戒，命画工画了他身着袈裟的藏式唐卡，派专人送到拉萨。1798年八世dl喇嘛在布达拉宫的三界殊胜寝殿（萨松南杰殿）内专门建造佛龛供奉乾隆皇帝的僧装画像，像前还供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后来认定十世、十一世、十二世dl喇嘛的金瓶掣签仪式即是在这里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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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清代前期的西藏历史（1644－1840）

　　固始汗控制西藏以后，和格鲁派联合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在这个政权中，固始汗自己作为甘、青、康及卫藏地区的汗王，成为全藏族地区的统治者。他派遣了八个儿子率部驻扎青海，建立了以他为领袖的和硕特部根据地。命令以所征康区赋税供给青海部众，将卫藏赋税则供养dl、班禅，使格鲁派寺院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他本人及两个儿子则长期拥兵坐镇拉萨，在拉萨以北的达木地区（今当雄）驻扎重兵，起镇慑保护作用。从而在全藏区形成了蒙古汗王统治的局面。在甘丹颇章政权内，西藏地方的高级行政官吏和世俗贵族由固始汗任命封赐，其中官职最重要的就是第巴。至于卫藏地区的行政命令，必须经由固始汗盖印、发布执行，第巴只是副署盖印而已。
　　固始汗看到明朝气数已尽，在东北兴起的后金有统一天下的可能，所以他也积极寻求政治靠山，在占领青海之初，就遣使到盛京（今沈阳）朝见皇太极，开始了和后金的交往。还在入据西藏以前，他就与五世dl喇嘛和班禅四世等和商议，并由四世班禅出面，争取到第悉藏巴等政教首领参加，联合派出了以伊拉古克三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盛京。1642年，代表团一行始到盛京，皇太极出城亲迎，“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之礼”，表明了后金对争取蒙藏各部的重视。皇太极对代表团给予了优厚赏赐。次年，皇太极遣使随同伊拉古克三一行赴藏，分别致函赏赐固始汗、dl、班禅及第悉藏巴等其它政教首领。
　　1644年（顺治元年），清朝定都北京后，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更加频频。翌年，固始汗派其子多尔济dl巴图尔台吉到北京，上书顺治帝，表示对清政府的谕旨“无不奉命”。他还与五世dl喇嘛共同遣使清朝“表贡方物”，受到清朝的赏赐。自此之后，蒙古和硕特部汗王与西藏地方宗教首领几乎年年必遣使莅京，通贡不绝，清朝也厚给回赐。为了进一步加强同中央政权的政治联系，固始汗还上书清朝，说：“dl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同时他又积极鼓动劝说五世dl喇嘛接受清朝的邀请。1652年（顺治九年）dl喇嘛带领大批随从从起程，当年年底到达北京，顺治帝在北京南苑以田猎的形式，不拘礼节地迎迓会见了他，“赐坐，赐宴，待以殊礼。”另外还赏给金、银、大缎、珠宝、玉器等大量礼品。五世dl喇嘛进呈了珊瑚、琥珀、青金石念珠、氆氇、马匹、羔皮等千件贡礼。dl喇嘛留京两个月期间，应邀两次进皇宫参加了顺治帝专门为之举行的盛大国宴，还参加了一些满族亲王、蒙古汗王举行的宴会，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佛事活动。其中为专程自大漠南北、山西五台山赶到北京的蒙古科尔沁秉图王及汉族僧侣，为御前侍卫拉玛，为成百数千人讲经传授各种法戒，撰写启请、发愿、赞颂及祭祀祈文等等。接受的礼金、各类礼品、法器以及社会各阶层馈赠的不可胜数。清朝在北京专门修建了黄寺，供他住宿。1653年初，在dl喇嘛返藏途中，顺治帝派官员赶到代噶（今内蒙凉城），赐给五世dl喇嘛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dl喇嘛。”自此，清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dl喇嘛在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历辈dl喇嘛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遂成为制度。清政府在册封五世dl喇嘛的同时，又派臣和五世dl喇嘛一起去西藏，给固始汗赉送以汉、满、藏三体文字写成的金册金印，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承认他的统治藏族地区的汗王的地位。清朝的支持对新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的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1654年固始汗去世，诸子争位，相持不下，汗位空悬四年之久。最后妥协解决，由达什巴图尔主持青海和硕特部，达延汗主持西藏政务。然而他们缺乏其长辈的威望和才能，而五世dl喇嘛凭倚朝廷的支持，权力及威望日益增强。1658年固始汗任命的第巴索南饶丹去世，经过两年的协商，最终由五世dl喇嘛任命他的亲信仲麦巴赤列嘉措出任第巴，任命第巴的权力从蒙古汗王转移到dl喇嘛的手中。1662年四世班禅大师洛桑曲吉坚赞去世，西藏的政教权力进一步向dl喇嘛集中，但是在军事上格鲁派仍然要依靠和硕特部的保护。1668年达延汗去世，汗位又空悬了3年，1671年才由dl汗继位。五世dl喇嘛在后期扶植仲麦巴赤列嘉措的侄子桑结嘉措掌权。1676年五世dl喇嘛提名当时年仅24岁的桑结嘉措出任第巴，因时机尚未成熟，桑结嘉措谢绝这一任命，由dl喇嘛的却本洛桑金巴担任，说好3年后让位。1679年dl喇嘛再次提名，桑结嘉措就正式就任第巴职务。1682年五世dl喇嘛去世，桑结嘉措为保持自己的地位，稳定局势，以扩建布达拉宫的工程尚未完工和与拉达克的战争正在进行为由，和少数亲信决定秘不发丧，“伪言dl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dl命行之”，继续以五世dl喇嘛的名义掌政。桑结嘉措看到，必须依靠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敕封，自己才能名正言顺地统治西藏，因此他极力设法向清朝请求敕封，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他借五世dl喇嘛的名义，上奏朝廷说：“臣已年迈，国事大半第巴主之，乞请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康熙帝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封给桑结嘉措“法王”称号，同时赐给“掌瓦赤喇怛喇dl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为了防止自己的权力被和硕特汗剥夺，桑结嘉措还与新疆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接纳关系，利用准噶尔部和和硕特部的矛盾，牵制和硕特汗。在噶尔丹和清朝的斗争中，桑结嘉措用五世dl喇嘛的名义为噶尔丹说话，遭到康熙皇帝的申斥。桑结嘉措还一手包办五世dl喇嘛的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于1685年秘密地选定在门域出生的仓央嘉措为五世dl喇嘛的转世。直到1694年清朝打败噶尔丹，从准噶尔降人口中听到五世dl喇嘛早已圆寂的消息，严辞责问，桑结嘉措才向清朝报告五世dl喇嘛圆寂多年，其转世已经认定，在经过清朝同意后，1697年将仓央嘉措接到后藏浪卡子宗，由五世班禅为其剃度授戒，随后迎接到布达拉宫坐床。
　　在五世dl喇嘛去世后，西藏的蒙藏统治集团的矛盾一直在逐渐加深，桑结嘉措依靠政治权谋和手腕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清朝和准噶尔部的斗争中，桑结嘉措逆历史潮流而动，错误地支持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与清朝也有矛盾。1701年dl汗去世，拉藏汗继位。自拉藏汗上台后，桑结嘉措与他的关系很快就紧张起来。1703年，双方的部下在拉萨争斗，经三大寺高僧调解，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桑结嘉措辞去第巴之职，由他的儿子卓萨继任，拉藏汗到当雄居住。但这种妥协很难维持长久，1705年第巴·桑结嘉措集结各地兵力到拉萨，与拉藏汗再次爆发了武装冲突，拉藏汗从当雄兵分三路反攻，在澎波决战，桑结嘉措兵败后被擒杀。拉藏汗进入拉萨后，随即派人到朝廷，报告事变的经过，并奏称仓央嘉措是假dl喇嘛，平日耽于酒色，不守清规，请予以废黜。康熙皇帝认可了拉藏汗的行动，派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到西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同时下令“拘假dl喇嘛”及桑结嘉措妻子解京。仓央嘉措在解往北京的途中，“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年仅二十四岁。拉藏汗另找了一个格鲁派僧人意希嘉措，立为dl喇嘛，清朝在派人带领青海蒙古诸台吉的代表进藏询问五世班禅后，于1707年批准意希嘉措为六世dl喇嘛，1709年派人进藏册封，并赐给金印，由五世班禅主持，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
　　但是，拉藏汗废立dl喇嘛的举措却引发了新的矛盾。三大寺的一些僧人和在青海的和硕特部的部分不满拉藏汗的贵族首领不愿承认意希嘉措，把仓央嘉措的一首著名诗歌“天空洁白的仙鹤，请它双翅借给我，不会远走高飞，到理塘转转就回”作为预言，秘密地派人地康区理塘寻访，终于找到了1708年出生于的格桑嘉措，作为仓央嘉措的转世，转移至康区北部的德格地方加以保护，清朝对此难以处理，下令将格桑嘉措送到塔尔寺居住。拉藏汗和青海蒙古首领的不和，引起康熙皇帝的担忧，于1709年又派遣了侍郎赫寿到西藏“协同拉藏办理西藏事务”。西藏的这种混乱的政治局势果然被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所利用，他先是将女儿嫁给拉藏汗的儿子，以联姻迷惑拉藏汗，然后在1717年以护送女儿、女婿的名义选派精兵长途奔袭，突击西藏。同时还派遣一小股军队去塔尔寺，企图劫持格桑嘉措，以号召人心。当准噶尔军到达藏北草原时，拉藏汗才发现形势不对，匆忙召集人马抵御。尽管准噶尔派去塔尔寺的军队被清军击溃，但是到藏北的准噶尔军仍宣传他们已经接到了真正的dl喇嘛，将送到拉萨来，以此涣散拉藏汗的军心。拉藏汗在战争胜败难定的情况下，就仓促撤回拉萨城，想坚守拉萨，等待清朝派兵救援。但是准噶尔军得到那些不满拉藏汗的僧俗人众的配合，拉萨城很快被攻破，拉藏汗逃进布达拉宫，不久在突围时被杀死。准噶尔军废黜意希嘉措，自己委派官员，向僧俗勒索财物，对不服从的寺院和地方则派兵烧杀抢劫使曲科杰寺、敏珠林寺等著名寺院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原来对准噶尔军抱有期望的人也大失所望。清朝在1718年派西安将军额仑特率兵数千进藏，因情况不明，准备不足，在藏北草原被准噶尔军围困，粮食断绝，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清朝朝野震动，康熙皇帝看到如果任由西藏被准噶尔军占据，西南、西北各省都不得安宁，力排众议，在1720年再次出兵，以皇十四子允题为大将军，指挥清军和青海蒙古首领的军队一起进藏，驱除准噶尔军，同时承认格桑嘉措为封格桑嘉措为“弘传觉众第六世dl喇嘛”，并护送送格桑嘉措到拉萨坐床。这时拉藏汗的旧部康济鼐和颇罗鼐等人也在后藏起兵，占据阿里和后藏的一些地方，截断在西藏的准噶尔军和新疆的联系，前藏的贵族阿尔布巴、扎尔鼐等人积极和清军联系，配合清军进兵。准噶尔军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稍作抵抗后就仓皇逃跑，出兵时的七千精兵，逃回准噶尔的不到一千人。
　　清朝在驱除准噶尔军以后，没有让青海蒙古首领统治西藏，而是建立了清朝对西藏的直接统治，从西藏贵族中任命几名噶伦掌政，以康济鼐为总理西藏政务的噶伦。但是掌政的噶伦之间很快就发生矛盾，1727年，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人为争权夺利，煽起内讧，戕杀康济鼐，并派人去后藏捉拿颇罗鼐。颇罗鼐闻讯，立即意识到这是背离中央政府旨意的一次阴谋。于是在火速奏报朝廷的同时，毅然再次于后藏起兵，联合康济鼐之兄阿里总管噶西鼐等，率后藏及阿里精兵数千人，向阿尔布巴等人宣战。双方在江孜交战半年多，颇罗鼐攻入拉萨，在三大寺僧众的帮助下，擒获了阿尔布巴等人，奏请清廷处置。此时清朝派遣的大军抵达拉萨，经共同审核事实，将阿尔布巴等人处斩。清廷肯定了颇罗鼐的功绩，封他为贝子，任命他为首席噶伦，后来又晋封为郡王，由他领导西藏地方的行政。颇罗鼐之下清朝还任命噶西巴·纳木扎勒色布腾和策仁旺杰两位噶伦，但地方大权由颇罗鼐一人总揽。为防止准噶尔军再次侵扰和集中西藏的事权，1728年雍正皇帝下令把七世dl喇嘛移到四川泰宁的惠远庙居住，还命七世dl喇嘛之父索南达结进京，封他为“辅国公”，以防止防止他干预藏政，这是dl喇嘛的亲属受中央封以爵位的开始。直到1735年准噶尔部的威胁解除，雍正皇帝派副都统福寿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护送dl喇嘛返回拉萨。清朝还于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在拉萨设立了驻藏办事大臣衙门，直接监督地方政权，留驻藏清军二千人，归驻藏大臣指挥。通常驻藏大臣为两人，一为办事大臣，一为帮办大臣，一方面可以商议办事，另一方面分别替换，始终保持有一个比较熟悉情况的大臣住在西藏。另外清朝还划定了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确定西藏的行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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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颇罗鼐为医治战争创伤，安定社会秩序，解决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经济拮据的困窘，增强地方自身的防御作战能力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颇罗鼐在清朝驻藏军队的指导下，在拉萨北郊兴建了扎什兵营，分期操练了由骑兵一万人、步兵一万五千人组成的藏军。自此，西藏有了一支兵械较齐备，且训练有素的军队，于西藏通往准部各条道路上“严设卡伦，准噶尔自是不敢窥藏”。维护了西藏边境之安宁。他还整顿驿站，保证政令文书的传递。他按照乾隆皇帝的安排接待准噶尔部经清朝批准派来的熬茶礼佛的使团，受到清朝的嘉奖。1747年颇罗鼐去世，其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总管全藏事务。然而他上台后，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杀害其驻守阿里的兄长，又与dl喇嘛不和，敌视驻藏大臣，阻断驿传军书，还设法和准噶尔部联络，争取准噶尔部作外援。由于驻藏清军大部分已在1733年撤回内地，拉萨形势非常危急。1751年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抢先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诱杀，他们自己被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党羽杀害，驻藏大臣衙署被焚毁，钱财被洗劫一空。史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事件发生后，七世dl喇嘛即命公班智达代理政务，将杀害驻藏大臣的凶手捕获，安定拉萨局势，等待清朝派员进藏处理。清朝所派的四川总督策楞带兵入藏后，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乾隆帝深刻地反省了过去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所以敢怀逆志谋反，就是因为西藏“地广、兵强、事权专一”，“噶伦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所以清政府为一劳永逸之计，决定以此次平乱后措置转关为契机，改革西藏地方政制，废除郡王独理专擅西藏政务的制度，规定由dl喇嘛领导噶厦掌管西藏的西藏，分权于一僧三俗的四位噶伦手中，这时僧人出任噶伦的开始。噶伦之间地位平等，遇事秉承驻藏大臣和dl喇嘛的指示，共同处理地方各项事务，不得独断专行。同时由驻藏大臣监督管理。还把原属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管辖的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当雄）蒙古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理。
　　七世dl喇嘛掌政不久，在1757年圆寂，清朝派章嘉呼图克图进藏，主持寻访dl喇嘛转世的事务，同时任命第穆活佛为摄政（丹吉林），代理dl喇嘛管理西藏事务。这是摄政制度的开始。经六世班禅参与，认定了八世dl喇嘛强白嘉措（1758－1804）。1777年第穆活佛去世，清朝派当时在北京雍和宫任堪布的策墨林活佛（策墨林）进藏担任摄政。这种dl喇嘛、驻藏大臣、摄政共同掌管政务的体制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1779年清朝迎请六世班禅进京，1780年8月六世班禅抵达热河，参加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的活动，然后到北京。10月底六世班禅因病在北京黄寺圆寂。1784年八世dl喇嘛亲政，1786年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去世，清朝召策墨林活佛回京，命济咙呼图克图协助dl喇嘛办理政务。
　　1788年发生了廓尔喀侵扰后藏的事件。历史上的尼泊尔，是指分布在加德满都谷地巴勒布人生活居住的阳布（即今加德满都）、库库穆、叶楞三部，藏语称之为巴勒布。1768年，本属尼泊尔部落之一的廓尔喀人，乘巴勒布本国内讧之机，吞并了巴勒布三部，并迁都阳布。后藏与廓尔喀地域紧密相连，彼此间以物易物或钱货买卖，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不过双方贸易中也不时发生一些小的摩擦和结怨。1788年廓尔喀以钱币兑换问题和西藏地方“商税增额、食盐揉土”为借口，出动三千人马抢占了后藏边境的济咙、聂拉木、宗喀三处。乾隆皇帝命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提督成德带兵火速驰援西藏剿办，又命理藩院侍郎巴忠以御前侍卫钦差大臣的官衔赴藏办事，与鄂辉、成德会商一切善后事宜。在巴忠抵藏之前，后藏仲巴呼图克图等先与廓尔喀私下进行和议，答应向廓尔喀赔款赎地。巴忠到拉萨后，一方面与鄂辉、成德会商，让红帽活佛檄谕廓尔喀投顺，退回所占聂拉木等三处地方，并立具甘结，永不犯藏界；另一方面，他又自遣使者与廓尔喀讲和。廓尔喀在得到一纸西藏每年向其赔款300个元宝的字据后，撤出了占领的后藏地方。巴忠等人隐瞒实情，向朝廷谎报“已将聂拉木、宗喀、济咙等地方次第收复”，“奏凯班师”。为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留下了祸根。1790年廓尔喀派人入藏讨取“赎地”银，dl喇嘛和噶厦拒绝支付，遣使与之谈判，要求“撤回合同”，遭到廓尔喀拒绝。事情报告到朝廷，乾隆皇帝才知道巴忠报告的功劳都是假的。鉴于西藏形势危急，清朝派策墨林活佛再次进藏担任摄政，他到拉萨后只有几个月，就在1791年3月去世。清朝命八世济咙活佛（功德林）担任摄政。1791年7月廓尔喀廓尔喀以西藏方面爽约为由，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在短短的十几天内迅速占领了聂拉木、定日、萨迦、济咙等宗。红帽活佛为报复其兄仲巴呼图克图不分六世班禅的遗产给他的私怨（红帽活佛是六世班禅和仲巴呼图克图的同母异父兄弟），竭力唆使廓尔喀兵抢劫扎寺。驻藏大臣保泰得悉事态，慌忙将七世班禅移往拉萨，幸免被俘。仲巴呼图克图携大量金银珠宝细软逃跑。其余济仲喇嘛、扎寺堪布并众僧等，在占卜师宣称“不可与贼作战”的诓骗下四下逃散，廓尔喀军洗劫了扎什伦布寺。只有驻守日喀则的都司徐南鹏率领的八十名清军，坚守日喀则宗堡，与敌交战，保住了城堡。消息传来，清廷大为震动，巴忠自知罪责难逃，投湖自杀。乾隆皇帝决定派遣福康安为大将军，超勇公海蓝察为参赞大臣，率领满、汉、蒙、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数个民族组成的一万七千余大军，分三路进藏讨伐。在西藏人民的支援下，1792年5月，清军收复全部失地，将廓尔喀军驱除，7月，清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廓尔喀境内，打到距阳布二十里地方，廓尔喀派大头人前来投降，放回了被抓去的噶伦丹津班珠尔等人，交出了从前“贿和”的合同和服毒自杀（有说因病身亡）的沙玛尔巴骨殖及其妻子儿女仆人等，退还了所有抢去的扎什伦布寺的财物并班禅的金册等。乾隆皇帝考虑到当地节气较早，天气骤冷，若大雪封山，全体将士后果不堪设想。故指示福康安，接受廓尔喀的乞降禀贴及恭词请罪，令其签写“永不犯藏”之甘结，并定期纳贡。廓尔喀王接受了全部条件，还派人赴京呈进贡品多种。九月，福康安率大军自前线凯旋班师。
　　根据乾隆帝的指示，1792－1793年，大将军福康安与孙士毅、惠龄、驻藏大臣和琳等经过长期地酝酿，拟订了有关治理西藏各方面的章程，并报经中央政府核准颁布实施。其中，关于西藏地方政府遵行的部分，即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藏文本）。
　　章程的要点是：1、行政人事权方面，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dl喇嘛、班禅平等。所有噶伦以下的首领及办事人员、管事僧人皆是隶属关系，事无大小，都得禀明服从驻藏大臣办理。噶伦、代本的任免升迁，由驻藏大臣会同dl喇嘛拟写两份名单，呈报大皇帝选择任命。其余前藏大小文武官员由驻藏大臣和dl喇嘛委任，发给满、汉、藏三种文字执照。后藏官员依照前藏之制，由驻藏大臣和班禅协商委任，发给执照。2、宗教监管权方面。设置“金奔巴瓶”，嗣后dl喇嘛、班禅及藏区各地呼图克图“灵童”的认定，须由驻藏大臣监督主持，将其名字生辰年月，以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象牙签牌上，然后置于金瓶内当众掣出，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藏地各大寺院活佛人选，由dl喇嘛、驻藏大臣及呼图克图认定，并发给盖有以上三人印章执照。青海蒙古王公迎请西藏活佛，须由西宁大臣行文驻藏大臣发给通行护照。赴外地朝佛僧侣，亦得领取护照，始得通行。如若私自前往，一经查出，惩处该管堪布及札萨等主管人员。dl喇嘛所辖寺庙之活佛、喇嘛及全藏各呼图克图所属寨落人户，一律详造名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和dl喇嘛喇嘛处各存一份。3、军事方面。设三千名正规军队，前后藏各驻一千名，江孜、定日各驻五百，兵员由全藏征调。所征兵员造册两份，各存驻藏大臣衙门及噶厦。代本、如本、甲本、定本由驻藏大臣并dl喇嘛择选年经有为者充任，并发给执照。驻藏大臣每年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并检阅军队。军队粮饷由地方政府筹办，交驻藏大臣分春秋两季发给。军队所需弹药，由噶厦派人携带驻藏大臣衙门公文，赴工布地方制造下发。4、司法方面。对于一般案件的处理，“可以缘依旧规，但需分清罪行之大小轻重，秉公办理。”处罚犯人、没收财产等，必须登记，呈缴驻藏大臣衙门或报经驻藏大臣审批，始能处理。各地汉官、噶伦和宗本等，如有依仗权势，无端侵占别人财产，欺压或剥削人民事情，即可报告驻藏大臣予以查究。5、外事方面。外事集权于中央，一切西藏外事交涉权，统归驻藏大臣负责办理。西藏地方与外国行文，须以驻藏大臣为主与dl喇嘛协商处理。廓尔喀人往见，其回文须按驻藏大臣指示缮写。边境重大事务，更要根据驻藏大臣指示处理。外藩所献贡物，给dl喇嘛等人来文须呈驻藏大臣查阅，并代为酌定回书，交来人带回。所有噶伦不得私自向外藩通信，当外藩行文噶伦时，必须交驻藏大臣并dl喇嘛审阅处理，不得私自回信。外国来藏商旅，必须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衙门，按其路线签发路证，并在江孜、定日两地派兵驻扎，检查路证。外人来拉萨者，须向边境宗本呈报，经沿途检查，将人数报驻藏大臣衙门批准。西藏到廓尔喀塑建佛像的人，也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限定日期返回。6、财税方面。由驻藏大臣设置专门机构铸造银币，统一货币成色和折算比价，不允许西藏流通邻国货币。西藏地方收支，统由驻藏大臣审核，每年春秋各上报朝廷一次。济咙、聂拉木两地抽收大米、食盐及各种物品之进口税，依原例办理。除非请示驻藏大臣同意，地方政府不得私自增加税额。地方税收、乌拉等各种差役平均负担，实有劳绩需要优待免除差税者，由dl喇嘛并驻藏大臣协商发给免役执照。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是清朝中央政府总结元以来历代王朝对西藏治理的经验，为行使对西藏的完全主权而制定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文献，它标志着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达到了成熟和较完备的阶段。它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加强和发展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密切祖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巩固西南边防，防御外敌入侵，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以及改善藏族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等，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804年八世dl喇嘛圆寂后，清朝命济咙活佛继续摄政，1807年摄政及广大僧俗向驻藏大臣请求，说寻访到的在四川邓柯地方出生的灵童确系“第五世dl喇嘛转世，请奏明皇上，免于金瓶掣签”，经驻藏大臣奏请，以皇帝批准免予金瓶掣签的方式，认定了九世dl喇嘛隆多嘉措（1805－1815），并于1808年在布达拉宫坐床。1811年摄政济咙活佛去世，清朝任命八世第穆活佛任摄政。1815年九世dl喇嘛圆寂，年仅十岁。1818年摄政等人仍通过驻藏大臣转奏，请求免予金瓶掣签认定他们在里塘寻访到的灵童为dl喇嘛的转世，被嘉庆皇帝驳回，驻藏大臣也因此受到申斥。按嘉庆皇帝的命令，另外再寻访两名灵童，与里塘的灵童一起，在1822年举行金瓶掣签，认定了里塘出生的灵童为十世dl喇嘛楚臣嘉措（1816－1837），并举行坐床典礼。因八世第穆活佛在1818年去世，清朝命出生于甘南在雍和宫任堪布的二世策墨林活佛出任摄政，所以此时的摄政是策墨林活佛。1830年，驻藏大臣兴科会同十世dl喇嘛和摄政，派噶伦夏扎等人为清查人员，对各个宗溪的户口、差税、封地文书、免役执照等进行审核清查，编写成清册，呈报dl喇嘛和驻藏大臣审批后，下发各宗溪遵照执行。这是清代西藏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土地差税清查。1837年十世dl喇嘛圆寂，由摄政策墨林活佛组织寻访转世灵童，并在1841年举行金瓶掣签认定了十一世dl喇嘛凯珠嘉措（1838－1855），就在同一年，西藏军民还击败了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的森巴军队对阿里的入侵。当时占据了拉达克地方的印度锡克族森巴人大头目倭色尔带兵侵占藏境，夺据达坝噶尔及杂仁、补仁三处营寨。驻藏大臣孟保先命噶伦才丹多吉和代本比喜领兵一千三百人往剿，后又派藏族官兵五百名兼程增援。翌年初，战斗结果为击毙包括倭色尔在内的森巴军官四十余人，歼灭敌兵二百余人，俘虏八百余人。拉达克头人及部落酋长纷纷献上兵器，达坝噶尔等地营寨及土地一千七百余里被收复，边境肃清。这是继反击廓尔喀两次入侵后，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取得的又一次军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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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清代后期的西藏历史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史时期。中国近代史的总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帝爱国斗争，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他们的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西藏近代史也具有和全国近代史相同的特点。
　　二世策墨林活佛任摄政二十多年，权势很重，同时也与西藏僧俗产生了一些矛盾。1844年七世班禅等僧俗上层控告他贪赃受贿、勒索百姓，并有暗害九世dl喇嘛、十世dl喇嘛和虐待十一世dl喇嘛的嫌疑，清朝命驻藏大臣琦善查办。琦善即是在鸦片战争中昏庸误国，在广州向英国侵略者妥协的投降派主要人物，后被革职，后来又被派到西藏任驻藏大臣。经琦善奏准，将二世策墨林撤职关押，曾被色拉寺僧人抢出，图谋翻案未成，被押送回甘南居住。琦善随即请七世班禅出任摄政，七世班禅在拉萨担任代理摄政七个多月，即辞职返回扎什伦布寺。清朝就任命九世热振活佛阿旺意希楚臣坚赞（锡德桑丹林）担任摄政。
　　此后，西藏地方的僧俗上层之间的矛盾接连不断。1855年摄政热振活佛和噶伦夏扎旺秋杰波等控告第穆活佛不守清规，经驻藏大臣奏准将第穆活佛押往后藏宗喀监管。当年尼泊尔在英国的支持再次派兵入侵后藏，虽然西藏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当时清朝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因此1856年在驻藏大臣赫特贺的主持下，由西藏地方和尼泊尔签订了协议损害了西藏地方的利益。此后不久，夏扎旺秋杰波又和热振活佛发生矛盾，夏扎等人对摄政的权力提出挑战，但是热振活佛取得了胜利，旺秋杰波被免职并关押在尼木庄园，又因其妻告发他与尼泊尔官员通信，摄政派代本吞巴去处理他，他争取到吞巴代本的同情，被允许在自己的庄园中剃法修行。1856和1858年通过金瓶掣签确定了八世班禅和十二世dl喇嘛。1862年初夏扎和甘丹寺、哲蚌寺的一些上层僧人合谋，借发放布施的一些问题，鼓动两寺的僧人发动暴乱，驻藏大臣满庆偏袒暴乱者，摄政热振活佛携带印信逃出拉萨，到北京告状。驻藏大臣满庆即将夏扎旺秋杰波请出以协助办理商上事务的名义掌握摄政的职权。清朝一面批准满庆的奏请，一面派人进藏查办。但当时道路不通，拖了很久，此事也没有结果，1863年2月热振活佛就在北京去世。1864年夏扎旺秋杰波去世，这一场统治集团的斗争就不了了之。1866年清朝任命担任过甘丹赤巴和dl喇嘛经师的四川打箭炉地方出生的高僧罗布藏青饶汪曲担任摄政，赐给诺门汗和呼图克图名号，此即一世德柱活佛。但是几年以后，1871年西藏又发生动乱，曾帮助夏扎旺秋杰波上台的甘丹寺僧人（后任基巧堪布）班垫登珠纠集部分僧俗官员和甘丹寺僧人，杀死多名僧俗官员，企图逼迫摄政德柱活佛下台，并废黜十二世dl喇嘛，事情败露后，班垫登珠等逃往甘丹寺，摄政与驻藏大臣调集数千军队，围攻甘丹寺，班垫登珠战败后逃跑，在途中被杀。1872年摄政德柱活佛去世，十二世dl喇嘛亲政，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清朝任命济咙活佛阿旺贝丹曲吉坚赞为摄政，他在1876年主持寻访dl喇嘛转世灵童，并通过驻藏大臣奏准免予金瓶掣签，认定了十三世dl喇嘛。1882年八世班禅去世。1886年摄政济咙活佛去世，根据僧俗大众的推荐，清朝任命八世第穆活佛阿旺洛桑赤列饶杰为摄政。1888年通过金瓶掣签认定了九世班禅。1894年十三世dl喇嘛已经十九岁，摄政第穆活佛辞去摄政职务，由dl喇嘛亲政。到1899年又发生了dl喇嘛和卸任的摄政的亲信之间的斗争，即“第穆妖鞋”的事件，第穆活佛及其亲信被捕，第穆活佛死在监狱中，丹吉林的庄园、寺庙和属民都被没收，并不准寻访其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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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西藏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斗争

　　这一时期西藏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英国和俄国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侵略。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早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开始于明朝的末年。1624年葡萄牙教士到阿里古格，曾建立过天主教教堂，1627年有葡萄牙教士到日喀则活动。1715年又有传教士德悉德利等到拉萨，进行传教活动，到1745年清朝下令把在拉萨的外国传教士遣送出境。虽然这些传教士在西藏活动的直接目的多数是传播基督教，但是他们收集西藏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情况，并把这些情报资料送回西方国家，为后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和侵略做了前期准备，成为西方殖民侵略政策的先锋。二、英国殖民主义者进入南亚次大陆比葡萄牙人和法国人晚，但是他们后来居上，打败了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侵占印度各小邦的领土，成为在印度的最主要的侵略势力。英国早期在印度的侵略活动是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进行的。1764年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以后，侵略的矛头接着指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力图以商业贸易的名义进入西藏，与英国在中国东南海洋上的活动相配合，进一步从西面开展对华贸易。1770年东印度公司利用不丹属下的库赤贝哈尔的内乱，吞并库赤贝哈尔，并与不丹发生冲突，不丹向六世班禅求救，六世班禅派人前去调解，东印度公司乘机在1774年派遣波格尔等到日喀则会见六世班禅，企图与西藏建立通商关系，并要六世班禅介绍他去拉萨和北京，这些要求都被六世班禅拒绝。1793年英国派马嘎尔尼为特使，带着英国国王的书信到热河见乾隆皇帝，要求和中国扩大通商等，他在热河见到从西藏回京的福康安，还向他打听西藏和尼泊尔的情况，马嘎尔尼并没有达到英国的目的。这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改变了策略，决定先把势力伸张到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强迫他们接受英国的“保护”，并通过他们向西藏倾销英国的商品。1814年东印度公司利用廓尔喀王室争夺王位的斗争和尼印边界的领土纠纷，发动了对尼泊尔的侵略战争。当时尼泊尔曾派人到西藏，通过驻藏大臣向清朝请求援助，并指出英国侵略尼泊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通侵略西藏的道路，一旦尼泊尔失败，不仅尼泊尔再不能向清朝贡献方物，西藏的安全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可是清朝政府对南亚地区的形势变化缺乏认识，把英印对尼泊尔的侵略依然看作是境外的“蛮夷之争”，认为尼泊尔人在危言耸听，只是为了争取中国的援助，另一方面当时清朝国力也逐渐衰落，不愿再劳师远征。所以虽然嘉庆皇帝派四川总督赛冲阿带兵进藏，但是连赛冲阿仿照福康安的先例向英印和尼泊尔发出文书，要双方罢兵，也受到皇帝的斥责。驻藏大臣也奉命对尼泊尔的求援加以驳斥。1816年尼泊尔在战败后和英印签订条约，英印不但占领了尼泊尔的部分土地，而且规定尼泊尔和锡金的争端由英印来仲裁，这就为英印侵略锡金提供机会。1817年英印又和锡金订约，将其从尼泊尔手中夺得的原属锡金的两块地方交还锡金，以此为诱饵，使锡金接受英印的“保护”。1835年东印度公司从锡金“租借”了大吉岭，1861年英印又强占了锡金南部大片地方。他们还把铁路修到大吉岭，在附近山地推广种茶，以便长期经营。1864年英印又出兵攻打不丹，强占了不丹南部的山口地区，又用每年给不丹五万卢比作为补偿，用小恩小惠拉拢不丹的一些贵族头领。噶伦堡地区就是在这时被英印占领的。这样，英帝国主义就把它的侵略基地建到了西藏南面的大门口上，对西藏形成巨大的威胁。三、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国，利用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派出许多探险家、传教士，以游历的名义从各个方向进入我国藏族地区活动。英国还派出许多间谍化装成从印度来的朝佛者，偷偷地带着测量工具，在西藏测绘地图，记录气象资料，侦察西藏的军事设施，为以后的侵略西藏作准备。俄国还利用其统治下的蒙古布利亚特地区和西藏的宗教联系，派遣僧人入藏活动，同时组织探险家进入藏族地区。这些人侦察藏族地区的道路、地形、社会情况，绘制地图，为进一步侵略我国的藏族地区做准备。这些探险家遭到藏族僧俗的强烈反对，他们多次向清朝呈递公禀，表示坚决反对允许洋人入藏游历考察，噶厦还一再命令各地僧俗官员，绝对不准洋人入藏，一经发现，就要全力阻拦，让他们返回。随着英国和俄国在亚洲争霸，英国为巩固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极力把他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喜马拉雅山以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活动逐步升级，直到对西藏发动两次武装侵略战争。
　　面对英印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扩张造成的对西藏的严重的威胁，广大西藏人民决心进行坚决的抵抗，保卫自己的家园，以十三世dl喇嘛为首的西藏僧俗上层也从英印侵略锡金、不丹、尼泊尔的事例中看到英印的侵略活动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宗教地位的危害，也主张抵抗英印的侵略。1884年西藏地方政府在南部和锡金接界的的各个险要路径上建立哨卡，防止英印派人越界窥探。特别是在则列拉山西南的热纳宗的隆吐山修建了高大的堡垒炮台，派200名藏军驻守，密切监视英印在锡金的动向。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人民加强自己边防的措施，竟然十分恼火，千方百计加以阻挠破坏。1885年他们派人以考察商务和矿产为名，从锡金进入岗巴宗，遭到当地官员和军民的坚决反对，不准他们前进，双方相持数月，英人不能前进，竟然威胁要派兵“讨伐”。英国又向清朝施加压力，要清朝让西藏撤退边防。他们先是说西藏在隆吐山设防是阻碍通商，后来又向清朝政府发出照会，干脆宣称隆吐山是在受他们“保护‘的锡金的领土之内，西藏军队在这里设防是越界行为，要西藏限期撤卡退兵，否则他们就要采取军事行动，武力解决。当时的清朝政府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连续进攻和打击下，对英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一经英国以武力进攻相威胁，就不问是非曲直，传令驻藏大臣文硕，要他让西藏地方政府撤退在隆吐山的驻军。清朝的这一命令遭到西藏军民的坚决抵制，他们给驻藏大臣呈递公禀，指出热纳宗历来就是西藏的地方，隆吐山在热纳宗东北，当然是西藏的地方。虽然在嘉庆年间因锡金土王的请求，西藏准许锡金牧民在热纳宗的部分草地“通融住牧”，但是热纳宗仍是西藏的地方。同时申明西藏人民已下定决心，“誓死抵御，决无二心”，纵然“战至男尽女绝”也绝无反悔。英帝国主义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竟然采取无赖的手段，宣称隆吐山以北的捻纳才是热纳宗，要西藏军民退到捻纳。同时英帝国主义积极调兵遣将，运送弹药，准备发动战争。1888年2月，英军即对设卡防守隆吐山的藏军发动突然进攻，藏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经过几天的鏖战，在英军大炮的猛烈轰击下，藏军无法坚持，撤退到纳汤，建石墙防守。同时陆续调集前后藏民兵上万人增援前线。清朝政府在战争开始后，仍然坚持退让求和的方针，并在3月将主张抵抗英印侵略的驻藏大臣文硕撤职，另派升泰接任驻藏大臣。升泰到任后，主张满足英印的要求，和英军议和，并阻止藏军对英军发动反攻，以致贻误有利战机，使英军可以从容准备再次发起进攻。8月，英军在大量增援后又对驻守纳汤的藏军发动攻击，藏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武器装备落后，实际力量比英军差很多，造成藏军再次战败，退回到则列拉山。10月，升泰从拉萨到亚东前线与英印谈判议和，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竟然派了一个英国人赫政来做升泰的翻译和助手。赫政以“中间人”的面目出现，一面为英方暗送情报，出谋划策，一面又向升泰施加压力，迫使升泰完全屈服于英方的要求。在谈判结束后，1890年2月，清朝派升泰到印度加尔各答，和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不但承认了锡金受英国保护，而且按照英国的要求以则列拉山为划分西藏和锡金的分界，使中国失去了从热纳宗到岗巴宗南部的大片土地和牧场。1892年升泰在仁进岗病死，1893年清朝派何长荣为代表到大吉岭和英方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规定中国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此可以享受治外法权，并规定五年内藏锡边界进口的货物概不纳税。这两个条约遭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拉萨三大寺号召西藏人民不同英印贸易，抵制印度茶叶运销西藏，西藏人民还拆除英印所立的界碑，坚持到分水岭上自己原来的牧场上放牧，显示了坚决抗击英印侵略的勇气和决心。
　　虽然英国通过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取得了许多利益，但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积极准备对西藏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败，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英国认为有机可乘，积极准备再次对西藏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902年夏天，英国派兵闯入岗巴宗的甲岗地方，拆毁定界的鄂博，驱除守界的藏军，抢走当地牧民的牛羊。1903年英国又派兵到岗巴宗挑衅，一直闯到岗巴宗所在地，要求中国派官员到岗巴宗谈判，西藏地方政府急忙派出700名藏军到岗巴宗布防，并派仲译钦波和擦绒代本代本和知府何光燮去岗巴宗谈判，由于英方无理取闹，宣称何光燮的职位不够担任谈判代表，要驻藏大臣前来谈判，使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实际上英帝国主义在岗巴宗的挑衅和谈判只是为了转移西藏军民的注意力，他们早就在策划对西藏发动新的军事进攻。
　　1903年11月，英国调集步兵、骑兵、炮兵3000多人，由麦克唐纳少将指挥，以护送政务司荣赫鹏上校去和驻藏大臣谈判的名义，偷偷翻阅则列拉山，在西藏方面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顾当地官员的劝阻，一举占领亚东。在得到英军占领亚东的消息后，驻藏大臣裕钢不愿前去谈判，西藏地方政府急忙调兵到帕里去防守，并命令各宗的民兵赶往帕里增援。但是在藏军赶到之前，英军抢先于12月底占领了帕里。接着英军继续以护送荣赫鹏为名前进到堆纳，在这里才遇到由莱丁色代本、郎色林代本和吉浦如本指挥的奉命前来阻止英军前进的藏军2000余人。莱丁色代本等要求英军退回到亚东再开谈判，荣赫鹏蛮横地拒绝了这一合理的要求。双方对峙到1904年的3月，英军在做好准备后，悍然对西藏军队发动进攻。当时藏军右翼在堆纳北面五英里多庆措湖西岸的曲米森谷地方，并建了一道矮墙作为防御工事，左翼在多庆措湖的南岸。荣赫鹏等假意同莱丁色代本等在阵地前对话辩论，并说双方应表现和谈的诚意，以英军将子弹退出枪膛为伪装，欺骗藏军将火绳枪的引火熄灭。当时藏军只有很少军官有快枪，火绳枪的引火熄灭后重新点燃要较长时间，而英军的快枪很快就可以把子弹重新推上膛，荣赫鹏的这一诡计，使藏军在战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英军的一部还偷偷包抄到藏军后面山上，架起机枪。在做好准备后，麦克唐纳命令英军强行解除藏军武装，挑起冲突。当英军抢夺莱丁色代本的枪械时，他奋起还击，击毙一名英军。麦克唐纳立即下令英军开火，以机枪向藏军密集扫射。藏军的火绳枪来不及点燃火绳，纷纷倒在英军的枪弹下，使得所谓的“战斗”，实际上成为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藏军莱丁色代本、郎色林代本等1400多人牺牲，而英军仅有两名军军官受伤，13名士兵伤亡。
　　4月英军在康马附近的萨马达河谷击败藏军的阻击后，攻占了江孜宗。荣赫鹏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只等英国政府批准他的直接打到拉萨迫使西藏军民屈服的计划，于是只留下部分英军驻在年楚河边的江洛林卡，其余英军护送麦克唐纳返回亚东，调动增援部队，以发动更大的军事行动。这时新任的驻藏大臣有泰不但不到江孜去阻止英军，反而在给荣赫鹏复信时说，自己对西藏军民“开导之无方”，要等西藏军民彻底失败后再与英方会谈。在前期作战失利和驻藏大臣多方阻挠的情况下，西藏军民抗英的意志仍然坚定不移，除了一再“请大皇帝谕调汉兵、资助军饷”外，各地民兵仍斗志高昂地开赴江孜参战。到5月初，藏军已有一万多人布防在日喀则、江孜到浪卡子一线。5月3日，荣赫鹏再次分兵，他自己带部分英军留驻江洛林卡，另一部分在布兰德中校指挥下进攻噶热拉，击败当地的藏军并向浪卡子方向追击。就在这时，藏军主力从其他路径进到江孜，收复了江孜宗宗山城堡、白居寺、曲隆寺等重要据点，并以1000多人在黎明前直插江洛林卡，当英军听到藏军的冲锋呐喊从酣睡中惊醒时，看到手持大刀长矛的藏军已经冲到面前，吓得魂飞魄散，荣赫鹏也在极度惊恐中顾不得组织抵抗，仓皇南逃到曲比颇章。他自己事后也承认，如果不是藏军按照习惯在冲锋前大声呐喊，使英军惊醒，得到了一点准备的时间，他们全都会被藏军一举消灭。布兰德中校急忙带兵赶回江孜，才使英军稍稍稳住阵脚。在奇袭英军取得胜利后，西藏军民一面包围英军的驻地，一面夜以继日赶修工事，把宗山和白居寺连接成一个整体，决心在这里和英国侵略军血战到底。5月24日，英军在得到增援后，攻打藏军据守的帕拉村，藏军打死了英军的加斯丁大尉，杀伤另外两名大尉，英军在付出相当的代价后才攻下了帕拉村。荣赫鹏看到江孜英军的处境仍然非常危险，在6月5日带了几十个骑兵突围去亚东搬兵，路上在康马遇到藏军伏击，荣赫鹏又差一点丧命。6月下旬荣赫鹏和麦克唐纳指挥大队人马从亚东开往江孜，这时藏军一部集结在乃宁寺，威胁着英军的交通线，英军即对乃宁寺展开猛攻，藏军和僧众凭借乃宁寺高大的围墙和殿堂顽强抵抗。英军用大炮轰开围墙，炸毁大部分殿堂，然后蜂拥入寺，藏军和僧众仍坚守不退，和英军展开肉搏战，其中一支来自工布地区的民兵，用大刀长矛给英军重大杀伤，藏军和僧众也大部壮烈牺牲。最后英军以伤亡200多人的代价攻占了乃宁寺，他们不仅将宗喀巴大师和一世、二世dl喇嘛曾经在此学习修行过的乃宁寺洗劫一空，还将不愿投降的西藏僧俗绑在经幡旗杆上枪杀。至今乃宁寺的断垣残壁上还有许多英军枪炮打下的弹洞。接着英军又进攻江孜西南与白居寺隔河相望的另一个著名古寺紫金寺（宗喀巴大师曾在这里学习和著书立说），切断江孜和日喀则的交通。藏军和僧众800多人在山上坚守，英军用大炮将山上的殿堂炸毁，经过一天的激战，攻下了紫金寺。
　　7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宇妥噶伦、仲译钦波和三大寺代表等在江孜会见荣赫鹏，要求英军退兵谈判，荣赫鹏又以西藏代表无适当证明书为借口拒绝，并藏军在7月5日正午前撤出江孜宗山。荣赫鹏的无理要求当然被西藏军民拒绝。于是英军在7月5日下午对宗山发起全面进攻，经过激战于当天占领宗山下面的街道。接着英军猛烈炮轰宗山城堡，然后以步兵冲锋，藏军以火绳枪和石头向敌人还击，直到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藏军多次打退了英军的进攻，还在夜间派人下山袭击敌人的营地，使英军惊惶不安。英军对宗山围攻了几天，仍然不能攻上山，只能靠密集的炮火来对付山上的守军。最后由于城堡中的火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藏军弹尽粮绝，山上又没有饮水，藏军不得不撤退到白居寺，英军又攻打白居寺，给白居寺也造成重大破坏。从5月到7月的江孜保卫战，西藏军民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的决心，在西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永远受到人民怀念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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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孜战役以后，7月14日英军又向拉萨进发。这时西藏抗英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有领导有组织的武装抵抗以接近尾声，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妥协投降派的势力抬头，噶厦政府在他们的压力下，向西藏军民发出了停止抵抗的命令，并派出噶伦等僧俗官员为谈判代表，要求与英军在途中谈判，劝阻英军不要进入拉萨。但是这时的荣赫鹏，完全撕下他是来与驻藏大臣和西藏的代表谈判通商和边界问题的“和平使节”的伪装，根本不理睬西藏方面发出的和谈的呼吁，一心要打到拉萨。7月31日，英军在曲水渡过雅鲁藏布江，在这紧急关头，十三世dl喇嘛带领少数随从逃离拉萨，翻越唐古拉山，经柴达木盆地和安西，前往外蒙古。dl喇嘛行前任命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代理摄政，由噶伦和三大寺代表等辅助，办理政务。8月3日，英军占领了拉萨。清朝在十三世dl喇嘛离开拉萨后，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奏请，宣布将dl喇嘛的名号“暂行革去”。
　　在英军打进拉萨的问题上，荣赫鹏和英印总督寇松等人和英国政府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析。寇松最早提出改变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把西藏变为英国控制下的中英和英俄之间的“缓冲国”的计划，实际上是要使西藏成为英印北上的英国前进基地，宣称“一旦我们得以进入西藏，并获得使俄国的势力陷于困境的影响，我们就能扭转给印度带来危险的政治局面，就能使我们处于一个可以利用难以跨越的羌塘高原作为我们和俄国未来可能的疆界之间的壁障的地位，就可能阻止俄、法势力穿越亚洲结合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将处于一个支持我们进取四川和连接我们（在中国的）东西方势力的地位。”出于这种保证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与俄国争霸、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寇松和荣赫鹏主张采取一切可能的卑鄙手段对中国的西藏地方发动武装侵略。而英国政府在欧洲正面对德国的威胁，需要争取俄国加入反德的同盟，又考虑与沙皇俄国在亚洲划分势力范围的关系，顾忌俄国和法国的反对，同时顾虑西藏人民的抵抗会使英军在西藏高原难以脱身，因此一开始对寇松和荣赫鹏的计划并不积极支持。寇松和荣赫鹏玩弄阴谋，一开始只要求英国内阁同意派兵到边境压迫西藏地方与之谈判，然后破坏谈判，要求英国政府批准他们打到江孜进行谈判，打到江孜后又趁俄国和日本在我国东北发生战争俄国眼看就要失败的时机，促使英国政府同意他们打到拉萨。英国政府批准了进军到拉萨的计划，但是仍然认为这是极其冒险的行动，西藏人民并未屈服，大雪封山截断交通线，英军在拉萨就有被困死的可能，因此规定英军必须在9月内退回。当然，在亚洲进行侵略扩张这一总的方针上，英国内阁和寇松、荣赫鹏等人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只是具体作法上的分歧，因此寇松和荣赫鹏的计划总是能够得到英国内阁的“不那么情愿的”的批准。
　　荣赫鹏带兵到拉萨后，确实是处在险境之中。拉萨东面仍有数千藏军活动，拉萨近郊的色拉寺、哲蚌寺的僧众还有武装，拉萨市民不卖粮食和货物给英军。甚至有僧人只身闯入英军驻地，刺杀英军军官。dl喇嘛出走，又使荣赫鹏没有了谈判的对手，于是荣赫鹏只好去找驻藏大臣有泰，经过有泰的配合和尼泊尔在拉萨的代表的活动，才能够和以代理摄政洛桑坚赞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1904年9月7日，荣赫鹏和洛桑坚赞等人在布达拉宫签署了一份荣赫鹏事先炮制好的共有十条的《拉萨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除了已开的亚东商埠外，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在这两地享有同样特权。二、分期付给英国军事赔款五十万英镑（后来新任英印总督俺士尔将赔款减为17万英镑，合250万印度卢比）。三、边界至江孜、拉萨通道上的炮台要塞一律削平。四、西藏答应，非经英国政府同意，不得将土地让卖租借于其他国家，西藏事务不得让其他国家干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等项权利不许其他国家享受。在签订《拉萨条约》的过程中，驻藏大臣有泰执行清朝政府对外屈膝投降的方针，昏庸误国，帮助荣赫鹏压服西藏官员签约。荣赫鹏本来要求有泰也在条约上签字，有泰也准备答应，被手下官员劝阻而没有签字，他只是和荣赫鹏交换了一个照会，双方说明条约中所说的非经英国同意不得在西藏享有权利的“任何外国”，不包括中国在内，中国商民仍可以到江孜、亚东、噶大克商埠经商贸易。清朝外务部在看到《拉萨条约》的草约后，也立即指示有泰不得画押，并向英方声明，所有条款应由清朝和英国商议后，才能审核，还决定西藏答应的赔款，由清朝政府支付。俄国和法国也对《拉萨条约》提出反对意见。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有关西藏的国际条约，不经过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清朝的同意和签署，自然是不合法和无效的。荣赫鹏在英军于9月23日撤出拉萨，还企图引诱有泰和英军一起到亚东去，在那里当面画押，有泰因为已接到清朝的指示，没有同意。1904年底英国内阁更迭，新内阁迫切需要争取俄国一起反对德国，也只得同意和清朝商议修改。1905年1月，清朝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参赞张荫棠等，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和英方专使费夏利等谈判改约。寇松虽然不当英印总督，仍在会外策划操纵英方代表，在会上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想将此写入条约，自然遭到清朝代表的坚决反对，谈判陷入僵局。英国还开始采用另一个更为阴险狡猾的政策，力图利用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和清朝的一些矛盾，在西藏上层集团内部收买和培植代理人，它在这时利用其皇太子访印的机会，用威胁利诱的办法，邀请九世班禅到印度会见皇太子，企图拉笼班禅代替出走的dl喇嘛，与英方合作，由于张荫棠等官员在印度对九世班禅争取教育，当英方要九世班禅向英国皇太子跪拜时，九世班禅向英方申明“我只在（清朝）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使英国的计划没有成功。1906年中英在北京重开谈判，并在4月27日签署《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其第二款规定“英国国家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把《拉萨条约》作为附约列于其后。这个《北京条约》虽然没有按中国代表的主张明文写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字样，但是排除了《拉萨条约》将中国暗列为“外国”的含义，明确英国对西藏来说属于外国，中国担负起不准他国干涉西藏的责任，这表明英国政府在各方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在事实上确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地方的外交事务必须通过中国中央政府。接着，1907年8月英国和俄国达成了关于波斯、阿富汗、中国西藏的三个协议。按照协议，英俄在保留他们在西藏的“特殊利益”的同时，双方承诺“只通过中国政府同西藏进行交往”，从而把西藏作为一个中国管辖下的英俄势力范围的隔离地带。英国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说服俄国将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提法写进他们的协议，说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计划并没有停止，只是变换了一下方式，准备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推行。
　　经过英国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朝野上下对清朝政府的妥协退让的方针和驻藏大臣在战争中的表现强烈不满，纷纷提出责问，清朝政府也看到了西藏在列强争夺下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巩固在西藏的统治，保住西南的屏障，1906年4月，清朝派遣张荫棠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入藏“查办藏事”，他是清代上百个驻藏大臣中唯一的一个汉族出身的人。他到拉萨后，经过调查了解，向清朝政府参劾了驻藏大臣有泰等十几个在藏满汉官员昏庸误国、贪污腐化，在西藏人民抗英斗争中“坐误事机”的罪责。清朝政府下令将有泰等人革职查办。还参奏噶伦平措旺丹勒索百姓，贪赃枉法，平措旺丹也被撤职查办。这使西藏僧俗上下民气大振。西藏各界人民交口称赞张荫棠为西藏清除时弊，严肃法纪，惩办贪官的勇气和行动。张荫棠还根据西藏当时外有强敌侵略，内部民生凋敝的情况，决心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措施，训练军队，变法图强。1907年1月，他向清朝外务部提出治藏大纲二十四款，得到清朝政府的采纳，作为革新西藏政务的基础。他命令噶厦政府设立了交涉、巡警、督练（练兵）、盐茶（种茶、运茶、收盐税）、财政（设银行、铸新币）、工商、路矿（修路、开矿）学务（开设学校）、农务（开垦土地、改良畜种）等九个局，作为推行新政的常设机构。他还编写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译成藏文散发各地，他还到大昭寺去对僧俗大众讲解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和推行新政变法图强的重要性。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虽然有的脱离西藏实际，有一些有消极作用，由于清朝的腐败和西藏保守势力的阻挠反对大部分没有能够实行，但是他的主张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僧俗大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受到西藏人民的赞扬。后来，张荫棠的积极整理藏政受到继任的驻藏大臣联豫的猜忌，清朝政府也认为他的言行偏激不合时宜，在1907年5月调他到印度西姆拉去和英国代表商谈江孜开埠的事宜，张荫棠在西藏推行新政的任务改由联豫来执行。联豫首先奏请撤销驻藏帮办大臣，在驻藏大臣之下设左右参赞各一人作为辅助，将权力集中于驻藏大臣。
　　十三世dl喇嘛出走到外蒙古，本来是受他身边的布利亚特蒙古僧人德尔智等人的鼓动，想取得俄国的帮助继续抗英。但此时俄国刚被日本打败，无力提供实质的援助，这使十三世dl喇嘛仍然寄希望于清朝。1906年，在清朝的要求下，他从库仑启程返藏，走到其后塔尔寺寺时，由于清朝在西藏推行新政和在四川藏区实行改土归流，就在塔尔寺暂住。1907年11月，清朝批准dl喇嘛进京朝觐的要求，他就经兰州、西安，于1908年1月到五台山朝礼，等候进京。这时俄国、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日本、德国的外交人员接连到五台山拜会dl喇嘛，英国驻北京的公使也通过中间人和dl喇嘛取得了连系。9月底，十三世dl喇嘛从五台山到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几次接见和宴请他，赐给金册金印，恢复了他的dl喇嘛的名号，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但是清朝没有批准dl喇嘛不经过驻藏大臣直接向皇帝上奏的请求，又使他深感不满。在这期间，英国公使专门拜会了dl喇嘛，还派了熟悉西藏情况的驻江孜商务专员鄂康诺带着锡金王子到北京，参加英国公使和dl喇嘛的会见，对dl喇嘛竭力拉拢，而dl喇嘛对英国的态度也有了重要的改变，想与英国改善关系。紧接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十三世dl喇嘛即于1908年底离京返藏。
　　清朝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并派遣川军入藏，威胁到西藏僧俗上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起清朝和dl喇嘛为首的西藏部分僧俗上层的矛盾，这促使十三世dl喇嘛从坚决抗英转变到依靠英国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统治权力和利益。还在返藏的途中，他就命令伦钦夏扎班觉多吉调集藏军和民兵阻击川军进藏，并请英国公使出面压迫清朝停止川军入藏。1909年11月，十三世dl喇嘛回到拉萨，首先正式任命亲英派贵族夏扎班觉多吉等三人为伦钦，执掌大权。1910年2月，由钟颍率领的川军到达拉萨，随即与藏军发生零星冲突，这使本来就与驻藏大臣联豫关系紧张的十三世dl喇嘛坐卧不安，立即命令策墨林活佛为摄政，留守拉萨，自己带领伦钦夏扎等少数官员逃走。联豫派兵追赶，在曲水遭藏军阻击，没有追上。2月底，十三世dl喇嘛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清朝根据驻藏大臣联豫的奏请，再次革去十三世dl喇嘛的名号，而英国则对他热情接待，安排他游览印度各地，在大吉岭为他提供住房和生活用品。让dl喇嘛在大吉岭设立噶厦，和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保持联系，遥控西藏的事态发展。英国虽然表面上宣称不干涉西藏事务，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加紧利用十三世dl喇嘛逃到印度的形势，为进一步侵略西藏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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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结束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言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月，孙中山主持制定并公布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而且还规定民国政府的参议院的议员，西藏也与各省、内外蒙古一样，选派五名代表参加，代表选派方法由地方自定。4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在总统令中宣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并在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中设立蒙藏事务局。这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中一直明确记载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0月，十三世dl喇嘛从印度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说“意欲维持佛教，请转呈妥商”，袁世凯即下令恢复他的dl喇嘛名号，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派人前往印度册封，因英印阻拦而未果。
　　英帝国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立即利用西藏的混乱形势，进行挑拨离间，英印总督明托赶到大吉岭和dl喇嘛商谈，向dl喇嘛提供武器和经费，由dl喇嘛派其亲信达桑占东等人返回西藏，迅速组织起上万民兵，围攻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川军，同时下令全藏僧俗，不准与汉人新政府来往，断绝给川军和汉人官员的粮草供应。1912年夏天四川和云南两省曾发兵援救在藏川军，已经打到江达地方，由于英国出面干涉，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世凯命令四川、云南停止进兵。在藏的川军在辛亥革命后内部已经分为几派，争斗不止，加上孤立无援，逐步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后来，由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出面作调解人，钟颍等人和dl喇嘛派来的伦钦强钦巴谈判达成停火办法，川军将枪支弹药交出，由尼泊尔和英国的官员负责安全，从江孜、亚东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内地。到1912年12月底，联豫、钟颍等官员和在藏的川军等全部离开了西藏。十三世dl喇嘛在1912年12月中旬回到拉萨，立即惩办在战斗中支持过驻藏大臣和川军的第穆活佛的丹吉林寺的僧人，还有一些哲蚌寺的僧人和贵族也因支持过川军受到惩罚。他还提升在反对川军战斗中有功的人员，把达桑占东封为扎萨，继承被杀的亲汉派擦绒噶伦的贵族地位。他又召集西藏地方头人代表开会，征求对西藏今后应采取的方针的意见，结果仍有很多人特别是下层的僧俗群众不赞成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断绝联系。加上四川云南派出的军队就在工布江达以东地区，这又使dl喇嘛受到种种制约，在与中央的关系上处在徘徊犹豫的状态中，不敢下决心去实行完全脱离中国的“zd”。
　　英国自然不愿意看到它极力推动的“zd”停顿下来，又以阻挠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直接接触和不承认民国政府、不提供贷款等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策划召开“三方谈判”。在民国政府同意出席会议后，英国即1913年夏天派其驻锡金专员柏尔先行进藏，与西藏所派的代表伦钦夏扎会商达三个月之久，要夏扎尽量收集“材料”，准备对付中央代表的办法。即使是这样，英国还是担心西藏的代表在见到中央代表后会产生动摇，又设法限制西藏代表在印度时的活动，不让他们与中央代表有任何接触，以便他们从中操纵，谋取私利。1913年10月13日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会议一开始，英国就唆使伦钦夏扎提出“zd，西藏不能承认1906年的中英条约”、“西藏的范围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与四川的西部、打箭炉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华官华兵不准入藏，华商入藏须领有西藏政府发给之护照”等无理要求。在中央代表据理驳斥并提出“订明西藏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中国可派驻藏长官驻拉萨”等条件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顾问柏尔竟然以支持和帮助西藏反对中国、取得“独立”为诱饵，哄骗和逼迫伦钦夏扎进行私下交易，在麦克马洪所划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制造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一直属于中国西藏管辖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英属印度。这笔肮脏的交易英国方面多年不敢公开，几十年后才悄悄塞进英国出版的地图中，而伦钦夏扎也不敢正式报告十三世dl喇嘛，西藏方面也没有批准过这一非法的领土交易。在玩弄了这一套阴谋之后，英国代表又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折中方案”，把整个藏族地区划分为内、外藏，外藏包括阿里、卫藏和大部分康区，内其余藏区为内藏，中国在内藏享有若干主权，外藏实行自治，中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在英国代表的恫吓、威胁下，1914年4月，中国代表陈贻范在说明只是草签需中国政府批准才能正式签字后，在草约上划了押，但是全国各界民众强烈反对这一草约，袁世凯政府也不敢批准这一条约，中国代表没有在条约的正式文本上签字，并声明中国绝不承认这一条约。拖到当年7月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国无力东顾，西姆拉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英帝国主义的阴谋以破产告终。由于这一原因，所谓的西姆拉条约虽然有英国和西藏代表的签字，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就是英国政府也没有正式公布过这一条约，只是到20多年以后，1938年才在英印政府的“外务大臣”编纂的一本英印政府的条约集中将“西姆拉条约”悄悄塞进去，而“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也仍然不敢收入，直到1960年才由印度在地图集中收入，可见英印政府本身对这个非法的条约和地图也是理亏心虚的。
　　英国的侵略阴谋在西姆拉会议上遭到失败后，英国又唆使西藏地方当局扩充军备，向西藏提供新式武器装备，并在江孜设立军官训练学校，帮助藏军培训军官。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操纵下，在抗英战争中曾英勇反抗英国侵略的藏军蜕变为英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服务的武装。1917年和1920年、1922年，藏军几次向驻守康区的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康区大部分地区，直到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1931年藏军又向青海玉树地区发动进攻，被青海军队打败，四川军队也发动反攻，藏军退回到金沙江以西，1932年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以金沙江为界停战，等候中央与西藏当局谈判解决。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连年战争，虽然将其占领区向东推进了几百公里，却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西藏当局新增差税，征兵征粮，使得人民生活日益贫困。1920年帝国主义分子柏尔到拉萨，鼓动十三世dl喇嘛把藏军扩充到15000人，并成立警察局，聘请英国教官训练警察，这些加重人民负担的措施激起僧俗大众的强烈不满，当时盛传三大寺僧人要打死英国人柏尔，dl喇嘛派兵镇压，引起藏军和哲蚌寺的冲突，柏尔不得不离开拉萨。1923年因为增派差税问题，噶厦和扎什伦布寺方面发生矛盾，格鲁派的重要领袖九世班禅被迫逃离西藏，经青海、甘肃到北京，这些都充分说明分裂势力以武力实行“zd”的战争，在西藏也不得人心。
　　尽管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西藏的混乱局势用尽一切手段策动“zd”。但是历史形成的西藏和祖国的血肉联系谁也无法割断。1919年甘肃省按中央指示派专员朱绣等入藏会见十三世dl喇嘛，dl喇嘛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向内，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1921年他又派亲信堪布贡觉仲尼等人到北京雍和宫任职。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九世班禅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十三世dl喇嘛即派贡觉仲尼等到南京，将dl喇嘛的信交给国民政府，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央的联系。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进藏，并就西藏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征询dl喇嘛的意见。1930年贡觉仲尼带着十三世dl喇嘛的复信返回南京，dl喇嘛加派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总代表，1931年设立了dl喇嘛驻京办事处，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联系的正式机构。当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代表名额问题上，dl喇嘛和班禅大师双方又发生了争执，dl喇嘛方面要求西藏代表全由dl喇嘛派出，班禅方面要求平均分配，经蒙藏委员会调解，dl喇嘛方面以贡觉仲尼等六人为代表，楚臣尼玛等三人为列席代表，班禅方面以洛桑楚臣等四人为代表，邵章等五人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九世班禅也到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还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作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演讲，不仅以历史事实肯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希望西藏地方早日恢复对中央的正常的隶属关系，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7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颁给玉册玉印。1932年12月，国民政府邀请九世班禅再次到南京，正式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商讨西藏事务和班禅返藏问题。1933年4月，九世班禅派安钦活佛等到拉萨会见dl喇嘛，dl喇嘛表示欢迎班禅返藏，并答应班禅返藏后将其原来的辖地交还，但是此事还未实行，十三世dl喇嘛于1933年藏历10月30日在拉萨病逝。西藏地方政府按照历史惯例向打电报向国民政府报告，并通知九世班禅。国民政府发布了追封十三世dl喇嘛为“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命令，并在南京举行追悼大会。九世班禅从内蒙古到南京参加了dl喇嘛的追悼大会，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职务。接着九世班禅返回内蒙古，经阿拉善等地到青海塔尔寺，筹划返藏。
　　十三世dl喇嘛去世不久，西藏西藏统治集团中即发生了变动，三大寺代表和僧俗官员会议罢免了擦绒达桑占东的噶伦职务、龙厦的藏军总司令的职务，逮捕了十三世dl喇嘛的亲信贡培拉，使亲英势力受到了一次打击。会议还依照清代的制度，决定由热振活佛坚白益喜丹真坚赞（1910－1947）担任摄政，由十三世dl喇嘛的亲属朗敦贡噶旺秋任司伦（总管政务的首席噶伦）。国民政府批准热振担任摄政，并派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经过康区到拉萨致祭十三世dl喇嘛，并与西藏地方政府商谈双方恢复关系的事宜，他还代表国民政府授予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的名号。当黄慕松离藏时，取得西藏当局同意，留下部分随行人员在拉萨，以专使行署名义作为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络的机构。英国看到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有改善的趋势，惊恐不安，派人到拉萨要求在拉萨设立办事机关，也得到西藏当局的同意，噶厦还给英国办事处的职员饶农巴都（又名罗布顿珠，锡金人）以扎萨名义，使他可以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监视噶厦和国民政府在拉萨的人员之间的往来。
　　十三世dl喇嘛去世后，西藏僧俗民众希望九世班禅返藏的呼声高涨起来，1935年3月，九世班禅向国民政府提出回藏的计划，决定取道青海，希望中央派得力大员护送，指导班禅回藏后的宣化建设，并拨付专款经费。6月，国民政府批准了九世班禅的计划。此时后藏地区的代表和噶厦及三大寺的代表赶到塔尔寺，敦请九世班禅早日动身。可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对九世班禅回藏将使西藏和中央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十分恐惧，竭力破坏。英国驻华使馆竟然以国民政府派卫队护送班禅违反《西姆拉条约》为由提出抗议，中国政府当即指出《西姆拉条约》未经中国政府正式签字，不能成立，英国的抗议是无理的。英国人随即又在西藏进行挑拨离间，提出西藏虽然应当欢迎九世班禅回藏，但是应当拒绝中国军队入藏。在英国人的蛊惑下，西藏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鼓吹不能同意九世班禅带卫队回藏。英国驻华使馆竟然就班禅回藏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千方百计制造紧张气氛。1936年底，九世班禅到达青海玉树，就有关问题与拉萨方面反复协商。后来，西藏代表虽然不再坚持反对护送班禅的官兵进藏，但是卫队只能经那曲到后藏，五个月内必须全部撤回，又提出班禅回后藏后，后藏的赋税仍由前藏征收。双方交涉一直拖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仍不能解决。8月，英国竟然趁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困难，再次就班禅回藏问题向中国抗议，国民政府于是命令九世班禅暂缓入藏，暂住玉树。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的愿望不能实现，抑郁成疾，于1937年12月1日在玉树去世。
　　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后，到曲科杰寺观湖，认为十三世dl喇嘛应在东方转生，随后在1936年秋天组织人员分三路到西藏东南部、康区和青海寻访。其中的格乌仓活佛（色拉寺杰扎仓的活佛）和俗官凯墨索朗旺堆（他后来是1951年西藏的五名和谈代表之一）等到青海，1937年1月在玉树拜见准备返藏的九世班禅，请求九世班禅给以指点和帮助，九世班禅介绍了塔尔寺附近的情况和他看到的几名灵异儿童的情况，并为此写信给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请求为格桑活佛的寻访提供方便。经过将近两年的寻访，格桑活佛在平安县祁家川的红崖村找到一个灵童拉木登珠，并将灵童和家属带到青海省政府会客厅在马步芳等官员参与下举行辨认前一世dl喇嘛遗物的仪式。在确定可作为灵童之一后，格桑活佛要求先迎回拉萨供养，马步芳开始不同意，青海各大呼图克图也要求仿照七世dl喇嘛之例，让灵童先在塔尔寺居住和学习，待中央和西藏地方当局商定后再护送进藏。噶厦于是向国民政府呈报寻访到灵童三名，请中央派大员入藏，主持抽签事宜。国民政府将此作为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契机，致电马步芳，令其派兵护送灵童全家进藏，并拨给护送费十万元。马步芳这才派师长马元海带一营骑兵护送灵童进藏，于1939年10月初到达拉萨。当年3月，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为专使进藏主持灵童掣签和坐床。吴忠信从重庆取道印度于1939年12月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的隆重欢迎。但是此时在灵童掣签问题上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摄政热振活佛坚决主张青海灵童即是dl喇嘛的转世，司伦朗敦在此问题上与热振意见不同，经僧俗官员会议讨论，停止司伦朗敦的职务，西藏政教事权集中于热振一人，所以当吴忠信到拉萨时，原来说的三个灵童只有青海灵童一人，而且已经接受僧俗礼拜，有造成既成事实之势，而且热振活佛请求中央援照十三世dl喇嘛的先例准予免除金瓶掣签的手续，批准青海灵童为十四世dl喇嘛。在热振活佛的坚持请求下，吴忠信提出先由吴忠信本人查看灵童是是否确实“灵异”，再由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予金瓶掣签，热振活佛接受这两个条件后，吴忠信在罗布林卡“查看”了灵童，1940年2月国民政府依据噶厦的呈请，发布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免予掣签，继任为十四世dl喇嘛，并拨40万元，作为举行坐床典礼的经费。2月15日，吴忠信在拉萨喜德林寺的正殿代表中央政府向摄政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的金册金印，同时新授其二等彩玉勋章，还向当时的四位噶伦颁发了三等彩玉勋章。英印政府在这时派其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等以观礼的名义赶到拉萨，监视吴忠信的活动，并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他们唆使噶厦的少数官员将吴忠信在坐床仪式上的座位安排在热振活佛的对面，高低与司伦等人相等，而且把英印代表的座位与吴忠信排在一起，企图把吴忠信混同于一个外国来的祝贺的代表。吴忠信为此向噶厦提出了严正交涉，在热振活佛的支持下，终于使噶厦改变了原来的安排。2月22日，十四世dl喇嘛的坐床典礼在布达拉宫举行，吴忠信的座位安排在与dl喇嘛座位平行的左方，面向南面，以表明吴忠信的地位至少与清代的驻藏大臣的地位相等。当天参加坐床庆典的有摄政、司伦、噶伦等西藏各级官员，各大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中央代表吴忠信和全体随员，尼泊尔、不丹在拉萨的代表，共计500多人，而英印代表古德由于他在座位问题上的阴谋破产，没有参加当天的庆典活动。3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承中央特派代表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亲临，并赠赐礼品，祥瑞十分，感戴无际。至于中日战事，现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举祈祷，祝祷中央胜利。”后来，噶厦还派扎萨阿旺坚赞为代表到重庆，为中央派员进藏主持dl喇嘛认定和坐床向国民政府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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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信在1940年4月离开拉萨前，征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正式设立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吴忠信本来向热振活佛提出的是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但是由于英国代表古德等人的阴谋活动，热振活佛考虑此事会受到西藏上层的一些人的反对，如果在僧俗官员会议上被否决，有损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威望，希望改用各方比较容易接受的名称，于是经国民政府同意，将机构名称定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随吴忠信进藏的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的第一任处长。
　　十四世dl喇嘛认定和坐床后，担任摄政的热振活佛的威望日益提高，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亲英势力对这种发展十分恐惧和不满，他们费尽心机，利用各种手法，想要逼使热振活佛下台。他们利用热振活佛处理一些僧俗官员的任免问题上引起的不满，同时散布流言蜚语，指称热振活佛和几个女人有染。年轻的热振活佛对此感到心烦意乱，求助于打卦问卜，得到的指示是继续任职将大为不利，只有回热振寺静修三年才能躲过灾祸。于是热振活佛不顾各方面的劝阻，决心辞职，并推荐当时担任dl喇嘛的副经师的达扎活佛阿旺松饶土多旦巴杰增继任摄政。达扎活佛是堆龙德庆附近的打聋扎业党寺的一个品级较低的活佛，热振活佛曾经拜他为师学经，因此有师生情谊，他任dl喇嘛的副经师（正经师即是热振活佛自己担任）也是热振活佛提名的。当时达扎活佛已经67岁，热振活佛推荐他继任，显然是为自己三年以后再次出任摄政而做的一种安排。而且在达扎活佛出任前，曾与热振活佛密谈一夜，双方有某种约定。1941年1月热振活佛辞去摄政职务，并致电国民政府告诉自己辞职和达扎活佛继任摄政，2月，达扎活佛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业经dl喇嘛明令暨西藏大众会议决定，一致推举微末为西藏摄政，再再敦请，无法推卸，特诹吉于藏历1月1日宣布就职，特电奉闻。”达扎接任之初，对热振活佛的推举表示十分感激，在热振离拉萨返回热振寺时，达扎还率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和藏军官兵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但是达扎活佛继任摄政以后，很快就被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所包围，他利令智昏，为了防止热振活佛东山再起，逐步撤换了热振活佛安排在重要职位上的亲信如基巧堪布阿旺丹增、孜本哲玉哇等，而提升亲英的贵族索康等人担任噶伦等要职，完全控制了噶厦，使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急剧恶化。1943年夏天，在英国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的支使下噶厦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要蒙藏委员会驻拉萨的办事处和英国、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一样，有事先向“外交局”接洽，由于蒙藏委员会办事处坚持不与“外交局”来往，国民政府也宣布绝不接受，并命令四川青海军队作相应布置，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西藏当局只得答应另设机关与蒙藏委员会办事处来往，使这一阴谋宣告破产。英印政府又以此为理由向噶厦提供了一批新式武器装备，还鼓动达扎在拉萨举办英文学校，招收贵族官员的子弟入学，此事又引起三大寺僧人的强烈反对。1944年4月蒋介石从他的侍从室中选派沈宗濂为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并决定扩大对西藏的宣传，加强与班禅徒属和拥护中央的西藏人员的联系。这时热振活佛辞职已经三年，他借色拉寺杰扎仓大经堂维修后举行开光仪式的机会到拉萨，希望与达扎活佛商谈他重任摄政的事情，但此时达扎已经羽翼丰满，在两人会面时绝口不提以前约定的事，热振只得仍回热振寺去修行。热振卸任后仍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驻藏办事处的人员到热振寺拜访他，他表示了希望中央支持他重新当政，要为增进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尽力。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全会选举热振活佛和洛桑坚赞为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达扎深感热振活佛仍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在1946年6月竟然在一次僧俗民众会议上给自己挂上了“杰布呼图克图”的名号，开创西藏历史上自封为呼图克图的先例。达扎还利用各种机会进一步排除热振活佛的亲信，使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1947年，印度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但是印度并未放弃英国帝国主义在西藏取得的特权，反而以英国殖民主义的继承者自居，英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又摇身一变成为印度驻拉萨的代表，在黎吉生的支使下，西藏派代表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帝国主义者在会议上将一面“雪山狮子”旗当作西藏的“国旗”悬挂在与会各国的国旗中，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上，中国地图竟然缺少了西藏，他们企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制造西藏是“独立国”的地位，要与会的各国默认。这种手法遭到中国代表的强烈抗议，会议的组织者只得加以改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知噶厦要西藏选派代表参加，噶厦派图丹桑批、索朗旺堆等十人参加，1946年4月西藏代表由沈宗濂陪同从拉萨出发，dl喇嘛的父亲让dl喇嘛的哥哥嘉洛顿珠随沈宗濂到南京学习。热振活佛虽然未能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仍通过他的朋友、西康地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顿珠朗杰等人带信给，陈述达扎就任以来投靠英国人、破坏汉藏关系的情况，请求中央明令达扎辞职。黎吉生本来就对西藏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设法破坏，要求西藏把代表团改为向同盟国祝贺胜利和“慰问”，也没有得逞。他在得知热振活佛写信的情况后，更极力挑拨破坏。他在1947年2月去拜会达扎，造谣说热振派人要求国民党派兵入藏，推翻达扎，支持热振重新担任摄政，国民党也同意派兵。达扎听到黎吉生的谣言后，大为惊恐，决心除掉热振活佛。经过和黎吉生等人周密策划后，4月14日噶厦派噶伦索康和拉鲁、藏军司令格桑楚臣等带领藏军二百多人，前往热振寺逮捕热振活佛，同时在拉萨逮捕了原噶伦彭康和热振扎萨坚白坚赞等人。热振寺在拉萨的人员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报告，但是藏军以急行军提前赶到，包围热振别墅，将毫无准备的热振活佛逮捕，押解回拉萨，关押在布达拉宫的孜夏觉监狱，受到审问和折磨。色拉寺的僧众得知热振活佛被捕的消息后，群情激愤，他们打算在途中营救，因藏军改变路线未能成功。接着数百名武装僧人在堪布阿旺嘉措的率领下进入拉萨准备劫狱救出热振未成。噶厦随即调集大兵，配备大炮等武器，包围喜德林寺，同时围攻色拉寺。黎吉生不仅为藏军攻打色拉寺出谋划策，还派英国报务员福克斯帮助架设无线电台，沟通前线指挥和在布达拉宫的达扎活佛、噶厦之间的联络，藏军使用大炮轰击，经过两天激战攻入色拉寺，僧人伤亡惨重，杰扎仓被抢劫一空，阿旺嘉措带10多人突围而出，逃往康区。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致电达扎和噶厦，要求保证热振活佛的安全，色拉寺僧人的反抗更使达扎等人对热振活佛的巨大影响恐惧害怕，决心除掉热振活佛。5月7日，热振活佛在狱中被害，。热振寺的500僧人得知热振活佛被害死的消息后，再次举行暴动，将住在热振别墅的16名藏军杀死，并与前来镇压的藏军激战7天7夜，为首的热振活佛的索本堪布益喜楚臣在失败后带领十余人突围，逃往青海西宁。热振活佛被害后，噶厦宣布取消他的呼图克图的名号，其转世降为措钦活佛，没收其大部分财产，并罗织其“罪状”，在大昭寺前公布。对热振活佛的亲信等人也给以不同的惩罚，扎萨坚白坚赞、卡多喇嘛孜娘活佛等许多人被判处鞭打和终身监禁。尽管如此，关系还指示其驻京办事处处长图丹桑布向国民政府面呈噶厦的报告，宣称已照中央指示，对热振活佛的亲信人员“从轻发落”。不久，与热振活佛及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关系密切的十四世dl喇嘛的父亲祁却才仁也在拉萨突然去世，他的去世显然与亲英分子的暗害有关。
　　“热振事件”之后，达扎为首的亲英分子更加紧进行分裂活动。1947年10月，仍然是在黎吉生的策划下，噶厦派出了一个以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为首的“商务代表团”，准备到美英等国考察“商务”，表明上宣称的目的是“和外国建立直接商务联系”、“购买黄金作为西藏通货的准备金”，实际上是想以此表示西藏能够进行外交活动，要求美英等国承认“zd”。夏格巴后来在他的《西藏政治史》中也说，这个代表团是为了“和外国建立正式关系，表示西藏的独立和享有主权的地位”。西藏“商务代表团”到印度后却遇到护照签证和没有外汇等问题，于是夏格巴等人在1948年初又不得不到南京，请求国民政府帮助解决。当时国民政府劝代表团不要出国，如果一定要出国，应该拿中国护照，由中央帮助办理有关手续。夏格巴在南京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联系，司徒雷登让他们去香港，由美国领事在噶厦自己制造的“护照”上签证，同时将噶厦向国民政府申请的一批生丝出口证卖给印度商人，取得外汇，才购买机票到了美国。夏格巴等人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印度等国活动了几个月，可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他们只好空手返回了拉萨。
　　1949年夏天，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并向华南、西南各省进军。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于6月3日由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批准班禅堪布会议厅在青海寻访的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官保慈丹免予金瓶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而此时担任印度驻拉萨的代表的英国人黎吉生在拉萨也在加紧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一方面对达扎和噶厦说，“在拉萨的汉人中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催促噶厦赶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一方面又上书印度政府，要印度考虑接受离开拉萨经印度过境的中国人。7月8日，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等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请到噶厦公所，以防止共产党混迹拉萨的名义，要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以及在拉萨的所有汉族人在两周内撤出西藏，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而且同时派藏军以保护安全的名义封闭了办事处的电台，包围办事处人员的住所，不准办事处与中央政府联系。从7月16日开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即在拉萨的汉族商人等100多人，在藏军“护送”分三批离开拉萨到印度，直到7月21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才得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被迫离开西藏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对西藏的“驱汉事件”无可奈何，只是由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发了几封电报，表示反对。而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统一，对拉萨当局的“驱汉事件”表明了严正的立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9月3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奴隶”，“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就在此时，由夏格巴牵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评论员罗威尔托玛斯父子进入西藏，同达扎活佛和黎吉生等人多次密谈，并转交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托玛斯父子鼓动西藏当局赶紧建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接受游击战技术训练，破坏交通补给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在托玛斯父子返美前后，达扎等向美国政府要求“十亿美元”和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武器”援助，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答应给达扎等提供一批步枪、机关枪、手提机枪及弹药等军事援助，并取得了印度政府的同意，准备将这些武器经由加尔各答、大吉岭运往西藏。于是噶厦决定扩军一万人，并向昌都、那曲地区增兵。黎吉生这时本应退休，印度政府又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以便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在黎吉生和托玛斯等人的策动下，噶厦的“外交局”在1949年11月致电毛泽东主席说：“请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经黎吉生策划，达扎还命噶厦起草了“zd宣言”，由黎吉生修改定稿并翻译成英文后，派夏格巴和嘉洛顿珠带到联合国去吁请各国支持。还决定派出“亲善代表团”到英、美、印度、尼泊尔四国去活动，请求支持“zd”，给西藏派来能够使用新式武器、指导藏军作战的人员。这个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已经走到江孜，由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50年1月21日对此发表了严正谈话，指出“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英、美、印度等国政府致电噶厦，表示不能接待这个代表团，噶厦不但不将已经出发的代表团召回拉萨。
　　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阶段。以英国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千方百计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鼓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势力从事许多分裂活动，但是他们的阴谋活动始终受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同时西藏僧俗大众中，由于历史上和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血肉联系，也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分裂分子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九世班禅出走到内地，说明西藏上层中仍有许多人希望保持与祖国的血肉关系。十三世dl喇嘛在后期也恢复了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在十三世dl喇嘛去世后，在寻访dl喇嘛的转世等重大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仍然要依靠和通过中央政府来办理。帝国主义和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给西藏人民和西藏社会造成了政治不稳定、统治集团矛盾加剧、经济文化停滞不前、人民生活痛苦的局面。历史事实说明，即使是在中国处在八年抗战这样的危急的关头，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分子也不可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西藏的历史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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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西藏的和平解放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内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喜讯传到甘、青、川、滇广大藏族地区，使各界藏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在塔尔寺坐床不久的第十世班禅大师，在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并致电负责解放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给班禅大师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中共中央在12月31日发表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把解放西藏列为全国军民将在1950年完成的光荣任务之一。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主要由第二野战军担负，同时要求第一野战军予以配合。二野迅即提出了由其所辖之第18军担负经由川、康向西藏东部和中部，其他部队分别从新、青、滇向西藏西北和东南“多路向心”进军的计划，随即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月中旬，二野首长将仍在川南执行任务的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召至重庆，向他们下达了上述命令，要求18军全体指战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都要勇敢地担负起此项任务，并迅速付诸实施。其他将从新、青、滇入藏的部队，也陆续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面对外国侵略势力与达扎等人的扩军备战活动和西藏的社会情况，在给18军部署进藏的任务时，二野政委邓小平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兵力。但军事与政治比效，政治是主要的。”“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也提出：“要先由民族团结入手，然后才能谈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如体会不深，乱下手，必出大乱子。”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关于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的问题。
　　1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dl集团进行谈判。”其后西南局和西北局对如何同dl集团进行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四条和八条意见。5月17日，中央在进一步指示，要按照如下原则拟定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dl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遵照上述原则，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亲自动手修定的准备和谈的10项条款以西南局名义报请中央批准，并在中央5月29**准后，于6月2日下发给各路准备进藏的部队遵守和掌握。后来人们把这10项条款称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这10项条款是：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dl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这10项条款把党中央的上述原则指示具体化了，为后来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被达扎和噶厦派往北京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所谓“zd”的夏格巴·汪秋德丹等人，于1950年2月2日到达印度新德里，并在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后，于3月15日致函中国驻香港办事机构，公然宣称“zd”，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政府谈判。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就西藏代表要求在香港与中央谈判问题答复记者提问时指出，“zd”是错误的，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北京谈祖国统一问题，才能受到中央的欢迎。同时，经中央同意，西北、西南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先后4次派人克服重重困难到西藏去劝和。2月1日从青海派出的是藏族干部张竟成，他带去了青海省副主席廖汉生和著名藏族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写给dl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书信；3月初从四川派出的是汉族高僧志清法师（又称密悟法师）和贾题韬居士，他们带去了解放军欢迎西藏派代表赴京或到进藏部队前线司令部谈判的信息；5月初从青海派出的是塔尔寺当才活佛（即十四世dl喇嘛的大哥诺尔布）、隆务寺夏日仓呼图克图及大通县广慧寺先灵活佛，以及秘书、翻译迟玉锐等人，他们带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的信函；7月10日从甘孜派出的是曾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帮助甘孜藏族人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意藏人）自治政府”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白利寺格达活佛，他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前全国政协曾特别邀请格达赴京出席政协二次全会，但他为和平解放西藏而致函朱德总司令，主动请求先进藏劝和，等西藏解放后再到北京晋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当时中央的和平呼吁并没有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第一次进藏劝和的张竟成，于1950年5月抵拉萨，6月初被迫离藏，噶厦让他捎给廖汉生的复信中，只承认中国和西藏之间存在“檀越关系”，而不承认西藏原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已由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政治关系；第二次进藏劝和的志清法师和贾题韬居士，被藏军拦阻于金沙江以东，至当年11月才得渡江西行；第三次进藏劝和的人员10月抵那曲，其中的当才活佛会见dl喇嘛后去了印度，夏日仓活佛、先灵活佛等，被押送拉萨软禁起来，该劝和团的秘书迟玉锐等人则被送往山南泽当囚禁，至1951年2月才被释放；第四次进藏劝和的格达活佛，7月24日抵昌都，8月22日竟在食用了英国人的茶水后不久患剧烈腹痛身亡，他的随行人员也被押解拉萨。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督促和规劝拉萨当局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同时，第18军从川南移师川西，于1950年1月下旬成立了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并在组织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研究康藏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后，提出对进军西藏的具体政策意见，编写了《进军康藏地区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进军守则》等，上报西南军区，并向部队进行了政策教育和思想动员。还编写了供指战员学习的《藏文课本》。2月3日18军迅速从川西派出一支先遣队进至西康雅安。为支援部队进藏，西南局成立了以昌炳桂、胥光义为首的支援司令部，从全国各地调来了大批食品、药品、被服、帐篷等物资。因当时雅安至甘孜尚不通汽车，运输问题显得特别重要。按照朱德总司令提出的“一边进军、一边修路、一边运输”的指示，西南军区工兵司令员谭善和率6个工兵团和18军的3个步兵团迅速投入总长603公里的雅安至甘孜公路的筑路工程。4月，以18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和桑吉悦希（天宝）为首的前方指挥所抵达康定，并派出两个精悍的先遣支队，北路由52师师长吴忠率领，于4月底到达甘孜、邓柯，并在邓柯摧毁藏军的一部电台，将在邓柯的藏军赶过金沙江。南路由53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于7月底抵达巴塘。先遣支队向当地各界人士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受到各地上层人士和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甘孜和巴塘有200多名藏族青年参军，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办的藏民研究班的几十名藏族干部也从北京到达，这些藏族干部在部队中担任翻译、宣传、情报等工作，对18军开展各项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到8月中，随着筑路部队打通二郎山等处天险，将公路逐渐修通至甘孜，18军主力渐次向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白玉、巴塘一线开进。在西康藏区人民的无私支援下，18军到迅速作好了向西藏昌都地区进发的各项战斗准备。与此同时，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第14军126团和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也都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在人民的无私援助下，于当年7月分别进抵青海玉树、云南德钦和新疆南部的于田县，作好了向西藏进军的一切准备。
　　8月1日，新疆骑兵师先遣连还从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率先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军。该连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共7个民族的135名指战员组成，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的率领下，翻越昆仑山脉多座冰峰雪山，穿过阿里北部茫茫无人区，于9月中旬进抵阿里改则县的扎麻芒布地方，在那里停留240余天，等待后续部队。但在此期间，他们不仅严守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争取、团结阿里噶尔本（当地最高行政官员）赤门·索朗班觉等人的上层统战工作，而且还能把自己历经千辛万苦从新疆带来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等拿出一部分救济当地遭受雪灾的贫苦牧民。最后终因食品、药品和御寒用品未能得到及时补充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指战员大部分得了肺炎和水肿病。待后续部队到达该地时，该连已有56位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李狄三同志是后续部队抵达该地几分钟以后壮烈牺牲的。该连队后来被授予“进军阿里英雄先遣连”的光荣称号。他们宁死都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誓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辉业绩，至今仍为阿里地区各阶层人民广为传颂。
　　遵照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18军抵甘孜、德格后以部队首长名义给西藏昌都地区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和代本（团长）牟霞等人去信阐明形势、晓以大义，劝他们放弃武力抵抗，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努力。进驻玉树、德钦等地的部队，也以礼对待来往于这些地方与西藏之间的商旅、香客等，并通过他们向西藏传送书信、宣传品，大力开展争取西藏群众、争取团结西藏官兵的工作。
　　在18军作好向昌都进军的准备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为促成和谈，再次作出努力。1951年4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7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会见了夏格巴等人，向他们赠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敦促他们迅速到北京谈判。8月31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印度政府：解放军即将按照预定计划在西康西部开始行动，向西藏开进，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谈。9月6日、17日、23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申健代办、袁仲贤大使连续三次约见夏格巴等人，告诉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采取进军行动，催促他们即速赴京和谈。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表明解放军进藏的决心及争取和谈的诚意。但是西藏当局和夏格巴等人仍然以各种借口拖延，背地里又请求印度政府向中央“交涉”，企图依靠印度的外交压力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军。
　　1950年5月，摄政达扎等擢升孜本阿沛·阿旺晋美为噶伦，并命他赴昌都担任总管，担负指挥藏军阻止解放军前进的“重任”。当时他就向达扎等人提出，希望与共产党谈判，否则他到昌都就毫无意义。8月28日，阿沛·阿旺晋美到达昌都，原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几天后即以“昌都一地不能有两个总管”为由，报请达扎等人批准后，退至昌都以西的洛隆宗“镇守”。阿沛·阿旺晋美到任后的第8天，就给达扎等人发电报，指出：“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于县）内仅有7、8户人家还有糟粑，其余全以食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并提出：“应停止进攻（停止噶伦拉鲁制定的向玉树方向进攻的计划）。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该建议当然未能得到达扎等人批准。达扎等人自恃有外国人的军事援助，又有湍急的金沙江和高山峻岭的阻隔，他们以为6月份爆发的朝鲜战争威胁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牵制了人民解放军，使解放军不可能在冬季即将到来时发起进攻，因此他们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坚持闹分裂、搞“独立”的反动立场，顽固地拒绝和谈。他们反而继续调兵遣将，幻想依靠武力可以阻档住解放军的前进。到9月底，集中在昌都地区的藏军（包括僧兵、“民兵”）已增至7500余人。英国人福特、贝卡、印度人沙诺多吉、沙诺朋措等人已混入藏军，为藏军出谋划策或帮助架设电台，掌握电讯联络工作。达扎等人的种种作为，使得一场中央政府曾竭力避免的战斗变得无法避免。
　　从10月6日起，第18军以大约5个团的兵力，按预定计划，强行渡过湍急的金沙江，迅速从南、北两面包围昌都藏军。北线解放军又分三路，右路154团自邓柯渡江，与从玉树出发的青海骑兵支队经囊谦、类乌齐直插恩达，切断昌都藏军西逃的退路；中路52师指挥部和155团、156团、炮兵营自邓柯渡江后南下，经生达直取昌都；左路侦察营、工兵营由岗托渡江西进，从正面向昌都实行佯攻。南线157团自巴塘渡江，直指宁静，从南面堵住昌都藏军的退路。云南军区126团和125团一部从迪庆出发攻占碧土、盐井，又向左贡方向前进。在解放军在前进途中，藏军代本牟霞、普隆巴·扎巴次仁等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同他们战斗二十余次，击溃了藏军的抵抗。12日，第9代本德格色·格桑旺堆在宁静宣告率部起义。18日解放军逼近昌都时，昌都城中一片混乱，原来就反对同解放军打仗、竭力主张和谈的阿沛·阿旺晋美率总管府40余名僧俗官员以及卫队100多人，撤离昌都城，噶伦拉鲁招募来的地方民兵则在城中乘机抢劫。阿沛在发现退路已被解放军截断后，移住昌都西南之竹各寺，并立即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联系。19日，解放军和平进入昌都城，受到昌都寺僧人和城内居民的欢迎，该城宣告解放。21日，已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的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第三、八、十代本2700多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昌都地区获得解放。被达扎等人部署在该地区的藏军，除第9代本起义后被编入解放军序列，已成为解放军的一支队伍外，其余5700人大部被俘，由英美等国援助他们的大批枪、炮、弹药以及电台等军用物资，全被解放军缴获。混入藏军的4名英、印籍人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对放下武器人员，人民解放军按照特别优待办法一一作了妥善处理。对被俘的藏军连以下人员发给路费、马匹、口粮遣返回家，属西藏的官员、头人，仍可照旧担任原来职务，并发还其私人自卫枪支。至此，昌都地区遂又恢复了和平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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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其梅率18军前方指挥所于24日抵昌都，在举行祝捷胜利大会时，他带头列队迎接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返回昌都，并让他们仍住在原昌都总管府，优礼相待。此后双方间的关系，逐渐亲密，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亦逐渐得到了阿沛等人的更深理解和热情拥护。11月5日，由阿沛等40余名僧俗官员签名的写给dl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信，由专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萨。信中以他们的见闻和亲身感受，恳切陈词，再次力劝拉萨当局速派代表与中央和谈。11月10日，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所颁《布告》的形式，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在解放军开始横渡金沙江时，党中央还作出了再从西北组建一支队伍大体沿今青藏公路线配合18军向拉萨、日喀则挺进，并协同班禅堪厅返藏的部署。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吸收范明列席，就此作了专门研究。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即于次年4月和7月先后成立了由范明领导的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和第18军独立支队。12月27日，兼任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的王其梅和副书记惠毅然、平措旺阶等，在昌都召集本地区上层人士百余人开会，讨论成立解放委员会问题。经过5天的酝酿、协商，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一致选举王其梅为主任，在进军和解放昌都时作出贡献或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昌都寺大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寺大活佛罗登协饶、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女）、德格色·格桑旺堆、平措旺阶、帮达多吉、惠毅然等人被选为副主任。该委员会是在中共领导下联合当地上层人士建立的、带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直接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政务院的领导。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后，除负责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外，其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继续支援解放军向西藏的腹地和边境进军。因此，由阿沛副主任牵头，该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的签名运动。于是，一份由更多人签名的吁请拉萨当局响应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立即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呼吁书，又派专人送往拉萨去了。在昌都解放之际，已进驻阿里的英雄先遣连，将噶尔本向该连提出的“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等意见，经王震将军报告了毛泽东。12月30日毛泽东亲自复信。信中写道：“我们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布告中说得很详细，现在己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予你们。希望你们用种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抄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布告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并明确表示，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犯老百姓。”毛主席的复信经解放军转告噶尔本后，使他受到很大鼓励。次年春，他也给拉萨当局去信，历数解放军的种种好处以及他同解放军“相处很好”的情景，力促拉萨当局同中央和谈。
　　昌都的解放，首先使想保持英国留下来的在西藏的殖民主义利益的印度政府感到“惊异和遗憾”。印度外交部1950年10月21、28和11月1日连续三次向我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公然说什么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派解放军进驻昌都是“侵入西藏”，是“可悲叹的”，还说什么中国的行动“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形势”，已经影响了中印间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利益”，并会严重影响中国参加联合国组织。还提出印度派驻在西藏的商业代表、武装卫队以及印度在西藏设立的邮政和电讯机关要继续存在下去。10月30日和11月16日，我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政府在当年8月26日致我国政府的照会中已经承认西藏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却又“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十分惊异”。“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这“正是维护中国独立、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世界拖向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步骤。”并强调指出：“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行威胁，以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而已。”
　　继印度之后，英、美帝国主义者也对我国进行指责和威胁。10月31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撒谎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能从历史上找到理由。”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竟蛮横无理地诬蔑我解放昌都是“侵略”是“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11月14日，英国路透社还说，英国完全支持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假借“西藏民众会议”名义于11月7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所谓对中国的“控诉”。11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竟要求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同一天，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的驻美大使卡斯特罗就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个要求“干预”西藏问题的提案。国民党中央社当天发出的一则消息指出：这一提案实际上“是出于美国的主张”。针对英美等国的威胁，《人民日报》于11月22日发表了《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严正指出：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在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以便于把西藏变作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者今天在远东的一切侵略步骤，包括它对朝鲜的武装侵略和对越南的干涉，实际上都是为了在军事上包围中国，以作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准备。美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以后，现在又妄图用种种阴谋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但是一切这些无耻的罪恶行为，除了更加坚定中国人民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以外，决不会有别的任何结果。”不仅如此，与人民解放军进驻昌都同时，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向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叫嚣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以前占领全朝鲜的美帝国主义者开战。由于新中国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坚定立场以及世界上对新中国友好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11月24日，萨尔瓦多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提案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后，达扎等人的依靠武力可以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幻想迅速破灭，拉萨僧俗上层一片惊惶。从10月25日起，在罗布林卡召开了好几次有噶伦、基巧堪布、仲译钦波、孜本以及三大寺堪布等僧俗官员参加的“西藏全区大会”，研究昌都战败后的形势，商议对策。一些人叫嚷要血战到底，但是又提不出任何能够战胜的方略。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庆和三大寺的堪布们认为“和”是上策，应派代表与中央谈判，他们说昌都失守的原因就在于派往北京的代表至今仍滞留印度，提出要追究他们未能去北京谈判的原因。最后会议只好用求神问卜的办法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把乃穷和噶东两位降神师请至罗布林卡dl喇嘛的卧室中降神，他们都匍匐于dl喇嘛座前，转达护法神的谕旨说只有dl佛亲自掌权才能消除灾难，维持政教昌隆。噶厦即以所谓“神意”，于11月17日举行了当时仅16岁的第十四世dl喇嘛亲政的仪式，让他接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昏庸老朽的达扎活佛便无可奈何地辞去了摄政职位，不久病死。
　　到11月底，阿沛·阿旺晋美等40余名僧俗官员联名以及阿沛以他个人名义写给dl等人的信，由金中·坚赞平措和嘎准桑林巴二人由昌都送到了拉萨，信中说：为举行和谈、解放军在昌都待命，暂时停止向拉萨开进，“如汉藏和谈不能很快进行，解放军向卫藏进军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在拉萨也盛传解放军正从青海玉树和新疆南部向前后藏涌来，于是，噶厦和一些贵族上层纷纷忙着将贵重财物转移到国外去，并准备把刚刚“亲政”的dl喇嘛带到国外去。噶厦给滞留印度的夏格巴·旺秋德丹发电报，令其在噶伦堡为dl喇嘛选择住地，准备好住房。夏格巴复电说：美英等国许诺予以协助，印度政府答应派兵在中印边境接应，瞩咐噶厦在dl喇嘛出境前多加小心。如被解放军包围，美国将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希望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停机坪。为此，噶厦曾派人在布达拉宫后面的次松塘空旷地上撒白土，以作为飞机降落的标志。为预防解放军突然到来，使他们挟持dl喇嘛外逃的行动受阻，他们派朵喀·彭措绕杰和夏格巴·洛桑顿珠率第16代本去藏北加强那里的“防务”，派南木林·班觉晋美等人到后藏侦察，派300名藏军赴江孜作前卫，派仲译钦波土丹旦达等作为先遣人员，向亚东方向探路，预备好dl喇嘛等人外逃途中的食宿。12月19日（藏历11月11日），他们再次召开官员大会，宜布将原西藏地方政府一分为二。由dl喇嘛任命大堪布本珠仓·格桑扎西和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堪穷土登绕央和台吉香卡娃·居美多吉为代理噶伦。让他们留在拉萨主持政务，组成“拉萨噶厦”。dl喇嘛本人则率噶伦然巴、索康和四大仲译钦波、三个孜本（包括已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30余名官员“外出”。当天晚上，dl喇嘛等人即改着普通人的行装，在一些武装人员的护卫下，离开拉萨，向亚东方向出逃，遥控“拉萨噶厦”待机行事。
　　12月27日，在dl喇嘛等人即将抵达亚东时，拉萨噶厦以dl喇嘛的名义，给王其梅和18军第52师师长吴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指拉萨）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接着拉萨噶厦派堪穷土登列门和第二代本（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去昌都，协同阿沛与解放军谈判。同时，另写了一份谈判的“五项条件”交给他俩，要求他俩和阿沛遵守。当时拉萨噶厦拟定的“五项条件”是：（1）西藏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英国只有点外交关系，同美国只有商业关系；（2）要归还旧时（指清朝和民国时期）“汉政府”占领的和解放军解放的地区；（3）如有外国入侵，再请“汉政府”协助；（4）请进入康区和阿里地区的解放军撤走；（5）今后请勿听信班禅和热振派的挑拨。从这“五项条件”不难看出，他们虽然派出了和谈代表，但和达扎等1949年11月决定派夏格巴，旺秋德丹等赴北京表示“独立”时的出发点一样，其亲帝分裂主义的实质，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dl喇嘛等人于1951年1月2日抵达亚东，组成“亚东噶厦”，并通过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帮助dl喇嘛移居印度。当时印度政府看到中朝军民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不愿意因为dl喇嘛的问题激怒中国政府，同时也担心dl喇嘛离开西藏后反而不利于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印度政府对噶厦的请求做了这样的回答：dl喇嘛如为了生命安全，准许其去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噶伦然巴、索康等将滞留印度的夏格巴等人及西藏驻印度商业代表召回亚东，多次开会研究美、英、印等国的对藏政策。结果认为美、英、印等国目前都难以向西藏提供新的军援，藏军继续与解放军对抗只有失败。而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西藏的现行制度和他们的地位、职权却可得到维持。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现在dl喇嘛不宜去印度，应当和中央谈判，至少表面上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1951年1月11日，亚东噶厦决定增派扎萨凯墨·索安旺堆和仲泽钦波土丹旦达为代表，去北京和谈。1月18日，亚东噶厦派噶伦索康等人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修补”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27日，索康等人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呈交了dl喇嘛和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袁大使的信。信中讲了dl喇嘛亲政的情况和西藏地方当局准备同中央和谈的愿望。29日，中央复电表示欢迎dl喇嘛派人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劝其不要离开西藏，以免妨碍和谈，丧失其原来的地位。并让袁大使代表毛主席致信dl喇嘛祝贺他亲政。dl喇嘛等人遂再以dl名义分别致信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西藏地方政府终于向与中央谈判的方向靠拢。
　　2月中旬，亚东噶厦和拉萨噶厦通过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代表团的名单，亚东噶厦还给五位代表颁发了盖有dl喇嘛印章的全权代表证书。证书正面注明了代表的姓名、身份等，背面写明了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愿意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等新的要求代表们在谈判中遵守的条件，还派dl喇嘛的姐夫彭措扎西担任代表团的翻译。3月8日，凯墨和土丹旦达和彭措扎西等动身去印度新德里，转经香港到北京。3月27日，阿沛等三位在昌都的代表及十二名随员即在平措旺阶、乐于泓等人陪同下离开昌都前往北京。途经重庆等地时，受到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等同志的热情接待。4月22日阿沛等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到火车站迎接。4月26日，凯墨和土丹旦达一行到达北京。4月28日，周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李济深副主席、陈云、黄炎培副总理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对他们来京和谈表示欢迎，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第18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为代表，将由他们四人与西藏代表谈判。此外，班禅大师是西藏公认的重要领袖人物，也有了解和协助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和谈工作的权利和责任，十世班禅大师一行，也在范明等人陪同下于4月底从青海到达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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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举行第一次会谈，主要是商定谈判的程序、步骤，确定以“十大政策”、《共同纲领》等文件为谈判基础，未讨论具体问题。“五·一”节阿沛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和班禅大师会面，并同时被毛泽东接见。5月2、7、10日举行第二、三、四次会谈时，双方就“十大政策”逐条发表意见。阿沛等人如实地向中央代表反映了拉萨当局曾提出的那个“五项条件”的内容，以及拉萨当局对解放军进藏的惑疑、顾虑，对“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条与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概不变更等条之间在文字上是否互相矛盾的问题，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疑问。当中央代表提出西藏要设立军政委员会、要恢复班禅大师的固有地位时，阿沛等也坦诚地提出，这两条是“十大政策”中所没有的，dl喇嘛事前也未授权他们同中央谈这两个问题，因此需要请示dl喇嘛和噶厦后才能表态。讨论中，李维汉等中央代表也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例如关于解放军进藏问题，李维汉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说明各民族只有平等地联合起来，共同建国，才是各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而且深刻地揭露了近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挑拨离间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分裂中国和奴役中国各民族的罪行，说明解放军进藏是为了保卫边防，制止外国的侵略，这不仅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由于国内外都公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在法理上也是不应成为问题的。并就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人数、物资供给等具体事项，提出了解决办法。阿沛等西藏代表认为这种全面而系统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论述有根有据，令人信服，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合情合理，切实可行，他们便断然地行使全权代表的权力，同意在协议上写进了这一条。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与现行的各种制度概不变更诸条之间，是否互相矛盾的问题，李维汉等中央代表作了详尽解释，简言之，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是要长期实行的；西藏的现行制度概不变更，是根据目前的情况写的，而且是指中央不强迫变更。如果西藏人民愿意变动，那由西藏方面自己去作，这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体现。经过这样解释后，西藏代表也欣然表示赞同了。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的问题，因西藏代表当时提出要请示dl和“亚东噶厦”，故休会数日，而改在会外交换意见。当中央代表指出三十年来班禅系统一直是爱国的，并说明其地位和职权是指第十三辈dl与第九辈班禅和好时的地位和职权后，西藏代表也表示同意了。此后不久，亚东也来电表示同意将班禅问题列入协议，因而更使西藏代表们感到放心了。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李维汉也就其性质、作用、职权和人选问题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问题到时候都还要同西藏地方政府商量解决。于是，这一条也被西藏代表接受了。经过双方仔细地切磋、斟酌，藏汉文本的协议条文在20日第六次会谈时就形成了。21日第七次会谈时，主要解决藏汉文表达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最后定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因有十七项条文，故今常被简称为“十七条协议”。
　　1951年5月23日，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由双方代表正式签字。举行签字仪式时，朱德、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都讲了话。2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他以喜悦的心情指出：“现在，dl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随后，《人民日报》公布《协议》全文，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协议的各项规定，并致电dl喇嘛，表示愿和dl喇嘛精诚团结，为彻底实现协议而努力。全国许多地方都为协议的签订举行了庆祝活动。
　　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前后藏的训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北局立即作了部署。6月2日，阿沛、土登列门一行离京返昌都；6月13日，张经武同凯墨、土丹旦达、桑颇等人一道，自北京启程，经香港、新加坡、印度，于7月14日抵达亚东的东嘎寺，向dl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信中肯定dl喇嘛亲政后派代表赴京和谈是正确的，希望他根据协议规定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前后藏。8月8日和17日，张经武和dl喇嘛一行先后从亚东返抵拉萨，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的身份，在拉萨大力开展以上层人士为主要对象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宣传协议精神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9月12日，阿沛、土登列门等经昌都返抵拉萨。9月24日至26日，噶厦召开有300多名各级僧俗官员参加的大会，由阿沛等五名赴京和谈的代表向大会报告签订协议经过及执行全权代表证书的详情，出示协议正本。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一份上报dl喇嘛的呈文，写道：“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dl喇嘛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于是，在当年10月24日，dl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对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在此前后，根据协议的规定和毛主席的训令，新疆军区派出的后续部队，于6月29日和8月3日经改则县扎麻芒布地方与“英雄先遣连”会合后开进阿里首府噶达克（今名噶尔昆沙）和普兰宗；9月9日，18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在王其梅的率领下，开进古城拉萨；10月1日，云南军区126团进驻察隅；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18军部分主力进驻拉萨，举行了入城式；11月底，18军之一部开进日喀则和江孜；12月1日，由范明率领的18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与18军主力会师。此后，18军又派出部队于次年1月和7月进驻山南隆子宗及亚东等边防要地。
　　随着进军西藏任务的完成，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宣告成立，以张国华为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喀·彭措绕杰、昌炳桂为第一、二、三副司令员，谭冠三和范明、王其梅为正副政委。3月7日，成立了以张经武为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地区的党组织由西藏工委领导。4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抵达拉萨，在同dl喇嘛会见后于6月23日到达日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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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复杂。中共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工作，一直贯彻了“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中央政府从西藏社会的实际和上层统治集团的状况出发，在十七条协议中充分照顾到西藏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因而协议得到了西藏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有一些顽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的亲帝分子还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协议的执行，狂妄地提出要修改十七条协议，无理地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所以西藏和平解放后激烈的斗争仍然一直持续不断。
　　1951年11月间，在司曹（代理摄政）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暗中支持下，由一些色拉寺的僧人纠集社会上的一些无业游民和地痞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人民会议”的组织。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这个组织一再变换手法，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1952年3月11日，该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组织上街游行，呼喊“zd”、“解放军撤出西藏”等口号，造成拉萨市内秩序混乱。鲁康哇和洛桑扎西对这份“请愿书”表示完全同意，让噶厦接下这份“请愿书”，并称这次请愿是“西藏史无前例的创举”。31日，噶厦派秘书把“请愿书”送到中央代表的住所，第二天他们又纠集2000多人，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所和外事处、人民银行，呼喊口号，肆意挑衅，还有的反动分子向阿沛·阿旺晋美的住所开枪，鲁康哇和洛桑扎西还将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私自调来拉萨，以策应骚乱。面对“人民会议”分子制造的骚乱，张经武三次致函dl喇嘛，要求他出面取缔“人民会议”这一反动组织，命令噶厦维持拉萨的社会秩序。4月8日，张经武在拉萨市区持续骚乱的情况下，仅带几名随员冒着生命危险登上布达拉宫去会见dl喇嘛，要求dl喇嘛解散“人民会议”，撤销鲁康哇、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经过严正交涉和大量的工作，到4月27日，dl喇嘛终于下令撤销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司曹的职务，接着，噶厦将“人民会议”的骨干分子嘉央达哇等抓捕审判。5月1日，西藏军区和噶厦分别发出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dl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在取得对司曹鲁康哇和洛桑扎西及“人民会议”的斗争的胜利后，中共中央在8月16日又指示西藏工委：“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dl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及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经过西藏工委的耐心细致的工作，逐步消除了dl和班禅两个集团之间的猜疑，并根据十七条协议的精神，由班禅堪布会议厅和噶厦的官员就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于1952年6月16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喇章谈判备忘录》，合理解决了噶厦归还原属班禅的辖地及有关的问题。1954年，dl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参与讨论和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这次会议上，dl喇嘛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在稍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dl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京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了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团结起来，和进藏的汉族干部团结起来，搞好西藏的工作。在会议之前后，dl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还到内地一些省区参观访问。
　　西藏工委还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1953年初，经张经武和dl喇嘛商定批准，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该会除团结藏族青年开展政治文化学习、演出歌舞节目外，还组织西藏各地的青年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学习。接着日喀则、江孜、昌都、阿里等地也成立了爱国青年联谊会。1956年9月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成立时，全区有会员6000多人。另外，在1954年还先后成立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和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青年文化联谊会和妇女联谊会在广泛联系上层人士的家属子女，并通过他们影响西藏上层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52年8月dl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派出第一个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致敬献旗并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以后，到1957年西藏共组织了13批1000多人到内地参观，参加人员有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宗教界人士、工商界代表、青年妇女代表等。他们在内地参观回到西藏后，用自己的见闻向各界广泛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藏族青少年包括不少贵族的子女到内地的学校去学习。
　　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藏族民工的支援下，加紧修筑从雅安到拉萨的康藏公路和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两路的修筑共投入军工民工十一万多人，在极其艰难的四年多的筑路工程中，先后有3000多人为此牺牲。1954年12月，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全线修通，在拉萨市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毛泽东主席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由于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通车，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的补给供应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进藏部队在西藏站稳了脚根，对巩固西南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在拉萨成立，在外交部的领导下，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务。由于新中国成立时已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印度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各种特权和尼泊尔凭借过去的条约在西藏享有的一些特权，已没有延续的合法依据。1952年6月，周恩来总理针对印度政府的来文中多次提出印度在西藏的“权益”问题，提议将印度在拉萨的代表处改为总领事馆，为了对等，中国在印度的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印度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接着，中印两国政府的代表团从1953年底开始，经过4个月的谈判，于1954年4月9日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规定了中印两国政府互设商务代理处、互设贸易市场以及两国香客朝圣事宜的有关办法。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3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中国政府同意印度政府在亚东、江孜、噶大克3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不享受治外法权。双方又互换照会，规定印度在六个月内全部撤走印度驻在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政府在西藏地方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及12个驿站等折价交给中国。1956年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尼泊尔将其驻拉萨的代表处改为总领事馆，将其驻扎在西藏拉萨和其他地点的武装部队撤退。
　　经过几年的努力，西藏出现了比较平静和团结稳定的局面。dl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参加**期间，1954年9月毛主席在接见他们时提出，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要建立军政委员会，但是现在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都已撤销，因此西藏没有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必要，可以考虑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dl喇嘛和班禅大师都同意毛主席的这一提议。当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政府等4个方面的代表组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就筹备委员会的性质任务、人员组成、下设机构、财政问题等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协商，提出了草案。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据我国宪法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决定dl喇嘛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dl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筹备和斗争，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到拉萨向西藏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在成立大会上dl喇嘛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51名委员组成，其中藏族委员48人，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主任委员dl喇嘛。在23日的会议上dl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向全体委员做了工作报告，24日张国华做了工作报告，5月1日的会议上班禅额尔德尼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张国华的报告中指出，西藏和平解放六年来，人民政府共发放138万元低息或无息农牧业手工业贷款、170万元的无偿农具，已建立小学31所，学生2000多人，办起卫生院（所）18个，全区培养藏族干部1600多名。5月2日，拉萨僧俗各界3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但是围绕“分裂和反分裂”以及“民主改革”的问题，激烈的斗争一直在延续。在准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期间，已被取缔的西藏“人民会议”的一些成员又在噶厦中的一些人的支持下继续活动。1955年5月dl喇嘛从北京返回西藏的途中，“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等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向dl喇嘛递交“请愿书”，要求dl喇嘛领头搞“zd”。在这同时，dl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噶伦索康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分别在里塘、甘孜等地召集当地的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人，鼓动他们反对民主改革，反对共产党，发动武装叛乱。甚至表示噶厦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支援。6月29日dl喇嘛回到拉萨，阿乐群则等又赶到拉萨，向dl喇嘛呈送“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地位。9月国务院公布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后，阿乐群则等人又以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中共西藏工委递交所谓“前后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公开提出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在社会上造成混乱。1956年2月拉萨的传召大法会期间，他们散发大批传单，叫嚷“zd”，要解放军撤出西藏，不久紧邻西藏的四川甘孜地区就发生少数反动头人反对改革的武装叛乱。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向dl喇嘛和噶厦指出，阿乐群则等人的意见书是反对dl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反对国务院的决定，要求噶厦对此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在西藏工委多次要求下，噶厦被迫宣布阿乐群则等人的“人民代表”是非法的，并将阿乐群则逮捕，关进狱中。但是噶厦的这个行动是做给工委看的，阿乐群则在狱中受到优待，不久就被放出来，在1956年9月逃往印度噶伦堡，与嘉洛顿珠、鲁康哇、夏格巴等人一起，进行反对祖国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他们成立政治组织，办报纸鼓吹“zd”，还选派人员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去接受特别训练，为后来在西藏组织武装叛乱做准备。
　　由于西藏相邻各省的民族地区正在进行改革的消息不断传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会议上，民主改革成为西藏各阶层普遍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dl喇嘛、班禅大师、张国华的报告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中都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指出，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规定了的，西藏的民主改革要根据西藏工作的进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由西藏民族的领袖和广大人民自己决定，改革的方法也要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协商的办法。但是在会议之后，一些反对改革的上层还是策划武装叛乱，企图用无力来阻止民主改革的到来。dl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就和四川里塘、甘孜的叛乱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他们迅速扩大武装，并把叛乱之火烧到西藏来。1956年7月，昌都江达县的大头人齐美公布（当时任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在拉萨参加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后，回到江达就伙同江东的德格土司和管家上山叛乱。11月，昌都宁静地方也发生大头人普巴本为首的叛乱。叛乱分子骚扰百姓，抢劫公路道班，破坏交通设施，伏击解放军的汽车队，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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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11月应印度政府的邀请dl喇嘛和班禅大师从日喀则出发，到锡金甘托克乘飞机去印度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般2500年的纪念活动。dl喇嘛一到新德里就被嘉洛顿珠、夏格巴等人包围，dl喇嘛的大哥诺尔布也从美国赶来劝说，他们要求dl喇嘛留在印度领导“zd运动”或者从印度去美国。dl喇嘛在他们的鼓动下思想动摇，对参加纪念活动后是否返回西藏犹豫不决，提出要经过噶伦堡、亚东返回拉萨。此时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周总理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指出有一些人在印度对中国西藏进行颠覆活动，要求印度政府予以注意。如果外来的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总理还在一个月内和dl喇嘛三次谈话，重申中央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搞改革的决定，也就是六年之内不搞改革，六年之后是不是改革，仍然由dl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来决定。现在西藏主要是搞好建设，发展经济，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周总理还对dl喇嘛说：“你之所以有这麽大的名望，又被别人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如果你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民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周总理还宴请dl喇嘛的亲属，对他们做工作，当面批评dl喇嘛的两个哥哥搞“zd”的错误，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经过周总理的耐心说服，虽然dl喇嘛及其主要随行官员还是去了噶伦堡，还是在1957年2月15日回到亚东，4月1日回到拉萨。
　　1957年5月20日，从金沙江以东流窜到拉萨的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分子在噶厦的默许下，在拉萨建立了一个名叫“四水六岗”的叛乱组织，。7月，“四水六岗”向dl喇嘛献“金宝座”，dl喇嘛给到场的甘青川滇各地的叛乱分子的代表500人挂了哈达。1958年3月，“四水六岗”、三大寺、藏军的代表聚集在恩珠仓在拉萨的住宅，策划组织更大规模的叛乱。6月，恩珠仓带着空投特务和电台到山南哲古宗建立叛乱武装根据地，7月间在山南宣布成立“卫教军”，叛乱活动迅速蔓延到西藏大部分地区。8月，恩珠仓率叛乱分子近千人窜到后藏南木林，取走噶厦存放在甘丹青柯寺的藏军的武器装备，扩大叛乱武装。10月，叛乱分子700多人围攻中共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经过激烈战斗后被击退。藏军各代本的连、营长在罗布林卡开会，决定允许藏军去参加叛乱武装，此后就有成股的藏军官兵携枪参加叛乱。叛乱分子袭击解放军的车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央的提醒和劝导下，1958年11月2日，dl喇嘛召集噶厦的全体噶伦、三大寺的堪布、藏军司令、侍从堪布等人开会，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全体官员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但是少数反动分子却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中央不敢平叛，解放军兵力不足，解放军在西藏难以坚持。在11月5日噶厦的全体官员会议上，噶厦的官员们名义上讨论如何平息叛乱，实际上却在讨论如何支持和掀起更大的叛乱，并决定“dl喇嘛不宜去北京参加第二届**。”紧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山南的叛乱武装空投和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支持叛乱。12月，山南叛乱武装在贡噶、扎囊两次伏击解放军车队，每次都造成解放军官兵数十人阵亡。1959年1月，恩珠仓为首的叛乱分子2000人再次围攻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激战70多天，直到拉萨市的叛乱平定后才解围。同时，在拉萨地区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叛乱武装分子，准备在拉萨制造大规模的叛乱。在武装叛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工委多次要求噶厦官员认真负起维护地方安宁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平息叛乱。但是噶厦中的反动势力始终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纵容和支持武装叛乱。最后终于造成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
　　1959年2月7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藏历除夕驱鬼仪式上，dl喇嘛向应邀前来参观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和工委秘书长郭锡兰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从内地回来，有不少新节目，想看军区文工团的表演。邓少东和郭锡兰当即表示同意，并请dl喇嘛确定时间。dl喇嘛说最近要举行传召法会，他要在法会上考格西学位，所以演出要安排在那以后，在军区的礼堂观看。邓少东当天就把dl喇嘛的这个意愿告诉了索康等噶伦和dl喇嘛的副官长帕拉。但是在传召法会期间反动分子就支使藏军无故逮捕青藏公路拉萨办事处的两名汉族工人，制造“汉人要行刺dl喇嘛，凶手当场抓获”的谣言，搅乱人心。此事被揭穿后，他们又造谣说贸易公司楼上架有机枪，对准大昭寺讲经台，所以dl喇嘛取消藏历正月十五的讲经（实际是dl喇嘛因身体困倦而取消）。反动分子还散发传单，反对十七条协议，叫嚣“zd”，为叛乱做舆论准备。3月1日，西藏工委统战部负责人到罗布林卡请dl喇嘛确定看文工团演出的时间和地点，dl喇嘛说大体确定在藏历2月初1、初2、初3（公历3月10、11、12日），并让统战部负责人与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直接联系。经过联系，统战部和噶章洛桑仁增商定3月10日下午3点dl喇嘛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
　　就在这时，噶厦中的多数噶伦和反动分子却利用dl喇嘛看演出这件事，加紧进行武装叛乱和让dl喇嘛出走的阴谋活动。3月9日晚，拉萨米本（拉萨市长）洛卡哇泽旺仁增根据噶厦的指示，煽动拉萨市民说：“dl喇嘛要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毒死dl喇嘛，因此每家要出一个人到罗布林卡去请愿，请求dl喇嘛不要去军区。”在拉萨市民中造成极大混乱。3月10日早晨，2000多拉萨市民和数百康区叛乱分子拥到罗布林卡，阻止dl喇嘛去军区看戏，叛乱分子还不准商店营业，要大家都到罗布林卡去。12时，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门口砸坏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的汽车，打伤桑颇才旺仁增。接着又将前往罗布林卡的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打死，并将尸体拖到拉萨市中心游街。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和噶厦的多数噶伦在罗布林卡召开“人民会议”，决定同中央决裂，公开进行“zd运动”。会议决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雪苦巴、噶章洛桑仁增等负责指挥叛乱活动，任命噶伦拉鲁策旺多吉为叛乱武装总司令。对于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藏族官员，会议不许再去办公，并要他们向“zd国”自首悔过。还决定抽调色拉寺、哲蚌寺僧人武装进驻罗布林卡担任dl喇嘛的警卫。会议以后，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市张贴布告，宣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并派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声明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今天已经正式开始“独立运动”，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当天晚上，三大寺的数千武装僧人进入拉萨，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分散在拉萨附近的武装叛乱分子也向拉萨市区聚集。噶厦还派人打开军械库，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叛乱分子。叛乱分子还通过印度总领事馆给噶伦堡的夏格巴发密电，要夏格巴向世界宣布“zd国”已经成立，还要他向印度政府、联合国报告，要他们派代表到西藏观察了解形势。
　　为了继续对dl喇嘛进行争取工作，当时代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职务的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先后三次写信给dl喇嘛，对dl喇嘛受叛乱分子控制的处境表示体谅，欢迎dl喇嘛所做的愿意来军区的表示，指出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持祖国的统一和团结。dl喇嘛在给谭冠三的三封信中表示，反动分子正在借口保护他的安全而正在进行着危害他的活动，对此他正设法平息，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他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但是到3月17日夜间，在索康、柳霞、夏苏等三位噶伦和帕拉、赤江等人的安排下，dl喇嘛及其家属、随从、护卫等60多人化装逃离罗布林卡，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连夜逃往山南。由于毛泽东主席在3月12日就指示西藏军区，“如果dl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所以dl喇嘛一行长达两个星期的逃跑途中，没有受到解放军的追赶和阻截。dl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以为就此可以放手对在拉萨的解放军和党政机关发动进攻，一举把赶出拉萨。到3月19日，集中在拉萨的叛乱武装达到7000人，配备有大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占据了布达拉宫、药王山、罗布林卡和拉萨市内的各个坚固建筑，对西藏军区、西藏工委形成包围的态势。在叛乱分子自认为做好了充分准备后，于3月20日凌晨3时40分对市内各个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到上午10点，西藏军区决定动用在拉萨的不到两个团的机动兵力，在炮兵的支持下对叛乱武装发起反击。到当天下午6点，解放军攻占叛乱分子重兵防守的药王山，切断罗布林卡和拉萨市内叛乱武装的联系。随后部队在炮兵支援下分兵多路合击罗布林卡，经过短促的激战，摧毁了叛乱武装的指挥中心，随后部队转移到合围市区的战斗，只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到21日上午攻占了除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以外的叛乱武装的所有据点。22日凌晨，盘据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叛乱分子也举起白旗投降，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平息。两天的战斗中共歼灭叛乱武装5300多人，击毙545名，击伤、俘虏4800多名。反动分子想一举赶走解放军的美梦彻底破灭，但是他们仍然不死心，3月26日dl喇嘛一行逃到山南隆子县，就由噶伦索康代表dl喇嘛在山南地区的领主头人和叛乱分子参加的大会上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以隆子宗为“临时首都”，并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宣称西藏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国”。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宣布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dl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叛乱分子索康、柳霞、夏苏等十八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别给予惩处。31日，dl喇嘛一行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占区，通过印度的一个哨所向印度政府请求“政治避难”。1964年12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撤销dl喇嘛丹增嘉措职务的决定》，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驻藏人民解放军部队遵照中央的命令，在西藏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到1961年10月以前肃清了西藏全区的残余叛乱分子，平息叛乱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区人民进行了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把封建领主占有的土地和牲畜等分配给农牧民，变生产资料的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上层僧侣和封建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同时，在中央领导下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占有的多余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
　　1965年6月28日，西藏工委向中央报告，预定在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西藏自治区。8月2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批准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报告。中央决定中共西藏工委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8月30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向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工作报告，从而胜利完成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历史任务。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历史召开，西藏自治区宣布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本来要到拉萨参加庆祝大会，到了成都后因故未能成行。由中央代表团团长谢富治在大会上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张国华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做报告，总结了党在西藏15年来的工作。阿沛·阿旺晋美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9月8日，大会选举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等当选副主席，37人当选为委员。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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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5月23日）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的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获得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dl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dl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dl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李维汉（签字盖章）
　　代表：张经武（签字盖章）
　　　　　张国华（签字盖章）
　　　　　孙志远（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签字盖章）
　　代表：凯墨·索安旺堆（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盖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载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